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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在中央苏区开创了红色金融事业，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国家政治保卫局为框架、国家银行为主体、具有战时金融特征的红色金融保密体系。本文从保密工作视角出发，系统挖掘梳理苏区时期的红色金融发展脉络，以填补红色金融保密史的空白。
[关键词] 金融史 中央苏区 红色金融 保密体系
一、红色金融保密工作的总体框架
赣南等原中央苏区革命史，同时是一部保密斗争史，而金融保密工作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中央苏区时期，革命力量仍相当薄弱，保密工作非常重要。一旦发生泄密事件，极有可能给苏维埃政权造成灭顶之灾。而红色金融保密工作同样极具重要性。中央苏区金融事业是在被长期包围分割和严密封锁、处于频繁激烈战争、经济基础落后等艰苦卓绝的环境下生存和发展起来的。在这样的背景下，金融保密工作稍有不慎，便可能对苏维埃事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为此，红色金融战线上的先驱们设法做好各项保密工作，有力地保障了苏区经济金融的安全，乃至整个红色政权的稳固。
中央苏区时期，包括金融保密在内的所有保密工作，都是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总体框架下开展的。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以下简称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临时中央政府设置了包括国家政治保卫局在内的九部一局，国家政治保卫局成为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保密工作被正式列入政治保卫的范畴。同时，因战时背景下的货币斗争形势和金融领域自身的特殊性，金融保密工作是在没有专业保密机构、没有专职保密人员、没有专门政策制度等“三无”状态下，自觉地开创并发展起来的。红色金融战线上的革命先驱们，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大框架下有效地组织开展了各项金融保密业务和活动，形成了以国家政治保卫局为框架、国家银行为主体、具有战时特征的红色金融保密体系。
二、中央苏区金融保密工作的体系考证
中央苏区时期的金融保密工作，大体可从以下五个方面研究其发展脉络。
（一）红色金融保密组织机构体系。中央苏区虽然没有专业的金融保密机构，但有不少具备一定金融保密职能、直接或间接参与金融保密工作的组织机构。事实上，这些机构及其工作场所承担了一定的金融保密职责，一起构成了苏区金融保密的组织机构体系。
1.国家银行。1932年，临时中央政府创办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其宗旨是“巩固苏维埃金融，帮助苏维埃经济发展”，主要职能除了发行纸币和办理存贷款外，还要控制现金（如无特别说明，均指银圆），支持苏区生产与对外贸易，突破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为苏区政权建设提供金融保障。当时，国家银行的各项工作都围绕着军事、经济、货币等开展，特别是白区现金和贸易往来的开展，很多工作都需要在秘密情况下进行，这就决定了其金融保密工作主体的属性和要求。
2.金库。银行金库相关事项在任何时期都是被列为机密而不可外泄的，特别是在战时环境下，国家银行金库的设置、保卫、管理和运转等更是保密工作的重中之重。同时，考虑到战争形势严峻，临时中央政府还往往划拨一部分金银库款建立秘密金库，以备不时之需。
3.中央造币厂。中央造币厂设立于1932年2月，归口国家银行管理，其保密工作的职责和要求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选址。厂址设于距离叶坪约3华里的洋溪村，一幢叫中门斗下屋场的私祠，周围有不少民房作为隐蔽和掩护。二是制作。先后生产过苏区和白区的各类银币、铜币等，其制作流程、工艺、模具等都是严格保密的。
4.中央印钞厂。国家银行开始印制纸币后，中央印刷厂石印部改为财政部印刷所，专印国家银行纸币和公债券、邮票，俗称“中央印钞厂”。其因承担了印制国家银行纸币任务而增加了相应的保密职责，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选址充分考虑保密需要，在叶坪下陂坞村利用当地祠堂和民房建厂；另一方面，纸币印刷流程严格保密。
5.中央直属纵队第十五大队。1934年10月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国家银行被编入中央直属纵队第十五大队，由国家银行秘密保管的金条、珠宝等跟随部队长征。第十五大队全体人员坚守保密职责，恪守机密，确保了在整个长征路上没有丢失一两金银。例如，在长征途中，第十五大队负责运输保管100多副担子，“有一副担子毛泽民最关照。挑担的人叫黄德泉……这副担子里究竟是什么东西，黄德泉本人始终不知道，只知道最贵重的东西，是国家财产……白天由黄德泉挑着，晚上则由党支部书记曹菊如负责看管”[1]p194。
（二）红色金融保密人员体系。中央苏区时期，虽然没有固定的专职金融保密人员，但在战时迫切的保密需求下，反而几乎全员参与保密工作。
1.苏区机要人员。当时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联合设立了一局、二局、三局，分管情报和电讯工作，在红军各方面军、各军团的编制表中，设有秘书处、机要科等机构，在这些机构的机要人员，在承担军事保密工作的同时，也同样肩负着金融保密工作。同时，面对严峻的保密形势，为确保万无一失，由领导同志的夫人兼任苏区领导的机要秘书，是中央苏区时期保密工作的一大特色。“为尽可能地缩小秘密的知悉范围……党在革命斗争中创造性地由夫人兼任领导同志的机要秘书。”[2]p244
2.财政金融相关业务人员。这类人员保密范围大都与自己业务相关。例如，印钞工人所掌握钞票印制流程秘密，造币厂工人所掌握造币技术秘密，纸币设计人员掌握防伪秘密，财政金融人员掌握经济金融数据的统计秘密，等等。
3.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人员。中央苏区时期政治保卫工作，从其性质、任务和手段上看，既是苏区的一条隐蔽战线，又是从事金融保密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例如侦破金融案件、打击破坏苏区金融犯罪、维护苏区金融稳定、武装守卫国家金库和武装押运款项等，都是由政治保卫局工作人员负责。
4.苏区广大军民。中央苏区时期，广大军民普遍有一种自我保密意识，这种意识也是苏区政权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苏区广大军民都充当了金融保密员的角色。例如，苏区军民参与秘密交通线的物资运输，“1930年苏区‘通讯社’建立了从上海经广东、香港、闽西、赣南苏区的秘密交通线……这些物资由‘通讯社’组织群众挑运，并负责保卫工作”[3]p57。此外，在款项解往后方时，苏区军民组成护送队伍参与搬运，“红军进占漳州筹款百万元，周恩来和福建省委、省苏政府早已从苏区动员和组织3000多民工前来搬运战利品，日夜不停地将这些物资往回搬运”[4]p215。 （三）红色金融保密政策制度体系。中央苏区时期，虽然没有制定专门的金融保密政策或制度，但在各项相关政策制度中可看到金融保密要求无处不在。
1.总体保密政策。中央苏区发布了一系列保密规定、制度、指示、训令，使保密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这也是金融保密工作的制度基础和保障。1926年1月，我党出台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关于保密工作的正式文件《加强党的秘密工作》；1929年初，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年底制定了我党历史上第一个明确规定各级党的保密委员会工作任务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秘密工作条例》；1930年至1934年，中央先后下发了《关于秘密工作的指示》等20多个文件，都提出了保密工作的具体要求。
2.泄密惩戒规定。中央苏区时期，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对窃取金融秘密者进行严厉惩处，维护苏区金融秩序。例如，1934年发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条规定：“进行各种间谍行为或传达、盗窃、收集各种有关国家秘密性质的材料或军事秘密者，处死刑。因玩忽职务，不感觉其行动所能发生的结果，泄漏上项秘密者，处一至五年的监禁。”金融领域的重要秘密显然也属于国家秘密，所以对于金融泄密行为的处罚也理应参照执行。
3.金融管理保密规定。为打击制造苏区假币、扰乱金融秩序行为，苏区政府以密令形式对严查假造苏区货币做出规定。例如，1933年春，寻乌县苏政府政治保卫分局下达《关于严密检查假造苏维埃毫子的反革命活动》的“一号密令”，“密令中还有教人识别假毫子的方法，并要求各区苏、乡苏立即行动，严查假造苏维埃毫子的反革命行动，一旦发现携带有假银毫的嫌疑人，应连人带钱捉送到县保卫分局审讯”[5]p741。
4.机要通讯方面的保密规定。中央苏区时期，对于机要密件的传送，制定了非常严密的规定，“组建武装交通队，负责传递绝密公文信件……机密公文信件一般由女交通员递送，她们把公文信件藏在头发里、棉衣角、鞋底内或南瓜里”[6]p45。同时，交通员必须遵守《秘密工作条例》，“不该自己看的文件不看……不乱抛写过的复印纸、印过的蜡纸和载有机密文字的纸屑，要及时把它们烧掉”[7]p40。金融领域的机要密件也按上述要求执行。为防止敌人窃取通讯秘密，中央苏区对通讯密码的编制、保管等制定了严格规定，金融领域的秘密通讯往来均通过红军无线电总队及通讯联络部门运转。
（四）金融保密业务和活动。1.货币发行方面的保密工作。国家银行的主要业务是发行纸币，相应的保密工作也重点围绕货币发行和管理展开。一是建立货币运输的秘密通道。中央苏区先后建立了3条与在上海的党中央及各苏区的秘密交通线。通过秘密交通线采购的重要物资就包括金融物资，“苏区用的钞票、中央印钞厂印钞所用的油墨和其他重要设备都由香港、上海等地经此运送苏区，从未失事”[7]p39。二是采取秘密的纸币防伪措施。例如，在纸币的票面设计上，采取“在钞票下方印上一行看似英文字母的文字，其中设计几处不规范的写法甚至是错误的写法……这种看似简单又违背常理的做法，就成了国家银行货币的第一个防伪标识”[2]p145。在纸币制作材料上，采取“在印钞纸上掺入羊毛，既可以增加纸张的韧性，又可以散发出不同的气味”[2]p151。纸币防伪措施作为重要机密，从始至终只有毛泽民、项英、邓发及黄亚光等关键人物知道。
2.金融管理方面的保密工作。中央苏区时期，金融管理的重要内容是打击惩处制假、贩假货币以及扰乱金融秩序等行为，并开展与货币斗争相关的保密工作。例如，1933年，针对中央苏区会昌、寻乌两县一度出现伪造苏维埃银毫流通的现象，“毛泽东亲自指示中央造币厂出个布告，告诉群众识别伪造银毫的方法，以堵塞伪币在苏区流通”[5]p741。国家政治保卫局对“瑞金县黄安区地主赖以辉偷运假银毫”[5]p741等扰乱金融秩序行为进行了严厉惩处。
3.金库管理方面的保密工作。一是记账方法上保密。例如，国家银行金库的保管人员在记账时，“为了不失密，清册上写黄酒若干，白酒若干。黄酒代表黄金，白酒代表白银”[8]p34。二是建立秘密金库。1932年，国家银行选择石城县境内一个叫烂泥垅的地方，以樟油加工厂为掩护，建立国家秘密金库。樟油加工厂“有两个师傅在这里打点生意。在这里做事的还有三五个临时雇工……时不时有些老百姓送来原材料”[2]p150。三是秘密押解库款。国家银行秘密金库建立后，相当一部分银圆、钱财等库款假借向樟油加工厂运送原材料为名，秘密押解至金库。其中“送原材料来这里的人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国家银行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便衣人员，他们混杂在运送原材料的人员中间，把银圆秘密运到这里”[2]p150。
4.转移和处置方面的保密工作。战争时期的国家银行几经迁移，先后由叶坪迁到沙洲坝，又由沙洲坝迁到云石山。其间也有敌特分子探听国家银行地址，由于保密工作到位，不仅国家银行一直平安无事，就连中央印钞厂、中央造币厂这些相关机构也未被敌人发现和破坏。此外，主力红军长征后，印铸机器、原材料、纸币、银圆、铜币等各类重要物资，也进行了秘密转移和处置。
（五）红色金融保密的配套机制。1.宣传教育机制。一是抓新同志的“入门教育”。凡是新入党、入团和参加苏维埃革命的同志以及接受新任务的同志，都要接受保密教育。二是利用《红色中华》等苏区媒体以及党政军文件进行保密宣传教育，或者通过对泄密者的严厉处罚开展警示教育。三是利用各级机关组织的各类会议如党员大会、党小组会、业务碰头会等进行保密教育。
2.人员培训机制。中央苏区时期，成立专门学校培训人才。1931年秋，中央军委“在瑞金武阳创办红色特科学校，专门培训保密人员”[9]p83。为适应红军的发展和秘密通讯的需要，毛泽东、朱德签发了《调学生学无线电的命令》，“专门创办了无线电学校。共招收11期学员，培训报务、电话、司号、旗谱等各类保密专门人才2100多人”[2]p14。1933年5月5日，苏维埃国家银行发布《招收银行练习生启事》，“决定陆续招收银行练习生（不分男女），毕业期限为一年”[5]p804。这些人员的培训为苏区的金融保密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3.群众工作机制。红色金融保密的群众工作机制，其实就是苏区全员参与保密机制。一是通过各种报刊和会议，宣传保密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二是动员群众对周边可疑之人进行观察识别，发现情况及时报告；三是配合支持党政军及各单位各部门保密工作；四是协助政治保卫局调查侦破破坏苏区金融秩序的案件。
三、传承与启示
中央苏区时期的金融保密工作成效显著。其中所蕴涵的思想、理念和精神，即使在金融保密工作环境、技术及手段已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对金融保密事业仍极具借鉴意义，值得当代金融保密工作者传承和发扬。
发扬一个传统。党的保密工作随着党的诞生而诞生，任何时期保密工作都需要加强党的领导。我党历来十分重视保密工作，把保守党的秘密作为全体党员铁的纪律写进了党章。在中央苏区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党的保密工作从未间断，而且党和政府领导人不仅思想上重视保密工作，还具体分管保密工作，有的甚至亲自开展保密工作。因此，党管保密是优良传统，必须坚持和加强。
坚持一个路线。苏区金融保密工作鲜明的特点就是依靠群众、相信群众、走群众路线，形成了一张全民参与的金融保密天罗地网，筑就了一道密不透风的保密“长城”。中央苏区时期的金融工作与党的其他工作一样，之所以能够秘密顺利进行，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始终坚持了群众路线，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坚守一种信仰。苏区时期广大军民不管遇到任何艰难困苦，都勇于做到不怕牺牲、严守秘密，体现的是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和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这种坚定的信仰，成为苏区金融保密工作的重要支撑。当前，金融保密工作者只有坚定理想信念，才能经受和抗拒各种诱惑，严守金融秘密。
牢记一种责任。中央苏区保密工作的相关政策和制度，甚至是一些未形成文字的约束性做法，为金融工作者明确了行为准则和保密责任，形成了以制度管人、管事的金融保密工作格局。这种责任，是做好当前金融保密工作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曹宏，周燕.寻踪毛泽民[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2]胡名义.赤国保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的保密工作[M].北京：金城出版社，2012.
[3]傅凤翔.江西苏区交通运输史[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
[4]舒龙.毛泽民[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
[5]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6]汪少华，汪晓华.闽浙皖赣苏区保密工作探秘[J].党史文苑，2012（12）.
[7]钱俊君，蒋响元.中国共产党交通大战略[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
[8]莫小涛.从童工到红色银行家：莫钧涛的革命岁月[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
[9]谢宝河.瑞金人民革命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 张荣辉
[关键词] 金融史 中央苏区 红色金融 保密体系
一、红色金融保密工作的总体框架
赣南等原中央苏区革命史，同时是一部保密斗争史，而金融保密工作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中央苏区时期，革命力量仍相当薄弱，保密工作非常重要。一旦发生泄密事件，极有可能给苏维埃政权造成灭顶之灾。而红色金融保密工作同样极具重要性。中央苏区金融事业是在被长期包围分割和严密封锁、处于频繁激烈战争、经济基础落后等艰苦卓绝的环境下生存和发展起来的。在这样的背景下，金融保密工作稍有不慎，便可能对苏维埃事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为此，红色金融战线上的先驱们设法做好各项保密工作，有力地保障了苏区经济金融的安全，乃至整个红色政权的稳固。
中央苏区时期，包括金融保密在内的所有保密工作，都是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总体框架下开展的。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以下简称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临时中央政府设置了包括国家政治保卫局在内的九部一局，国家政治保卫局成为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保密工作被正式列入政治保卫的范畴。同时，因战时背景下的货币斗争形势和金融领域自身的特殊性，金融保密工作是在没有专业保密机构、没有专职保密人员、没有专门政策制度等“三无”状态下，自觉地开创并发展起来的。红色金融战线上的革命先驱们，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大框架下有效地组织开展了各项金融保密业务和活动，形成了以国家政治保卫局为框架、国家银行为主体、具有战时特征的红色金融保密体系。
二、中央苏区金融保密工作的体系考证
中央苏区时期的金融保密工作，大体可从以下五个方面研究其发展脉络。
（一）红色金融保密组织机构体系。中央苏区虽然没有专业的金融保密机构，但有不少具备一定金融保密职能、直接或间接参与金融保密工作的组织机构。事实上，这些机构及其工作场所承担了一定的金融保密职责，一起构成了苏区金融保密的组织机构体系。
1.国家银行。1932年，临时中央政府创办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其宗旨是“巩固苏维埃金融，帮助苏维埃经济发展”，主要职能除了发行纸币和办理存贷款外，还要控制现金（如无特别说明，均指银圆），支持苏区生产与对外贸易，突破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为苏区政权建设提供金融保障。当时，国家银行的各项工作都围绕着军事、经济、货币等开展，特别是白区现金和贸易往来的开展，很多工作都需要在秘密情况下进行，这就决定了其金融保密工作主体的属性和要求。
2.金库。银行金库相关事项在任何时期都是被列为机密而不可外泄的，特别是在战时环境下，国家银行金库的设置、保卫、管理和运转等更是保密工作的重中之重。同时，考虑到战争形势严峻，临时中央政府还往往划拨一部分金银库款建立秘密金库，以备不时之需。
3.中央造币厂。中央造币厂设立于1932年2月，归口国家银行管理，其保密工作的职责和要求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选址。厂址设于距离叶坪约3华里的洋溪村，一幢叫中门斗下屋场的私祠，周围有不少民房作为隐蔽和掩护。二是制作。先后生产过苏区和白区的各类银币、铜币等，其制作流程、工艺、模具等都是严格保密的。
4.中央印钞厂。国家银行开始印制纸币后，中央印刷厂石印部改为财政部印刷所，专印国家银行纸币和公债券、邮票，俗称“中央印钞厂”。其因承担了印制国家银行纸币任务而增加了相应的保密职责，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选址充分考虑保密需要，在叶坪下陂坞村利用当地祠堂和民房建厂；另一方面，纸币印刷流程严格保密。
5.中央直属纵队第十五大队。1934年10月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国家银行被编入中央直属纵队第十五大队，由国家银行秘密保管的金条、珠宝等跟随部队长征。第十五大队全体人员坚守保密职责，恪守机密，确保了在整个长征路上没有丢失一两金银。例如，在长征途中，第十五大队负责运输保管100多副担子，“有一副担子毛泽民最关照。挑担的人叫黄德泉……这副担子里究竟是什么东西，黄德泉本人始终不知道，只知道最贵重的东西，是国家财产……白天由黄德泉挑着，晚上则由党支部书记曹菊如负责看管”[1]p194。
（二）红色金融保密人员体系。中央苏区时期，虽然没有固定的专职金融保密人员，但在战时迫切的保密需求下，反而几乎全员参与保密工作。
1.苏区机要人员。当时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联合设立了一局、二局、三局，分管情报和电讯工作，在红军各方面军、各军团的编制表中，设有秘书处、机要科等机构，在这些机构的机要人员，在承担军事保密工作的同时，也同样肩负着金融保密工作。同时，面对严峻的保密形势，为确保万无一失，由领导同志的夫人兼任苏区领导的机要秘书，是中央苏区时期保密工作的一大特色。“为尽可能地缩小秘密的知悉范围……党在革命斗争中创造性地由夫人兼任领导同志的机要秘书。”[2]p244
2.财政金融相关业务人员。这类人员保密范围大都与自己业务相关。例如，印钞工人所掌握钞票印制流程秘密，造币厂工人所掌握造币技术秘密，纸币设计人员掌握防伪秘密，财政金融人员掌握经济金融数据的统计秘密，等等。
3.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人员。中央苏区时期政治保卫工作，从其性质、任务和手段上看，既是苏区的一条隐蔽战线，又是从事金融保密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例如侦破金融案件、打击破坏苏区金融犯罪、维护苏区金融稳定、武装守卫国家金库和武装押运款项等，都是由政治保卫局工作人员负责。
4.苏区广大军民。中央苏区时期，广大军民普遍有一种自我保密意识，这种意识也是苏区政权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苏区广大军民都充当了金融保密员的角色。例如，苏区军民参与秘密交通线的物资运输，“1930年苏区‘通讯社’建立了从上海经广东、香港、闽西、赣南苏区的秘密交通线……这些物资由‘通讯社’组织群众挑运，并负责保卫工作”[3]p57。此外，在款项解往后方时，苏区军民组成护送队伍参与搬运，“红军进占漳州筹款百万元，周恩来和福建省委、省苏政府早已从苏区动员和组织3000多民工前来搬运战利品，日夜不停地将这些物资往回搬运”[4]p215。 （三）红色金融保密政策制度体系。中央苏区时期，虽然没有制定专门的金融保密政策或制度，但在各项相关政策制度中可看到金融保密要求无处不在。
1.总体保密政策。中央苏区发布了一系列保密规定、制度、指示、训令，使保密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这也是金融保密工作的制度基础和保障。1926年1月，我党出台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关于保密工作的正式文件《加强党的秘密工作》；1929年初，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年底制定了我党历史上第一个明确规定各级党的保密委员会工作任务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秘密工作条例》；1930年至1934年，中央先后下发了《关于秘密工作的指示》等20多个文件，都提出了保密工作的具体要求。
2.泄密惩戒规定。中央苏区时期，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对窃取金融秘密者进行严厉惩处，维护苏区金融秩序。例如，1934年发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条规定：“进行各种间谍行为或传达、盗窃、收集各种有关国家秘密性质的材料或军事秘密者，处死刑。因玩忽职务，不感觉其行动所能发生的结果，泄漏上项秘密者，处一至五年的监禁。”金融领域的重要秘密显然也属于国家秘密，所以对于金融泄密行为的处罚也理应参照执行。
3.金融管理保密规定。为打击制造苏区假币、扰乱金融秩序行为，苏区政府以密令形式对严查假造苏区货币做出规定。例如，1933年春，寻乌县苏政府政治保卫分局下达《关于严密检查假造苏维埃毫子的反革命活动》的“一号密令”，“密令中还有教人识别假毫子的方法，并要求各区苏、乡苏立即行动，严查假造苏维埃毫子的反革命行动，一旦发现携带有假银毫的嫌疑人，应连人带钱捉送到县保卫分局审讯”[5]p741。
4.机要通讯方面的保密规定。中央苏区时期，对于机要密件的传送，制定了非常严密的规定，“组建武装交通队，负责传递绝密公文信件……机密公文信件一般由女交通员递送，她们把公文信件藏在头发里、棉衣角、鞋底内或南瓜里”[6]p45。同时，交通员必须遵守《秘密工作条例》，“不该自己看的文件不看……不乱抛写过的复印纸、印过的蜡纸和载有机密文字的纸屑，要及时把它们烧掉”[7]p40。金融领域的机要密件也按上述要求执行。为防止敌人窃取通讯秘密，中央苏区对通讯密码的编制、保管等制定了严格规定，金融领域的秘密通讯往来均通过红军无线电总队及通讯联络部门运转。
（四）金融保密业务和活动。1.货币发行方面的保密工作。国家银行的主要业务是发行纸币，相应的保密工作也重点围绕货币发行和管理展开。一是建立货币运输的秘密通道。中央苏区先后建立了3条与在上海的党中央及各苏区的秘密交通线。通过秘密交通线采购的重要物资就包括金融物资，“苏区用的钞票、中央印钞厂印钞所用的油墨和其他重要设备都由香港、上海等地经此运送苏区，从未失事”[7]p39。二是采取秘密的纸币防伪措施。例如，在纸币的票面设计上，采取“在钞票下方印上一行看似英文字母的文字，其中设计几处不规范的写法甚至是错误的写法……这种看似简单又违背常理的做法，就成了国家银行货币的第一个防伪标识”[2]p145。在纸币制作材料上，采取“在印钞纸上掺入羊毛，既可以增加纸张的韧性，又可以散发出不同的气味”[2]p151。纸币防伪措施作为重要机密，从始至终只有毛泽民、项英、邓发及黄亚光等关键人物知道。
2.金融管理方面的保密工作。中央苏区时期，金融管理的重要内容是打击惩处制假、贩假货币以及扰乱金融秩序等行为，并开展与货币斗争相关的保密工作。例如，1933年，针对中央苏区会昌、寻乌两县一度出现伪造苏维埃银毫流通的现象，“毛泽东亲自指示中央造币厂出个布告，告诉群众识别伪造银毫的方法，以堵塞伪币在苏区流通”[5]p741。国家政治保卫局对“瑞金县黄安区地主赖以辉偷运假银毫”[5]p741等扰乱金融秩序行为进行了严厉惩处。
3.金库管理方面的保密工作。一是记账方法上保密。例如，国家银行金库的保管人员在记账时，“为了不失密，清册上写黄酒若干，白酒若干。黄酒代表黄金，白酒代表白银”[8]p34。二是建立秘密金库。1932年，国家银行选择石城县境内一个叫烂泥垅的地方，以樟油加工厂为掩护，建立国家秘密金库。樟油加工厂“有两个师傅在这里打点生意。在这里做事的还有三五个临时雇工……时不时有些老百姓送来原材料”[2]p150。三是秘密押解库款。国家银行秘密金库建立后，相当一部分银圆、钱财等库款假借向樟油加工厂运送原材料为名，秘密押解至金库。其中“送原材料来这里的人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国家银行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便衣人员，他们混杂在运送原材料的人员中间，把银圆秘密运到这里”[2]p150。
4.转移和处置方面的保密工作。战争时期的国家银行几经迁移，先后由叶坪迁到沙洲坝，又由沙洲坝迁到云石山。其间也有敌特分子探听国家银行地址，由于保密工作到位，不仅国家银行一直平安无事，就连中央印钞厂、中央造币厂这些相关机构也未被敌人发现和破坏。此外，主力红军长征后，印铸机器、原材料、纸币、银圆、铜币等各类重要物资，也进行了秘密转移和处置。
（五）红色金融保密的配套机制。1.宣传教育机制。一是抓新同志的“入门教育”。凡是新入党、入团和参加苏维埃革命的同志以及接受新任务的同志，都要接受保密教育。二是利用《红色中华》等苏区媒体以及党政军文件进行保密宣传教育，或者通过对泄密者的严厉处罚开展警示教育。三是利用各级机关组织的各类会议如党员大会、党小组会、业务碰头会等进行保密教育。
2.人员培训机制。中央苏区时期，成立专门学校培训人才。1931年秋，中央军委“在瑞金武阳创办红色特科学校，专门培训保密人员”[9]p83。为适应红军的发展和秘密通讯的需要，毛泽东、朱德签发了《调学生学无线电的命令》，“专门创办了无线电学校。共招收11期学员，培训报务、电话、司号、旗谱等各类保密专门人才2100多人”[2]p14。1933年5月5日，苏维埃国家银行发布《招收银行练习生启事》，“决定陆续招收银行练习生（不分男女），毕业期限为一年”[5]p804。这些人员的培训为苏区的金融保密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3.群众工作机制。红色金融保密的群众工作机制，其实就是苏区全员参与保密机制。一是通过各种报刊和会议，宣传保密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二是动员群众对周边可疑之人进行观察识别，发现情况及时报告；三是配合支持党政军及各单位各部门保密工作；四是协助政治保卫局调查侦破破坏苏区金融秩序的案件。
三、传承与启示
中央苏区时期的金融保密工作成效显著。其中所蕴涵的思想、理念和精神，即使在金融保密工作环境、技术及手段已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对金融保密事业仍极具借鉴意义，值得当代金融保密工作者传承和发扬。
发扬一个传统。党的保密工作随着党的诞生而诞生，任何时期保密工作都需要加强党的领导。我党历来十分重视保密工作，把保守党的秘密作为全体党员铁的纪律写进了党章。在中央苏区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党的保密工作从未间断，而且党和政府领导人不仅思想上重视保密工作，还具体分管保密工作，有的甚至亲自开展保密工作。因此，党管保密是优良传统，必须坚持和加强。
坚持一个路线。苏区金融保密工作鲜明的特点就是依靠群众、相信群众、走群众路线，形成了一张全民参与的金融保密天罗地网，筑就了一道密不透风的保密“长城”。中央苏区时期的金融工作与党的其他工作一样，之所以能够秘密顺利进行，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始终坚持了群众路线，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坚守一种信仰。苏区时期广大军民不管遇到任何艰难困苦，都勇于做到不怕牺牲、严守秘密，体现的是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和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这种坚定的信仰，成为苏区金融保密工作的重要支撑。当前，金融保密工作者只有坚定理想信念，才能经受和抗拒各种诱惑，严守金融秘密。
牢记一种责任。中央苏区保密工作的相关政策和制度，甚至是一些未形成文字的约束性做法，为金融工作者明确了行为准则和保密责任，形成了以制度管人、管事的金融保密工作格局。这种责任，是做好当前金融保密工作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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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名义.赤国保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的保密工作[M].北京：金城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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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舒龙.毛泽民[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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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汪少华，汪晓华.闽浙皖赣苏区保密工作探秘[J].党史文苑，2012（12）.
[7]钱俊君，蒋响元.中国共产党交通大战略[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
[8]莫小涛.从童工到红色银行家：莫钧涛的革命岁月[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
[9]谢宝河.瑞金人民革命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