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心理焦虑而信念阙如的地方，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人乘虚而入，一如在意志脆弱的时候，就会有心魔来魅惑。这些人下手的对象，往往是那些在需求方面相对弱势的群体。传销组织和地下博彩业选择急于发财的穷人，这些人选择初高中学生。学生是知识文化方面的弱势群体，因为“应试焦虑”，他们渴望得到一个速效的学习方法，一劳永逸地解决学习难题，这跟中头彩一夜暴富的心理是一样的。而这些人总是利用人们急于获得成功的心理来下手。
　　十几年前，一度出现过名目繁多的英语教学推销组织，他们像一阵风似地掠过，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种“赚一票走人”的做法，虽不道德，总体上看，并无大的害处，所以，人们对他们也就渐渐淡忘了。而“教育英雄”干什么呢?不仅赚一票，还要把自己的劣性合法化和道德化，最终把自己打扮成英雄。
　　把自己打扮成英雄而要让人相信，这并不太难。公众总是宁愿相信一个海阔天空的人，也不愿意相信一个说出真相，却又跟他们自己一样的平常的人。过于平常的事物，不足以刺激起他们的自信心。假冒英雄的人，难的在于首先得让自己相信。他必须得首先自我催眠，相信自己在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这样，就需要在一个普通的教学手段上面，挂上更多的附加价值，赋予更多的精神性的含量。于是，民族精神、爱国主义、孝道、爱心等价值体系与成功等心理诉求混杂在一起，变成了一道金光闪闪的符箓。
　　
　　更重要的是需要一套足以弄假成真的仪式。装神弄鬼永远是“英雄”的看家本领，无论是乡间的大神还是城里的教主。“教育英雄”把学习当作一项传销活动来经营，主讲者的每一次“带功报告”，据说都赢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创造了一种怪异的仪式，通过集体狂吼乱叫，来赢得集体认同。“疯狂”仪式首先让人迷失心志，进而实施精神控制。疯狂吼叫造成的声音共鸣，反馈到吼叫者的耳中，形成集体迷狂的效应。他们甚至还提出了动员三亿人用流利英语打倒日本人和美帝国主义的精神目标，仿佛对着敌人吼叫，就能变成“精神原子弹”，摧毁目标。但这一“吼叫派”法术也并非李阳的原创，它无非是中世纪“鞭笞教”、19世纪的“颤栗派”、东方通古斯“萨满”巫术与现代商业传销术的混合体。这一罐浑浊的“精神液体”，被贴上教育和爱国的标签，到处贩卖。而病入膏肓的当下中国学校教育对此不仅无力抗拒，甚至病急乱投医，拜倒在“疯狂”疗法的脚下。
　　把口腔肌肉喊成了美国式的，膝盖和脊梁却依然是中国式的，习惯于弯曲和折服。这位“教主”式的人物，对“下跪”极度迷恋，面对齐刷刷跪倒的人群，有一种病态的快感。用歇斯底里代替热情，用妖里妖气的腔调代替正常的声音来扭曲教育。另一方面，病态的教主与病态的教徒，是天生的一对。被控制也有一种快感。
　　少年追求外部的被控制，其症结在于家庭。大多数父母不能为子女树立道德榜样和精神典范，空洞枯燥和缺乏精神氛围的家庭，不能为少年提供精神家园。少年的人格发育只能依靠学校教育。而且前的学校，从其无论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条件来看，都只能给学生灌输一种“准军事化”的集体观念，灌输服从和纪律，培育“机器人格”。从家庭到学校，信念教育都归于失败，少年人的精神和心理诉求均难以满足。而“教育英雄”把偶像崇拜、心理安抚、成功诱惑和集体催眠结合在一起的教育方式，很容易地赢得了少年人的痴迷。
　　但是，这种类似于“鸡血疗法”刺激起来的效应，是短暂的，人的精神不可能长期处于那种亢奋状态，除非真的疯了。“饮鸩止渴”终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学习难题。学生们所要面对的，依然是日常的教学秩序和学习任务。“疯狂”仪式无非是日常学习生活中的一次歇斯底里发作，或一次短暂的恶作剧式的宣泄。
　　鲁迅在谈论这种装神弄鬼的伎俩的时候，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未有。”有效的人格教育依然是当下教育的一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