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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6年8月28日，地点：哈佛燕京学社
[关键词]博士生教育，人才培养，治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K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9)04—0080—07
刘平：某大学的《研究生学志》有个“方家导航”栏目，他们希望我写一篇自己治学的经验笔谈，同时给我发来数篇已经发表的笔谈。我读过这几篇笔谈，自己也很受启发；同时也意识到，面对太多的引导、教导、劝导，同学们是否有眼花缭乱、无所适从的感觉呢?
从工厂到大学、从服务员到博士后、从中学教师到大学教授，我从自己的这些经历体会到，如果有人在适当的时候做些提示，我就可以少走许多弯路。所以，我认为，纯粹的治学方法固然重要，但求学、治学的信息也不可忽视，或许对我们正在探索中、思索中的学子更为重要；同时，这些信息本身就带有许多方法论的因素，不失为我们治学的借鉴。因为我已经在哈佛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前半年的主要时间花在了选课、听课、听讲座上。选的课主要是研究生课程，感觉与国内有很大差距。所以，我最近一直在考虑，是否写一篇介绍性的文章更有意义呢!作为一名访问学者，我对这里的教育体制毕竟认识有限，所以预先与哈佛大学的陈松和四川大学的刘颖说好，采取三人漫谈的方式，对中美两国的博士生教育体制和培养方法做些比较，其中的内容不一定精确，读者如果要了解详细情况，可以到哈佛网站做进一步的了解(www.harvard.edu)。
下面我们开始。先请刘颖谈谈国内的博士生入学考试情况。
刘颖：你是博导，你应该最清楚啊!
刘平：不，我是要你从一个考生的角度谈。
刘颖：好吧。我硕士毕业以后留在四川大学教学，一年之后报考了川大比较文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其实这个过程也很简单，在国内考博通常有这样几步：首先是通过博士生入学考试，包括外语和专业课考试，上线以后再通过面试。川大有些专业对上线的考生还要进行一次笔试，然后再进行面试，我想其他一些学校应该也有类似的步骤。另外，在国内考博之前如果能和博士生导师有所联系，应该更有帮助。
刘平：下面请陈松谈一下，自己是怎么从复旦大学的世界经济专业考入哈佛东亚系跟随包弼德(Peter Bol)教授作宋史研究的。
陈松：我当时虽然读的是世界经济专业，但同时选修了文史哲各系的十来门课程。当时主要是受了历史系姚大力老师很大的影响。虽然说以前也对士大夫文化有兴趣，在刚上大学的时候，我倒真的没想过要以中国历史为专业，只不过是在专业课压力不大的时候，去听听讲座、读读《论语》。直到有一天，我现在还记得，复旦的学生社团在三教的一个小教室办了一个“国学漫谈”讲座，请的是姚老师，谈的主题叫做“什么是国学”。当时觉得这个主题听起来实在是既乏味又无聊，几乎想离开。但是姚老师把这个讲座讲成了他的比较历史语言学下的边疆民族史，于是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原来，历史研究可以和中学教科书上的历史截然不同，亦非自己的业余阅读所能涵盖。后来加上其他的机缘，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大约在大二下学期的时候便决定要学历史了。
至于出国，是后来的决定。本来的规划是希望在国内读一两年的研究生，因为复旦的史学比较强，有姚大力、章清、张广智等很多老师在，加上新调去的韩升老师，还有一个历史地理研究所，觉得还是可以先在大陆接受一些传统史学的训练。后来想法改变了。至于写硕士论文拿学位，我当时觉得既然要来美国，这些都在其次。所以大学毕业的时候，没有急着找工作，而是在准备读研究生的事情。因为一些与学术无关的原因，我不得不离开了校园，原先的(在国内读硕士的)计划没有了下文，我开始提前酝酿旅美之梦。所以来美国之前并没有机会在国内读研究生，而是在一家电脑软件公司工作了数月，然后进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协助Linda G.Sprague(史璞兰)教授筹备国际决策科学研究大会。那段时间虽然因为工作加申请弄得身心俱疲，但是也很开心，尤其喜欢中欧的校园、图书馆、学术氛围、老师和同事，第一次感受到什么是一所好的大学，怎样办一所好的大学。
至于申请美国学校么，当然是要准备个人陈述、推荐信。其实这个个人陈述是我觉得最要说两句的。我倒不是在跟大家讲怎么来美国，这个一点意思都没有。我是希望能够分享一些自己的中美教育的心得，希望我国的大学教育能够有一些起色——我们缺钱、缺人才、缺设备，缺的更是理念和制度。所以我说这个个人陈述的内容我想讲两句。
个人陈述里写的首先是自己的学术愿景，然后是为了实现这个愿景自己做了什么准备、有什么成就。我时常听到国内的教授抱怨说，我们的博士生看完了书以后没有自己的想法、没有自己的研究兴趣，这可怎么办?我觉得这个问题跟很多方面有关系。
一来是跟我们的学校教育、学术资源多样化有关(这个我下面会讲到)，二来甚至也跟我们生活中对国家、对社会的很多现实问题有没有理性、自由的讨论氛围有关。这里我想说的是我们学生的这个问题也和我们的招生体制有关。我们招生看的是学生已经掌握了多少历史知识，我们很少—_可能在现行体制下也很难——评估一个学生到底对历史有多大兴趣、有什么样的愿景、有没有敏锐的观察力、有没有批判思考的精神、有没有独立学习的能力，而这些在我看来正是很多美国学校人文社科研究所看重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考研究生的学生，所有的历史知识，有两年的刻苦训练足以弥补起来，但是一个人的真正兴趣在不在历史、有没有学术雄心、有没有良好的学习能力和思考习惯，恐怕远不是两三年能够培养起来的了。未曾有之，乃复求之，那怎么求得到呢?我记得自己大学毕业找工作的时候也是这样，国内的很多会计师事务所，第一句话就问你会不会很多会计上的技术问题(比如软件使用)，这就是他们录用的标准。外资的会计师事务所和其他大公司就完全问你一些个人倾向、大学综合成绩、社交、案例分析方面的问题，因为他们相信这些是他们很难培养的，至于那些技术细节则可以很快培训出来。我想，我们的教育也有这个问题。
刘平：推荐信主要是寄给美国学校的吗?
陈松：对。然后要写一篇writing sample，有的学校需要，有的不需要。
刘平：你当时大概联系了几所学校?
陈松：我联系了大概十几所学校。
刘颖：推荐信是寄给指导老师吗?
陈松：有的给学校，有的寄给系里，每个学校政策不同。当然，在中国史研究方面，申请之前，必须联系导师，其他系可能不是这样，但东亚系要求这样。因为东亚系每个老师的研究方向差距都蛮大，没有导师愿意接收，系里当然不能贸然录取，否则招收以后无法提供必要的学术指导。但是最后的决定应该是系里集体讨论并得到学校的批准，不可能完全凭某一个人说了算。有的学校还会有面试。
刘平：面试是到这里来进行的吗?有几个人参加面试?
陈松：当时包老师正好要去上海做研究，当时就我一 个人，花了一两个小时吧。有的学校也跟我约好，由几个教授一起给我打电话。
刘平：你到这里来面试之前发表过历史学方面的论文吗?
陈松：没有。
刘平：那么发表过经济学方面的论文吗?
陈松：没有。
刘平：你知道，现在在国内的博士生考试时，以前是否发表过论文也是一个参考指标。
陈松：实际上，在美国也是，但它只是一种参考，包括GRE和托福成绩都只是一种参考。我想主要看的还是对一个人的愿景、兴趣、潜力的综合评估，这些都是作评估的一些参考。
刘平：能否谈谈关于托福、GRE的考试情况，你是在三年级还是四年级考的?
陈松：应该是三年级吧。
刘颖：托福成绩是两年的有效期吗?
刘平：实际上你是在毕业一年以后考取哈佛的，是吗?是哪一年。
陈松：对。我是2003年来美国的。我当时是8月份过来的。因为美国的大学在新一届研究生入学前有一个免费举办的“英语培训班”，主要是针对非英语国家的学生的，比如中国、意大利。主要是语言的强化。你是否参加也是自愿的。事实上，我不觉得这种班能收到多大效果。在国内的时候，听到很多人有幻想，觉得到了美国，英语就好了，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提高也不是没有，但是旅美后的英语水平与旅美前的英语基础有关。
刘平：这当然要求英语基础比较扎实。
陈松：如果英语很好，上这种班只是好玩；英语不好，在这种班上也学不到多少东西。我倒更希望他们能介绍一些美国政治制度、社会与文化背景方面的知识。因为刚来美国，对许多情况都不太熟悉。
刘平：接下来你能不能谈谈你们的奖学金情况。
陈松：各个系不同吧。哈佛文理研究生院(GSAS)提供给东亚系奖助金的一般情况是，前两年每年生活费18000美元，免学费和医疗保险费，以后要求有一些助研、助教的工作等。各个学校不同，哈佛和哥伦比亚大学的这种安排，我个人觉得，主要是一方面保证新人学的学生前两年能够专心学业，基础打好后可以通过助研助教提高研究和教学方面的职业技能，为未来的学术生涯做准备。
刘平：哈佛燕京学社也资助博士研究生。据我了解，有这么几种情况，一是在东亚国家选拔访问学者的同时，也选拔访问学员(visiting fellow，主要是博士研究生，如刘颖)，后者要通过GRE和托福的考试。今年正式人选的燕京学社访问学者有30人(每月2450美元，下一年度开始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访问学员有4人(每月1800美元)。二是直接资助博士研究生在欧美大学读书。
陈松：据我所知，除GSAS奖助金之外，燕京学社对博士生的资助，原则上好像只提供三年半，但是不需要助研助教，因为申请人限于亚洲国家的人，所以系里可能会尽量把亚洲学生放进去，这样在GSAS奖助金里面，欧美国家学生可能就显得多了些。
其实除了常规的奖助金以外，还有一些可以额外申请的夏季研究经费，比如我们和包老师的金华考察就是利用哈佛亚洲研究中心(Asia Center)的资助。我去年夏天在日本的学习，除了GSAS的常规夏季补贴外，主要也是受惠于哈佛日本研究中心(Reischauer 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的5000美金资助。这些奖助金的存在使得国际性学术交流成为可能。
刘平：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情况是，接受燕京资助的访问学员可以转考美国的博士生。我有位同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读博士，先是以visiting fellow的身份来燕京，一年后考取了东亚系孔飞力(Philip Kuhn)教授的博士生。当然，除了刚才陈松讲到的其他条件外，主要还是要通过GRE和托福的考试。
我们刚才主要谈的是中美博士生入学考试的一些情况。现在谈谈国内博士生教育的情况。我自己作为一名博士生导师先谈点感受。首先，国内博士生的专业课大致分为两种，一是专业选修课，基本上是同一专业的公选课；二是专业课，基本上是导师为自己的学生开设的。这些课程是在第二年以后才开设的。第一年主要是比较耗费时间的政治课与外语课。我记得以前我在人民大学读博士生的时候，外语卡得特别紧，三年里的第一年基本上都是被外语占去了，但实际效果很不好。还有，我自己还选了一门第二外语。至于政治，当时，一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必不可少的，还有系统科学、法学前沿等课。这些课程，已经占据了三年博士生的第一年，或者更长，等到转入本专业的学习，时间就显得非常紧张了。同时要加上论文选题、查阅资料、开题等工作，第三年还要找工作。实际用于写博士论文的时间实在少得可怜。这也是国内博士生教育比较差的原因之一。
刘颖：现在这类政治课程好像都没有了，主要是在硕士生阶段。当然，外语仍然很重要。
刘平：这里东亚系的外语教学情况怎么样?
陈松：我们系要求日语学习三年。此外依研究兴趣不同，也可以选修韩国语、满文、蒙古文、越南语、闽南方言等。其他系也会提供其他的亚洲、欧洲语言。我们这里的西方语言，如法语的学习原来是必需的，今年年初刚刚取消。
刘平：实际上，西方语言对于汉学研究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者来说。
陈松：实际上我不这样认为，你如果要这样讲的话，法语、德语、韩国语都得要学，你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时间。相对来说，我认为日语是必须要学的，因为日本的中国学积累相当深厚，在材料汇整和史学路径上自成一统。英语自不必说，因为几乎是社会科学的通用语言。至于法语，毕竟是用来看二手材料的。何况一般好的法文作品也可以比较容易地翻译成英语。如果你能掌握法语，去读法语著作，当然很好，但毕竟成本太高。不是说法语、德语这些语言所有人都不用学，像做内陆亚洲研究的人，德语、俄语还是很重要的，只是对于大多数中国研究者不是特别有用而已。
刘平：你刚才说这里的博士生有三年的时间要花在外语的学习上，对中国的博士生来说，这可是他们的整个攻读学位的时间。
陈松：三年时间不是仅仅花在外语上，三年里还有许多其他课程。我们系是三年之后大考，通过后即正式取得博士候选人资格。其他系一般是两年，我们系因为语言的要求，所以是三年。
刘颖：你们系有人两年就通过大考的吗?
陈松：也有，很少，主要是那些已经工作过的、已经在哈佛读过两年硕士班(Regional Studies—East Asia)的人。
刘平：也就是说，在三年后的大考之前，即取得博士候选人资格之前，你必须把日语等外语课程学完。那么，除了外语课程以外，你们有多少专业课程呢?
陈松：包括语言课程，至少一个学期要上四门课。总共要求上16门，所以原则上前两年完成。以后比较随便。
刘平：你们的大考有点像国内的博士生开题报告，是吗?
陈松：不是，有点像国内的博士生入学考试。更确切地说，有点像硕博连读，因为我们没有硕士阶段。美国的考试制度是这样的，你在大学毕业的时候申请Ph.D.pro- gram(博士生项目)，实际上申请的是硕博连读，入学后的三年或两年时间里有个硕士学位，但不重要。我知道的一个例外是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它是硕士、博士分开的。
刘平：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大考才算正式进入博士研究生阶段。那么进入博士生阶段后，大约还需要几年完成博士论文呢?
陈松：要四到五年。
刘平：你们拿一个博士学位要七八年时间吗?
陈松：原则是这样，也要看情况，各个系是不一样的。数学系往往四年就能毕业，经济系是五年，我们人文社科组一般都比较长。
刘平：现在我们再回到国内的博士生培养。博士生在第一年的政治、外语等课程之后，第二年还有专业选修课和专业课，同时在第二年的第一学期要进行开题报告，如果有特殊原因，可以延至第二学期。开题报告以后，博士生实际上就进入了论文的写作阶段。写作时间大概是一年或一年半的样子。按我个人来看，实际上不到一年。这里牵涉到许多问题，前面一年半主要是完成学位课程以及开题报告。而开题报告在短短的不到一个学期里是很难做得好的。无论如何，开题报告前后，博士生就正式进入了资料的查阅阶段，其间因为新材料的发现，可能推翻原来的开题报告。
刘颖：实际上，国外的论文写作阶段有四五年时间是比较合理的，其间包含了题目的确定和资料查阅等问题。
刘平：对。而我们的博士生的实际写作时间可能不到一年，因为第二年要做开题报告，之后的资料查阅至少要半年，而第三年的第二学期，就是最后一学期，大家又要开始忙于找工作、答辩。
刘颖：通常三、四月间就要提交论文。
刘平：正是因为这种情况削弱了博士生的水平，国内一些大学开始改变学制。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就把硕士生改为两年，博士生改为四年。还有就是硕博连读逐渐放开。硕博连读实际也包含了提高博士生水平的想法。
陈松：本来，硕士、博士阶段的分离，把一个东西切开，变得支离破碎。硕博连读把以前的两个阶段合并为一个阶段，把所有学位课程压在前期，后期可以集中时间写论文。
刘平：刘颖，能否谈谈你的博士生学习的过程。你今年应该是第三年了吧?
刘颖：对。我是2003年考上的，按照正常学制的话，我的同学都已经毕业了。我因为到这里，要延期至今年年底答辩，也可能延期到明年的上半年。
刘平：你能不能结合自己的经历谈谈中美博士生教育的差异。
刘颖：差别很大，刚才我们谈到的问题实际上都是差异，当然只是一部分，其中如中国的政治、外语课程的设置和培养方式等。另外，美国这里不强制性要求博士生在读期间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国内大多数高校要求博士生在答辩之前，必须在一定等级的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若干篇，这是许多博士生感到苦恼的事情。本来博士生在撰写学位论文期间如果有新发现的话，完全可以先行发表一些成果，但如果把发表论文作为毕业的前提，就对博士生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让学生有焦虑感。结果许多学生要花大量精力来考虑如何在完成博士论文之前发表论文，不但影响学生潜心修学，还形成一些不好的风气，比如出钱买版面发文章等。
刘平：所以现在有个怪现象，就是有些学生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但是拿不到博士学位，因为他没能完成发表论文的要求。这是本末倒置。
陈松：我们这里需要在大考前有两篇和主攻方向相关的质量可观的研究论文(substantial seminar papers)。
刘平：是公开发表的吗?
陈松：不需要，只要导师通过，大致是A-以上的成绩。
刘颖：所以现在国内的博士生连导师都不能决定他是否能毕业，而是由刊物编辑来决定。
陈松：这就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国内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质量很差，很多是炒冷饭，重复劳动。
刘颖：国内的博士生一般都不主动要求延期，因为延期可能要另外缴纳培养费。我是在职的，要好一些。所以，在紧巴巴的三年时间里做出的博士论文，其质量可想而知。而国外的博士论文做得很扎实，实际上代表了他一生的重要成绩。
刘平：你还可以继续谈谈国内博士生的学习过程，比如图书馆的情况。
刘颖：哈佛这里的图书馆是很好的。我们四川大学的图书馆和国内其他大学的情况应该差不多。当然现在国内的电子资源还是比较好的，还有就是开展了馆际互借。国内图书馆的借阅时间太短，好像是一两个月。这里是半年，而且没有数量的限制，尤其值得称道的是request制度，就是如果你发现你要的书被人借走了，你可以在网上request，一周之内，对方必须归还。而在国内，可能你永远也等不到归还的时候，资源共享的目的就无法达到。
刘平：与美国的主要差异还在于国内很多图书借不出来，这里基本上所有的资料，包括善本书籍、名人书信和不少档案资料，都能外借(燕京图书馆辟有善本书阅读间)。
刘颖：在国内有很多书即使有，也是看不到的。资料借阅的方便，对研究者来说非常重要。
刘平：接下来我还想让陈松介绍一下这里的课堂教育情况。大家知道，国内的博士生教育仍然以满堂灌的大课为主，也就是老师讲、学生听，单向性的。实际上，国内教育从小学、中学到大学，这种模式最常见，延续到博士生教育也就不奇怪了。我自己力图摆脱这种模式，往往事先准备好一些题目、书目让学生准备，在课堂上我自己讲得不多，主要由指定的学生就某一专题、某一本书加以讲授，其他学生参与讨论，我自己在必要的时候予以指导。我到这里后的第一学期，除了赶场子一样听各种讲座之外，也旁听了几门本科生、研究生课程，教授们的教学方式与国内的有很大不同。
陈松：这里基本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lecture course，有点像你刚才讲的大课，一般有数十人到上百人，这种课多是面向本科生，每个礼拜上两三次，每次一个小时，由教授主讲；但是这种课还会按照10-15个人的规模分成若干小组，每周完成100-200页的阅读，然后聚集一小时讨论，这个讨论小组的一小时时间就分开由我们这些接受助教训练的研究生主持。还有一种就是seminar，就是课堂讨论会，主要是针对研究生，属于研究型课程，各个系都不同，在我们系一般是学生和老师预先准备事先发下的史料，然后每周用两到三个小时的时间集中讨论，比较开放，希望在探讨中得以修正错误的观念、获得新的启示，学会独立研究和分析史料的能力。
刘平：这就需要好几个博士生做助手。(对)。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我几次看到两位教授在讲台上，一位主讲，一位辅助，你能不能解释一下这种现象。
陈松：这种lecture course涵盖面很广，比如从远古到当代的中国史，或者从远古到近代早期的欧洲史，往往不是一个教授所能胜任，必须由两位到三位各有专攻的教授合作授课，有时也会请其他教授来串堂。一个教授毕竟是有专业限制的，比如，一门中国通史，包老师(包弼德，Peter Bol)虽然知识很广博，但他可能会说，他主要是研究 宋到明的，之前或之后虽然不是不能教，但是请专攻这些方向的人来教不是更好吗?所以会和欧立德(Mark Elliot)教授合教，由欧立德教授清代以后的部分。同时，再请一些教授客串。比如先秦思想，他会请普鸣(Michael Pueu)教授，唐代文学他会请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民国史会请柯伟林(William Kirby)教授，到当代中国部分上学期还请了《华尔街日报》的一个资深记者。不过每一节课还是由一个教授主讲，一般不会两位教授同时出场，除非是每门课开始的时候向学生作些交代。
刘平：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客串教授都是Peter Bol和Mark Elliot私人请的吗?
陈松：我不能确定，但我感觉是的。
刘平：这在国内是不可能的，因为各位教授各有各的课，是计算教学工作量的，不可能为更专业的效果来请他人代上。这里还有一个前提，就是同事之间的关系很融洽，如果是柯伟林上课，也可能把包弼德请过去。我发现包弼德与宋怡明(Michael Szonyi)有很好的合作关系，两人经常合作讲课。
陈松：包老师与宋老师合作得很好。宋老师是做明清社会史的，而且他有一些人类学背景，他的专长是由下往上做(视角)；包老师是做思想史的，是从上往下做，专长在唐宋。两人配合非常默契，角度不同、训练不同、知识结构也不同，甚至可以说是两代人，所以有分歧、有互补，给学生的启发也就比较多元。还有就是，他们那个课又与一般的课不同，我们把它叫做100号，属于研究生的课程，比我刚才讲到的本科生的课程要高一级，相对来说要专业一些。叫“Primarily for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stu-dents”的课程，是研究生与本科生都可以上的。这样的课程和lecture course授课方式上很像，但是因为内容比较专业、选课人数较少，讨论一般不必分组，所以每周的讨论小组也是由教授自己主持的，不必分开由助教代劳。再往上就是200号的课程，就是专门针对研究生上的gem-inar。
刘平：综合一下你刚才讲的，这里的课程大致有三类，一类是专门为本科生开的，主讲教授会请一些专家来协助讲课，并让自己的博士生担任助手，后者在中国也叫助教；一类是共同面向本科生与研究生的，也带有一定的研讨性质，我上过的宋怡明的“1000-1800年的中国社会史”就属于这一类；还有一类就是专门为研究生开设的，各系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可以跨系选修。
刘颖：前面不是说到没有或很少有硕士生吗?
陈松：我们系没有，但这不等于其他系也没有硕士生。前面提到的RSEA(Regional Studies—East Asia)是东亚系、经济系、社会学、政府系等合办的硕士班。因为要在人文和社科方面作学术研究，自然是要博士学位的，硕士没有用处；如果不需要作学术研究，比如从事非政府组织、博物馆等文化机构协理人员，政府或跨国公司工作，就不必读东亚系的博士，可以在RSEA硕士班读书就好了，不必太深，可以在面上更广一些。
刘平：接下来我们谈谈学习方法问题。我前面已经说过，国内的教与学还是很传统的，学生还是处于被动地位，老师虽然负责开列参考书，但并不一定收到效果，因为他只管开列，不管监督。哈佛这里比较活泼，也很有深度。从我旁听的一些seminar课程来看，由一位研究生主讲，其他研究生都能积极发言。后来我才知道，与我们国内高校图书馆还有一个很大不同的地方是，哈佛的图书馆有相当数量的专业书籍是为教学服务的，同一种书有很多本，你只能在阅览室看，这样，如果老师布置了这本书，选修该门课程的学生都能借阅。国内图书馆的专业书籍是不可能满足学生的这种需求的。还有，如果图书馆没有这么多的书，老师就要求学生购买，这在国内，因为经济上的原因，也很难做到。
陈松：要说明的是，关于seminar，各个系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比如我在经济系选的课，他们的上课方法就很像我们国内的情况，老师讲，学生做笔记。因为经济系的课程很多都是数据，当然是只有老师讲的份了。所以在经济系上课，我感觉就像回到了中国。我在社会学系上课，就是由老师开列书目，学生不但要认真阅读，每周还要写一个三页纸左右的评论，而在我们系，主要是以史料研讨为主，很少专门开设seminar讨论二手的研究著作，这部分的知识交由学生课下自己处理。如果有必要，可以就所读书目单独和老师约谈，也可以组成一个读书小组，每周约定时间请老师一起讨论，这样的课我们叫reading course或者independent reading，老师完全是义务的，没有报酬。
刘平：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学生要有一个很好的基础，也就是二手资料的基础，才能够去阅读、分析一手的资料。所以现在中国的研究生因为习惯于传统教学方法，即使是博士生也很少在课堂上发表意见。在这里，大家都积极参与其中，有心得，有交流。
刚才都是由我来提出话题，你们是否也可以直接谈谈。
陈松：我来谈谈跟随系里几位教授上课的感受。我觉得这里的老师各有专攻，感兴趣的话题不同、研究方法不同、使用的史料不同、对其他学科的了解也不同，所以可以和不同的教授学到不同的东西。比如和包老师可以学会分析思想史的文本，主要读一些正史、政书、士大夫文集、方志类的材料，挖掘古人思考世界的方式；跟宋怡明老师主要就是读社会史、民间宗教，读一些道教文献、从田野考察搜集的民间文本等等，在时代、主题上都不同，理论工具上也受人类学的影响更深；跟孔飞力老师就会更多地读一些清代档案，理论上就会更受韦伯主义一脉下来的社会学官僚理论影响，侧重点则在清代君权和官僚政治、地方财政等等。这些都不绝对也不完全，比如孔飞力老师也会有一些关于闽粤地区和东南亚移民贸易的课程，系内系外都有很多其他与中国有关无关的老师。但总的来说就是相当多元。
刘平：确实，人类学系的华琛(James Watson)夫妇、凯博文(Arthur Klehaman)教授，经济系的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Perkins)，政治系的裴宜理(Elizabeth Perry)教授，以及亚洲中心、费正清中心的诸多著名教授都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顺便问一下，你是否修过人类学课程?
陈松：暂时没有，但有这个想法。目前博士资格考试要求有三个研究方向，我的是包弼德老师的从安史之乱到17世纪的历史，孔飞力老师从16世纪到当代的中国史，还有一个社会学系的Orlando Patterson教授的历史社会学，这个当然就主要是以欧洲史为基础建构的历史社会学理论。各位同学研究方向不同，所以选择也不同，如果专攻明清以来的民间社会与草根文化，那当然会去选修人类学的课程。我因为主要关心的是国家权力、士大夫社会和精英文化，所以选择会有一些不同，会在社会学和经济学系上一些课。 哈佛的好处是，它是一个开放性体制，非常灵活。我在国内时，经济系就是经济系，历史系就是历史系，我可以去历史系上课，但不能算学分。哈佛本科生弹性会少一些，比如规定核心课程、专业课程的比例分配，核心课程中，外国文化类、道德推理类、历史类、文艺类、科学类、外语类等课程的比例设置，这样要求有博有专。但即便如此，因为哈佛每类的课程都非常多，所以选择面相当大。至于研究生，只要导师同意，选什么课都没关系，只要有助于自己的研究就好。其实我们是鼓励跨专业选课、跨学科研究的。像我们的博士资格考试要求准备三个方向，就规定其中一个方向必须是非历史领域(如中国或外国的文学，或社会学、人类学等等)，或至少不能是同一地域的历史(比如可以是日本史、美国史、欧洲史等等，但不能再是中国史)。
刘平：你讲的这些对我们的研究生是很有启发的。接下来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博士论文的选题。以前我在读博士生的时候，是带着问题去读的，我向导师提出的选题得到认可后就开始准备了。现在的情况就不一样了。无论是我自己的博士生，还是我观察到的其他博士生，很多都是在等着老师给他们题目。你们这里的情况怎么样呢?
陈松：我们一般都是自己提出问题。在大考之后的半年内，自己就要开始准备开题报告。然后自己去选一个committee，一般至少要找三个教授，你要把自己的选题交给他们，让他们提出修改意见。到时有一个答辩，同方向的博士生会一起来听。其实国内的研究生开题困难这一点，我前面提到的，这个情况是跟我们的招生体制、社会氛围有关的，另外我觉得这也和我们的研究生教育本身有关。一则，我们国内的历史教育太强调基础扎实，却往往忽视了开阔学生的视野。这里的教学除了在seminar上精读史料外，为了准备博士资格考试要浏览两三百本有代表性的研究著作，而且博士资格考试的备考方向也规定不能太窄，规定了时间就不能再规定主题，规定了主题也就不能再规定时间(比如可以是唐代到明代的方方面面的历史，也可以是中国思想史，但不能是唐代到明代的思想史——这个就太窄了)。再则，上面说过，我们会鼓励跨专业、跨学科的交流；也有不同研究方向的老师合作授课，互相辩驳。各种思想和学术研究方法交错在脑海里，题目自然就出来了。
刘平：这种方式与国内也不相同。我们的博士生，无论是自选还是导师给予的题目，在准备一段时间后，会由系里指定一个教授审查小组，也是答辩的形式，而这里是由学生自己去找。
陈松：打个比方，如果我要做宋代宗教，首先要找包弼德，他是宋史专家；还要找宋怡明，他是做社会史和宗教问题的；还会找一个人类学系做中国宗教的。这样才会比较均衡。
刘平：你们是主动找老师提意见，而国内的博士生是怀着一种恐惧的心情来参与开题报告的，害怕自己的题目通不过，参与其事的老师也只是提些修修补补的意见。
陈松：这里有几个机制制约，一是自己的论文质量，五年之后，论文不过关，不让毕业就不让毕业；二是即便你勉强过了，你要出去找工作，你拿出去的成果就是你的博士论文，如果差了，人家会要你吗?三是即使你的论文出版了，而质量很糟糕，学界就会议论，他的老师怎么会让这种水平的论文通过。这些机制表明，你不能这样干。
刘平：最后，我们就要谈到论文答辩的问题。
陈松：实际上，我们系目前不需要答辩。只要自己的导师及committee的教授认可就行了。但是，最近有人提出应该举行答辩。现在的意见形成两极，认为应该答辩的说那些反对者太懒惰，不认可答辩的认为答辩也就是一个形式。但其他系是有答辩的。但即使有答辩的，听说也多为形式主义，论文把关主要是在答辩前把的。我还听说，数学系的答辩是由老师上去答辩的，主要是担心导师对学生的论文看得不仔细、敷衍了事。
刘平：这样导师就成了真正的责任人，而国内的导师只是间接的责任人。实际上，有些扩招的系科，导师因为外面活动太多，甚至不认识自己的学生。很多腐败与笑话因此而发生，比如学生的论文发表，老师的名字一般都放在前面，等到被人揭发这篇论文是抄袭的，老师还在那里竭力辩解。由老师上台答辩倒是一个好主意，这样他会自始至终负责的，实际上也为导师增加了一层保护。讲到这里，哈佛是怎样处理学术腐败问题的?
陈松：学生入学及考试的时候，都会发一个小册子提示有关问题。如果涉嫌抄袭，你就要出去待上两三年，如果找了工作、还想回来的话，你必须带上老板开具的诚信证明。好像是这样，因为我和周围的人都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我记得也不清楚了。
刘平：关于这个问题，刘颖能不能谈谈。
刘颖：我的导师很严格，从一入学起就不断地强调要杜绝抄袭，大家也都知道抄袭的恶劣性。不过我知道国内也出现过博士生抄袭的事件，连带导师也受了处分。至于博士生发文章，我知道很多刊物就是要所谓的版面费的。
陈松：本来研究生论文都是要求有创新性的，学术评审很严格，所以满世界也是抄不到的。一篇论文有没有创新、主要论点有没有被前人论及，是一目了然的事情。
刘平：看来，中美之间的博士生教育确实存在很大差距。从国内的培养机制来讲，太多限制和约束，培养方法、课程设置、学生的个人创新，直到答辩，都很受影响。今天大家谈的哈佛与国内的情况，我想一定会对中国的研究生有所启发。
[责任编辑：侯林莉]
[关键词]博士生教育，人才培养，治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K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9)04—0080—07
刘平：某大学的《研究生学志》有个“方家导航”栏目，他们希望我写一篇自己治学的经验笔谈，同时给我发来数篇已经发表的笔谈。我读过这几篇笔谈，自己也很受启发；同时也意识到，面对太多的引导、教导、劝导，同学们是否有眼花缭乱、无所适从的感觉呢?
从工厂到大学、从服务员到博士后、从中学教师到大学教授，我从自己的这些经历体会到，如果有人在适当的时候做些提示，我就可以少走许多弯路。所以，我认为，纯粹的治学方法固然重要，但求学、治学的信息也不可忽视，或许对我们正在探索中、思索中的学子更为重要；同时，这些信息本身就带有许多方法论的因素，不失为我们治学的借鉴。因为我已经在哈佛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前半年的主要时间花在了选课、听课、听讲座上。选的课主要是研究生课程，感觉与国内有很大差距。所以，我最近一直在考虑，是否写一篇介绍性的文章更有意义呢!作为一名访问学者，我对这里的教育体制毕竟认识有限，所以预先与哈佛大学的陈松和四川大学的刘颖说好，采取三人漫谈的方式，对中美两国的博士生教育体制和培养方法做些比较，其中的内容不一定精确，读者如果要了解详细情况，可以到哈佛网站做进一步的了解(www.harvard.edu)。
下面我们开始。先请刘颖谈谈国内的博士生入学考试情况。
刘颖：你是博导，你应该最清楚啊!
刘平：不，我是要你从一个考生的角度谈。
刘颖：好吧。我硕士毕业以后留在四川大学教学，一年之后报考了川大比较文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其实这个过程也很简单，在国内考博通常有这样几步：首先是通过博士生入学考试，包括外语和专业课考试，上线以后再通过面试。川大有些专业对上线的考生还要进行一次笔试，然后再进行面试，我想其他一些学校应该也有类似的步骤。另外，在国内考博之前如果能和博士生导师有所联系，应该更有帮助。
刘平：下面请陈松谈一下，自己是怎么从复旦大学的世界经济专业考入哈佛东亚系跟随包弼德(Peter Bol)教授作宋史研究的。
陈松：我当时虽然读的是世界经济专业，但同时选修了文史哲各系的十来门课程。当时主要是受了历史系姚大力老师很大的影响。虽然说以前也对士大夫文化有兴趣，在刚上大学的时候，我倒真的没想过要以中国历史为专业，只不过是在专业课压力不大的时候，去听听讲座、读读《论语》。直到有一天，我现在还记得，复旦的学生社团在三教的一个小教室办了一个“国学漫谈”讲座，请的是姚老师，谈的主题叫做“什么是国学”。当时觉得这个主题听起来实在是既乏味又无聊，几乎想离开。但是姚老师把这个讲座讲成了他的比较历史语言学下的边疆民族史，于是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原来，历史研究可以和中学教科书上的历史截然不同，亦非自己的业余阅读所能涵盖。后来加上其他的机缘，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大约在大二下学期的时候便决定要学历史了。
至于出国，是后来的决定。本来的规划是希望在国内读一两年的研究生，因为复旦的史学比较强，有姚大力、章清、张广智等很多老师在，加上新调去的韩升老师，还有一个历史地理研究所，觉得还是可以先在大陆接受一些传统史学的训练。后来想法改变了。至于写硕士论文拿学位，我当时觉得既然要来美国，这些都在其次。所以大学毕业的时候，没有急着找工作，而是在准备读研究生的事情。因为一些与学术无关的原因，我不得不离开了校园，原先的(在国内读硕士的)计划没有了下文，我开始提前酝酿旅美之梦。所以来美国之前并没有机会在国内读研究生，而是在一家电脑软件公司工作了数月，然后进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协助Linda G.Sprague(史璞兰)教授筹备国际决策科学研究大会。那段时间虽然因为工作加申请弄得身心俱疲，但是也很开心，尤其喜欢中欧的校园、图书馆、学术氛围、老师和同事，第一次感受到什么是一所好的大学，怎样办一所好的大学。
至于申请美国学校么，当然是要准备个人陈述、推荐信。其实这个个人陈述是我觉得最要说两句的。我倒不是在跟大家讲怎么来美国，这个一点意思都没有。我是希望能够分享一些自己的中美教育的心得，希望我国的大学教育能够有一些起色——我们缺钱、缺人才、缺设备，缺的更是理念和制度。所以我说这个个人陈述的内容我想讲两句。
个人陈述里写的首先是自己的学术愿景，然后是为了实现这个愿景自己做了什么准备、有什么成就。我时常听到国内的教授抱怨说，我们的博士生看完了书以后没有自己的想法、没有自己的研究兴趣，这可怎么办?我觉得这个问题跟很多方面有关系。
一来是跟我们的学校教育、学术资源多样化有关(这个我下面会讲到)，二来甚至也跟我们生活中对国家、对社会的很多现实问题有没有理性、自由的讨论氛围有关。这里我想说的是我们学生的这个问题也和我们的招生体制有关。我们招生看的是学生已经掌握了多少历史知识，我们很少—_可能在现行体制下也很难——评估一个学生到底对历史有多大兴趣、有什么样的愿景、有没有敏锐的观察力、有没有批判思考的精神、有没有独立学习的能力，而这些在我看来正是很多美国学校人文社科研究所看重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考研究生的学生，所有的历史知识，有两年的刻苦训练足以弥补起来，但是一个人的真正兴趣在不在历史、有没有学术雄心、有没有良好的学习能力和思考习惯，恐怕远不是两三年能够培养起来的了。未曾有之，乃复求之，那怎么求得到呢?我记得自己大学毕业找工作的时候也是这样，国内的很多会计师事务所，第一句话就问你会不会很多会计上的技术问题(比如软件使用)，这就是他们录用的标准。外资的会计师事务所和其他大公司就完全问你一些个人倾向、大学综合成绩、社交、案例分析方面的问题，因为他们相信这些是他们很难培养的，至于那些技术细节则可以很快培训出来。我想，我们的教育也有这个问题。
刘平：推荐信主要是寄给美国学校的吗?
陈松：对。然后要写一篇writing sample，有的学校需要，有的不需要。
刘平：你当时大概联系了几所学校?
陈松：我联系了大概十几所学校。
刘颖：推荐信是寄给指导老师吗?
陈松：有的给学校，有的寄给系里，每个学校政策不同。当然，在中国史研究方面，申请之前，必须联系导师，其他系可能不是这样，但东亚系要求这样。因为东亚系每个老师的研究方向差距都蛮大，没有导师愿意接收，系里当然不能贸然录取，否则招收以后无法提供必要的学术指导。但是最后的决定应该是系里集体讨论并得到学校的批准，不可能完全凭某一个人说了算。有的学校还会有面试。
刘平：面试是到这里来进行的吗?有几个人参加面试?
陈松：当时包老师正好要去上海做研究，当时就我一 个人，花了一两个小时吧。有的学校也跟我约好，由几个教授一起给我打电话。
刘平：你到这里来面试之前发表过历史学方面的论文吗?
陈松：没有。
刘平：那么发表过经济学方面的论文吗?
陈松：没有。
刘平：你知道，现在在国内的博士生考试时，以前是否发表过论文也是一个参考指标。
陈松：实际上，在美国也是，但它只是一种参考，包括GRE和托福成绩都只是一种参考。我想主要看的还是对一个人的愿景、兴趣、潜力的综合评估，这些都是作评估的一些参考。
刘平：能否谈谈关于托福、GRE的考试情况，你是在三年级还是四年级考的?
陈松：应该是三年级吧。
刘颖：托福成绩是两年的有效期吗?
刘平：实际上你是在毕业一年以后考取哈佛的，是吗?是哪一年。
陈松：对。我是2003年来美国的。我当时是8月份过来的。因为美国的大学在新一届研究生入学前有一个免费举办的“英语培训班”，主要是针对非英语国家的学生的，比如中国、意大利。主要是语言的强化。你是否参加也是自愿的。事实上，我不觉得这种班能收到多大效果。在国内的时候，听到很多人有幻想，觉得到了美国，英语就好了，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提高也不是没有，但是旅美后的英语水平与旅美前的英语基础有关。
刘平：这当然要求英语基础比较扎实。
陈松：如果英语很好，上这种班只是好玩；英语不好，在这种班上也学不到多少东西。我倒更希望他们能介绍一些美国政治制度、社会与文化背景方面的知识。因为刚来美国，对许多情况都不太熟悉。
刘平：接下来你能不能谈谈你们的奖学金情况。
陈松：各个系不同吧。哈佛文理研究生院(GSAS)提供给东亚系奖助金的一般情况是，前两年每年生活费18000美元，免学费和医疗保险费，以后要求有一些助研、助教的工作等。各个学校不同，哈佛和哥伦比亚大学的这种安排，我个人觉得，主要是一方面保证新人学的学生前两年能够专心学业，基础打好后可以通过助研助教提高研究和教学方面的职业技能，为未来的学术生涯做准备。
刘平：哈佛燕京学社也资助博士研究生。据我了解，有这么几种情况，一是在东亚国家选拔访问学者的同时，也选拔访问学员(visiting fellow，主要是博士研究生，如刘颖)，后者要通过GRE和托福的考试。今年正式人选的燕京学社访问学者有30人(每月2450美元，下一年度开始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访问学员有4人(每月1800美元)。二是直接资助博士研究生在欧美大学读书。
陈松：据我所知，除GSAS奖助金之外，燕京学社对博士生的资助，原则上好像只提供三年半，但是不需要助研助教，因为申请人限于亚洲国家的人，所以系里可能会尽量把亚洲学生放进去，这样在GSAS奖助金里面，欧美国家学生可能就显得多了些。
其实除了常规的奖助金以外，还有一些可以额外申请的夏季研究经费，比如我们和包老师的金华考察就是利用哈佛亚洲研究中心(Asia Center)的资助。我去年夏天在日本的学习，除了GSAS的常规夏季补贴外，主要也是受惠于哈佛日本研究中心(Reischauer 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的5000美金资助。这些奖助金的存在使得国际性学术交流成为可能。
刘平：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情况是，接受燕京资助的访问学员可以转考美国的博士生。我有位同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读博士，先是以visiting fellow的身份来燕京，一年后考取了东亚系孔飞力(Philip Kuhn)教授的博士生。当然，除了刚才陈松讲到的其他条件外，主要还是要通过GRE和托福的考试。
我们刚才主要谈的是中美博士生入学考试的一些情况。现在谈谈国内博士生教育的情况。我自己作为一名博士生导师先谈点感受。首先，国内博士生的专业课大致分为两种，一是专业选修课，基本上是同一专业的公选课；二是专业课，基本上是导师为自己的学生开设的。这些课程是在第二年以后才开设的。第一年主要是比较耗费时间的政治课与外语课。我记得以前我在人民大学读博士生的时候，外语卡得特别紧，三年里的第一年基本上都是被外语占去了，但实际效果很不好。还有，我自己还选了一门第二外语。至于政治，当时，一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必不可少的，还有系统科学、法学前沿等课。这些课程，已经占据了三年博士生的第一年，或者更长，等到转入本专业的学习，时间就显得非常紧张了。同时要加上论文选题、查阅资料、开题等工作，第三年还要找工作。实际用于写博士论文的时间实在少得可怜。这也是国内博士生教育比较差的原因之一。
刘颖：现在这类政治课程好像都没有了，主要是在硕士生阶段。当然，外语仍然很重要。
刘平：这里东亚系的外语教学情况怎么样?
陈松：我们系要求日语学习三年。此外依研究兴趣不同，也可以选修韩国语、满文、蒙古文、越南语、闽南方言等。其他系也会提供其他的亚洲、欧洲语言。我们这里的西方语言，如法语的学习原来是必需的，今年年初刚刚取消。
刘平：实际上，西方语言对于汉学研究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者来说。
陈松：实际上我不这样认为，你如果要这样讲的话，法语、德语、韩国语都得要学，你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时间。相对来说，我认为日语是必须要学的，因为日本的中国学积累相当深厚，在材料汇整和史学路径上自成一统。英语自不必说，因为几乎是社会科学的通用语言。至于法语，毕竟是用来看二手材料的。何况一般好的法文作品也可以比较容易地翻译成英语。如果你能掌握法语，去读法语著作，当然很好，但毕竟成本太高。不是说法语、德语这些语言所有人都不用学，像做内陆亚洲研究的人，德语、俄语还是很重要的，只是对于大多数中国研究者不是特别有用而已。
刘平：你刚才说这里的博士生有三年的时间要花在外语的学习上，对中国的博士生来说，这可是他们的整个攻读学位的时间。
陈松：三年时间不是仅仅花在外语上，三年里还有许多其他课程。我们系是三年之后大考，通过后即正式取得博士候选人资格。其他系一般是两年，我们系因为语言的要求，所以是三年。
刘颖：你们系有人两年就通过大考的吗?
陈松：也有，很少，主要是那些已经工作过的、已经在哈佛读过两年硕士班(Regional Studies—East Asia)的人。
刘平：也就是说，在三年后的大考之前，即取得博士候选人资格之前，你必须把日语等外语课程学完。那么，除了外语课程以外，你们有多少专业课程呢?
陈松：包括语言课程，至少一个学期要上四门课。总共要求上16门，所以原则上前两年完成。以后比较随便。
刘平：你们的大考有点像国内的博士生开题报告，是吗?
陈松：不是，有点像国内的博士生入学考试。更确切地说，有点像硕博连读，因为我们没有硕士阶段。美国的考试制度是这样的，你在大学毕业的时候申请Ph.D.pro- gram(博士生项目)，实际上申请的是硕博连读，入学后的三年或两年时间里有个硕士学位，但不重要。我知道的一个例外是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它是硕士、博士分开的。
刘平：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大考才算正式进入博士研究生阶段。那么进入博士生阶段后，大约还需要几年完成博士论文呢?
陈松：要四到五年。
刘平：你们拿一个博士学位要七八年时间吗?
陈松：原则是这样，也要看情况，各个系是不一样的。数学系往往四年就能毕业，经济系是五年，我们人文社科组一般都比较长。
刘平：现在我们再回到国内的博士生培养。博士生在第一年的政治、外语等课程之后，第二年还有专业选修课和专业课，同时在第二年的第一学期要进行开题报告，如果有特殊原因，可以延至第二学期。开题报告以后，博士生实际上就进入了论文的写作阶段。写作时间大概是一年或一年半的样子。按我个人来看，实际上不到一年。这里牵涉到许多问题，前面一年半主要是完成学位课程以及开题报告。而开题报告在短短的不到一个学期里是很难做得好的。无论如何，开题报告前后，博士生就正式进入了资料的查阅阶段，其间因为新材料的发现，可能推翻原来的开题报告。
刘颖：实际上，国外的论文写作阶段有四五年时间是比较合理的，其间包含了题目的确定和资料查阅等问题。
刘平：对。而我们的博士生的实际写作时间可能不到一年，因为第二年要做开题报告，之后的资料查阅至少要半年，而第三年的第二学期，就是最后一学期，大家又要开始忙于找工作、答辩。
刘颖：通常三、四月间就要提交论文。
刘平：正是因为这种情况削弱了博士生的水平，国内一些大学开始改变学制。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就把硕士生改为两年，博士生改为四年。还有就是硕博连读逐渐放开。硕博连读实际也包含了提高博士生水平的想法。
陈松：本来，硕士、博士阶段的分离，把一个东西切开，变得支离破碎。硕博连读把以前的两个阶段合并为一个阶段，把所有学位课程压在前期，后期可以集中时间写论文。
刘平：刘颖，能否谈谈你的博士生学习的过程。你今年应该是第三年了吧?
刘颖：对。我是2003年考上的，按照正常学制的话，我的同学都已经毕业了。我因为到这里，要延期至今年年底答辩，也可能延期到明年的上半年。
刘平：你能不能结合自己的经历谈谈中美博士生教育的差异。
刘颖：差别很大，刚才我们谈到的问题实际上都是差异，当然只是一部分，其中如中国的政治、外语课程的设置和培养方式等。另外，美国这里不强制性要求博士生在读期间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国内大多数高校要求博士生在答辩之前，必须在一定等级的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若干篇，这是许多博士生感到苦恼的事情。本来博士生在撰写学位论文期间如果有新发现的话，完全可以先行发表一些成果，但如果把发表论文作为毕业的前提，就对博士生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让学生有焦虑感。结果许多学生要花大量精力来考虑如何在完成博士论文之前发表论文，不但影响学生潜心修学，还形成一些不好的风气，比如出钱买版面发文章等。
刘平：所以现在有个怪现象，就是有些学生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但是拿不到博士学位，因为他没能完成发表论文的要求。这是本末倒置。
陈松：我们这里需要在大考前有两篇和主攻方向相关的质量可观的研究论文(substantial seminar papers)。
刘平：是公开发表的吗?
陈松：不需要，只要导师通过，大致是A-以上的成绩。
刘颖：所以现在国内的博士生连导师都不能决定他是否能毕业，而是由刊物编辑来决定。
陈松：这就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国内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质量很差，很多是炒冷饭，重复劳动。
刘颖：国内的博士生一般都不主动要求延期，因为延期可能要另外缴纳培养费。我是在职的，要好一些。所以，在紧巴巴的三年时间里做出的博士论文，其质量可想而知。而国外的博士论文做得很扎实，实际上代表了他一生的重要成绩。
刘平：你还可以继续谈谈国内博士生的学习过程，比如图书馆的情况。
刘颖：哈佛这里的图书馆是很好的。我们四川大学的图书馆和国内其他大学的情况应该差不多。当然现在国内的电子资源还是比较好的，还有就是开展了馆际互借。国内图书馆的借阅时间太短，好像是一两个月。这里是半年，而且没有数量的限制，尤其值得称道的是request制度，就是如果你发现你要的书被人借走了，你可以在网上request，一周之内，对方必须归还。而在国内，可能你永远也等不到归还的时候，资源共享的目的就无法达到。
刘平：与美国的主要差异还在于国内很多图书借不出来，这里基本上所有的资料，包括善本书籍、名人书信和不少档案资料，都能外借(燕京图书馆辟有善本书阅读间)。
刘颖：在国内有很多书即使有，也是看不到的。资料借阅的方便，对研究者来说非常重要。
刘平：接下来我还想让陈松介绍一下这里的课堂教育情况。大家知道，国内的博士生教育仍然以满堂灌的大课为主，也就是老师讲、学生听，单向性的。实际上，国内教育从小学、中学到大学，这种模式最常见，延续到博士生教育也就不奇怪了。我自己力图摆脱这种模式，往往事先准备好一些题目、书目让学生准备，在课堂上我自己讲得不多，主要由指定的学生就某一专题、某一本书加以讲授，其他学生参与讨论，我自己在必要的时候予以指导。我到这里后的第一学期，除了赶场子一样听各种讲座之外，也旁听了几门本科生、研究生课程，教授们的教学方式与国内的有很大不同。
陈松：这里基本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lecture course，有点像你刚才讲的大课，一般有数十人到上百人，这种课多是面向本科生，每个礼拜上两三次，每次一个小时，由教授主讲；但是这种课还会按照10-15个人的规模分成若干小组，每周完成100-200页的阅读，然后聚集一小时讨论，这个讨论小组的一小时时间就分开由我们这些接受助教训练的研究生主持。还有一种就是seminar，就是课堂讨论会，主要是针对研究生，属于研究型课程，各个系都不同，在我们系一般是学生和老师预先准备事先发下的史料，然后每周用两到三个小时的时间集中讨论，比较开放，希望在探讨中得以修正错误的观念、获得新的启示，学会独立研究和分析史料的能力。
刘平：这就需要好几个博士生做助手。(对)。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我几次看到两位教授在讲台上，一位主讲，一位辅助，你能不能解释一下这种现象。
陈松：这种lecture course涵盖面很广，比如从远古到当代的中国史，或者从远古到近代早期的欧洲史，往往不是一个教授所能胜任，必须由两位到三位各有专攻的教授合作授课，有时也会请其他教授来串堂。一个教授毕竟是有专业限制的，比如，一门中国通史，包老师(包弼德，Peter Bol)虽然知识很广博，但他可能会说，他主要是研究 宋到明的，之前或之后虽然不是不能教，但是请专攻这些方向的人来教不是更好吗?所以会和欧立德(Mark Elliot)教授合教，由欧立德教授清代以后的部分。同时，再请一些教授客串。比如先秦思想，他会请普鸣(Michael Pueu)教授，唐代文学他会请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民国史会请柯伟林(William Kirby)教授，到当代中国部分上学期还请了《华尔街日报》的一个资深记者。不过每一节课还是由一个教授主讲，一般不会两位教授同时出场，除非是每门课开始的时候向学生作些交代。
刘平：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客串教授都是Peter Bol和Mark Elliot私人请的吗?
陈松：我不能确定，但我感觉是的。
刘平：这在国内是不可能的，因为各位教授各有各的课，是计算教学工作量的，不可能为更专业的效果来请他人代上。这里还有一个前提，就是同事之间的关系很融洽，如果是柯伟林上课，也可能把包弼德请过去。我发现包弼德与宋怡明(Michael Szonyi)有很好的合作关系，两人经常合作讲课。
陈松：包老师与宋老师合作得很好。宋老师是做明清社会史的，而且他有一些人类学背景，他的专长是由下往上做(视角)；包老师是做思想史的，是从上往下做，专长在唐宋。两人配合非常默契，角度不同、训练不同、知识结构也不同，甚至可以说是两代人，所以有分歧、有互补，给学生的启发也就比较多元。还有就是，他们那个课又与一般的课不同，我们把它叫做100号，属于研究生的课程，比我刚才讲到的本科生的课程要高一级，相对来说要专业一些。叫“Primarily for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stu-dents”的课程，是研究生与本科生都可以上的。这样的课程和lecture course授课方式上很像，但是因为内容比较专业、选课人数较少，讨论一般不必分组，所以每周的讨论小组也是由教授自己主持的，不必分开由助教代劳。再往上就是200号的课程，就是专门针对研究生上的gem-inar。
刘平：综合一下你刚才讲的，这里的课程大致有三类，一类是专门为本科生开的，主讲教授会请一些专家来协助讲课，并让自己的博士生担任助手，后者在中国也叫助教；一类是共同面向本科生与研究生的，也带有一定的研讨性质，我上过的宋怡明的“1000-1800年的中国社会史”就属于这一类；还有一类就是专门为研究生开设的，各系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可以跨系选修。
刘颖：前面不是说到没有或很少有硕士生吗?
陈松：我们系没有，但这不等于其他系也没有硕士生。前面提到的RSEA(Regional Studies—East Asia)是东亚系、经济系、社会学、政府系等合办的硕士班。因为要在人文和社科方面作学术研究，自然是要博士学位的，硕士没有用处；如果不需要作学术研究，比如从事非政府组织、博物馆等文化机构协理人员，政府或跨国公司工作，就不必读东亚系的博士，可以在RSEA硕士班读书就好了，不必太深，可以在面上更广一些。
刘平：接下来我们谈谈学习方法问题。我前面已经说过，国内的教与学还是很传统的，学生还是处于被动地位，老师虽然负责开列参考书，但并不一定收到效果，因为他只管开列，不管监督。哈佛这里比较活泼，也很有深度。从我旁听的一些seminar课程来看，由一位研究生主讲，其他研究生都能积极发言。后来我才知道，与我们国内高校图书馆还有一个很大不同的地方是，哈佛的图书馆有相当数量的专业书籍是为教学服务的，同一种书有很多本，你只能在阅览室看，这样，如果老师布置了这本书，选修该门课程的学生都能借阅。国内图书馆的专业书籍是不可能满足学生的这种需求的。还有，如果图书馆没有这么多的书，老师就要求学生购买，这在国内，因为经济上的原因，也很难做到。
陈松：要说明的是，关于seminar，各个系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比如我在经济系选的课，他们的上课方法就很像我们国内的情况，老师讲，学生做笔记。因为经济系的课程很多都是数据，当然是只有老师讲的份了。所以在经济系上课，我感觉就像回到了中国。我在社会学系上课，就是由老师开列书目，学生不但要认真阅读，每周还要写一个三页纸左右的评论，而在我们系，主要是以史料研讨为主，很少专门开设seminar讨论二手的研究著作，这部分的知识交由学生课下自己处理。如果有必要，可以就所读书目单独和老师约谈，也可以组成一个读书小组，每周约定时间请老师一起讨论，这样的课我们叫reading course或者independent reading，老师完全是义务的，没有报酬。
刘平：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学生要有一个很好的基础，也就是二手资料的基础，才能够去阅读、分析一手的资料。所以现在中国的研究生因为习惯于传统教学方法，即使是博士生也很少在课堂上发表意见。在这里，大家都积极参与其中，有心得，有交流。
刚才都是由我来提出话题，你们是否也可以直接谈谈。
陈松：我来谈谈跟随系里几位教授上课的感受。我觉得这里的老师各有专攻，感兴趣的话题不同、研究方法不同、使用的史料不同、对其他学科的了解也不同，所以可以和不同的教授学到不同的东西。比如和包老师可以学会分析思想史的文本，主要读一些正史、政书、士大夫文集、方志类的材料，挖掘古人思考世界的方式；跟宋怡明老师主要就是读社会史、民间宗教，读一些道教文献、从田野考察搜集的民间文本等等，在时代、主题上都不同，理论工具上也受人类学的影响更深；跟孔飞力老师就会更多地读一些清代档案，理论上就会更受韦伯主义一脉下来的社会学官僚理论影响，侧重点则在清代君权和官僚政治、地方财政等等。这些都不绝对也不完全，比如孔飞力老师也会有一些关于闽粤地区和东南亚移民贸易的课程，系内系外都有很多其他与中国有关无关的老师。但总的来说就是相当多元。
刘平：确实，人类学系的华琛(James Watson)夫妇、凯博文(Arthur Klehaman)教授，经济系的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Perkins)，政治系的裴宜理(Elizabeth Perry)教授，以及亚洲中心、费正清中心的诸多著名教授都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顺便问一下，你是否修过人类学课程?
陈松：暂时没有，但有这个想法。目前博士资格考试要求有三个研究方向，我的是包弼德老师的从安史之乱到17世纪的历史，孔飞力老师从16世纪到当代的中国史，还有一个社会学系的Orlando Patterson教授的历史社会学，这个当然就主要是以欧洲史为基础建构的历史社会学理论。各位同学研究方向不同，所以选择也不同，如果专攻明清以来的民间社会与草根文化，那当然会去选修人类学的课程。我因为主要关心的是国家权力、士大夫社会和精英文化，所以选择会有一些不同，会在社会学和经济学系上一些课。 哈佛的好处是，它是一个开放性体制，非常灵活。我在国内时，经济系就是经济系，历史系就是历史系，我可以去历史系上课，但不能算学分。哈佛本科生弹性会少一些，比如规定核心课程、专业课程的比例分配，核心课程中，外国文化类、道德推理类、历史类、文艺类、科学类、外语类等课程的比例设置，这样要求有博有专。但即便如此，因为哈佛每类的课程都非常多，所以选择面相当大。至于研究生，只要导师同意，选什么课都没关系，只要有助于自己的研究就好。其实我们是鼓励跨专业选课、跨学科研究的。像我们的博士资格考试要求准备三个方向，就规定其中一个方向必须是非历史领域(如中国或外国的文学，或社会学、人类学等等)，或至少不能是同一地域的历史(比如可以是日本史、美国史、欧洲史等等，但不能再是中国史)。
刘平：你讲的这些对我们的研究生是很有启发的。接下来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博士论文的选题。以前我在读博士生的时候，是带着问题去读的，我向导师提出的选题得到认可后就开始准备了。现在的情况就不一样了。无论是我自己的博士生，还是我观察到的其他博士生，很多都是在等着老师给他们题目。你们这里的情况怎么样呢?
陈松：我们一般都是自己提出问题。在大考之后的半年内，自己就要开始准备开题报告。然后自己去选一个committee，一般至少要找三个教授，你要把自己的选题交给他们，让他们提出修改意见。到时有一个答辩，同方向的博士生会一起来听。其实国内的研究生开题困难这一点，我前面提到的，这个情况是跟我们的招生体制、社会氛围有关的，另外我觉得这也和我们的研究生教育本身有关。一则，我们国内的历史教育太强调基础扎实，却往往忽视了开阔学生的视野。这里的教学除了在seminar上精读史料外，为了准备博士资格考试要浏览两三百本有代表性的研究著作，而且博士资格考试的备考方向也规定不能太窄，规定了时间就不能再规定主题，规定了主题也就不能再规定时间(比如可以是唐代到明代的方方面面的历史，也可以是中国思想史，但不能是唐代到明代的思想史——这个就太窄了)。再则，上面说过，我们会鼓励跨专业、跨学科的交流；也有不同研究方向的老师合作授课，互相辩驳。各种思想和学术研究方法交错在脑海里，题目自然就出来了。
刘平：这种方式与国内也不相同。我们的博士生，无论是自选还是导师给予的题目，在准备一段时间后，会由系里指定一个教授审查小组，也是答辩的形式，而这里是由学生自己去找。
陈松：打个比方，如果我要做宋代宗教，首先要找包弼德，他是宋史专家；还要找宋怡明，他是做社会史和宗教问题的；还会找一个人类学系做中国宗教的。这样才会比较均衡。
刘平：你们是主动找老师提意见，而国内的博士生是怀着一种恐惧的心情来参与开题报告的，害怕自己的题目通不过，参与其事的老师也只是提些修修补补的意见。
陈松：这里有几个机制制约，一是自己的论文质量，五年之后，论文不过关，不让毕业就不让毕业；二是即便你勉强过了，你要出去找工作，你拿出去的成果就是你的博士论文，如果差了，人家会要你吗?三是即使你的论文出版了，而质量很糟糕，学界就会议论，他的老师怎么会让这种水平的论文通过。这些机制表明，你不能这样干。
刘平：最后，我们就要谈到论文答辩的问题。
陈松：实际上，我们系目前不需要答辩。只要自己的导师及committee的教授认可就行了。但是，最近有人提出应该举行答辩。现在的意见形成两极，认为应该答辩的说那些反对者太懒惰，不认可答辩的认为答辩也就是一个形式。但其他系是有答辩的。但即使有答辩的，听说也多为形式主义，论文把关主要是在答辩前把的。我还听说，数学系的答辩是由老师上去答辩的，主要是担心导师对学生的论文看得不仔细、敷衍了事。
刘平：这样导师就成了真正的责任人，而国内的导师只是间接的责任人。实际上，有些扩招的系科，导师因为外面活动太多，甚至不认识自己的学生。很多腐败与笑话因此而发生，比如学生的论文发表，老师的名字一般都放在前面，等到被人揭发这篇论文是抄袭的，老师还在那里竭力辩解。由老师上台答辩倒是一个好主意，这样他会自始至终负责的，实际上也为导师增加了一层保护。讲到这里，哈佛是怎样处理学术腐败问题的?
陈松：学生入学及考试的时候，都会发一个小册子提示有关问题。如果涉嫌抄袭，你就要出去待上两三年，如果找了工作、还想回来的话，你必须带上老板开具的诚信证明。好像是这样，因为我和周围的人都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我记得也不清楚了。
刘平：关于这个问题，刘颖能不能谈谈。
刘颖：我的导师很严格，从一入学起就不断地强调要杜绝抄袭，大家也都知道抄袭的恶劣性。不过我知道国内也出现过博士生抄袭的事件，连带导师也受了处分。至于博士生发文章，我知道很多刊物就是要所谓的版面费的。
陈松：本来研究生论文都是要求有创新性的，学术评审很严格，所以满世界也是抄不到的。一篇论文有没有创新、主要论点有没有被前人论及，是一目了然的事情。
刘平：看来，中美之间的博士生教育确实存在很大差距。从国内的培养机制来讲，太多限制和约束，培养方法、课程设置、学生的个人创新，直到答辩，都很受影响。今天大家谈的哈佛与国内的情况，我想一定会对中国的研究生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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