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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五四”运动爆发前夕，中国社会到处弥漫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氛围。新思想、新文化得到广泛而迅速的传播。在浙江一师一间昏暗的学生宿舍里，有一位面目清瘦、身材单薄、戴眼镜的青年，他饥似渴地翻阅着《新青年》杂志。他就是俞秀松，在他床头的书桌上，还堆着厚厚一大摞报刊杂志，其中有《星期评论》、《觉悟》、《学灯》……
【关键词】俞秀松;革命狂生
一、“初生牛犊不怕虎”
俞秀松，字柏青，又名寿松、纳利马诺夫，化名王寿成、余寅初，自称长山道人，诸暨大桥乡溪埭村人。他出生在社会大变局的时代，随着科举制度废除，中国新式教育逐渐发展起来。俞秀松正是在这种轻松、自由、民主的新式教育氛围中成长起来的。
俞家世代务农，不算是家学渊源，其父俞韵琴虽始读私塾，但非常注重民主的家庭教育。他懂得言传身教，坚持以身作则，从不独断专行;他总是摆事实、讲道理，循循善诱地教育子女，教育他们做人“要厚道、勤劳、自立，要爱学习，要立志成为对社会有用之人”。这对于年幼的俞秀松成长意义重大，也为他日后投身于革命事业奠定了思想上的基础。
在读高小时，俞秀松在《愚公移山》一文中评论道：“中国少年岂不及愚公之毅力，若人人有愚公之毅力，则中国何患不强乎？”又在《进取思想论》一文中，他写道：“列国富而中国贫，列国强而中国弱。其何故哉？曰：“无进取思想而已矣。”字里行间体现出他强烈的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让人忍不住惊叹：一个年仅十二岁的孩子，竟能有如此抱负和胸怀。他也因此而被乡人们称之为“狂生”。
1916年，他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校期间，他思维活跃，求知欲旺盛，以善辩著称。生逢其时，重任在肩，立下宏愿：“愿做一个利国利民的东南西北人。”陈望道称赞其主办的《浙江新潮》是“浙江的一颗明星”。陈独秀赞扬他：“其文章天真烂漫，十分可爱，断断不是乡愿派的绅士说得出的……”足见二人对俞秀松评价之高。
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俞秀松发起学生运动，鼓吹革命，结果被劝退回家。他写信向父亲索要路费，信中称父亲为“俞韵琴同胞”。其父哭笑不得，当即回信道：“来信收悉，知你要钱很急，特奉寄大洋一块。我友好地提醒你，全国有四万万同胞，如果都捐出一块，足够你走遍天涯海角，岂不发财？”看似不顾长幼秩序“同胞韵琴上”的称谓，向世人展示出俞秀松对封建尊卑礼教的蔑视，对自由平等的追寻。
俞秀松的“狂”还远不止于此，在北京大学旁听时，对蔡元培、胡适之、陶履恭等大先生也都是直呼其名。并不是他不尊敬这些名望先生，而是其内心率直洒脱，不愿意受传统礼教尊卑的羁绊。这背后隐藏的不仅是当时热血青年的耿直率真，而是那股想改造社会的决心与毅力。
二、“利国利民东西南北人”
1919年北京学生“五四”爱国反帝运动如同巨浪般爆发，冲破了古国沉默荒寒，也震撼了俞秀松年轻的灵魂。他迫切地想要投入战斗，捍卫国家的主权与尊严。5月12日，俞秀松和宣中华等人发动杭州14所中等以上学校约3000名学生汇集在湖滨公园，召开声援北京、上海学生爱国反帝大会，进行了杭州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帝反封建的示威游行;他也因此被誉为是“杭州学生运动的领袖和先驱。”
随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1919年10月，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共同创办了进步刊物《双十》半月刊（后改名为《浙江新潮》）。同年11月，《浙江新潮》杂志正式创刊。7日《浙江新潮》第二期上刊登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施存统撰写的《非孝》一文。文章主张用家庭中平等的“爱”来代替不平等的“孝道”，从根本上推翻家庭制度，建设一个新社会。此文一出引起轩然大波，受到时任浙江督军、浙江省省长的围攻和指责。当局者视其为大逆不道的邪说，以“非议忠孝”为名，查封了浙江新潮社。同时，北洋军阀政府下令取缔《浙江新潮》，禁止印刷、邮寄，并要求开除俞秀松、施存统等学生。这就是当时轰动全国的浙江“一师风潮”。俞秀松等人不能继续留在学校，只能辗转参加北京工读互助团，开始工读生活。
工读的日子里俞秀松一刻也不停歇，他抄印讲义、制作粉笔，同时在北大哲学系旁听，求取马克思主义真理。作为早期学生运动的领袖，1920年3月参与上海建党工作，并随之成为党青年运动和团的工作的重要领导人。在整个中国共产党创立过程中，俞秀松发挥了重大作用。在陈独秀的指定下，俞秀松投入到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设工作中，对团员和进步青年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由于俞秀松卓有成效的工作，一批进步青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团组织逐渐发展壮大。
建党前后，杭州学生青年运动处于低潮，建团工作异常困难。1922年3月，俞秀松接受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指派，到杭州建团。回杭后，他多次出入“白屋”[ “白屋”是中国第一代白话诗人刘大白的故居，上世纪二十年代已成为秘密的红色据点。]，联合先前共同运动的师友筹备建团工作。1922年4月19日，在俞秀松的领导下，社会主义青年团杭州支部在“白屋”成立，俞秀松当选为书记。杭州支部的成立为杭州建党奠定了坚实的干部基础。
三、“革命精神代代传”
俞秀松烈士身上有着刚正不阿、敢作敢为、踏实苦干、坦诚无私的光辉品质与革命精神，是传统优秀革命战士的典型写照。
作为俞秀松继子，俞敏深刻感受到来自父辈的革命精神对下一代人生价值与社会价值实现的深刻意义。为追寻父亲的历史印记，俞敏担任上海中共中央党史学会副秘书长、青少年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通过研究党史文化来深度解读革命精神的真正内涵。他发出感叹：“俞秀松的革命精神和他少年时代受到的来自家庭的爱国主义熏陶有密切的联系。当代社会诱惑太多，我们必须抢先占领青少年的思想阵地，以免他们受到不正确的引导，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产生不良影响。所以我们要用真实的党史、团史，有正能量的革命英雄的事迹来教育他们，使他们从小就像俞秀松一样有正确的世界观。”
俞敏始终把父亲身上的革命精神作为自己的工作原则，“以史为鉴，资政育人”是他的工作信条。他决心将父亲的革命精神一代一代传递下去，让更多的青年大学生学习继承父亲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与投身革命的热血情怀。为了使世人更好地了解俞秀松，弘扬俞秀松的爱国精神，俞敏还在新疆大学校史馆向师生讲解了俞秀松烈士生平事迹，带领师生一起追思俞秀松等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谈及对当代青少年的期许，俞敏说：“我的继父身上有两样东西值得广大青年学习，一是爱国精神，二是革命品质，这两项优秀品质要在新时代的青年中打好底色。”同时，他嘱托广大青年要不断继承和发扬俞秀松烈士的革命精神，让红色基因代代传承。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提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一代又一代的有志青年接续奋斗。当代青年有理想、有抱负、更有激情，在今年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广大青年展示了“逆行者”的力量，而百年前的俞秀松也是那个时代的“逆行者”，他们都是为时代作出贡献的可爱的人。
俞秀松的人生在失败和挫折中磨砺精神，逐渐建立起自己的信仰。回顾历史，我们看到了一个懵懂的热血青年一步步转变为一个理性思考、奋勇向前的革命者。他为早期杭州党建工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把一生献给了革命事业。他是我们民族精神的坐标，也是中国青年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他把一生都献给了革命事业。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青年大学生要“树立远大理想，热爱伟大祖国、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练就过硬本领、锤炼品德修为”。以史为鉴，一百年前的榜样栩栩如生。新时代，广大青年自当学习榜样，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不辜负党的期望、人民的期待！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关键词】俞秀松;革命狂生
一、“初生牛犊不怕虎”
俞秀松，字柏青，又名寿松、纳利马诺夫，化名王寿成、余寅初，自称长山道人，诸暨大桥乡溪埭村人。他出生在社会大变局的时代，随着科举制度废除，中国新式教育逐渐发展起来。俞秀松正是在这种轻松、自由、民主的新式教育氛围中成长起来的。
俞家世代务农，不算是家学渊源，其父俞韵琴虽始读私塾，但非常注重民主的家庭教育。他懂得言传身教，坚持以身作则，从不独断专行;他总是摆事实、讲道理，循循善诱地教育子女，教育他们做人“要厚道、勤劳、自立，要爱学习，要立志成为对社会有用之人”。这对于年幼的俞秀松成长意义重大，也为他日后投身于革命事业奠定了思想上的基础。
在读高小时，俞秀松在《愚公移山》一文中评论道：“中国少年岂不及愚公之毅力，若人人有愚公之毅力，则中国何患不强乎？”又在《进取思想论》一文中，他写道：“列国富而中国贫，列国强而中国弱。其何故哉？曰：“无进取思想而已矣。”字里行间体现出他强烈的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让人忍不住惊叹：一个年仅十二岁的孩子，竟能有如此抱负和胸怀。他也因此而被乡人们称之为“狂生”。
1916年，他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校期间，他思维活跃，求知欲旺盛，以善辩著称。生逢其时，重任在肩，立下宏愿：“愿做一个利国利民的东南西北人。”陈望道称赞其主办的《浙江新潮》是“浙江的一颗明星”。陈独秀赞扬他：“其文章天真烂漫，十分可爱，断断不是乡愿派的绅士说得出的……”足见二人对俞秀松评价之高。
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俞秀松发起学生运动，鼓吹革命，结果被劝退回家。他写信向父亲索要路费，信中称父亲为“俞韵琴同胞”。其父哭笑不得，当即回信道：“来信收悉，知你要钱很急，特奉寄大洋一块。我友好地提醒你，全国有四万万同胞，如果都捐出一块，足够你走遍天涯海角，岂不发财？”看似不顾长幼秩序“同胞韵琴上”的称谓，向世人展示出俞秀松对封建尊卑礼教的蔑视，对自由平等的追寻。
俞秀松的“狂”还远不止于此，在北京大学旁听时，对蔡元培、胡适之、陶履恭等大先生也都是直呼其名。并不是他不尊敬这些名望先生，而是其内心率直洒脱，不愿意受传统礼教尊卑的羁绊。这背后隐藏的不仅是当时热血青年的耿直率真，而是那股想改造社会的决心与毅力。
二、“利国利民东西南北人”
1919年北京学生“五四”爱国反帝运动如同巨浪般爆发，冲破了古国沉默荒寒，也震撼了俞秀松年轻的灵魂。他迫切地想要投入战斗，捍卫国家的主权与尊严。5月12日，俞秀松和宣中华等人发动杭州14所中等以上学校约3000名学生汇集在湖滨公园，召开声援北京、上海学生爱国反帝大会，进行了杭州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帝反封建的示威游行;他也因此被誉为是“杭州学生运动的领袖和先驱。”
随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1919年10月，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共同创办了进步刊物《双十》半月刊（后改名为《浙江新潮》）。同年11月，《浙江新潮》杂志正式创刊。7日《浙江新潮》第二期上刊登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施存统撰写的《非孝》一文。文章主张用家庭中平等的“爱”来代替不平等的“孝道”，从根本上推翻家庭制度，建设一个新社会。此文一出引起轩然大波，受到时任浙江督军、浙江省省长的围攻和指责。当局者视其为大逆不道的邪说，以“非议忠孝”为名，查封了浙江新潮社。同时，北洋军阀政府下令取缔《浙江新潮》，禁止印刷、邮寄，并要求开除俞秀松、施存统等学生。这就是当时轰动全国的浙江“一师风潮”。俞秀松等人不能继续留在学校，只能辗转参加北京工读互助团，开始工读生活。
工读的日子里俞秀松一刻也不停歇，他抄印讲义、制作粉笔，同时在北大哲学系旁听，求取马克思主义真理。作为早期学生运动的领袖，1920年3月参与上海建党工作，并随之成为党青年运动和团的工作的重要领导人。在整个中国共产党创立过程中，俞秀松发挥了重大作用。在陈独秀的指定下，俞秀松投入到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设工作中，对团员和进步青年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由于俞秀松卓有成效的工作，一批进步青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团组织逐渐发展壮大。
建党前后，杭州学生青年运动处于低潮，建团工作异常困难。1922年3月，俞秀松接受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指派，到杭州建团。回杭后，他多次出入“白屋”[ “白屋”是中国第一代白话诗人刘大白的故居，上世纪二十年代已成为秘密的红色据点。]，联合先前共同运动的师友筹备建团工作。1922年4月19日，在俞秀松的领导下，社会主义青年团杭州支部在“白屋”成立，俞秀松当选为书记。杭州支部的成立为杭州建党奠定了坚实的干部基础。
三、“革命精神代代传”
俞秀松烈士身上有着刚正不阿、敢作敢为、踏实苦干、坦诚无私的光辉品质与革命精神，是传统优秀革命战士的典型写照。
作为俞秀松继子，俞敏深刻感受到来自父辈的革命精神对下一代人生价值与社会价值实现的深刻意义。为追寻父亲的历史印记，俞敏担任上海中共中央党史学会副秘书长、青少年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通过研究党史文化来深度解读革命精神的真正内涵。他发出感叹：“俞秀松的革命精神和他少年时代受到的来自家庭的爱国主义熏陶有密切的联系。当代社会诱惑太多，我们必须抢先占领青少年的思想阵地，以免他们受到不正确的引导，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产生不良影响。所以我们要用真实的党史、团史，有正能量的革命英雄的事迹来教育他们，使他们从小就像俞秀松一样有正确的世界观。”
俞敏始终把父亲身上的革命精神作为自己的工作原则，“以史为鉴，资政育人”是他的工作信条。他决心将父亲的革命精神一代一代传递下去，让更多的青年大学生学习继承父亲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与投身革命的热血情怀。为了使世人更好地了解俞秀松，弘扬俞秀松的爱国精神，俞敏还在新疆大学校史馆向师生讲解了俞秀松烈士生平事迹，带领师生一起追思俞秀松等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谈及对当代青少年的期许，俞敏说：“我的继父身上有两样东西值得广大青年学习，一是爱国精神，二是革命品质，这两项优秀品质要在新时代的青年中打好底色。”同时，他嘱托广大青年要不断继承和发扬俞秀松烈士的革命精神，让红色基因代代传承。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提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一代又一代的有志青年接续奋斗。当代青年有理想、有抱负、更有激情，在今年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广大青年展示了“逆行者”的力量，而百年前的俞秀松也是那个时代的“逆行者”，他们都是为时代作出贡献的可爱的人。
俞秀松的人生在失败和挫折中磨砺精神，逐渐建立起自己的信仰。回顾历史，我们看到了一个懵懂的热血青年一步步转变为一个理性思考、奋勇向前的革命者。他为早期杭州党建工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把一生献给了革命事业。他是我们民族精神的坐标，也是中国青年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他把一生都献给了革命事业。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青年大学生要“树立远大理想，热爱伟大祖国、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练就过硬本领、锤炼品德修为”。以史为鉴，一百年前的榜样栩栩如生。新时代，广大青年自当学习榜样，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不辜负党的期望、人民的期待！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