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不以为自己生来是“写作”的料，尤在“杂文”。只是在那“大革文化命”的年头，多读了点鲁迅，庶几寻觅到了一份属于自己的精神遗产，便希冀踩着先生的脚印，为我们曾经苦难的民族，亦为自己尚未干涸的魂灵，呐喊几声。 1985年初，适逢《杂文报》创刊不久，在朋友们的鼓励下，便有了所谓“处女作”——《评最佳“新秀”》的问世（《杂文报》1985年1月22日），于是便一发而不可收，与杂文结缘三十年，亦有了数百篇自以为聊可一读，大抵映出一点时代足迹的东西来。 追随鲁迅，结缘杂文三十年，深感先生的杂文最具人格感召力，读先生的杂文最摄人心魄。林语堂先生以为“读书也和婚姻相同，是由姻缘或命运所决定的”。灵犀相通，气质相近，你的本质是什么，你就会选择读谁的书。 我选择读鲁迅的书，是心甘情愿为他所征服，是发自内心地敬崇他，且无时无刻地不在摹仿他。他“呐喊”，我恨不能也拍案而起；他“彷徨”，我也扼腕叹息。他大悲，我大痛；他狂飙突进，我气血奔涌！我视先生为“心灵导师”，先生的书自是我的“精神纲领”。读书姻缘，命中注定，“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众所周知，鲁迅是一个以“心灵而伟大的英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峡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 “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自己。” 先生的杂文确然最能见出性情与品格，坦荡而自信，是今古杂坛第一圣手，是真君子，伟丈夫。 人皆羞于露丑，怯于伤痛，故解剖别人易，解剖自己难。掀开自己灵魂一隅，曝光于众目睽睽之下是需要真诚与勇气的。在文坛所多青红帮、卖稿只为孔方兄的眼下，此亦是如今杂文写家们难望鲁迅之项背，更无以企及先生人格高度之症结所在！ “杂文”者，照鲁迅先生的说法，是“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小品文的危机》），是“有刺的蔷薇”，“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 对“杂文的命运”，鲁迅先生当然感受最为真切：“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可平安。殊不知杀了文学家，社会还是要革命”（《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先生于围堵中出击，于背腹受敌时独立支持，于绝望中仍存希望，于封杀中顽强生长，既不吟风弄月，也不隐居山林，退居江湖，更不作无谓的牺牲，而是“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作了“韧”的战斗。在先生，杂文是“匕首、投枪”，投得狠而准；于“身后事”则作了简单而伟大的料理——“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先生是歷史上第一个如此严厉地斥骂中华民族劣根性的人——先生恨世道昏暗，生民愚昧，却“用一双泪眼看着手术台上生息渐绝的母亲”（池田大作语），这个母亲是中华民族！ 先生的杂文最有生命力，亦最具历史感。因为“他的随笔杂感，更提供了前不见于古人，而后人又绝不能追随的风格。要了解中国全面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以外，别无捷径”（郁达夫语）。 斯人已逝，其德惟馨，其文永存，因为先生的灵魂与文字根植于民心、民意的土壤中而万古长青。 追随鲁迅，在笔者便觉做人的硬气、骨气、浩然正气。而结缘杂文，抑或便是与先生三生有幸，是心灵的“特别相会”。人生一世，倘能写点真情真意真言的文字，则亦不枉此生矣。“今天我活着”，便有将杂文——哪怕它为纷乱、喧嚣的浪声、媚语所吞没——继续写下去、弄下去的理由！【王 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