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华庆博士在繁忙工作之余，笔耕不辍，已出版多部有份量的学术专著。前不久，他给我寄来了新著《金融创新理性的思考》（以下简称《思考》），我读完后发现，这是一本内容扎实、逻辑缜密、新论迭出的学术力作。
　　在本轮金融危机中，全世界的研究者都注意到了美国的金融创新与危机的关系问题，很多研究者干脆将危机的最终原因归因于金融创新，王华庆博士在《思考》一书中通过对金融创新定义的源流梳理以及对本次金融危机成因假说的全面介绍分析，明确提出，在本轮次贷危机中的美国金融创新是“过度金融创新”，是建立在衍生品工具创新基础上的畸形金融创新，这种创新通过高杠杆率在危机的引发和传染上发挥了作用，因为金融创新放大了流动性的易变性，但是，绝不能因此就把金融创新当成本轮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思考》指出：次贷危机有其复杂的深层次原因，并不是金融衍生品惹的祸，金融创新不是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金融创新使货币金融因素在金融危机中的作用得以放大，对金融危机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不能简单地把金融危机归结到金融创新上，不能因为美国发生了金融危机就否认金融创新的价值，更不能因噎废食，抑制和停止金融创新（《思考》第111页）。在这里，我之所以引用华庆博士的话起因于10月26日上午我参加银行业协会的年度银行家高层论坛时发生的一件事。
　　10月26日的银行家高层论坛有两个讨论模块——（1）创新与转型；（2）创新与监管。我被聘为第一模块的5个发言嘉宾之一。当主持人问我如何看中国商业银行创新与国际活跃银行创新差距问题时，我说了些不算很恰当的话，大意是：中国的商业银行总体上创新能力太低，到基层看看基本都是吃饭喝酒垒大户的传统业务手段，无论从人才还是创新意识方面说，现阶段中国的商业银行主要任务应是模仿性创新即以向国际的先进经验学习为主。从目前看，创新应在规避监管方面多下功夫。我讲完后，台上的另一位嘉宾立即作了一个针对性的发言，大意是：中国商业银行在金融创新上也大有可为，不可一味学西方，这次金融危机就是衍生品创新引发的；中国的商业银行在金融创新时也不应以规避监管为目的因为监管是商业银行不该规避也规避不了的云云。
　　上面提到的这件事说明在金融理论界，在有关美国次贷危机的生成原因问题上人们的认识还是无法形成统一意见，而我在发言中之所以表现得不恰当，一是低估了中国银行业界的创新能力，二是将规避监管创新作为当前创新的重点方向容易引起监管部门人士的不良心理反应。
　　其实，1990年诺奖得主默顿早在80年代就深刻指出，金融创新的基本动力有二：一是规避监管，二是规避税收。如果我们到商业银行去调研一下会发现，这两个规避也是中国商业银行体系在严格监管和货币紧缩背景下进行业务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金融工具创新的基本动力来源。王华庆在《思考》一书中对规避监管式金融创新着墨不多。但他总结了一条规律性线索，即80年代以规避监管型创新为主，到了90年代，美欧等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当局则从顺应接受金融创新者转变成了金融创新的主动推动者。我认为，他总结的这个监管当局态度演变线索对中国的金融监管当局有非常重要的启迪意义。从目前阶段说，中国的金融监管当局到底处于何种位置，是金融创新的强力压制者、顺应接受者还是主动推动者？
　　《思考》是近年来中国有关金融创新问题的一部力作，它不仅对金融创新的基本概念、理论源流、与危机的关系、国际货币制度基础以及着眼于避免危机的微观审慎监管与宏观审慎监管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而且还令人惊异地预言了下一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方向，即“最大的危机可能源自于美元低利率的全球套息交易在世界范围内引发泡沫并破裂”（见《思考》第192页）。没有人知道下一次危机何时爆发，但所有人都知道金融危机迟早会有下一次和N次，在这知道与不知道之间最了不起的当属谁能说出下一次危机因何而起了，谁说准了，谁就是又一个鲁比尼。
　　因为王华庆博士现在的本职工作就是银行监管，《思考》一书最后一章以“金融创新与微观和宏观审慎监管”结束。我对书中最后所引IMF研究报告中的一段话印象尤为深刻：“假设金融监管是有效的，那么未来的金融体系是一个更简单、更安全、高成本的金融体系，增长缓慢但更稳定，危机较少。金融体系有着较低的杠杆，较少的利润，但储蓄和投资者之间的关系更真实。这个新体系可能看起来不是那么具有创新和动态发展，但其提供的金融产品能够更好地滿足家庭和公司的需求”（见《思考》第215页）。
　　中国的金融体系距离IMF描绘的这个新体系距离还有多远？中国的金融监管者和金融实务工作者怎样为建设这样一个新体系贡献力量？无论谁，只要对这两个问题感兴趣，就应该先读一读王华庆博士的这本新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