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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是我国古典小说的两座高峰。其作者蒲松龄和吴敬梓都是科举制中的失败者，屡试不第的共同经历使他们对科举制的弊端有了深刻的理解，这些在其作品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然而，由于人生经历和个人心理状态的差异，这两部作品在思想内容和批判深度等方面有很大的区别，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深究。
关键词 科举 聊斋志异 儒林外史
绵延了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科举制是我国对世界文化的独特贡献，科举制度体现了一系列理念的创新，它公平为核心 ， 面向社会上的每个读书人（少数优伶、皂役等‘贱民’除外） ， 确保每一位知识分子都有进入统治阶层的机会。在这样的一个良性的循环社会中，广大寒门士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飞黄腾达的梦想有机会成为现实，这为统治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
尽管蒲松龄和吴敬梓的作品对科举制的态度有所不同，但《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都涉及了两个最基本的方面：肯定科举制对士子实现人生理想、改变个人命运的重大促进作用，揭露和批判科举制走向极端后对知识分子心灵的束缚和异化。相对于封建社会早期的恩荫和九品中正制，“科举以才学为选拔标准 ， 寒 门俊秀借此跃居权利 中心 ， 正是科举的上升性指向激发了整个社会的向学热情 ， 这一理念显然优于血缘、道德和 门资。”豍因此，《聊斋志异》中的书生们无一例外地怀有登科高中的理想，头悬梁锥刺股，三更灯火五更鸡，“日希进取，遭大饥而饿体肤，业不敢荒；鬻沃田而备囊装，志亦良苦”。豎《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后，当地的官员乡绅没有一个不对范进另眼相看，争相赠送他田产财物等，范进由一个穷酸书生一跃成为当地大名鼎鼎的人物，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科场的成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科举制在封建社会里具有一考定终身的巨大作用，因此它被文人奉为圭臬，在知识分子心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对科举制的顶礼膜拜又极易转化为对自身自主性的束缚，进而造成士子心灵和人格的双重扭曲。《儒林外史》匡超人，一开始是一个勤奋上进的好学生和孝子，为了求取功名，却渐渐沦为了沽名钓誉的仕子，一个在科举体制下投机钻营的不折不扣的小人。
一、深层心理状态不同：汲汲者的痛苦追寻与超越者的洒脱
“科举……是整个社会对读书人个体生命价值认同的唯一形式。在科举时代，衡量文人的价值标准只在科举是否成功。”豏《儒林外史》里的鲁修的话就代表了当时的这种社会氛围：“八股文章若做得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就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什么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
蒲松龄出身于没落的书香门第，19岁童子试中他在县、府、道乡试中接连考中第一名。曾经的辉煌经历经历使他更加踌躇满志，然而事与愿违，蒲松龄的仕途在此定格不前，70多岁的蒲松龄依然是个秀才。少年得志的特殊经历使他对自己的才学和科举制度毫不怀疑。他在屡战屡败的打击下依然毫不气馁，至七十二岁高龄还不惜顶风冒雪到青州去参加岁贡考试。这绝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富贵利禄，更是为了在科举体制下的主流社会寻找认同感和自身价值。同样是屡试不第，吴敬梓名落孙山后的心理状态和蒲松龄有天壤之别。吴敬梓出身于地方的世家大族，显赫的官宦生活使他清楚地认识的官员的徇私舞弊、纨绔子弟的不学无术、儒林士子的追名逐利，在多次科考失意后，吴敬梓毅然决然地同功名利禄划清了界限，走上了从心所欲的隐居之路。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结合自身的经历塑造了杜少卿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杜少卿科举不第后离开了故乡，放弃了皇帝主持的采访天下儒修的考试。他对成为乡绅名士不屑一顾，与惶惶奔走于名利场的同时代读书人不同，杜少卿超越了世俗的功名利禄，遗世而独立。这样一位洒脱之士不仅反映了作者的心路历程，更是作者心目中理想人物的化身。
二、思想感情不同：屡试不第的宣泄与高屋建瓴的内省
由于对科举制和自身才学的深信，蒲松龄对科举制的批判主要着眼与乡试考官的昏庸无能，单一化、模式化的考官形象塑造带有强烈的主观的印记，使人觉得激愤有余而思想性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批判的力度。《聊斋》中像《司文郎》、《于去恶》这样一类抨击科举的篇章，正是因为缺乏这种思想深度和文化眼光，所以文章往往显得尖酸刻薄，而思想内涵和批判力度都不够深刻。《聊斋志异》中令作者耿耿于怀科场舞弊实际上并不如作者描绘的那样极端，“清代于科场考试 ，也如明代 ，防范极严 。其条例之密 ， 处罚之重 ，较之前代 ，犹且过之……每次试官 、考生因株连而骈诛 、流放 、罢废者 ，累累相望”。豐
“一个伟大的作家要创作出超越时代的作品，不仅要有个人的孤愤，更需要那种战胜时代、战胜自我的思想深度和文化眼光。”豑吴敬梓在康乾盛世的鼎时期敏锐地意识到作为社会基础的道德原则正在塌陷，作为社会统治基础的精英阶层儒林不再是沟通统治者与下层民众的桥梁，而是沦为了求取功名利禄的蝇营狗苟之徒，帝国的大厦在科举制的异化下变得摇摇欲坠。可以说，吴敬梓对儒林的书写已经超越了个人利害的层面，与他笔下的人物杜少卿一样，在一个长歌当哭的忧愤时代，他致力于寻求的不仅仅是现实生活中的栖身之地，“对吴敬梓和他笔下的文人角色来说，最终的问题是：生这样一个幻灭的时代，一个文人究竟应该怎样生活？”豒对于这个沉重的话题，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通过一个求索探寻的过程，《儒林外史》展示了弥足珍贵的反躬自省的品格，不断反省支撑其自身叙述的观念和价值。这样一种不断自我质疑和自我对抗的冲动有助于将它定义为一种新的白话小说，而且也的确标志着一种新的叙述思维模式。”豓
三、批判对象不同：腐朽堕落的封建官吏与人格扭曲的儒林阶层
《聊斋志异》中，蒲松龄对科举制的批判主要集中体现在了贪污腐败、有眼无珠的考官上。《聊斋志异》中考官形象具有类型化、简单化的特征。如《考司郎》中作者盲借和尚之口暗示了考官作的文章不但毫无才气令人作呕，而且有眼无珠，在评判试卷时毫无眼光可言。《儒林外史》对科举富有批判精神主要体现在对科举制下士子阶层心理状态的深刻反思。例如周进考到 60 多岁还没考上秀才，看到了省城贡院的号板，便哭天抢地，痛不欲生，丑态百出。同行的商人凑足二百两银子为他捐了贡生，周进便磕头如捣蒜般信誓旦旦地要报答众人的恩情。老秀才范进在意料不到的中举后的竟然神智失常，疯疯癫癫，被岳父打了一个耳光后方神志清晰。家境殷实的乡绅严监生吝啬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地步……吴敬梓通过一系列的人物形象向读者展现了科举制度不仅培养出一大批投机取巧、恬不知耻的儒林小丑，更进一步造成一批士子人格的扭曲 、心态的卑琐 、精神的沦丧及自我价值的丧失，这相对于谩骂式的情感宣泄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超越。
由于真正地超越了一己之情、个人哀乐，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展现了深广的忧患意识和对科举制的深刻反思，这是《聊斋志异》单纯的漫画式讽刺难以可企及的。由于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吴敬梓在太平盛世里注定是一个异端，一个清醒的孤独者。
注释：
豍陈尚敏.儒林外史与科举 ：误解及其他.中国古代 小说 戏剧研 究丛刊[J].第六辑，2008：173-181.
豎盛伟.蒲松龄全集[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241.
豏豑]李时人著.中国古代小说与文化论集[M].中华书局，2013：261.
豐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M].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豒孙康宜.[美]宇文所安主编.刘倩等译，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1375-1949[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312.
豓[美]孙康宜. [美]宇文所安主编.刘倩等译.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1375-1949[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317.
关键词 科举 聊斋志异 儒林外史
绵延了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科举制是我国对世界文化的独特贡献，科举制度体现了一系列理念的创新，它公平为核心 ， 面向社会上的每个读书人（少数优伶、皂役等‘贱民’除外） ， 确保每一位知识分子都有进入统治阶层的机会。在这样的一个良性的循环社会中，广大寒门士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飞黄腾达的梦想有机会成为现实，这为统治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
尽管蒲松龄和吴敬梓的作品对科举制的态度有所不同，但《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都涉及了两个最基本的方面：肯定科举制对士子实现人生理想、改变个人命运的重大促进作用，揭露和批判科举制走向极端后对知识分子心灵的束缚和异化。相对于封建社会早期的恩荫和九品中正制，“科举以才学为选拔标准 ， 寒 门俊秀借此跃居权利 中心 ， 正是科举的上升性指向激发了整个社会的向学热情 ， 这一理念显然优于血缘、道德和 门资。”豍因此，《聊斋志异》中的书生们无一例外地怀有登科高中的理想，头悬梁锥刺股，三更灯火五更鸡，“日希进取，遭大饥而饿体肤，业不敢荒；鬻沃田而备囊装，志亦良苦”。豎《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后，当地的官员乡绅没有一个不对范进另眼相看，争相赠送他田产财物等，范进由一个穷酸书生一跃成为当地大名鼎鼎的人物，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科场的成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科举制在封建社会里具有一考定终身的巨大作用，因此它被文人奉为圭臬，在知识分子心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对科举制的顶礼膜拜又极易转化为对自身自主性的束缚，进而造成士子心灵和人格的双重扭曲。《儒林外史》匡超人，一开始是一个勤奋上进的好学生和孝子，为了求取功名，却渐渐沦为了沽名钓誉的仕子，一个在科举体制下投机钻营的不折不扣的小人。
一、深层心理状态不同：汲汲者的痛苦追寻与超越者的洒脱
“科举……是整个社会对读书人个体生命价值认同的唯一形式。在科举时代，衡量文人的价值标准只在科举是否成功。”豏《儒林外史》里的鲁修的话就代表了当时的这种社会氛围：“八股文章若做得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就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什么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
蒲松龄出身于没落的书香门第，19岁童子试中他在县、府、道乡试中接连考中第一名。曾经的辉煌经历经历使他更加踌躇满志，然而事与愿违，蒲松龄的仕途在此定格不前，70多岁的蒲松龄依然是个秀才。少年得志的特殊经历使他对自己的才学和科举制度毫不怀疑。他在屡战屡败的打击下依然毫不气馁，至七十二岁高龄还不惜顶风冒雪到青州去参加岁贡考试。这绝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富贵利禄，更是为了在科举体制下的主流社会寻找认同感和自身价值。同样是屡试不第，吴敬梓名落孙山后的心理状态和蒲松龄有天壤之别。吴敬梓出身于地方的世家大族，显赫的官宦生活使他清楚地认识的官员的徇私舞弊、纨绔子弟的不学无术、儒林士子的追名逐利，在多次科考失意后，吴敬梓毅然决然地同功名利禄划清了界限，走上了从心所欲的隐居之路。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结合自身的经历塑造了杜少卿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杜少卿科举不第后离开了故乡，放弃了皇帝主持的采访天下儒修的考试。他对成为乡绅名士不屑一顾，与惶惶奔走于名利场的同时代读书人不同，杜少卿超越了世俗的功名利禄，遗世而独立。这样一位洒脱之士不仅反映了作者的心路历程，更是作者心目中理想人物的化身。
二、思想感情不同：屡试不第的宣泄与高屋建瓴的内省
由于对科举制和自身才学的深信，蒲松龄对科举制的批判主要着眼与乡试考官的昏庸无能，单一化、模式化的考官形象塑造带有强烈的主观的印记，使人觉得激愤有余而思想性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批判的力度。《聊斋》中像《司文郎》、《于去恶》这样一类抨击科举的篇章，正是因为缺乏这种思想深度和文化眼光，所以文章往往显得尖酸刻薄，而思想内涵和批判力度都不够深刻。《聊斋志异》中令作者耿耿于怀科场舞弊实际上并不如作者描绘的那样极端，“清代于科场考试 ，也如明代 ，防范极严 。其条例之密 ， 处罚之重 ，较之前代 ，犹且过之……每次试官 、考生因株连而骈诛 、流放 、罢废者 ，累累相望”。豐
“一个伟大的作家要创作出超越时代的作品，不仅要有个人的孤愤，更需要那种战胜时代、战胜自我的思想深度和文化眼光。”豑吴敬梓在康乾盛世的鼎时期敏锐地意识到作为社会基础的道德原则正在塌陷，作为社会统治基础的精英阶层儒林不再是沟通统治者与下层民众的桥梁，而是沦为了求取功名利禄的蝇营狗苟之徒，帝国的大厦在科举制的异化下变得摇摇欲坠。可以说，吴敬梓对儒林的书写已经超越了个人利害的层面，与他笔下的人物杜少卿一样，在一个长歌当哭的忧愤时代，他致力于寻求的不仅仅是现实生活中的栖身之地，“对吴敬梓和他笔下的文人角色来说，最终的问题是：生这样一个幻灭的时代，一个文人究竟应该怎样生活？”豒对于这个沉重的话题，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通过一个求索探寻的过程，《儒林外史》展示了弥足珍贵的反躬自省的品格，不断反省支撑其自身叙述的观念和价值。这样一种不断自我质疑和自我对抗的冲动有助于将它定义为一种新的白话小说，而且也的确标志着一种新的叙述思维模式。”豓
三、批判对象不同：腐朽堕落的封建官吏与人格扭曲的儒林阶层
《聊斋志异》中，蒲松龄对科举制的批判主要集中体现在了贪污腐败、有眼无珠的考官上。《聊斋志异》中考官形象具有类型化、简单化的特征。如《考司郎》中作者盲借和尚之口暗示了考官作的文章不但毫无才气令人作呕，而且有眼无珠，在评判试卷时毫无眼光可言。《儒林外史》对科举富有批判精神主要体现在对科举制下士子阶层心理状态的深刻反思。例如周进考到 60 多岁还没考上秀才，看到了省城贡院的号板，便哭天抢地，痛不欲生，丑态百出。同行的商人凑足二百两银子为他捐了贡生，周进便磕头如捣蒜般信誓旦旦地要报答众人的恩情。老秀才范进在意料不到的中举后的竟然神智失常，疯疯癫癫，被岳父打了一个耳光后方神志清晰。家境殷实的乡绅严监生吝啬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地步……吴敬梓通过一系列的人物形象向读者展现了科举制度不仅培养出一大批投机取巧、恬不知耻的儒林小丑，更进一步造成一批士子人格的扭曲 、心态的卑琐 、精神的沦丧及自我价值的丧失，这相对于谩骂式的情感宣泄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超越。
由于真正地超越了一己之情、个人哀乐，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展现了深广的忧患意识和对科举制的深刻反思，这是《聊斋志异》单纯的漫画式讽刺难以可企及的。由于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吴敬梓在太平盛世里注定是一个异端，一个清醒的孤独者。
注释：
豍陈尚敏.儒林外史与科举 ：误解及其他.中国古代 小说 戏剧研 究丛刊[J].第六辑，2008：173-181.
豎盛伟.蒲松龄全集[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241.
豏豑]李时人著.中国古代小说与文化论集[M].中华书局，2013：261.
豐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M].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豒孙康宜.[美]宇文所安主编.刘倩等译，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1375-1949[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312.
豓[美]孙康宜. [美]宇文所安主编.刘倩等译.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1375-1949[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