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古城，两个将领，一场事变，1936年的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率部发动兵变，以“兵谏”的方式来促使蒋介石抗日，西安事变爆发。此次事变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成为扭转中国危局的关键。74年转瞬即逝，不过。关于那场事变，关于那两位将领，人们并没有遗忘。
　　亲历者：还原1936年12月12日
　　作品：《亲历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1日夜10时左右，张学良的警卫营长孙铭九命来到金家巷张公馆。
　　进门后，张学良对他说：“现在要你去请蒋委员长进城，绝对不能把他打死!”孙铭九很是惊异。“明天这个时候，说不定我和你不能再见面了。你死，我死，说不定了。”张学良对他说。此刻，孙铭九意识到此行也许有去无回了。
　　这是后来在李立编著的《亲历西安事变》中，张学良的警卫营长孙铭九在回忆起西安事变爆发前夜的场景。显然，那时的张学良已意识到“兵谏”之举倘若失败，后果将会如何。
　　孙铭九带领东北军士兵来到华清池，门卫拦车、开枪了，双方激烈枪战。在混战中，孙铭九率部冲过大门。当他们闯入蒋介石的卧室，吃了一惊：人去房空!环顾四周，桌子上放着蒋介石的军帽、皮包以及假牙，衣架上挂着大衣。孙铭九用手一摸被窝，还是温暖的，这表明蒋介石刚刚出走。床旁的一扇窗开着，说明蒋介石可能由此越窗而逃。
　　“搜山!”谁活捉蒋介石，赏钱一万元。在半山腰，逮住了蒋介石的贴身侍卫、侄儿蒋孝镇。孙铭九用手枪对着蒋孝镇的脑袋，逼问蒋委员长在哪里。蒋孝镇虽仍不肯讲，但无意朝山上斜乜了一眼。孙铭九敏锐地察觉，就指挥士兵朝他眼睛所瞟的方向追索。
　　没多久，孙铭九见到蒋介石从一山洞里出来，正扶着洞口的岩石站着。此时，天色微明。蒋介石光着脚，光着头，颤巍巍立在朔风之中。孙铭九说道：“是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的，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孙铭九把蒋送上一辆敞篷轿车，在许多辆载着东北军士兵的大卡车护送下，车队驶入西安城，直奔绥靖公署新城大楼，蒋介石便被扣押在大楼内东厢房。
　　在这部《亲历西安事变》中，当年亲身经历过西安事变的原东北军、西北军有关人员孙铭九、吕正操、赵寿山等，以及杨虎城女儿、杨虎城卫士、蒋介石侍从秘书萧赞育等通过回忆和口述，披露了西安事变中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揭秘了西安事变的内幕，从不同的侧面真实还原了西安事变的历史真相。
　　
　　张学良：“‘西安事变’是被逼出来的”
　　作品：《漫漫归乡路》、《张学良口述历史》
　　
　　“‘西安事变’的发生，不仅震动了南京政府也使全国民众目瞪口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由于过度的精神紧张，大爷几乎是撑不住了，精神已接近崩溃的边缘，并且担心家人的安全。”
　　文中所提到的“大爷”就是张学良。这是张作霖之孙、张学良之侄张间实在《漫漫归乡路》中对“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的反应。
　　事变发生之后，1936年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找到杨虎城。对他说打算送蒋回京，杨当时力劝不要亲自送蒋，但张学良表示决心已定，为表明心迹，他把一份事先拟好的手令交给了杨虎城，大意是他本人不在西安期间，东北军听命于杨虎城指挥，然后就匆忙地随同蒋飞走了，送行的只有杨虎城将军。
　　在史学名家唐德《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张学良亲口追溯发动西安事变的心境和缘由，解开了影响中国和世界的大谜题，也澄清了历来史家种种推敲和臆测。张学良说，“西安事变是逼出来的”。蒋介石当年骂他对一二九学生游行没有用机枪镇压，是两面人，他对蒋介石机关枪不打日本侵略者而打学生的讲话气得满脸通红。“西安事变”后，蒋被逼答应要与共产党合作抗日，这让张学良倍感欣慰。
　　此时，一场惊心动魄的事件就告一段落了。
　　张学良本性最适合做一个声色犬马的公子哥儿，可现实偏要压他一肩的戎马战事和国恨家仇，更遇上“九一八事变”，不抵抗的罪名令他几成民族公敌：“西安事变”促成了抗日统一战线，他成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之一，赢得世人的敬重。
　　然而，张学良的命运也由此发生了巨变：从此被幽禁半个世纪。“我的事情是到36岁，以后就没有了：从21岁到36岁，这就是我的生命。”张学良曾无限感慨地说。
　　不过，对于“西安事变”，在张学良历尽波折后的1990年，他对唐德刚说：“我问心无愧，我没有私心，我敢跟你说，我做那件事(西安事变)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我没混过与我自己地位，利益有关的东西，我没有!假设我自个要地位，利益，我就没有西安事变，我牺牲我自己，为什么，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不要打了!”
　　此外，在《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张学良还重提当年日本人想挟他做“东北土皇帝”的事情。他对日本人说：“你忘了我是中国人啊!”张学良一再表示：“我就是要中国停战，不要打仗。我实在是反对内战，反对透了。”
　　或许也正是如此，唐德刚说：没有“西安事变”，张学良只能是个不同于老子的新军阀，成不了历史人物。
　　
　　杨虎城：被误解的悲壮将军
　　作品：《杨虎城大传》
　　
　　西安事变后，与张学良被软禁的命运不同，杨虎城却遭到了暗杀。
　　“当年杀杨虎城的凶手抓了三个、枪毙两个，另一个仍然在世的，虽然承认参与了秘密杀害行动，但他当时并不知杀的人是谁。而此人也不愿意跟我谈当时的详细过程，只是反复地跟我忏悔，说’我丢人得很’，边说边擦眼泪。”对于祖父的遇难经过，杨虎城之孙杨瀚在《杨虎城大传》中表示。
　　杨瀚花了近3年的时间，耗费了大量心血，在收集、整理了诸多历史资料和档案的基础上，走访了众多相关人物终于创作完成了《杨虎城大传》。关于西安事变，关于张学良的书籍有很多，但是关于杨虎城的作品却是少之又少。杨瀚希望自己的这本书能够让世人了解一个更加生动、真实的杨虎城。这也是首部以大传形式系统、全面、深刻地反映杨虎城将军悲壮人生的著作。
　　书中深入分析探讨了围绕杨虎城将军的几个尚未澄清的问题，指出杨虎城将军家人的惨遭杀害，也都是因为“西安事变”而造成的。杨虎城作为国民党的老党员、二级上将，没有罪名，没有审判，就被秘密处决，殃及子女部属，岂有天理?该书写作过程中，杨翰分别写信给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主席马英九，呼吁国民党还历史本来面目，正确评价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及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
　　杨翰在接受香港媒体的采访时，要求中国国民党为杨虎城将军平反昭雪。“给西安事变给杨虎城一个公道”。杨瀚说：“我不是要算旧账，而是要化解仇恨。我现在要求为祖父平反，是表达自己渴望祖国统一、和谐、民主的愿望，与当年‘西安事变’时祖父提出的八大主张是一致的。”
　　杨瀚说：“关于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到底起到什么作用了解更是少，有些甚至误解，说他是‘老粗、怕死、懦弱’。”误解的评价占到大多数，这也促使杨瀚下决心，应该把他所掌握的一些东西客观的告 诉世人。对于“西安事变”，杨瀚说：“通过事实来讲，杨虎城是主角。这个主意本身是杨虎城提出来的，还有发动过程，都是杨虎城做的。”
　　言语之中，杨瀚对祖父杨虎城被误解一直接受不了，也不能接受。
　　
　　“西安事变”也有前奏曲
　　作品：《西安事变的序曲》
　　
　　实际上，在西安事变之前，也就是在1933年的5月，杨虎城就与红四方面军签订了“巴山为界，互不侵犯，联共反蒋，共同抗日”的“巴山协定”，这也是我军第一个有效的统战协定。它坚持了两年之久。对西北革命形势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乃至引出了后来的“西安事变”。
　　作家李伶的长篇纪实文学《西安事变的序曲》，揭开了70多年的尘封，首次讲述这个引人人胜的真实故事，神奇的“秘密协定”引发出3年后的“张杨兵谏”，宛如一段序曲引出了一首战歌。
　　书中以“从阎王爷枪口下抢救出的活材料”和大量的解密资料，诠释了许多闻所未闻的重大问题：为什么说“巴山协定”是“西安事变”的序曲?为什么西安事变70多年后才有“序曲之说”?9岁烈士“小萝卜头”为何与杨虎城同葬一个陵园?每一个问题背后都有一串鲜为人知的动人故事。
　　“巴山协定”和西安事变的基调都是联共反蒋，共同抗日。反蒋因为蒋介石热衷内战，将大片国土拱手相让，引起爱国人士的反抗和不满，所以，张学良?杨虎城由“劝谏”发展为“兵谏”，发动了西安事变。同时，由于“巴山协定”，杨虎城与共产党沟通了组织上的联系，这就为西安事变后的联共铺平了道路，并在思想上增强了联合各界抗日的决心和勇气。因此，当东北军入陕之后，杨虎城敢于联手张学良，共同向蒋介石发难。仅从胆量而言，由“瞒蒋”到“捉蒋”，其“虎胆”之形成，也与“巴山协定”的磨砺密不可分。
　　为什么有关“巴山协定”的研究并不多见?李伶对此表示，这里面有相当复杂的原因。第一是历史原因，与张国焘的错误有关。当时张国焘意图和党中央分庭抗礼，把功劳据为己有，不愿提及杨虎城对红军的大力支持。第二，史学界长期以来认为，西安事变的主角是张学良，而事实上如果我们把张杨二人联络共产党的时间表排出来看的话，杨虎城确实早走了一步。
　　人民解放军解放重庆的枪炮打响时，蒋介石下令特务，残忍的将杨虎城父子杀害，同时被害的还有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夫妇及他们的儿子“小萝卜头”。9岁的“小萝卜头”，一生下来就在坐牢，他是在敌人的监狱里长大的，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特务在杀死了他父母后，又逼向“小萝卜头”。“小萝卜头”喊着：“我没有罪，我要出去!”可灭绝人性的刽子手劈胸就是几刀，把他杀害了。1950年，“小萝卜头”迁葬于杨虎城将军烈士陵园，与将军一起，共同接受后人的纪念。
　　
　　西安事变：一段不可完全还原的历史
　　作品：《密档中的历史：西安事变》
　　
　　74年后的今天。或许关于“西安事变”已经不可能完全还原。
　　不过，很幸运的是，通过那些原始的材料，历史的另一种面目或许有拼合的可能。《密档中的历史：西安事变》为我们很大程度还原了历史的某一场景或气氛。
　　《密档中的历史：西安事变》收录了从1936年12月12日迄1937年5月12日的半年时间内，当时各大媒体对“西安事变”的持续报道。
　　从这些报道中可以看出：有三点最让人们关注。首先，张杨发动兵谏，并不为当时舆论所支持，甚至可以说处于一片讨伐声中；其次，张学良送蒋公回宁。王以哲被戕杀，乃西安事变两个重要节点，事态皆因此二事件而急转；第三，张学良送蒋公回宁，原因大略有三，受蒋公日记感染，形势日益局促，英美俄之干涉，而第二点至为重要，实在是形势迫张最终只有送蒋回南京一途可选择而已。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张杨兵谏并不为当时大多数人所理解，自始至终，呼吁张学良放蒋拥蒋一直是主流声音。
　　事实上，这本书中的很多史料其实都是日本人收集的。
　　收集这些资料的就是前身为“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的研究所，它正是日本当年为侵华而在中国设立的情报机构，其资料主要来源为当时国内外五十多种重要的中、英、日文报纸，各种政治立场都有，所以就还原历史气氛而言，有着足够的看点。日人之处心积虑，由此可见一斑。
　　这本《密档中的历史：西安事变》涵盖从事变发生至东北军、西北军被强行改编，以及张学良被扣押、杨虎城被迫出国，从高层决策到民众反响，许多罕见鲜闻的事实，能最大限度的还原当年从事件爆发到事变结束后的历史真相。在七十余年后读来，仍然如在现场。
　　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崇高爱国义举。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启迪。最重要的是，它表明爱国精神是凝聚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是推进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精神动力。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是在危急的关头，中国人民的爱国精神，越加显示出强大的力量，这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