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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先发之地，也是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领跑者。
在刚刚过去的2015年，浙江经济增速达到8%，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位列第一梯队。“这表明，近年来浙江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转型升级成效逐步显现。”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朱卫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月24，杭州梦想小镇，创业者在互联网村举办的一场座谈会上交流
事实上，与其他省份相比，浙江更早感受到经济下行的“寒意”：2009年一季度，浙江经济增长仅3.4%，告别了连续19年的两位数增长。
作为传统制造业大省的浙江，下辖近90个县（市、区），几乎每个县均有自己的特色产业，覆盖轻纺、皮鞋、经编、电器、打火机等行业。曾经，“浙江制造”以其低成本优势快速占领全球市场，更以其“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之势扬名海内外。
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后，产品以出口国际市场为主的浙江经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2009年原本计划增长9%的浙江外贸，实际负增长13.8%。
“对于浙江来说，最大的问题在于要尽快完成经济转型。”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史晋川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过去，浙江经济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传统的要素驱动的粗放型生产模式，现在必须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模式转化。
在朱卫江看来，浙江能够在短期内扭转经济增速下滑的局面，关键是较早认识到了经济转型升级，并系统性地推出了一系列组合拳：“浙商回归”“四换三名”“五水共治”“特色小镇”……支撑了浙江经济在换挡期的合理增速。
2011年10月，首届世界浙商大会在杭州召开。时任浙江代省长的夏宝龙表达了省外海外浙商能够回归浙江、发展经济的希望。他说，浙商是浙江最宝贵的资源和财富，是浙江发展最为倚重的力量，是浙江的金字招牌，浙商兴则浙江兴，浙商强则浙江强。
很快，2012年初，浙江出台了《关于支持浙商创业创新促进浙江发展的若干意见》，把浙商回归列为当年省政府的“头号工程”。按照这份意见，浙江各级政府要在五年内，通过实施浙商回归工程，引进项目到位资金累计达到1万亿元。
2008年经济危机后，外需锐减、内需趋缓，作为外向型经济大省的浙江，开始重新审视投资对经济拉动的重要性。
“浙江投资一直处在低位运行状态，不仅低于全国水平，也低于东部水平。”浙江省委政研室副主任徐志宏说。统计数据显示，在2002年到2011年的近10年里，浙江固定资产投资连续8年低于全国水平。
对海外市场依存度最高的温州，是这轮经济调整中浙江最先感受到下行压力的地市。温州前市委书记陈德荣曾分析说：“温州经济总量下滑的直接原因还是投资不足的问题，由于前些年整个温州的生产性投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入相对缺乏，导致后面的整个产出不足。”
温州可以说是浙江10年来投资乏力的缩影。据统计，本世纪前10年，温州的固定资产投资率只有33%，低于浙江全省10个百分点，低于全国20个百分点。“这样一种长期的投资不足，带来温州的生产能力和转型发展的能力欠缺。”陈德荣说。
但是，加大投资强度的钱从哪里来？
外资、国企、民企，通常被认为是投资的三大来源，但多年来，浙江引入外资和央企的实际效果却并不理想。
比如，在实际利用外资总量上，2011年浙江仅相当于邻省江苏的36.3%，相比10年前的2002年，反而下降了7.1个百分点。同时，由于缺乏土地，在全国各省纷纷与央企签订合作协议的高潮中，浙江也没有挤上头班车。
在这种投资来源结构下，浙江开始将目光转向自身的优势——遍布全球的数百万浙商。
目前有600多万浙商分布在省外各个角落，有200多万浙商分布在海外各个国家或地区。据不完全统计，浙商在省外的投资额大约有4.5万亿元，创造的经济总量超过6万亿元。
为了确保浙商回归这个头号工程的落实，省政府除了成立“回归引进”领导小组，由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强亲自出任组长外，还启动了对11个市，20个省级相关部门，以及29个省外浙江商会的目标责任制考核，并把考核结果直接纳入地方部门年度工作目标以及班子政绩考核，且与奖惩挂钩。
省委书记夏宝龙反复告诫全省干部，在推进这项工作中，要多问问“四个够不够”：对浙商在浙江发展中所处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认识得够不够？对浙商成长发展的轨迹和规律研究得够不够？对浙商创业创新的实践支持得够不够？对浙商的温暖关爱给予得够不够？
在省领导的强力推进下，一场不以招商为名的招商，在浙江各地全面展开。全省按照“盯人盯企”的方式启动实施浙商回归“千万招引行动计划”，省市县三级100位领导干部负责盯引重点企业和优质项目，确保项目早签约早落户。
2012年至2014年，全省累计引进“浙商回归”500万元以上项目4813个，到位资金5285.73亿元，其中重大项目2501个，到位资金3836.93亿元。目前到位资金50%以上的项目194个，20亿元以上项目37个。
2015年全年浙商回归到位资金3066亿元，同比增长37.1%，其中重大项目2234亿元，累计到位资金8352亿元，为浙江经济转型注入了持续不断的活力源泉。
2015年9月3日，北京胜利日大阅兵让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的员工格外兴奋。因为，摩托车礼宾方队驾驶的45辆国宾护卫摩托车，就出自他们之手。
从接到任务到交出样车，春风动力公司仅花了4个月。高效率背后，是企业从“制造”到“智造”的跨越：智能化改造让人均生产效率提升30%，库存周转率提升50%，而春风动力公司的这一跨越，得益于近年来浙江实施的“四换三名”工程。 2013年，浙江省委、省政府作出了加快推进“四换三名”的部署，即腾笼换鸟、机器换人、空间换地、电商换市，培育名企、名品、名家。
“目的就是为了破解浙江经济的一系列结构性问题，比如过多依赖低端产业、过多依赖低成本劳动力、过多依赖资源要素消耗、过多依赖传统市场和传统商业模式以及过多依赖低小散企业的问题。”朱卫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浙江主政者看来，“四换三名”工程是打造浙江经济升级版的必由之路。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徐剑锋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是依靠传统产业、低成本劳动力和资源环境消耗。
“但2008年后，浙江经济进入工业化发达阶段。处在这一阶段，由于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不断上升，环境压力加大，高消耗、粗放型的发展路子已经走不通了。”徐剑锋说，“四换三名”工程就是通过“腾挪闪移”的办法，提高资源要素的利用效率，从而实现在不增加或少增加资源要素投入的情况下，支撑起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3年多来，通过“四换三名”，浙江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2015年上半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突破50%;工业经济转型升级步入“快车道”，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增幅、全员劳动生产率增幅均高于增加值增幅;一批大企业的龙头作用增强，38家省级“三名”培育试点企业利润增幅达25.2%。
2015年11月2日，第七届中国水晶玻璃产业博览会在浙江浦江县开幕。不过，不少人不知道这个博览会此前已停办了5年，而停办的原因正是水晶产业给浦江造成的水污染问题。
浦江县的水晶产业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经过三十年的快速发展，浦江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水晶玻璃制品产业基地、原辅材料集散地和装备研发制造基地，水晶产品占全国市场70%以上，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水晶玻璃之都”。
同时，水晶产业也成为浦江县的支柱产业。全县一度有水晶作坊2.2万家，发展高峰时期，本地38.8万居民和37万外来人员中，至少有20万人直接从事水晶生产。
但晶莹剔透的水晶，为浦江带来发展活力和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健康危害。
全县577条大小河流中，最严重时90%由于污染沦为“牛奶河”、垃圾河、黑臭河，不仅严重影响到当地百姓的生活，也让浦江所在地的钱塘江重要支流浦阳江成为全省水质最差的河流，其下游的县市怨声载道。
2013年，在浙江省委省政府和金华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浦江县与污染的水晶行业展开背水一战。
2013年7月17日，浦江县检察院以污染环境罪对犯罪嫌疑人邓善飞批准逮捕，邓善飞也成了浦江县水晶业污染整治里首个因污染承担法律责任的个体老板。
这也是2013年6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文件后，浙江省首例因环境污染而追究刑责的案件。
在重拳整治下，浦江全县2.2万家水晶加工企业，缩减到1200多家，淘汰水晶加工设备6.58万台，使得浦阳江地表水断面水质从过去的劣Ⅴ类提升至现在的Ⅲ类，达到水环境功能区要求。
与此同时，浦阳县通过有针对性地对大企业进行扶持，在水晶企业数量锐减90%的同时，实现了产值的增长。
浦江县是浙江以治理污水倒逼产业转型升级的缩影。
浙江主政者认为，水污染虽然问题在水面，但根子在岸上。水污染的根源是生产生活方式的落后，治水就是抓转型。
“哲学上讲纲举目张，治水就是浙江转型升级实现更有质量和效益、更具持续发展能力的‘纲’。”省委书记夏宝龙说，在浙江这样的江南水乡，治水就是抓转型、治水就是抓生态、治水就是抓民生，治水就是抓政治。可以说，“五水共治”是一石多鸟的举措。
2014年初，浙江在全省开展了以治污水为突破口，协同推进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的“五水共治”活动。
按照计划，这项活动将以治污水为突破口，3年（2014-2016）解决突出问题，明显见效;5年（2014-2018）基本解决问题，全面改观;7年（2014-2020）基本不出问题，实现质变。
为了实施“五水共治”，浙江省成立了以省委书记、省长任组长，六位副省级领导任副组长，31家省级部门为成员单位的省“五水共治”工作领导小组。省治水办实行实体运作，分管副省长兼任省治水办主任。各地也都建立相应的工作机构，并形成了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套班子齐上阵的组织推进体系。
来自浙江省环保厅的数据显示，2015年上半年，浙江全省地表水控制断面Ⅲ类以上水质断面比例达到67.9%，同比提高了8.6个百分点，劣Ⅴ类断面比例同比下降了8.1个百分点，流域水质正呈现快速提升态势。
浙江有近三成的用水、约四成的废水排放来自工业。如今通过治水，倒逼工业转型升级，已出现水资源利用率提高和工业对水环境的源头性污染明显削减的可喜现象。其中，全省工业废水排放量近两年累计下降14.8%。
特色小镇是近两年浙江为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推出的另一个重要抓手。根据浙江的规划，全省将规划建设100个左右的特色小镇，这些小镇不仅环境优美，而且人才、资本、技术等高端要素聚集，成为浙江产业创新升级的发动机。
“作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大决策，2014年起，特色小镇建设便成为省长李强力推的工作之一。”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所所长徐剑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2014年10月，李强在参观全国首个云计算产业生态小镇——杭州西湖区云栖小镇时首次公开提及特色小镇。他说，“让杭州多一个美丽的特色小镇，天上多飘几朵创新‘彩云’。”
在李强看来，浙江首提的特色小镇，既不是行政区划单元上的“镇”，也不同于产业园区、风景区的“区”，而是相对独立于市区，有明确产业定位、文化内涵、旅游特色和一定社区功能的发展空间平台。其规划面积一般控制在3平方公里左右，相当于半个西湖。 “特色小镇将围绕单个产业来打造完整的产业生态圈，以此培育具有行业竞争力的‘单打冠军’。”浙江省发改委副主任、省特色小镇联席会议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翁建荣说，它需要具备四个特征，产业上“特而强”、功能上“有机合”、形态上“小而美”、机制上“新而活”。
2015年，浙江特色小镇建设进入“快车道”。
当年年初，“加快规划建设一批特色小镇”被列入浙江《政府工作报告》的“2015年重点工作”。3月28日，由李强圈定并命名的杭州余杭区“梦想小镇”启用。5月，浙江发布《省政府关于加快特色小镇规划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重点培育和规划建设100个左右的特色小镇。1个月后，首批37个省级特色小镇创建名单公布。
2016年1月，第二批省级特色小镇创建名单公布，42个小镇入围。
这些特色小镇所涉及的产业，不仅有信息经济、环保、健康、旅游、时尚、金融、高端装备制造等支撑浙江未来发展的七大产业，同时还兼顾茶叶、丝绸、黄酒、中药、青瓷、木雕、根雕、石雕、文房等历史经典产业。
浙江省省长李强曾在浙江省委机关刊物《今日浙江》上发表题为《特色小镇是浙江创新发展的战略选择》的署名文章，对正着力推进的特色小镇建设工作进行了详细阐述。
在长达6500余字的文章中，李强首次系统阐述特色小镇的发展理念。他表示，不久的将来，一个个产业特色鲜明、人文气息浓厚、生态环境优美、多功能叠加融合、体制机制灵活的美丽小镇将深刻改变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格局，推动新常态下的浙江发展保持中高速、迈向中高端。
“这些创建中的特色小镇，既是一个个产业创新升级的发动机，又是一个个开放共享的众创空间;既处处展现江南水清地绿的秀美风光，又告别传统工业区‘文化沙漠’现象，彰显了人文气质;既集聚了人才、资本、技术等高端要素，又能让这些要素充分协调，在适宜居住的空间里产生化学反应，释放创新动能。”文章写道，“可以说，在浙江众多特色小镇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一个个鲜活案例，贯穿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在基层的探索与实践。”
截至2015年，首批37个重点培育的特色小镇已完成固定投资480亿元，集聚企业3300多家，引进1.3万多人才，带来含金量较高的新增投资、新建项目和新增税收。
事实上，特色小镇的创建工作已引起了中央的关注。
2015年9月，中财办主任刘鹤率队专程前往浙江调研宏观经济运行和特色小镇建设情况。在考察杭州市余杭区梦想小镇、上城区山南基金小镇等几个特色小镇后，刘鹤指出，对特色小镇印象最深的是处理好了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为企业创业提供条件，大胆“放水养鱼”，让企业家才能充分发挥，这对我国经济结构升级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刘鹤认为，浙江特色小镇建设是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发展模式的有益探索，符合经济规律，注重形成满足市场需求的比较优势和供给能力，这是浙江“敢为人先、特别能创业”精神的又一次体现。
在刚刚过去的2015年，浙江经济增速达到8%，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位列第一梯队。“这表明，近年来浙江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转型升级成效逐步显现。”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朱卫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事实上，与其他省份相比，浙江更早感受到经济下行的“寒意”：2009年一季度，浙江经济增长仅3.4%，告别了连续19年的两位数增长。
作为传统制造业大省的浙江，下辖近90个县（市、区），几乎每个县均有自己的特色产业，覆盖轻纺、皮鞋、经编、电器、打火机等行业。曾经，“浙江制造”以其低成本优势快速占领全球市场，更以其“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之势扬名海内外。
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后，产品以出口国际市场为主的浙江经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2009年原本计划增长9%的浙江外贸，实际负增长13.8%。
“对于浙江来说，最大的问题在于要尽快完成经济转型。”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史晋川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过去，浙江经济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传统的要素驱动的粗放型生产模式，现在必须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模式转化。
在朱卫江看来，浙江能够在短期内扭转经济增速下滑的局面，关键是较早认识到了经济转型升级，并系统性地推出了一系列组合拳：“浙商回归”“四换三名”“五水共治”“特色小镇”……支撑了浙江经济在换挡期的合理增速。
发力：浙商回归
2011年10月，首届世界浙商大会在杭州召开。时任浙江代省长的夏宝龙表达了省外海外浙商能够回归浙江、发展经济的希望。他说，浙商是浙江最宝贵的资源和财富，是浙江发展最为倚重的力量，是浙江的金字招牌，浙商兴则浙江兴，浙商强则浙江强。
很快，2012年初，浙江出台了《关于支持浙商创业创新促进浙江发展的若干意见》，把浙商回归列为当年省政府的“头号工程”。按照这份意见，浙江各级政府要在五年内，通过实施浙商回归工程，引进项目到位资金累计达到1万亿元。
2008年经济危机后，外需锐减、内需趋缓，作为外向型经济大省的浙江，开始重新审视投资对经济拉动的重要性。
“浙江投资一直处在低位运行状态，不仅低于全国水平，也低于东部水平。”浙江省委政研室副主任徐志宏说。统计数据显示，在2002年到2011年的近10年里，浙江固定资产投资连续8年低于全国水平。
对海外市场依存度最高的温州，是这轮经济调整中浙江最先感受到下行压力的地市。温州前市委书记陈德荣曾分析说：“温州经济总量下滑的直接原因还是投资不足的问题，由于前些年整个温州的生产性投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入相对缺乏，导致后面的整个产出不足。”
温州可以说是浙江10年来投资乏力的缩影。据统计，本世纪前10年，温州的固定资产投资率只有33%，低于浙江全省10个百分点，低于全国20个百分点。“这样一种长期的投资不足，带来温州的生产能力和转型发展的能力欠缺。”陈德荣说。
但是，加大投资强度的钱从哪里来？
外资、国企、民企，通常被认为是投资的三大来源，但多年来，浙江引入外资和央企的实际效果却并不理想。
比如，在实际利用外资总量上，2011年浙江仅相当于邻省江苏的36.3%，相比10年前的2002年，反而下降了7.1个百分点。同时，由于缺乏土地，在全国各省纷纷与央企签订合作协议的高潮中，浙江也没有挤上头班车。
在这种投资来源结构下，浙江开始将目光转向自身的优势——遍布全球的数百万浙商。
目前有600多万浙商分布在省外各个角落，有200多万浙商分布在海外各个国家或地区。据不完全统计，浙商在省外的投资额大约有4.5万亿元，创造的经济总量超过6万亿元。
为了确保浙商回归这个头号工程的落实，省政府除了成立“回归引进”领导小组，由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强亲自出任组长外，还启动了对11个市，20个省级相关部门，以及29个省外浙江商会的目标责任制考核，并把考核结果直接纳入地方部门年度工作目标以及班子政绩考核，且与奖惩挂钩。
省委书记夏宝龙反复告诫全省干部，在推进这项工作中，要多问问“四个够不够”：对浙商在浙江发展中所处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认识得够不够？对浙商成长发展的轨迹和规律研究得够不够？对浙商创业创新的实践支持得够不够？对浙商的温暖关爱给予得够不够？
在省领导的强力推进下，一场不以招商为名的招商，在浙江各地全面展开。全省按照“盯人盯企”的方式启动实施浙商回归“千万招引行动计划”，省市县三级100位领导干部负责盯引重点企业和优质项目，确保项目早签约早落户。
2012年至2014年，全省累计引进“浙商回归”500万元以上项目4813个，到位资金5285.73亿元，其中重大项目2501个，到位资金3836.93亿元。目前到位资金50%以上的项目194个，20亿元以上项目37个。
2015年全年浙商回归到位资金3066亿元，同比增长37.1%，其中重大项目2234亿元，累计到位资金8352亿元，为浙江经济转型注入了持续不断的活力源泉。
挖潜：四换三名
2015年9月3日，北京胜利日大阅兵让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的员工格外兴奋。因为，摩托车礼宾方队驾驶的45辆国宾护卫摩托车，就出自他们之手。
从接到任务到交出样车，春风动力公司仅花了4个月。高效率背后，是企业从“制造”到“智造”的跨越：智能化改造让人均生产效率提升30%，库存周转率提升50%，而春风动力公司的这一跨越，得益于近年来浙江实施的“四换三名”工程。 2013年，浙江省委、省政府作出了加快推进“四换三名”的部署，即腾笼换鸟、机器换人、空间换地、电商换市，培育名企、名品、名家。
“目的就是为了破解浙江经济的一系列结构性问题，比如过多依赖低端产业、过多依赖低成本劳动力、过多依赖资源要素消耗、过多依赖传统市场和传统商业模式以及过多依赖低小散企业的问题。”朱卫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浙江主政者看来，“四换三名”工程是打造浙江经济升级版的必由之路。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徐剑锋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是依靠传统产业、低成本劳动力和资源环境消耗。
“但2008年后，浙江经济进入工业化发达阶段。处在这一阶段，由于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不断上升，环境压力加大，高消耗、粗放型的发展路子已经走不通了。”徐剑锋说，“四换三名”工程就是通过“腾挪闪移”的办法，提高资源要素的利用效率，从而实现在不增加或少增加资源要素投入的情况下，支撑起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3年多来，通过“四换三名”，浙江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2015年上半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突破50%;工业经济转型升级步入“快车道”，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增幅、全员劳动生产率增幅均高于增加值增幅;一批大企业的龙头作用增强，38家省级“三名”培育试点企业利润增幅达25.2%。
倒逼：五水共治
2015年11月2日，第七届中国水晶玻璃产业博览会在浙江浦江县开幕。不过，不少人不知道这个博览会此前已停办了5年，而停办的原因正是水晶产业给浦江造成的水污染问题。
浦江县的水晶产业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经过三十年的快速发展，浦江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水晶玻璃制品产业基地、原辅材料集散地和装备研发制造基地，水晶产品占全国市场70%以上，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水晶玻璃之都”。
同时，水晶产业也成为浦江县的支柱产业。全县一度有水晶作坊2.2万家，发展高峰时期，本地38.8万居民和37万外来人员中，至少有20万人直接从事水晶生产。
但晶莹剔透的水晶，为浦江带来发展活力和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健康危害。
全县577条大小河流中，最严重时90%由于污染沦为“牛奶河”、垃圾河、黑臭河，不仅严重影响到当地百姓的生活，也让浦江所在地的钱塘江重要支流浦阳江成为全省水质最差的河流，其下游的县市怨声载道。
2013年，在浙江省委省政府和金华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浦江县与污染的水晶行业展开背水一战。
2013年7月17日，浦江县检察院以污染环境罪对犯罪嫌疑人邓善飞批准逮捕，邓善飞也成了浦江县水晶业污染整治里首个因污染承担法律责任的个体老板。
这也是2013年6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文件后，浙江省首例因环境污染而追究刑责的案件。
在重拳整治下，浦江全县2.2万家水晶加工企业，缩减到1200多家，淘汰水晶加工设备6.58万台，使得浦阳江地表水断面水质从过去的劣Ⅴ类提升至现在的Ⅲ类，达到水环境功能区要求。
与此同时，浦阳县通过有针对性地对大企业进行扶持，在水晶企业数量锐减90%的同时，实现了产值的增长。
浦江县是浙江以治理污水倒逼产业转型升级的缩影。
浙江主政者认为，水污染虽然问题在水面，但根子在岸上。水污染的根源是生产生活方式的落后，治水就是抓转型。
“哲学上讲纲举目张，治水就是浙江转型升级实现更有质量和效益、更具持续发展能力的‘纲’。”省委书记夏宝龙说，在浙江这样的江南水乡，治水就是抓转型、治水就是抓生态、治水就是抓民生，治水就是抓政治。可以说，“五水共治”是一石多鸟的举措。
2014年初，浙江在全省开展了以治污水为突破口，协同推进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的“五水共治”活动。
按照计划，这项活动将以治污水为突破口，3年（2014-2016）解决突出问题，明显见效;5年（2014-2018）基本解决问题，全面改观;7年（2014-2020）基本不出问题，实现质变。
为了实施“五水共治”，浙江省成立了以省委书记、省长任组长，六位副省级领导任副组长，31家省级部门为成员单位的省“五水共治”工作领导小组。省治水办实行实体运作，分管副省长兼任省治水办主任。各地也都建立相应的工作机构，并形成了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套班子齐上阵的组织推进体系。
来自浙江省环保厅的数据显示，2015年上半年，浙江全省地表水控制断面Ⅲ类以上水质断面比例达到67.9%，同比提高了8.6个百分点，劣Ⅴ类断面比例同比下降了8.1个百分点，流域水质正呈现快速提升态势。
浙江有近三成的用水、约四成的废水排放来自工业。如今通过治水，倒逼工业转型升级，已出现水资源利用率提高和工业对水环境的源头性污染明显削减的可喜现象。其中，全省工业废水排放量近两年累计下降14.8%。
引领：特色小镇
特色小镇是近两年浙江为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推出的另一个重要抓手。根据浙江的规划，全省将规划建设100个左右的特色小镇，这些小镇不仅环境优美，而且人才、资本、技术等高端要素聚集，成为浙江产业创新升级的发动机。
“作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大决策，2014年起，特色小镇建设便成为省长李强力推的工作之一。”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所所长徐剑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2014年10月，李强在参观全国首个云计算产业生态小镇——杭州西湖区云栖小镇时首次公开提及特色小镇。他说，“让杭州多一个美丽的特色小镇，天上多飘几朵创新‘彩云’。”
在李强看来，浙江首提的特色小镇，既不是行政区划单元上的“镇”，也不同于产业园区、风景区的“区”，而是相对独立于市区，有明确产业定位、文化内涵、旅游特色和一定社区功能的发展空间平台。其规划面积一般控制在3平方公里左右，相当于半个西湖。 “特色小镇将围绕单个产业来打造完整的产业生态圈，以此培育具有行业竞争力的‘单打冠军’。”浙江省发改委副主任、省特色小镇联席会议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翁建荣说，它需要具备四个特征，产业上“特而强”、功能上“有机合”、形态上“小而美”、机制上“新而活”。
2015年，浙江特色小镇建设进入“快车道”。
当年年初，“加快规划建设一批特色小镇”被列入浙江《政府工作报告》的“2015年重点工作”。3月28日，由李强圈定并命名的杭州余杭区“梦想小镇”启用。5月，浙江发布《省政府关于加快特色小镇规划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重点培育和规划建设100个左右的特色小镇。1个月后，首批37个省级特色小镇创建名单公布。
2016年1月，第二批省级特色小镇创建名单公布，42个小镇入围。
这些特色小镇所涉及的产业，不仅有信息经济、环保、健康、旅游、时尚、金融、高端装备制造等支撑浙江未来发展的七大产业，同时还兼顾茶叶、丝绸、黄酒、中药、青瓷、木雕、根雕、石雕、文房等历史经典产业。
浙江省省长李强曾在浙江省委机关刊物《今日浙江》上发表题为《特色小镇是浙江创新发展的战略选择》的署名文章，对正着力推进的特色小镇建设工作进行了详细阐述。
在长达6500余字的文章中，李强首次系统阐述特色小镇的发展理念。他表示，不久的将来，一个个产业特色鲜明、人文气息浓厚、生态环境优美、多功能叠加融合、体制机制灵活的美丽小镇将深刻改变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格局，推动新常态下的浙江发展保持中高速、迈向中高端。
“这些创建中的特色小镇，既是一个个产业创新升级的发动机，又是一个个开放共享的众创空间;既处处展现江南水清地绿的秀美风光，又告别传统工业区‘文化沙漠’现象，彰显了人文气质;既集聚了人才、资本、技术等高端要素，又能让这些要素充分协调，在适宜居住的空间里产生化学反应，释放创新动能。”文章写道，“可以说，在浙江众多特色小镇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一个个鲜活案例，贯穿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在基层的探索与实践。”
截至2015年，首批37个重点培育的特色小镇已完成固定投资480亿元，集聚企业3300多家，引进1.3万多人才，带来含金量较高的新增投资、新建项目和新增税收。
事实上，特色小镇的创建工作已引起了中央的关注。
2015年9月，中财办主任刘鹤率队专程前往浙江调研宏观经济运行和特色小镇建设情况。在考察杭州市余杭区梦想小镇、上城区山南基金小镇等几个特色小镇后，刘鹤指出，对特色小镇印象最深的是处理好了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为企业创业提供条件，大胆“放水养鱼”，让企业家才能充分发挥，这对我国经济结构升级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刘鹤认为，浙江特色小镇建设是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发展模式的有益探索，符合经济规律，注重形成满足市场需求的比较优势和供给能力，这是浙江“敢为人先、特别能创业”精神的又一次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