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在病床上的袁厉害在新年到来之际，收到了一份来自北京的礼物。以“人是万物的尺度”做标榜的《人物》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厉害女士”的“调查报道”，“颠覆了既有信息，告诉读者这才是真相”：一位收养100多个弃婴的好人，是一个“将声望转化为生意”，拥有“超过二十多套住宅”的刁妇——她算计，虚荣，冷酷。
　　这是她的真相吗？
　　好多人不信，也有好多人信。
　　揭示真相是很诱人的目标，但何为真相？同一个事实会有不同的解释，出于善意的是一种结论，出于恶意的自然是另一种结论。即使“扒粪”，如果秉持专业新闻主义的准则，也不可能将一个善人扒成恶人。一个复杂而真实的人，是会在我们心里留下复杂难言的反应，一个做善事的人，也必将赢得我们的尊敬，只不过在尊敬的同时，为她不明亮的那一部分遗憾。但善与恶的底线，不能逾越，媒体和记者，以为自己凭借手里的话语权，就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那就注定要被钉在新闻的耻辱柱上。
　　不把那些事实——不管是否“据说”，放在袁厉害的人生中去理解和解读，那就注定会成为飞刀，砍在她的心里，同时伤害众人，而最终损害了自己。胡锡进把持的《环球时报》号称要报道一个“复杂的中国”，专讲歪理，得到一片骂声，此为殷鉴。复杂的人性，真实的人性，都不是以邪恶揣度人的护身符。
　　这使人不得不怀疑：“扒粪”方选择对象的势利。既扳倒了善人，又毋须冒什么风险。此番“扒粪”，或许为袁厉害去了魅，但更有可能的是，恰到好处地帮到了因不作为而狼狈不堪的兰考县政府。这篇报道会使人们减轻对兰考官员的愤怒，甚至会转而相信他们的眼光：政府明察秋毫，不帮助一个想借慈善发财的坏人。
　　若要表述这篇报道带给我的感受，非得用“邪恶”“冷酷”二词不可。
　　在活菩萨袁厉害面前，我们真的没有审判的资格。
　　至于审判能力，就更令人发笑了。
　　一个生活在中国的真实人物，一个值得尊敬的活人，从一个1989年出生的女记者眼里看过去，却是一副泼皮无赖相，“刁蛮、霸道、脾气火暴”，一切都很可疑，可以让她揪出“皮袍下的小”来。分类管理变成“等级”，奖惩管理变成虐待，甚至送亲戚寄养，都别有心机。在由“知情人”“老邻居”“百度贴吧网友”组成的见证团队面前，袁厉害被彻底剥下了“高尚、善良、无私、贫穷而生活悲惨，秉持着常人难以想象的道德标准，并不惜牺牲自己”的“焦裕禄第二”的画皮。
　　两个年轻女记者对北京之外的生活缺乏基本的了解，对生活在现实中国的人的处境，就更无理解，对从婴儿到孩子的生长之路无从体会，完全漠视一个母亲和众多收养孩子之间的真挚感情。她们不能以人之常情体会采访对象，用非黑即白的二元逻辑，解剖自己的对象。与袁厉害有利害关系的各色人等的话语，构成了她们逻辑推演的支撑。
　　一个真实的人，硬被分成善与恶，非要称量其中的比重，据此贴上标签。她们以为找出了一个善人身后的恶之阴影，就获得了智力优势和道德优越感。
　　令我悲哀的是，记者没有能力揭示复杂的人性。洞察一个复杂的人性需要足够的阅历，仅有文凭是不够的，哪怕你是传媒博士。道德判断是容易的，也往往是无效的。由一箩筐“据说”编织的判断，只能让人感受到发自心底的恶意。一个被官方媒体扭曲夸大的好人形象，当然需要还原，但还原其作为一个真实存在的人，这里面需要有对人性熨帖的理解，而非仅凭居高临下的道德审判就可完成。7天时间，“听说”了很多负面的东西，就可以把握十足地对一个人下判决书吗？袁厉害跟所有的人一样，她有追求幸福和财富的权利，为过上好日子所做的一切，在我眼里都是正当的。即使知道了袁厉害全部的阴影，我依旧会尊敬她。因为我知道，那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因而也不是可以被肆意羞辱的。捍卫她，是为了向她致敬，也是为了抗议当地政府的无情和冷血：他们把自己该负的责任推给了一个普通女人，并把她逼成了“无赖”。
　　一个为众多无血缘关系的生命而活着的人，尽管也用了近似“无赖”的手段谋取利益，她就不可爱了？她所有的善心和爱意就沦为阴谋的道具了？这个失真的漫画般的丑角，折射的是媒体人的丑陋和狭隘。在这个人人难以自清的国度，苛求是把杀人的刀子。你们以为是锐利的尖刀，其实是无力的纸片，划破的只能是自己的羽毛和皮肤。W
　　责编 /杨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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