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教版高中语文选修教材《唐诗宋词选读》的“沉郁顿挫的杜甫诗”专题收录《宾至》一诗，并提出学习要求：“阅读《客至》《宾至》，比较这两首诗在情感上的差异。”配套的《教学参考书》用“客套和拘谨”形容《宾至》里杜甫表现的情感，我认为这种解读仍有可商榷之处。
　　宾至
　　幽栖地僻经过少，老病人扶再拜难。
　　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
　　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粗粝腐儒餐。
　　不嫌野外无供给，乘兴还来看药栏。
　　《宾至》写于上元元年（760），四十九岁的杜甫初创草堂之时。彼时的杜甫既经离乱，文学上的造诣与兴寄更加彰显出来，加上他是从京都来的大诗人，而且与地方大员高适、严武交好，自然容易引起大家的注意。此番前来的想必是位“贵介之宾”，因为一来杜甫原本是有必要行再拜礼的，其次“车马驻江干”的声势也颇有些居高临下的味道，可是杜甫面对此君果真有拘谨的感觉吗？
　　先看诗题。王嗣奭称杜甫“厚于情谊，虽邂逅间一饮一食之惠，必赋诗以致其铭佩之私，俾垂名后世”。即观杜甫本年所作诗也可证之，如《王十五司马弟出郭相访兼遗营草堂资》《萧八明府实处觅桃栽》《从韦二明府续处觅绵竹》《凭何十一少府邕觅桤木栽》《凭韦少府班觅松树子栽》等，就连居处草堂时的邻居朱山人也得以借《过南邻朱山人水亭》传名于后世。可看似尊贵的宾客，杜甫为何却偏偏忽略了他的名字？可见杜甫对此君似乎并无好感。
　　再看對具体诗句的理解。
　　首联写草堂居处偏僻、来客稀少，此时的自己年老体衰，难行再拜之礼。
　　杜甫一家于乾元二年（759）年底抵达成都，此时的杜甫可能仍然关心中原时局，但毕竟相隔很远，因而杜甫有“锦里（即成都）烟尘外”之感。诗言“幽栖地僻经过少”既指草堂背靠成都外城，不在闹市，恐怕也包含远离政治中心的意思。
　　可是老杜果真是如此衰老，以至他人从旁搀扶尚难再拜吗？细察此时的杜甫，寂寥有之（《王十五司马弟出郭相访兼遗营茅屋资》：客里何迁次，江边正寂寥），忙碌有之（四处寄诗索要苗木、家什），疏放有之（《狂夫》：自笑狂夫老更狂），可相较于之前在秦州、同谷的狼狈处境，还称不上有衰老之感。
　　杜甫的寂寥之感多出于个人境遇之悲，这年春天因为营修草堂的缘故，各方亲友均来告慰，“初营成都草堂，有裴、严二中丞，高使君为之主;有徐卿，萧、何、韦三明府为之圃;有王录事、王十五司马为之营修。大官遣骑，亲朋展力，客居正复不寂寥也。”（《杜诗详注》引陶开虞语）不可谓不热闹。如此，则“经过”或多或少全凭杜甫的个人心境罢了。
　　杜甫并非衰老，从他所作诗中也能找到依据：元兴元年（784）开春，杜甫忙得不亦乐乎，他一边料理草堂的修盖事宜，一边四处寄书索取各种苗木、日用家什。他先是向萧县令寻觅桃栽（《萧八明府实处觅桃栽》），又向潘县令、韦县令讨桃李、绵竹（《白帖》《从韦二明府续处觅绵竹》），向何县尉、韦县尉求取桤树苗、松树苗（《凭何十一少府邕觅桤木栽》《凭韦少府班觅松树子栽》）。
　　暮春之时草堂落成，久经离乱的杜甫终于可以安定下来，又兼草堂在杜甫经营之下景色殊美，心情不可谓不佳，《堂成》谓：“暂止飞鸟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以至于想长居此地，终身为农：“卜宅从兹老，为农去国赊。”（《为农》）“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做钓钩。但有古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江村》）
　　所以说此时的老杜确有饱经风霜、与世隔绝带来的衰老之感，但是更多的恐怕还是烦于应酬此位贵客的托词。
　　颔联则直接透露出杜甫的兀傲之气。“岂有文章惊海内”是谦辞，进入蜀地的杜甫已负盛名，当初的《三大礼赋》可是得到玄宗赏识的，否则贵客哪有必要车马劳顿来到浣花溪旁？正如《堂成》“旁人错比扬雄宅”句，说是“错比”，但如果没有自得之意，又何必相提并论呢？杜甫显然是自视甚高的。“漫劳车马驻江干”就多少有点牢骚情绪了，贵客此番前来既然是慕杜甫的文名，就不必摆出这样的架子;杜甫既不要贵客来抬高自己的身价，自然也不会因贵客的身份折节。高适官做得够大了吧，可是杜甫是这样与高刺史对话的：“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可谓平交王侯。摆出架子的客人自然得不到杜甫的好脸色。
　　宾客对于杜甫的热情远甚于杜甫之于宾客，竟日淹留，似乎有不少衷肠需要倾诉，可是杜甫只用“百年粗粝腐儒餐”稍致歉意。杜甫面对惬意之人又是何种表现呢？《客至》中杜甫征求崔县令的建议，要呼邻翁作陪，想必片刻之后就是三人对坐酣饮，口语化的表达方式极为自然，且见天性。又如《有客》中招待的客人也不具名，杜甫是如何表现的呢：“有客过茅宇，呼儿正葛巾。自锄稀菜甲，小摘为情亲。”因为着急接待，赶忙让儿子过来帮忙整理葛巾，想到家中没有好的食物招待，自己种的蔬菜倒是稀稀拉拉长出来一些，姑且采摘待客吧。扑面而来的是散漫率真的气息，相较“百年粗粝腐儒餐”令人亲切得多。
　　写至此处，颇有些神完意足之感，杜甫却能宕开一笔，“不嫌野外无供给，乘兴还来看药栏。”俞陛云《诗境浅说》云：“末句意谓布衣老大，固可长揖公卿，但杯盘草草，恐侮宾慢贤，故望其野外重来，以尽地主之谊，合《客至》《宾至》两诗观之。少陵交友，于无谄无骄之义，两得之矣。”谓杜甫能于无谄外不添骄矜之气，这对宾客的竟日淹留语气上还是客气的，多少还有待客的真诚。可是从邀约的内容来说，宾客不是自己的文章知己，以致你再次前来，我恐怕还会像此番一样，并不特别招待，乘着花期前来看看药花也就罢了。
　　与《客至》同写迎接和招待客人，但由于对象的差异，诗人的情感却有泾渭之别，《客至》是接待熟识之人，显得真诚深厚、亲切融洽、富有生活气息，而《宾至》是接待“贵介之宾”，因为并非文章知己，对方还摆了官架子，即使淹留竟日似乎也没有共同的话题，杜甫除了基本的应酬和客套，言语中充溢着更多的兀傲之气，而无半分拘谨可谈。
　　《客至》《宾至》二诗初读看似平常，再读则能感觉到弦外之音、味外之旨，对读之下则情义横生：同写客至，但迎拒、喜厌之间甚是分明;同样的境遇，对待友人则歉意之外更是热情，贵胄临门则以贫病自清，虽有客套，凸显出的却是耿介兀傲的形象。老杜之诗，果真“语不惊人死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