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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初，首次由中共中央总书记牵头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亮相。
“现在是改革的深水区，但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不强。成立类似国家体改委的机构还不行，一定要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高尚全，这位长期从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与研究的“老体改委”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说，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三个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对推动中国改革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这三个文件的出台几乎都是相隔十年，现在距离上一个文件的出台已经有十年了，改革也面临着新的情况和任务，应当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
一切皆因改革而生。
1982年，在原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基础上，成立了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下称体改委）。除个别时期外，体改委主任均由时任总理兼任。
体改委存在的20年里，是中国改革大放异彩的黄金时期。体改委担负着“改革中枢”的重任，被视为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机构。它集调查研究、参谋指挥于一身，有“小国务院”的称号。
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体改委被降格为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简称体改办）。2003年，体改委（办）这个曾在中南海办公的机构被撤销。同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简称发改委）成立。
体改委成立时中国还是铁板一块的计划经济，撤销时，市场经济在中国已势不可挡、深入人心。从承认价值规律到承认商品经济；从以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最后定位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推进国企改革到确立股份制，体改委对那段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那时，体改委聚集了一批海外和本土的专家，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探索出路。高尚全是在1982年4月从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调入体改委。1985年到1993年任职体改委副主任的他，见证了体改委各个节点的辉煌和苦涩。
如今，已经85岁高龄的高尚全仍保持着旺盛的工作状态，每天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办公室工作，桌子上一个台式电脑，一个笔记本电脑，阅读材料，撰写文章，到全国各地参加会议，继续为改革鼓与呼。
一切皆因改革而生
《财经国家周刊》：体改委是在什么背景下成立的？
高尚全：当时农村改革已入第四个年头，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还未全面启动，还是原来那套计划经济体制模式。政企不分，条块分割，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来资源配置，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很严重。
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沈阳有两个厂，一个是变压器厂，旁边一个是冶炼厂，变压器厂归机械工业部管，冶炼厂归冶金部管。变压器厂需要的铜由机械部从云南等地大批量运来，而冶炼厂生产的铜由冶金部分配到全国各地。一墙之隔的两个企业不能横向联系，造成了大量物质和时间上的浪费。体改委成立时，当时的国务院领导说，体制改革归根结底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二是条条与块块的关系。
《财经国家周刊》：体改委成立后，有哪些重要节点对当时的经济体制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
高尚全：有4个会议值得一提。
第一个是1984年4月在常州市召开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座谈会。原来常州每个煤油灯罩统一定价为6分，因价格太低，生产厂家没有积极性，灯罩紧缺，于是这“小小的灯罩”也成了计划供应品。后来，他们将灯罩价格放开，由6分涨到了2角，起初担心消费者反感，但结果相反。这次会议，加快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的步伐。
第二个重要会议在西苑饭店。在上世纪80年代初，人们害怕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混同起来，会变成资本主义，因此商品经济形成共识经历了艰难的磨合过程。1984年8月，体改委邀请了近20人在西苑饭店开研讨会，会上大家意见很一致，认为“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无必然联系”。
第三个是巴山轮会议。1985年9月2日，巴山轮从重庆启航，沿长江向东。船上汇集了众多的西方经济学家，这是中国第一次引进西方经济学，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思想启蒙，为1987年十三大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方针作了理论准备。那时，国内即使是主张商品经济的人也提不出一套完整的理论。第一次听西方学者讲怎样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中国学者和官员都很兴奋。讨论工资问题时，西方学者讲劳动力价格、劳动力市场，很多中国学者和官员都是头一次听说。“七五”计划就吸收了巴山轮会议的成果。
第四个会议是在泰国举办的四国五方会谈。1986年，世行驻北京首任代表林重庚向中央建议可以借鉴南朝鲜经验，中央指派体改委与南朝鲜接触。但当时中国和南朝鲜尚未建交，过不去，进不来。我就建议去第三国会谈。1987年6月4日，我率考察团赴曼谷参加计划与市场国际研讨会。泰国、南朝鲜、印度的重要官员和世界银行副行长都参加了研讨，各国介绍自己的改革和发展情况，特别是南朝鲜运用政策性计划和市场的作法和经验受到过我的重视。
三个重要文件
《财经国家周刊》：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改革的决定，体改委为《决定》的出台做了哪些探索？
高尚全：我有幸参加了这个《决定》的起草。1984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中央领导有意推出一个关于改革的文件，使之成为继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之后新的高度。
《决定》中一个重大的突破就是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第一次提出“商品经济”概念，这是解放思想的结果。这个稿子起草过程中，党中央和国务院主要领导先后八次和起草小组进行了座谈，共同修改这个决定。在起草过程中，我也提出，改革就是要为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扫清道路。
但是，我的意见提出后，有人不赞成把商品经济写入《决定》，害怕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混同起来。因为反对的人官都比我大，起草小组通不过。能不能把“商品经济”写进决议，始终是争论焦点。 为了争取外援，我建议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名义，在北京西苑饭店召开了那个理论研讨会。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商品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范畴，同计划经济也不是对立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我们把会上的意见以理论探讨成果的形式上报。当时的中央决策层说：中国还是要搞商品经济，不妨写篇文章送给“老同志”们看看。
马洪同志组织起草《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再思考》写好后，分送几位党内老人，没有反对意见，只有一位提出，最好不要从全民所有制内部找商品经济存在的原因，还是从两种所有制的关系、两种公有制的存在来说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原因为好。最终在十二届三中全会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写到决定上去，这是中国改革历史上一个重大的突破口。
《财经国家周刊》：第二个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在这次经济体改革重要文件起草上，你提了哪些建议？
高尚全：我当时负责起草这个《决定》的市场体系部分。这个《决定》，第一次把资本市场写上去了，这不容易，因为解放以后不能提“资本”两个字，怕“资本”和“资本主义”相联系，所以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只能叫“资金”。其实，资本是生产要素，不是与资本主义相联系，我们社会主义同样要利用资本这个要素。
关于“劳动就业市场”还是“劳动力市场”也有不同意见。我坚持要理直气壮地提出劳动力市场，但有人说：劳动力怎么进入市场呢？劳动力进入市场就影响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
为了使建议得到高层支持，我曾分别征求薄老和李岚清副总理的意见，他们的反应很积极。后来中央政治局常委专门开会讨论《决定》，我心血来潮发了言：必须明确提出“劳动力市场”，我一口气讲了五条理由。
会议没有继续讨论，江泽民总书记只说了一句：提出劳动力市场，社会上能不能接受？第二天我找了主持起草工作的温家宝同志，我有点内疚地说：昨天我不应该发言，当时有点冲动，但我不发言，“劳动力市场”的概念就出不来。后来，家宝同志为了把“劳动力市场”写到《决定》上去做了很大努力。他把关于劳动力市场的材料报送给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又批转给各中央常委，各常委表示没有意见。所以把劳动力市场才写进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
《财经国家周刊》：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出台时，体改委已经被撤销，这个《决定》在经济体制上有哪些改革？
高尚全：当时有人认为，我们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搞得差不多了。但实际上，改革任务仍然十分繁重。
在文件起草过程中，我曾两次发表意见，第一次讨论文件大纲时，我提出，改革是无止境的，完善也是无止境的。
第二次是在全体会议上，我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几个理论问题，一是完善、发展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把原来的公有制为主体完善为公有制为主导。
二是对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提出了建设性的修改意见：第一，原来的表述，要使市场发挥作用，必须先经过国家的宏观调控，国家宏观调控变成市场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了。第二，资源配置的主体是市场，而不是政府。第三，政府在市场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发挥作用。第四，宏观调控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而不是主要用行政手段。第五，谁代表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国务院当然是代表国家，但到了地方政府也想掌握宏观调控权。这五条意见被采纳，所以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不再用原来的表述，而是改成“更大程度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三是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互相促进、共同发展。传统的思维方式是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两股道上运行，甚至把两者对立起来。现在要通过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两股道变成一股道，拧成一股劲，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使之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发改委”与“发展委”
《财经国家周刊》：你认为，2003年撤销体改委的原因是什么？
高尚全：有很多原因。首先有种误解，认为改革搞得差不多，不需要改革了。第二，在改革过程中难免触及相关部门的利益，受到一些利益部门、既得利益者的反对。改革是要得罪人的，但不改革不行，这是一个历史的责任，一定要搞改革，一定要有勇气。改革者一定要有这个自豪。
以前主要进行的是经济体制改革，但一些核心问题都没有解决，比如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干预多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虽然在发展，但过去长期积累的矛盾会显现出来，而且还会出现新的矛盾和不稳定因素，正如发展不能替代改革一样，改革终究是发展的动力。
《财经国家周刊》：当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取名时，最早叫发展委，你建议要加上改革两个字。当时的情形是什么样的？
高尚全：国务院体改办撤销后，把改革的职能并入新成立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新成立的机构简称叫什么？经请示国务院办公厅简称叫“发展委”。我当时提了三条意见。第一，发展和改革明明是两个方面，不要改革了，不合适；第二，当时有人说改革已经搞得差不多了，体改委、体改办等机构可以不要了，人员也不要了，这时候取名“发展委”会加深误解；第三有人说“发改委”叫着不顺口，“发展委”叫着顺口，这就更不是理由了，时间长了都会顺口。
这三点意见当时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的马凯同志听进去了，后来请示国务院，取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结果比我想象的好很多。当时有人怕麻烦，没敢提。意见提出来后，我也想过领导会怎么考虑，但我觉得这个意见是对的，如果是“发展委”保持到现在，没有了改革，是要负历史责任的。
“现在是改革的深水区，但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不强。成立类似国家体改委的机构还不行，一定要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高尚全，这位长期从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与研究的“老体改委”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说，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三个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对推动中国改革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这三个文件的出台几乎都是相隔十年，现在距离上一个文件的出台已经有十年了，改革也面临着新的情况和任务，应当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
一切皆因改革而生。
1982年，在原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基础上，成立了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下称体改委）。除个别时期外，体改委主任均由时任总理兼任。
体改委存在的20年里，是中国改革大放异彩的黄金时期。体改委担负着“改革中枢”的重任，被视为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机构。它集调查研究、参谋指挥于一身，有“小国务院”的称号。
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体改委被降格为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简称体改办）。2003年，体改委（办）这个曾在中南海办公的机构被撤销。同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简称发改委）成立。
体改委成立时中国还是铁板一块的计划经济，撤销时，市场经济在中国已势不可挡、深入人心。从承认价值规律到承认商品经济；从以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最后定位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推进国企改革到确立股份制，体改委对那段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那时，体改委聚集了一批海外和本土的专家，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探索出路。高尚全是在1982年4月从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调入体改委。1985年到1993年任职体改委副主任的他，见证了体改委各个节点的辉煌和苦涩。
如今，已经85岁高龄的高尚全仍保持着旺盛的工作状态，每天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办公室工作，桌子上一个台式电脑，一个笔记本电脑，阅读材料，撰写文章，到全国各地参加会议，继续为改革鼓与呼。
一切皆因改革而生
《财经国家周刊》：体改委是在什么背景下成立的？
高尚全：当时农村改革已入第四个年头，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还未全面启动，还是原来那套计划经济体制模式。政企不分，条块分割，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来资源配置，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很严重。
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沈阳有两个厂，一个是变压器厂，旁边一个是冶炼厂，变压器厂归机械工业部管，冶炼厂归冶金部管。变压器厂需要的铜由机械部从云南等地大批量运来，而冶炼厂生产的铜由冶金部分配到全国各地。一墙之隔的两个企业不能横向联系，造成了大量物质和时间上的浪费。体改委成立时，当时的国务院领导说，体制改革归根结底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二是条条与块块的关系。
《财经国家周刊》：体改委成立后，有哪些重要节点对当时的经济体制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
高尚全：有4个会议值得一提。
第一个是1984年4月在常州市召开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座谈会。原来常州每个煤油灯罩统一定价为6分，因价格太低，生产厂家没有积极性，灯罩紧缺，于是这“小小的灯罩”也成了计划供应品。后来，他们将灯罩价格放开，由6分涨到了2角，起初担心消费者反感，但结果相反。这次会议，加快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的步伐。
第二个重要会议在西苑饭店。在上世纪80年代初，人们害怕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混同起来，会变成资本主义，因此商品经济形成共识经历了艰难的磨合过程。1984年8月，体改委邀请了近20人在西苑饭店开研讨会，会上大家意见很一致，认为“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无必然联系”。
第三个是巴山轮会议。1985年9月2日，巴山轮从重庆启航，沿长江向东。船上汇集了众多的西方经济学家，这是中国第一次引进西方经济学，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思想启蒙，为1987年十三大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方针作了理论准备。那时，国内即使是主张商品经济的人也提不出一套完整的理论。第一次听西方学者讲怎样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中国学者和官员都很兴奋。讨论工资问题时，西方学者讲劳动力价格、劳动力市场，很多中国学者和官员都是头一次听说。“七五”计划就吸收了巴山轮会议的成果。
第四个会议是在泰国举办的四国五方会谈。1986年，世行驻北京首任代表林重庚向中央建议可以借鉴南朝鲜经验，中央指派体改委与南朝鲜接触。但当时中国和南朝鲜尚未建交，过不去，进不来。我就建议去第三国会谈。1987年6月4日，我率考察团赴曼谷参加计划与市场国际研讨会。泰国、南朝鲜、印度的重要官员和世界银行副行长都参加了研讨，各国介绍自己的改革和发展情况，特别是南朝鲜运用政策性计划和市场的作法和经验受到过我的重视。
三个重要文件
《财经国家周刊》：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改革的决定，体改委为《决定》的出台做了哪些探索？
高尚全：我有幸参加了这个《决定》的起草。1984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中央领导有意推出一个关于改革的文件，使之成为继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之后新的高度。
《决定》中一个重大的突破就是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第一次提出“商品经济”概念，这是解放思想的结果。这个稿子起草过程中，党中央和国务院主要领导先后八次和起草小组进行了座谈，共同修改这个决定。在起草过程中，我也提出，改革就是要为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扫清道路。
但是，我的意见提出后，有人不赞成把商品经济写入《决定》，害怕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混同起来。因为反对的人官都比我大，起草小组通不过。能不能把“商品经济”写进决议，始终是争论焦点。 为了争取外援，我建议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名义，在北京西苑饭店召开了那个理论研讨会。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商品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范畴，同计划经济也不是对立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我们把会上的意见以理论探讨成果的形式上报。当时的中央决策层说：中国还是要搞商品经济，不妨写篇文章送给“老同志”们看看。
马洪同志组织起草《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再思考》写好后，分送几位党内老人，没有反对意见，只有一位提出，最好不要从全民所有制内部找商品经济存在的原因，还是从两种所有制的关系、两种公有制的存在来说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原因为好。最终在十二届三中全会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写到决定上去，这是中国改革历史上一个重大的突破口。
《财经国家周刊》：第二个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在这次经济体改革重要文件起草上，你提了哪些建议？
高尚全：我当时负责起草这个《决定》的市场体系部分。这个《决定》，第一次把资本市场写上去了，这不容易，因为解放以后不能提“资本”两个字，怕“资本”和“资本主义”相联系，所以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只能叫“资金”。其实，资本是生产要素，不是与资本主义相联系，我们社会主义同样要利用资本这个要素。
关于“劳动就业市场”还是“劳动力市场”也有不同意见。我坚持要理直气壮地提出劳动力市场，但有人说：劳动力怎么进入市场呢？劳动力进入市场就影响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
为了使建议得到高层支持，我曾分别征求薄老和李岚清副总理的意见，他们的反应很积极。后来中央政治局常委专门开会讨论《决定》，我心血来潮发了言：必须明确提出“劳动力市场”，我一口气讲了五条理由。
会议没有继续讨论，江泽民总书记只说了一句：提出劳动力市场，社会上能不能接受？第二天我找了主持起草工作的温家宝同志，我有点内疚地说：昨天我不应该发言，当时有点冲动，但我不发言，“劳动力市场”的概念就出不来。后来，家宝同志为了把“劳动力市场”写到《决定》上去做了很大努力。他把关于劳动力市场的材料报送给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又批转给各中央常委，各常委表示没有意见。所以把劳动力市场才写进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
《财经国家周刊》：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出台时，体改委已经被撤销，这个《决定》在经济体制上有哪些改革？
高尚全：当时有人认为，我们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搞得差不多了。但实际上，改革任务仍然十分繁重。
在文件起草过程中，我曾两次发表意见，第一次讨论文件大纲时，我提出，改革是无止境的，完善也是无止境的。
第二次是在全体会议上，我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几个理论问题，一是完善、发展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把原来的公有制为主体完善为公有制为主导。
二是对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提出了建设性的修改意见：第一，原来的表述，要使市场发挥作用，必须先经过国家的宏观调控，国家宏观调控变成市场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了。第二，资源配置的主体是市场，而不是政府。第三，政府在市场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发挥作用。第四，宏观调控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而不是主要用行政手段。第五，谁代表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国务院当然是代表国家，但到了地方政府也想掌握宏观调控权。这五条意见被采纳，所以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不再用原来的表述，而是改成“更大程度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三是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互相促进、共同发展。传统的思维方式是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两股道上运行，甚至把两者对立起来。现在要通过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两股道变成一股道，拧成一股劲，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使之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发改委”与“发展委”
《财经国家周刊》：你认为，2003年撤销体改委的原因是什么？
高尚全：有很多原因。首先有种误解，认为改革搞得差不多，不需要改革了。第二，在改革过程中难免触及相关部门的利益，受到一些利益部门、既得利益者的反对。改革是要得罪人的，但不改革不行，这是一个历史的责任，一定要搞改革，一定要有勇气。改革者一定要有这个自豪。
以前主要进行的是经济体制改革，但一些核心问题都没有解决，比如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干预多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虽然在发展，但过去长期积累的矛盾会显现出来，而且还会出现新的矛盾和不稳定因素，正如发展不能替代改革一样，改革终究是发展的动力。
《财经国家周刊》：当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取名时，最早叫发展委，你建议要加上改革两个字。当时的情形是什么样的？
高尚全：国务院体改办撤销后，把改革的职能并入新成立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新成立的机构简称叫什么？经请示国务院办公厅简称叫“发展委”。我当时提了三条意见。第一，发展和改革明明是两个方面，不要改革了，不合适；第二，当时有人说改革已经搞得差不多了，体改委、体改办等机构可以不要了，人员也不要了，这时候取名“发展委”会加深误解；第三有人说“发改委”叫着不顺口，“发展委”叫着顺口，这就更不是理由了，时间长了都会顺口。
这三点意见当时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的马凯同志听进去了，后来请示国务院，取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结果比我想象的好很多。当时有人怕麻烦，没敢提。意见提出来后，我也想过领导会怎么考虑，但我觉得这个意见是对的，如果是“发展委”保持到现在，没有了改革，是要负历史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