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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一种新型政党制度。新型政党制度的自信之源主要 表现在理论、实践和价值三个层面，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恩格斯政党理论、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论述构成 理论层面的自信来源;近代中国政党制度探索的艰难、西方政党制度的弊端、新型政党制度的强大生命力构成实 践层面的自信来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提供坚强堡垒，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有效助益，为增强中国 的制度自信添砖加瓦，为世界政党制度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构成价值层面的自信来源。
关键词：新型政党制度;理论层面;实践层面;价值层面
序言
2018 年 3 月 14 日，习近平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总结概括为“新型政党制度”，突出体现其在利益代表维度、功能维度和效果维度上的“新”之所在。新型政党制度是扎根于中国、成长于中国、 形成于中国，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特点的政党制度，坚定 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自信是坚持发展和完善该制度的应 有之举。
一、理论层面：新型政党制度具有丰富的内涵释义
（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新型政党制度提供智慧 基因
新型政党制度既不是无源之水，也不是无本之木，它 是根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彰显独特中国风格的政党 制度。正如习近平指出新型政党制度，“不仅符合当代 中国实际，而且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 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 大贡献。”[1]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治国理念契合于新型政党 制度的初心使命。它强调“民”是国家的“本”，只有巩 固“本”，国家才能“宁”，也就是说，国家的根基是人民， 只有抓住了人民这一关键因素，国家方可获得更好的发 展。这一传统思想中的治国理念体现的人民性，与新型 政党制度的人民性具有高度契合性。众所周知，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 使命。那么，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的新型政党制度，自然 秉持以人民利益为首要的初心使命。新型政党制度要做 到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为人民服务，始终将人民放 在心尖上，正是因为这一政党制度抓住了人民性，才得以 生机勃勃，历久弥新。“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处世理念渗透于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行方式。它是指君子在与他人交往的状态是和谐的，并不轻易苟同他人的看法。
“兼容并蓄”则主要是指可以将不同内容吸收并保存下来。新型政党制度所强调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就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的精神，对涉及国家、社 会发展的重大关切进行协商，协商的过程，就是充分发表 意见、提出建议的过程;合作的过程即在充分表达意见的 前提下，对其进行有效的整合。新型政党制度下，执政党 与参政党协商合作的过程充分体现出了“和而不同”“兼 容并蓄”的精神内涵，此种精神内涵并不是主张绝对消 除差异，而是尊重差异，共产党员坚持对党外人士实行 民主合作的原则，充分倾听党外声音，达到兼听则明的效 果。正是在优秀传统理念的影响下，逐渐形成具有中国 特色智慧、中国特色优势的政党制度。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为坚持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自信提供深远而持久的智 慧基因。
（二）马克思恩格斯政党理论为新型政党制度提供 思想借鉴
不论何种政党制度，都有其特定的理论支撑。中国 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马克思恩格斯政党理论为 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提供科学的思想借鉴，为新型政党制 度的发展提供马克思主义的有效指导。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专政理論，为新型政党 制度的执政党建设提供有益借鉴。在《共产党宣言》中， 他们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具有先进性，它坚持唯物主义历 史观，注重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并且对无产阶级专政思 想做了具体的表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 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2]49 可见，马克思恩格斯 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即主张无产阶级只有在掌握统治权力时，才可争得民主。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时期遭受重创后，牢牢地掌握了自身 的领导权，继续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中国具体实际出 发，发挥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在新型政党制度中的科学 作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资本主义 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 命转换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 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3] 中国共产党有效吸纳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带 领中国人民冲破重重阻碍，成为国家的执政党，代表和实 现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探索并建立了符合中国发展实际 的新型政党制度。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多党合作的 思想为新型政党制度下党派关系提供理论思考。关于共 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 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 调。”[2]65 可见，共产党人追求党派之间的团结与协调，在 坚持共产党绝对掌握领导权的前提下，团结其他工人阶 级的政党或是在革命斗争中与其他民主党派结成联盟。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党与其他党派关系的论述，也为 新型政党制度下，中国共产党更好地处理与民主党派的 关系提供了借鉴性的理念。
（三）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论述建立起新型政党制 度的理论大厦
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中国先进力量的代表，不仅是民 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领路人，而且国家发展各项制度的 建立者。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政党制度的论述体现出新型 政党制度的理论演进过程，历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 对政党制度的发展十分重视，提出诸多科学论断，逐步建 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大厦。
众所周知，从 1949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实行，直至 2018 年提出“新型政党制 度”这一概念，期间经历较长时间的历史。可见，政党制 度的发展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不断丰富，政党制度在 不同的时期也有不同的发展。毛泽东曾提出：“究竟是一 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 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长期共存，互相监 督。”[4] 多党合作的思想在政党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始终 占据重要地位，毛泽东十分强调多党合作的重要性，在 “一个党”与“几个党”的对比中，倾向于中国朝着“几 个党”的方向发展，更指出这种“几个党好”的状态要 长期持续，执政党与其他党派间要做到相互监督。1989 年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为新时期进一步发展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指明道路。2005 年胡锦涛主持形成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对民主党派 的性质做出新的规定，民主党派作为社会主义劳动者、建 设者和爱国者的角色得以凸显。直至 2018 年 3 月 4 日， 习近平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总结概括为“新型政党制度”，突出体现其在利益代表维 度、功能维度和效果维度上的“新”之所在。中国共产 党关于政党的论述不仅体现于党的领导人的著作之中， 而且还体现在党的文件纲领之中，这些集体智慧的结晶， 逐渐构筑成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大厦。 二、实践层面：新型政党制度是基于历史与现实的科 学选择
（一）近代中国政党制度探索的接连失败呼吁新的 政党制度的建立
中国的近代史，是在艰难中探索的历史。在近代中 国内忧外患，满目疮痍的情况下，各个阶级粉墨登场，虽 然经历了从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三 层探索，但是也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挽救中国。无论是对 政治制度的学习，还是对政党制度的学习，皆因未抓住根 本而以失败告终。
西方殖民者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民族独 立与主权自由轰然倒塌，封建专制的大厦岌岌可危。以 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寄希望于君主 立宪制，在不触动封建根基的前提下，进行政治制度新的 尝试。改良派的天真得来的是顽固的封建势力的迎面痛 击，由于维新运动触及和损害到了守旧派的利益，守旧势 力随即发动戊戌政变，将新生的维新运动扼杀在摇篮之 中，改良派的改制探索宣告失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 产阶级革命派，采取革命流血的方式，用暴力推翻封建专 制，继而建立中华民国。按照孙中山等人的设想，中华民 国应效仿西方国家，在政党制度的选择上坚定多党制，但 仅仅在孙中山宣布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个半月之 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代言人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 实。此时资产阶级先进分子认为只要建立责任内阁制， 即可约束和制衡这位代言人，从而保证中华民国的性质 不被篡改，最终这一愿望也随着宋教仁遇刺而彻底破灭。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在国共合作即将取得 胜利之际，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 人，蒋介石一党专政的独裁阴谋昭然若揭。1927 年 4 月 18 日，蒋介石抛弃孙中山的革命政策，在南京建立国民 政府，实行一党专政与独裁统治，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的利益，最终被人民所唾弃。由此可见，近代中国各个阶 级采取各种方式对政党制度进行探索，但这些历史和现 实充分说明结果是失败的，没有达到“救中国”的目的。
因此，中国迫切需要建立起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并且真正有用的政党制度，而中国共产党则逐渐担负起这一历 史任务。
（二）西方政党制度实践弊端的暴露坚定坚持新型 政党制度的决心
从世界范围来看，政党制度主要包括一党制、两党制 和多党制。虽然西方政党制度大多历史久远，但是在选 择运用上大多都没有跳脱出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这 样的传统政党制度的范围。
苏联作为典型的选择一党制的国家，它的解体在很 大程度上暴露出一党制的致命缺点。一党制国家的执政 党具有集中的权力和绝对的权威，它的决策是不容置疑 和挑战的，一党制往往忽略党外的声音，拒绝听取和采纳 党外人士的意见，更为关键的是极度缺乏党外监督。中 国俗语有“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旁观者在必要的时候 可以充当一面镜子，起到为执政党“正衣冠”的作用，而 一党专政往往拒绝安装这面镜子，甚至要打碎这面镜子， 一旦出现大方向的偏差，就会酿成颠覆性的错误。当今 世界，两党制和多党制长期占据政党制度的主要席位，长 期把握着世界政党制度的话语权，采取这两种制度的国 家，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条件下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對促 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不论是 两党制还是多党制，都存在一个政党之间相互竞争的过 程，都存在背后资本主义利益集团利益分配的问题，这种 问题自政党制度创立时就已经存在，是从母胎中带来的 “先天疾病”，加之后天拒绝对症下药，随着时间和实践的 发展，问题越来越严重，带来的弊端也就越来越多。两党 制与多党制的政党往往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在政党相 互竞争的过程中，政党都会将各自利益集团的利益置于 国家、社会、民众等集体利益之上，如果利益集团的利益 与国家、社会、民众的利益相向而行，那将会在一定程度 上起到积极作用，如果两种利益背道而驰或者找不到任 何利益的契合点，将会迎来混乱不堪的局面。
（三）新型政党制度在中国显现出强大的制度生命力 任何一种制度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新型政党制 度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在不断探索和实践后逐渐 形成的，它是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实践中逐渐孕育的，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中不断完善的，并在当今显现出了强大的制度生命力。
新时代的新型政党制度具有三重维度上的“新”。 “三新”既是新时代政党制度焕发新机的集中体现，也是 新时代政党制度生命力的突出表现。首先，显著利益代 表是其制度生命力的核心要素。新型政党制度在人民的 基础上得以形成，在人民的基础上得以发展，在人民的基础上得以最终确立。新型政党制度的生命力和活力来自于人民，人民也是帮助其向前发展的主要动力。其次，广 泛凝聚共识是其制度生命力的重要保证。新型政党制度 将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以多党合作的方式，紧密团结起 来，让其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得到充分 发挥。多党合作为党派间的凝心聚力提供了有效途径， 在多党合作的基础上，各党派之间规避了西方政党间的 恶性竞争，用党派间的良性合作取而代之。最后，维护社 会稳定是其制度生命力的有效体现。新型政党制度所具 有的制度化安排，使得决策进一步趋向科学化、民主化， 这样就避免了决策被利益牵着走的尴尬情况，也就杜绝 了因决策施政而触发社会动荡的现象。
三、价值层面：新型政党制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为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提供坚强堡垒
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巩固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坚强堡垒，它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提供了 政党制度平台，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其坚定的领导核心。 这一政党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现出中国特色 政党制度的核心要义，成为其存在与发展的重要特征与 根本优势。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在这一政党制 度下，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自觉自愿接 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广泛凝聚 共识，发挥这一制度的利益代表优势，高效整合优势，为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在这一过程中， 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不断加强对中国共产 党的认识，从而为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地位提供 助力。中国共产党领导新型政党制度，跨越七十多年的 历史，由新中国走向新时期，大跨步走向新时代，在新时 代继续焕发生机，并且为继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提 供不竭力量来源。 （四）要正确认识和把握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受益者。我们的文化建设坚持以人为本，大众化是我们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例如，关于文化服务的对象，党领导我们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时期始终都要求为人民服务，即中国共产党一直倡导的文化的“二为”方向。关于文化发展的依靠力量，尽管不同时期有不同说法，但在强调人民的力量方面是一贯的。无论是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任何时期，党都采取动员人民群众参与文化建设的政策，不仅让人民有了政策支持，而且激发了他们的主动性和高度的文化创造的热忱，因而文化发展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实践证明：人民群众既是我们文化发展服务的对象，也是我们文化发展亘古不变的主体。
注释：
①为知识分子“摘帽加冠”：即解放初期为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冠。
②“文艺八条”即“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1962年4月30日由中共文化部党组和中共全国文联党组联合提出，经中共中央批准转发全国贯彻执行的一个文件。文件针对当时文艺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8条意见。
③“双百”方针是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简称。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的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方针。
“三不主义”是邓小平在1978年提出的关于理论工作和文艺工作应贯彻的重要方针之一，这一方针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三不主义”指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
④“科研十四条”：1961年7月19日（距今57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研十四条》）。
“高教六十条”：或称“高校六十条”，是1961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印发讨论试行的《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的简称。它共分十章、六十条，故名。
⑤“二为”方向指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⑥“五位一体”战略体系：即“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指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全面推进。
参考文献：
[1]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89：206.
[2] 毛泽东.毛泽东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02.
[3] 毛泽东.毛泽东文选：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45.
[4]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5-336.
[5]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06.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献选编[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31.
[7]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3.
[8]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63-663.
作者简介：李雪峰（1980—），男，汉族，四川广安人，单位为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委党校，研究方向为党史党建。
（责任编辑：易衡）
关键词：新型政党制度;理论层面;实践层面;价值层面
序言
2018 年 3 月 14 日，习近平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总结概括为“新型政党制度”，突出体现其在利益代表维度、功能维度和效果维度上的“新”之所在。新型政党制度是扎根于中国、成长于中国、 形成于中国，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特点的政党制度，坚定 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自信是坚持发展和完善该制度的应 有之举。
一、理论层面：新型政党制度具有丰富的内涵释义
（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新型政党制度提供智慧 基因
新型政党制度既不是无源之水，也不是无本之木，它 是根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彰显独特中国风格的政党 制度。正如习近平指出新型政党制度，“不仅符合当代 中国实际，而且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 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 大贡献。”[1]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治国理念契合于新型政党 制度的初心使命。它强调“民”是国家的“本”，只有巩 固“本”，国家才能“宁”，也就是说，国家的根基是人民， 只有抓住了人民这一关键因素，国家方可获得更好的发 展。这一传统思想中的治国理念体现的人民性，与新型 政党制度的人民性具有高度契合性。众所周知，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 使命。那么，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的新型政党制度，自然 秉持以人民利益为首要的初心使命。新型政党制度要做 到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为人民服务，始终将人民放 在心尖上，正是因为这一政党制度抓住了人民性，才得以 生机勃勃，历久弥新。“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处世理念渗透于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行方式。它是指君子在与他人交往的状态是和谐的，并不轻易苟同他人的看法。
“兼容并蓄”则主要是指可以将不同内容吸收并保存下来。新型政党制度所强调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就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的精神，对涉及国家、社 会发展的重大关切进行协商，协商的过程，就是充分发表 意见、提出建议的过程;合作的过程即在充分表达意见的 前提下，对其进行有效的整合。新型政党制度下，执政党 与参政党协商合作的过程充分体现出了“和而不同”“兼 容并蓄”的精神内涵，此种精神内涵并不是主张绝对消 除差异，而是尊重差异，共产党员坚持对党外人士实行 民主合作的原则，充分倾听党外声音，达到兼听则明的效 果。正是在优秀传统理念的影响下，逐渐形成具有中国 特色智慧、中国特色优势的政党制度。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为坚持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自信提供深远而持久的智 慧基因。
（二）马克思恩格斯政党理论为新型政党制度提供 思想借鉴
不论何种政党制度，都有其特定的理论支撑。中国 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马克思恩格斯政党理论为 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提供科学的思想借鉴，为新型政党制 度的发展提供马克思主义的有效指导。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专政理論，为新型政党 制度的执政党建设提供有益借鉴。在《共产党宣言》中， 他们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具有先进性，它坚持唯物主义历 史观，注重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并且对无产阶级专政思 想做了具体的表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 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2]49 可见，马克思恩格斯 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即主张无产阶级只有在掌握统治权力时，才可争得民主。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时期遭受重创后，牢牢地掌握了自身 的领导权，继续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中国具体实际出 发，发挥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在新型政党制度中的科学 作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资本主义 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 命转换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 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3] 中国共产党有效吸纳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带 领中国人民冲破重重阻碍，成为国家的执政党，代表和实 现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探索并建立了符合中国发展实际 的新型政党制度。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多党合作的 思想为新型政党制度下党派关系提供理论思考。关于共 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 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 调。”[2]65 可见，共产党人追求党派之间的团结与协调，在 坚持共产党绝对掌握领导权的前提下，团结其他工人阶 级的政党或是在革命斗争中与其他民主党派结成联盟。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党与其他党派关系的论述，也为 新型政党制度下，中国共产党更好地处理与民主党派的 关系提供了借鉴性的理念。
（三）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论述建立起新型政党制 度的理论大厦
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中国先进力量的代表，不仅是民 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领路人，而且国家发展各项制度的 建立者。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政党制度的论述体现出新型 政党制度的理论演进过程，历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 对政党制度的发展十分重视，提出诸多科学论断，逐步建 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大厦。
众所周知，从 1949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实行，直至 2018 年提出“新型政党制 度”这一概念，期间经历较长时间的历史。可见，政党制 度的发展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不断丰富，政党制度在 不同的时期也有不同的发展。毛泽东曾提出：“究竟是一 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 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长期共存，互相监 督。”[4] 多党合作的思想在政党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始终 占据重要地位，毛泽东十分强调多党合作的重要性，在 “一个党”与“几个党”的对比中，倾向于中国朝着“几 个党”的方向发展，更指出这种“几个党好”的状态要 长期持续，执政党与其他党派间要做到相互监督。1989 年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为新时期进一步发展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指明道路。2005 年胡锦涛主持形成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对民主党派 的性质做出新的规定，民主党派作为社会主义劳动者、建 设者和爱国者的角色得以凸显。直至 2018 年 3 月 4 日， 习近平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总结概括为“新型政党制度”，突出体现其在利益代表维 度、功能维度和效果维度上的“新”之所在。中国共产 党关于政党的论述不仅体现于党的领导人的著作之中， 而且还体现在党的文件纲领之中，这些集体智慧的结晶， 逐渐构筑成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大厦。 二、实践层面：新型政党制度是基于历史与现实的科 学选择
（一）近代中国政党制度探索的接连失败呼吁新的 政党制度的建立
中国的近代史，是在艰难中探索的历史。在近代中 国内忧外患，满目疮痍的情况下，各个阶级粉墨登场，虽 然经历了从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三 层探索，但是也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挽救中国。无论是对 政治制度的学习，还是对政党制度的学习，皆因未抓住根 本而以失败告终。
西方殖民者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民族独 立与主权自由轰然倒塌，封建专制的大厦岌岌可危。以 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寄希望于君主 立宪制，在不触动封建根基的前提下，进行政治制度新的 尝试。改良派的天真得来的是顽固的封建势力的迎面痛 击，由于维新运动触及和损害到了守旧派的利益，守旧势 力随即发动戊戌政变，将新生的维新运动扼杀在摇篮之 中，改良派的改制探索宣告失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 产阶级革命派，采取革命流血的方式，用暴力推翻封建专 制，继而建立中华民国。按照孙中山等人的设想，中华民 国应效仿西方国家，在政党制度的选择上坚定多党制，但 仅仅在孙中山宣布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个半月之 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代言人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 实。此时资产阶级先进分子认为只要建立责任内阁制， 即可约束和制衡这位代言人，从而保证中华民国的性质 不被篡改，最终这一愿望也随着宋教仁遇刺而彻底破灭。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在国共合作即将取得 胜利之际，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 人，蒋介石一党专政的独裁阴谋昭然若揭。1927 年 4 月 18 日，蒋介石抛弃孙中山的革命政策，在南京建立国民 政府，实行一党专政与独裁统治，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的利益，最终被人民所唾弃。由此可见，近代中国各个阶 级采取各种方式对政党制度进行探索，但这些历史和现 实充分说明结果是失败的，没有达到“救中国”的目的。
因此，中国迫切需要建立起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并且真正有用的政党制度，而中国共产党则逐渐担负起这一历 史任务。
（二）西方政党制度实践弊端的暴露坚定坚持新型 政党制度的决心
从世界范围来看，政党制度主要包括一党制、两党制 和多党制。虽然西方政党制度大多历史久远，但是在选 择运用上大多都没有跳脱出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这 样的传统政党制度的范围。
苏联作为典型的选择一党制的国家，它的解体在很 大程度上暴露出一党制的致命缺点。一党制国家的执政 党具有集中的权力和绝对的权威，它的决策是不容置疑 和挑战的，一党制往往忽略党外的声音，拒绝听取和采纳 党外人士的意见，更为关键的是极度缺乏党外监督。中 国俗语有“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旁观者在必要的时候 可以充当一面镜子，起到为执政党“正衣冠”的作用，而 一党专政往往拒绝安装这面镜子，甚至要打碎这面镜子， 一旦出现大方向的偏差，就会酿成颠覆性的错误。当今 世界，两党制和多党制长期占据政党制度的主要席位，长 期把握着世界政党制度的话语权，采取这两种制度的国 家，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条件下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對促 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不论是 两党制还是多党制，都存在一个政党之间相互竞争的过 程，都存在背后资本主义利益集团利益分配的问题，这种 问题自政党制度创立时就已经存在，是从母胎中带来的 “先天疾病”，加之后天拒绝对症下药，随着时间和实践的 发展，问题越来越严重，带来的弊端也就越来越多。两党 制与多党制的政党往往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在政党相 互竞争的过程中，政党都会将各自利益集团的利益置于 国家、社会、民众等集体利益之上，如果利益集团的利益 与国家、社会、民众的利益相向而行，那将会在一定程度 上起到积极作用，如果两种利益背道而驰或者找不到任 何利益的契合点，将会迎来混乱不堪的局面。
（三）新型政党制度在中国显现出强大的制度生命力 任何一种制度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新型政党制 度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在不断探索和实践后逐渐 形成的，它是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实践中逐渐孕育的，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中不断完善的，并在当今显现出了强大的制度生命力。
新时代的新型政党制度具有三重维度上的“新”。 “三新”既是新时代政党制度焕发新机的集中体现，也是 新时代政党制度生命力的突出表现。首先，显著利益代 表是其制度生命力的核心要素。新型政党制度在人民的 基础上得以形成，在人民的基础上得以发展，在人民的基础上得以最终确立。新型政党制度的生命力和活力来自于人民，人民也是帮助其向前发展的主要动力。其次，广 泛凝聚共识是其制度生命力的重要保证。新型政党制度 将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以多党合作的方式，紧密团结起 来，让其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得到充分 发挥。多党合作为党派间的凝心聚力提供了有效途径， 在多党合作的基础上，各党派之间规避了西方政党间的 恶性竞争，用党派间的良性合作取而代之。最后，维护社 会稳定是其制度生命力的有效体现。新型政党制度所具 有的制度化安排，使得决策进一步趋向科学化、民主化， 这样就避免了决策被利益牵着走的尴尬情况，也就杜绝 了因决策施政而触发社会动荡的现象。
三、价值层面：新型政党制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为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提供坚强堡垒
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巩固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坚强堡垒，它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提供了 政党制度平台，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其坚定的领导核心。 这一政党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现出中国特色 政党制度的核心要义，成为其存在与发展的重要特征与 根本优势。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在这一政党制 度下，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自觉自愿接 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广泛凝聚 共识，发挥这一制度的利益代表优势，高效整合优势，为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在这一过程中， 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不断加强对中国共产 党的认识，从而为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地位提供 助力。中国共产党领导新型政党制度，跨越七十多年的 历史，由新中国走向新时期，大跨步走向新时代，在新时 代继续焕发生机，并且为继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提 供不竭力量来源。 （四）要正确认识和把握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受益者。我们的文化建设坚持以人为本，大众化是我们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例如，关于文化服务的对象，党领导我们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时期始终都要求为人民服务，即中国共产党一直倡导的文化的“二为”方向。关于文化发展的依靠力量，尽管不同时期有不同说法，但在强调人民的力量方面是一贯的。无论是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任何时期，党都采取动员人民群众参与文化建设的政策，不仅让人民有了政策支持，而且激发了他们的主动性和高度的文化创造的热忱，因而文化发展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实践证明：人民群众既是我们文化发展服务的对象，也是我们文化发展亘古不变的主体。
注释：
①为知识分子“摘帽加冠”：即解放初期为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冠。
②“文艺八条”即“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1962年4月30日由中共文化部党组和中共全国文联党组联合提出，经中共中央批准转发全国贯彻执行的一个文件。文件针对当时文艺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8条意见。
③“双百”方针是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简称。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的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方针。
“三不主义”是邓小平在1978年提出的关于理论工作和文艺工作应贯彻的重要方针之一，这一方针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三不主义”指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
④“科研十四条”：1961年7月19日（距今57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研十四条》）。
“高教六十条”：或称“高校六十条”，是1961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印发讨论试行的《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的简称。它共分十章、六十条，故名。
⑤“二为”方向指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⑥“五位一体”战略体系：即“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指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全面推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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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3.
[8]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63-663.
作者简介：李雪峰（1980—），男，汉族，四川广安人，单位为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委党校，研究方向为党史党建。
（责任编辑：易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