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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市，顾名思义就是在夜间做生意的市场。对于夜市，居住在城市里的人都不陌生，但夜市并不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我国的古代社会就有夜市。
根据史家、学者的研究，中国古代城市最早的夜市出现在两汉之际。学者倪根金（言金星）在其《汉代夜市考》中说，最早明确记载夜市的文献，是两汉之际著名思想家桓谭的《新论》。《新论·离事第十一》：“扶风漆县之邠亭，部言本太王所处，其民有会日，以相与夜市，如不为期，则有重灾咎。”这里的“夜市”就是指夜间集市。《说文解字·邑部》：“邠，周大王国，在右扶风美阳。”“豳，美阳亭即豳也。民俗以夜市。”许慎认为“豳”即“邠”。邠亭，今陕西彬县、句邑周边。这两处记载说明，汉代的时候，起码邠亭之地，就有夜市存在。两汉时的一些边疆地方，有学者研究认为也有夜市存在，但多为孤证。
唐代中晚期，已有对夜市的明确记载。唐王建《夜看扬州市》：“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王建（768—835）生活的年代正是唐代中后期。此时期夜市还不兴隆，这与唐朝的城市形态是坊市制（里坊制）和夜晚宵禁有关。唐时，居民区与商业区严格分隔，“里”“坊”（居民区）和“市”（市场，商业区）都环以高墙，设里门与市门，由吏卒和市令管理。“里”“坊”内不准交易买卖；“市”可进行买卖交易，但有严格的开市闭市制度。
唐代，城市里普遍实行宵禁制度。政府规定坊、市门在太阳落山后要关闭，燃烛张灯皆有限制，若有违犯，要受处罚。《唐律疏议》：“闭门鼓后、开门鼓前行者，皆为犯夜。”犯夜者要“笞二十”。唐李咸用《山中》：“朝钟暮鼓不到耳，明月孤云长挂情。”“晨钟暮鼓”，早晨钟响，禁夜结束，人们可以走出家门从事各种活动；夜幕降临，街鼓响起，城门、市门与坊门关闭。唐韦述《西都杂记》：“西都京城街衢，有金吾晓暝传呼，以禁夜行，惟正月十五夜敕许金吾驰禁，前后各一日，谓之放夜。”在首都长安，每晚执金吾（守卫京城的官吏）以鼓声周知百姓，鼓响，禁夜开始。
唐白行简《太平广记·李娃传》中有这样的情节：来京应试的荥阳公之子郑生看上了名艺李娃，李娃亦钟情于他。公子到李宅去见李娃，二人见面，情投意合，情意绵绵间不觉到了晚间，而街坊鼓声四动，禁夜的时辰已到。娃母对郑生说：“鼓已发矣，当速归，无犯禁。”
由此可知唐代宵禁制度之严格，在如此情況下，夜晚人们的活动大受限制。唐代的夜市，大概也只出现在少数的商业繁盛区，且多限于供达官贵人消遣的场所，普通百姓是享受不到的。
唐之后的五代十国时期，天下大乱，各王国间忙于征战，对禁夜之事，似乎没精力管。唐末，词人张泌有《浣溪沙·晚逐香车入凤城》：“晚逐香车入凤城，东风斜揭绣帘轻，慢回娇眼笑盈盈。消息未通何计是，便须佯醉且随行，依稀闻道太狂生。”宵禁不那么严，词人可以在夜市无所顾忌地作乐，普通百姓应该也可以逛逛夜市。
夜市的真正开放并形成规模，是在宋代。宋代首先破除坊市制，坊市合一，如今天的一些小门市、小超市，前店后厂，前边卖货，后边居家。朝廷为繁荣市场，增加税收，鼓励百姓从事商业活动，把夜市时间延长至三更，五更又可以开早市。夜市未了，早市开场，间有鬼市，甚至还有跳蚤市场。这些都为夜市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两宋的夜市极其繁华，都城东京和临安成不夜城。北宋文学家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描述北宋夜市：“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晓不绝。”
北宋东京（开封）的夜市，就连皇宫周围的禁地都有酒楼和摆摊的。南宋施德操所撰史料笔记《北窗炙车果录》回忆北宋时夜市情景：一天夜里，宋仁宗闻宫外丝竹歌笑之声，问曰：“此何处作乐？”宫人曰：“此民间酒楼作乐处。”宫人因曰：“官家且听，外间如此快活，都不似我宫中如此冷冷落落也。”仁宗曰：“汝知否，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为渠，渠便冷落矣。”渠，佢也，他们之意。宋仁宗表面上唱些高调，内心里也羡慕高墙外的夜市生活。
皇帝羡慕的夜市，士大夫们是怎样逛的？南宋史学家王明清《挥麈录》收录了大文豪苏轼夜游雅事：“……公春时每遇休暇，必约客湖上，早食于山水佳处。……极欢而罢，至一二鼓夜市犹未散，列烛以归，城中士女云集，夹道以观行骑过，实一时盛事也。”《挥麈录》是一部史料性质的笔记著作，所记应该有可信度。一二更了，夜市还不散，而“城中士女云集”，夹道观看他们这些大人物。
对京城的夜市，苏轼也有记载。其《二月三日点灯会客》诗：“蚕市光阴非故国，马行灯火记当年。”苏轼满怀感慨，流露出对马行街夜市的怀念。相关资料记载，东京马行街夜市，以服务性行业为主，街长数十里，遍布铺席商店，还夹杂官员宅舍。每到夜晚，“车马拥挤，人不能驻足”。一些提瓶卖茶的小贩，为等待深夜归家的官人们，整夜在市场上守着。
宋代的夜市，人来客往，买卖兴旺：酒楼、小吃、茶馆、戏院、小商品、卖艺、算命……应有尽有。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夜市》有记：“又有夜市物件，中瓦前车子卖香茶异汤，狮子巷口，熝耍鱼……又有沿街头盘叫卖姜豉、膘皮子、炙椒、酸儿、羊脂韭饼、糟羊蹄、糟蟹……至三更后，方有提瓶卖茶……盖都人公私营干，深夜方归故也。”
物质生活之外，夜市也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陆游有诗句“夜行山步鼓冬冬，小市优场炬火红”，“优场”，即演戏的场所。夜市里鼓声咚咚，唱戏的地方灯火通明。平民百姓若消费不起酒楼茶坊，没关系，可以到勾栏瓦舍（民间演出场所）去听小曲，看杂剧。勾栏里的节目多种多样，有杂剧、影戏、傀儡戏、杂技、散耍、说史书、讲故事、谈经、舞番曲、诸宫调等。人们看戏听曲，鼓乐灯火常至夜深才罢。
一些当地或京漂的文人，在夜市上占据一地，立牌子卖诗文。买家出题目，文人（卖家）依题而作。
据南宋洪迈《夷坚志》载：夜市上，有秀才以卖诗为生，有市民让其以“浪花”为题作绝句，以“红”字为韵。秀才推荐南薰门外王学士。王学士欣然提笔写道：“一江秋水浸寒空，渔笛无端弄晚风。万里波心谁折得？夕阳影里碎残红。”围观者无不为王学士的才思敏捷而折服。有仇万顷者，穷困之时于闹市置一桌，备好笔墨纸砚，立牌卖诗——“每首标价30文，停笔磨墨罚钱15文”。一老板做寿材生意，要他以此作诗，他提笔疾书：“梓人斫削象纹衫，作就神仙换骨函。储向明窗三百日，这回抽出心也甘。”老板高高兴兴地捧诗走了！可以想见，这些立等可取的卖诗人，作诗的功夫真都了不得。
两宋时期的夜市，促进和繁荣了经济，这是相关史学研究者所公认，此不赘述。
元明清时，夜市时兴时衰。元代，国祚时短，加之锁国海禁，宵禁制度重新实行，夜市受到极大抑制。明代时，夜市恢复。据说，明灭元后，一班没落的元代贵族生活无着，朝廷见他们白天变卖东西不方便，特别设置“黑市”为之遮羞，要他们日落开张，市中不点灯，交易在黑夜中进行。
明代的夜市盛况虽不如两宋，但江南杭州的夜市似乎很兴隆。明田汝成辑撰《西湖游览志馀》盛赞杭州夜市：“篝灯交易，识别钱真伪，纤毫莫欺。”明高得旸《北关夜市》描绘杭州夜市更具体：“北城晚集市如林，上国流传直至今。青苎受风摇月影，绛纱笼火照春明。楼前饮伴联游袂，湖上归人散醉襟。阛阓喧阗如昼日，禁钟未动夜将深。”
清代初年，受战乱影响，夜市萧条，直至康熙年间，经济开始恢复，夜市也逐渐复苏。清代的夜市延续明代夜市，主要在大的城市里。清代实行严格的禁夜制度，《大清律例·军政·夜禁》：“凡京城夜禁，一更三点钟声已静（之后）、五更三点钟声未动（之前），犯者笞三十。二更、三更、四更，犯者笞五十。外郡城镇，各减一等。”所以，清代的夜市规模也受到较大影响。
总体上说，明清时期的夜市与两宋的夜市相比，在繁华程度上，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根据史家、学者的研究，中国古代城市最早的夜市出现在两汉之际。学者倪根金（言金星）在其《汉代夜市考》中说，最早明确记载夜市的文献，是两汉之际著名思想家桓谭的《新论》。《新论·离事第十一》：“扶风漆县之邠亭，部言本太王所处，其民有会日，以相与夜市，如不为期，则有重灾咎。”这里的“夜市”就是指夜间集市。《说文解字·邑部》：“邠，周大王国，在右扶风美阳。”“豳，美阳亭即豳也。民俗以夜市。”许慎认为“豳”即“邠”。邠亭，今陕西彬县、句邑周边。这两处记载说明，汉代的时候，起码邠亭之地，就有夜市存在。两汉时的一些边疆地方，有学者研究认为也有夜市存在，但多为孤证。
唐代中晚期，已有对夜市的明确记载。唐王建《夜看扬州市》：“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王建（768—835）生活的年代正是唐代中后期。此时期夜市还不兴隆，这与唐朝的城市形态是坊市制（里坊制）和夜晚宵禁有关。唐时，居民区与商业区严格分隔，“里”“坊”（居民区）和“市”（市场，商业区）都环以高墙，设里门与市门，由吏卒和市令管理。“里”“坊”内不准交易买卖；“市”可进行买卖交易，但有严格的开市闭市制度。
唐代，城市里普遍实行宵禁制度。政府规定坊、市门在太阳落山后要关闭，燃烛张灯皆有限制，若有违犯，要受处罚。《唐律疏议》：“闭门鼓后、开门鼓前行者，皆为犯夜。”犯夜者要“笞二十”。唐李咸用《山中》：“朝钟暮鼓不到耳，明月孤云长挂情。”“晨钟暮鼓”，早晨钟响，禁夜结束，人们可以走出家门从事各种活动；夜幕降临，街鼓响起，城门、市门与坊门关闭。唐韦述《西都杂记》：“西都京城街衢，有金吾晓暝传呼，以禁夜行，惟正月十五夜敕许金吾驰禁，前后各一日，谓之放夜。”在首都长安，每晚执金吾（守卫京城的官吏）以鼓声周知百姓，鼓响，禁夜开始。
唐白行简《太平广记·李娃传》中有这样的情节：来京应试的荥阳公之子郑生看上了名艺李娃，李娃亦钟情于他。公子到李宅去见李娃，二人见面，情投意合，情意绵绵间不觉到了晚间，而街坊鼓声四动，禁夜的时辰已到。娃母对郑生说：“鼓已发矣，当速归，无犯禁。”
由此可知唐代宵禁制度之严格，在如此情況下，夜晚人们的活动大受限制。唐代的夜市，大概也只出现在少数的商业繁盛区，且多限于供达官贵人消遣的场所，普通百姓是享受不到的。
唐之后的五代十国时期，天下大乱，各王国间忙于征战，对禁夜之事，似乎没精力管。唐末，词人张泌有《浣溪沙·晚逐香车入凤城》：“晚逐香车入凤城，东风斜揭绣帘轻，慢回娇眼笑盈盈。消息未通何计是，便须佯醉且随行，依稀闻道太狂生。”宵禁不那么严，词人可以在夜市无所顾忌地作乐，普通百姓应该也可以逛逛夜市。
夜市的真正开放并形成规模，是在宋代。宋代首先破除坊市制，坊市合一，如今天的一些小门市、小超市，前店后厂，前边卖货，后边居家。朝廷为繁荣市场，增加税收，鼓励百姓从事商业活动，把夜市时间延长至三更，五更又可以开早市。夜市未了，早市开场，间有鬼市，甚至还有跳蚤市场。这些都为夜市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两宋的夜市极其繁华，都城东京和临安成不夜城。北宋文学家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描述北宋夜市：“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晓不绝。”
北宋东京（开封）的夜市，就连皇宫周围的禁地都有酒楼和摆摊的。南宋施德操所撰史料笔记《北窗炙车果录》回忆北宋时夜市情景：一天夜里，宋仁宗闻宫外丝竹歌笑之声，问曰：“此何处作乐？”宫人曰：“此民间酒楼作乐处。”宫人因曰：“官家且听，外间如此快活，都不似我宫中如此冷冷落落也。”仁宗曰：“汝知否，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为渠，渠便冷落矣。”渠，佢也，他们之意。宋仁宗表面上唱些高调，内心里也羡慕高墙外的夜市生活。
皇帝羡慕的夜市，士大夫们是怎样逛的？南宋史学家王明清《挥麈录》收录了大文豪苏轼夜游雅事：“……公春时每遇休暇，必约客湖上，早食于山水佳处。……极欢而罢，至一二鼓夜市犹未散，列烛以归，城中士女云集，夹道以观行骑过，实一时盛事也。”《挥麈录》是一部史料性质的笔记著作，所记应该有可信度。一二更了，夜市还不散，而“城中士女云集”，夹道观看他们这些大人物。
对京城的夜市，苏轼也有记载。其《二月三日点灯会客》诗：“蚕市光阴非故国，马行灯火记当年。”苏轼满怀感慨，流露出对马行街夜市的怀念。相关资料记载，东京马行街夜市，以服务性行业为主，街长数十里，遍布铺席商店，还夹杂官员宅舍。每到夜晚，“车马拥挤，人不能驻足”。一些提瓶卖茶的小贩，为等待深夜归家的官人们，整夜在市场上守着。
宋代的夜市，人来客往，买卖兴旺：酒楼、小吃、茶馆、戏院、小商品、卖艺、算命……应有尽有。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夜市》有记：“又有夜市物件，中瓦前车子卖香茶异汤，狮子巷口，熝耍鱼……又有沿街头盘叫卖姜豉、膘皮子、炙椒、酸儿、羊脂韭饼、糟羊蹄、糟蟹……至三更后，方有提瓶卖茶……盖都人公私营干，深夜方归故也。”
物质生活之外，夜市也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陆游有诗句“夜行山步鼓冬冬，小市优场炬火红”，“优场”，即演戏的场所。夜市里鼓声咚咚，唱戏的地方灯火通明。平民百姓若消费不起酒楼茶坊，没关系，可以到勾栏瓦舍（民间演出场所）去听小曲，看杂剧。勾栏里的节目多种多样，有杂剧、影戏、傀儡戏、杂技、散耍、说史书、讲故事、谈经、舞番曲、诸宫调等。人们看戏听曲，鼓乐灯火常至夜深才罢。
一些当地或京漂的文人，在夜市上占据一地，立牌子卖诗文。买家出题目，文人（卖家）依题而作。
据南宋洪迈《夷坚志》载：夜市上，有秀才以卖诗为生，有市民让其以“浪花”为题作绝句，以“红”字为韵。秀才推荐南薰门外王学士。王学士欣然提笔写道：“一江秋水浸寒空，渔笛无端弄晚风。万里波心谁折得？夕阳影里碎残红。”围观者无不为王学士的才思敏捷而折服。有仇万顷者，穷困之时于闹市置一桌，备好笔墨纸砚，立牌卖诗——“每首标价30文，停笔磨墨罚钱15文”。一老板做寿材生意，要他以此作诗，他提笔疾书：“梓人斫削象纹衫，作就神仙换骨函。储向明窗三百日，这回抽出心也甘。”老板高高兴兴地捧诗走了！可以想见，这些立等可取的卖诗人，作诗的功夫真都了不得。
两宋时期的夜市，促进和繁荣了经济，这是相关史学研究者所公认，此不赘述。
元明清时，夜市时兴时衰。元代，国祚时短，加之锁国海禁，宵禁制度重新实行，夜市受到极大抑制。明代时，夜市恢复。据说，明灭元后，一班没落的元代贵族生活无着，朝廷见他们白天变卖东西不方便，特别设置“黑市”为之遮羞，要他们日落开张，市中不点灯，交易在黑夜中进行。
明代的夜市盛况虽不如两宋，但江南杭州的夜市似乎很兴隆。明田汝成辑撰《西湖游览志馀》盛赞杭州夜市：“篝灯交易，识别钱真伪，纤毫莫欺。”明高得旸《北关夜市》描绘杭州夜市更具体：“北城晚集市如林，上国流传直至今。青苎受风摇月影，绛纱笼火照春明。楼前饮伴联游袂，湖上归人散醉襟。阛阓喧阗如昼日，禁钟未动夜将深。”
清代初年，受战乱影响，夜市萧条，直至康熙年间，经济开始恢复，夜市也逐渐复苏。清代的夜市延续明代夜市，主要在大的城市里。清代实行严格的禁夜制度，《大清律例·军政·夜禁》：“凡京城夜禁，一更三点钟声已静（之后）、五更三点钟声未动（之前），犯者笞三十。二更、三更、四更，犯者笞五十。外郡城镇，各减一等。”所以，清代的夜市规模也受到较大影响。
总体上说，明清时期的夜市与两宋的夜市相比，在繁华程度上，是不可同日而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