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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2年5月18日，赖昌星被我国法院宣判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未提出上诉。判决生效，沸沸扬扬的“远华案”在历时十二年后终于落下了帷幕。1999年，赖昌星逃至加拿大，2011年才被遣返回国。赖昌星回国用时如此之长，是因为我国与加拿大之间没有引渡协议，对其无法适用引渡。期间，赖昌星用尽法律程序，拖延归国日期，我国也付出了较大的司法成本。本文试浅析我国引渡制度，结合目前国际条约对引渡问题的规定，以及200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西班牙王国引渡条约》，着重对死刑不引渡问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引渡;死刑不引渡;引渡条约
一、引渡
引渡是指一国应某外国的请求，把在其境内被该外国指控为犯罪或判刑的外国人，移交给该外国审理或处罚的一种国际司法协助行为。随着社会发展，国际上多数国家达成一致认同，对政治犯不引渡、对军事犯不引渡、对本国人不引渡。但是对于死刑不引渡问题，仍有较大的争论。
引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于在国内犯罪逃往国外的人，引渡无疑是最好的方式。节约司法成本，有利于维护司法公正。但在国际法上，国家没有引渡罪犯的义务，除非它根据条约承担了这种义务，所以，引渡通常是根据引渡条约进行的，视为各国“为惩治不在本国领域内的犯罪分子”的一种合作。
远华案是我国建国以来的一起重大经济犯罪案件，赖昌星是这个案件的主犯，1999年，在对其抓捕过程中，赖昌星携其家人从香港逃往加拿大。因中国与加拿大之间无相应引渡条约，而加拿大又主张“条约前置主义”，对其无法根据条约适用引渡。加拿大的新引渡法规定，“即使不存在双边引渡条约，加拿大的外交部长征得加拿大司法部长同意，可以与其有关外国就某个具体案件达成‘特别协定’，执行该外国对加拿大提出的引渡请求”。但是，因为死刑不引渡原则的争议，加之关键性证据收集时没有严格按照程序规定、证明力被削弱，虽然我国外交部承诺不会对赖昌星判处死刑或不执行，对赖昌星的引渡也没有成功。
十多年来，包括2009年中国领导人与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史蒂芬·哈珀会谈时，中国方面多次向加拿大提出遣返赖昌星的要求，望通过非法移民遣返程序令其归国，但因加拿大崇尚法治与正当法律程序，其一直应对赖昌星穷尽各种办法提起的“诉”，虽然赖昌星一路败“诉”，仍拖延十多年才被遣返回国，其间我国也付出了很大的司法成本。
二、死刑不引渡原则概述
死刑不引渡原则，是指被请求国有理由相信被请求引渡人在引渡后，有可能被请求过判处或执行死刑时，拒绝予以引渡。
死刑不引渡原则的形成经过了漫长的历程。死刑是一种古老的刑罚，有其存在的文化根基和观念意识，人们对于很多犯罪处以死刑仍处在“天经地义”的认识层面上。在我国，这种认识仍广泛地存在于民众之中，我国存在对一些犯罪罪名采取死刑处罚方式的法律规定，但在许多西方发达国家，死刑已在法律中被废除或在司法实践中不判处死刑，所以在其签署的引渡条约中，多存在对死刑不引渡的相关规定。对于这一问题的分歧，影响了我国与他国签署引渡条约的进程。
西方多数国家的死刑不引渡原则也是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历程。曾经，死刑对于大多数国家是一种经常使用的刑罚方式，1764年，意大利学者贝卡利亚在其著作《论犯罪与刑罚》中率先提出对死刑的质疑与批判，并提出了应当废除死刑的观点。贝卡利亚认为，死刑是社会契约的产物，国家处于正常状态时，就应当废止死刑。死刑的威慑力不如终身自由刑，死刑会给人提供残酷行为的范例，对社会有害。在该书中他从三个方面论证了死刑的不人道性，分别是死刑侵犯了人的生命权、死刑是残酷的刑罚和死刑是不必要的刑罚。当他提出这个理
论的时候，他是一个人为废除死刑做孤独的呐喊，随着世事的变迁，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废除死刑不再仅仅是理论家的呼吁，而是被众多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所接受和采纳。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废除死刑运动在多国展开，很多国家通过法律和司法实践不再应用死刑。同时，因为引渡是各国间进行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最重要的方式，也被各国废除死刑运动波及，加之政治犯不引渡等规则的深入人心，死刑不引渡原则逐步形成。
三、国际现存情形
死刑不引渡原则已经出现在很多国家的引渡法当中，成为强制性条款，也出现在很多双边引渡条约当中。1990年通过的联合国《引渡示范条约》第4条规定，“按请求国的法律作为请求引渡原因的罪行应判处死刑，除非该国作出被请求国认为是充分的保证，表示不会判处死刑，或即使判处死刑，也不会予以执行，否则，被请求国可以拒绝引渡。”
有时，被请求引渡国与请求国之间不存在引渡条约，被请求引渡国的引渡法中有相关规定，“无引渡条约，符合相关规定可引渡”。同时被请求引渡国适用死刑不引渡原则，请求引渡国不适用死刑不引渡原则，往往即使请求引渡国作出了对罪犯不适用死刑的承诺，被请求引渡国也可能基于对请求引渡国的司法不信任，拒绝引渡。
由此，签订引渡条约是达成引渡合作的高效、便利方式，而死刑不引渡原则已成为条约能否达成一致认同的关键性问题。
四、死刑不引渡原则利弊分析与我国现状
有些人认为，如果我国为了与其他国家制定引渡条约接受死刑不引渡规则，付诸于实践后，可能会造成，一些罪犯逃往国外，按照我国刑法规定其可能被判处死刑，为了将其引渡回国进行惩罚，我国只能做出对这些罪犯不判处死刑或者判处死刑也不执行的承诺，这些承诺本身就有悖于罪刑法定原则。相比较没有逃到国外的罪犯，这些外逃的罪犯的罪行可能一样严重甚至更加严重，但他们获得的惩罚更低，违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产生不公平的情形。
但是，上述情形和死刑不引渡的原则的冲突是本来就有、与生俱来的，并不是中国适用死刑不引渡原则就发生冲突，中国不适用冲突就消失了。若不适用死刑不引渡原则，不能达成引渡条约，更可能造成凶手逍遥法外不能得到惩罚的的情形，对比起来，两害相权取其轻，适用死刑不引渡原则是更明智的做法。同时，我国的绝对确定的法定刑是很少的，大多数是相对确定的法定刑，例如故意杀人罪，最高刑是死刑，但仍规定有有期徒刑、死缓等其他的刑罚方式，对引渡犯适用死刑外的其他的刑罚方式，并不违背罪行法定原则。
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应当是对犯罪行为惩罚的必定性，而非严酷性。也就是说，如果犯罪有很大可能逃脱惩罚，或者逃脱惩罚的方式显而易见，即使对一个被正法的罪犯施以再严酷的惩罚，也有人会抱有侥幸心理、提前做好逃脱的“充分准备”铤而走险。
目前国际社会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适用死刑不引渡原则，尤其是罪犯更可能逃往的西方国家大多适用死刑不引渡原则，如果我国坚持不适用，在引渡条约上的突破可能会比较小。
我国对外签订的双边引渡条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西班牙王国引渡条约》前，对死刑不引渡原则一直持回避的态度，一般采取说服对方在条约中不作此项规定、使用较为概括的措辞、在会谈纪要中说明以避免在正式条约中出现、间接确认等方式，没有明确的关于死刑不引渡原则的规定，这种态度也影响了我国与其他国家签订双边引渡条约的进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西班牙王国引渡条约》首次明确确认死刑不引渡原则，这从人权保护和国际司法刑事合作上来看，是一个里程碑。对死刑不引渡的承认，使得我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双边引渡条约提速进行，同时也有助于我国同腐败现象斗争，有助于我国在国际上树立良好的形象。
参考文献：
[1]黄风.引渡问题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2]刘亚军.引渡新论[M].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3]蔡高强.人权国际保护与国内实践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7.
[4]王劲松.从中西引渡条约看死刑犯不引渡原则[J].铜仁学院学报，2007（S1）.
[5]赵秉志，陈一榕.论死刑不引渡原则[A].高铭暄，赵秉志.当代国际刑法的理论与实践[M].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6]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
【关键词】：引渡;死刑不引渡;引渡条约
一、引渡
引渡是指一国应某外国的请求，把在其境内被该外国指控为犯罪或判刑的外国人，移交给该外国审理或处罚的一种国际司法协助行为。随着社会发展，国际上多数国家达成一致认同，对政治犯不引渡、对军事犯不引渡、对本国人不引渡。但是对于死刑不引渡问题，仍有较大的争论。
引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于在国内犯罪逃往国外的人，引渡无疑是最好的方式。节约司法成本，有利于维护司法公正。但在国际法上，国家没有引渡罪犯的义务，除非它根据条约承担了这种义务，所以，引渡通常是根据引渡条约进行的，视为各国“为惩治不在本国领域内的犯罪分子”的一种合作。
远华案是我国建国以来的一起重大经济犯罪案件，赖昌星是这个案件的主犯，1999年，在对其抓捕过程中，赖昌星携其家人从香港逃往加拿大。因中国与加拿大之间无相应引渡条约，而加拿大又主张“条约前置主义”，对其无法根据条约适用引渡。加拿大的新引渡法规定，“即使不存在双边引渡条约，加拿大的外交部长征得加拿大司法部长同意，可以与其有关外国就某个具体案件达成‘特别协定’，执行该外国对加拿大提出的引渡请求”。但是，因为死刑不引渡原则的争议，加之关键性证据收集时没有严格按照程序规定、证明力被削弱，虽然我国外交部承诺不会对赖昌星判处死刑或不执行，对赖昌星的引渡也没有成功。
十多年来，包括2009年中国领导人与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史蒂芬·哈珀会谈时，中国方面多次向加拿大提出遣返赖昌星的要求，望通过非法移民遣返程序令其归国，但因加拿大崇尚法治与正当法律程序，其一直应对赖昌星穷尽各种办法提起的“诉”，虽然赖昌星一路败“诉”，仍拖延十多年才被遣返回国，其间我国也付出了很大的司法成本。
二、死刑不引渡原则概述
死刑不引渡原则，是指被请求国有理由相信被请求引渡人在引渡后，有可能被请求过判处或执行死刑时，拒绝予以引渡。
死刑不引渡原则的形成经过了漫长的历程。死刑是一种古老的刑罚，有其存在的文化根基和观念意识，人们对于很多犯罪处以死刑仍处在“天经地义”的认识层面上。在我国，这种认识仍广泛地存在于民众之中，我国存在对一些犯罪罪名采取死刑处罚方式的法律规定，但在许多西方发达国家，死刑已在法律中被废除或在司法实践中不判处死刑，所以在其签署的引渡条约中，多存在对死刑不引渡的相关规定。对于这一问题的分歧，影响了我国与他国签署引渡条约的进程。
西方多数国家的死刑不引渡原则也是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历程。曾经，死刑对于大多数国家是一种经常使用的刑罚方式，1764年，意大利学者贝卡利亚在其著作《论犯罪与刑罚》中率先提出对死刑的质疑与批判，并提出了应当废除死刑的观点。贝卡利亚认为，死刑是社会契约的产物，国家处于正常状态时，就应当废止死刑。死刑的威慑力不如终身自由刑，死刑会给人提供残酷行为的范例，对社会有害。在该书中他从三个方面论证了死刑的不人道性，分别是死刑侵犯了人的生命权、死刑是残酷的刑罚和死刑是不必要的刑罚。当他提出这个理
论的时候，他是一个人为废除死刑做孤独的呐喊，随着世事的变迁，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废除死刑不再仅仅是理论家的呼吁，而是被众多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所接受和采纳。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废除死刑运动在多国展开，很多国家通过法律和司法实践不再应用死刑。同时，因为引渡是各国间进行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最重要的方式，也被各国废除死刑运动波及，加之政治犯不引渡等规则的深入人心，死刑不引渡原则逐步形成。
三、国际现存情形
死刑不引渡原则已经出现在很多国家的引渡法当中，成为强制性条款，也出现在很多双边引渡条约当中。1990年通过的联合国《引渡示范条约》第4条规定，“按请求国的法律作为请求引渡原因的罪行应判处死刑，除非该国作出被请求国认为是充分的保证，表示不会判处死刑，或即使判处死刑，也不会予以执行，否则，被请求国可以拒绝引渡。”
有时，被请求引渡国与请求国之间不存在引渡条约，被请求引渡国的引渡法中有相关规定，“无引渡条约，符合相关规定可引渡”。同时被请求引渡国适用死刑不引渡原则，请求引渡国不适用死刑不引渡原则，往往即使请求引渡国作出了对罪犯不适用死刑的承诺，被请求引渡国也可能基于对请求引渡国的司法不信任，拒绝引渡。
由此，签订引渡条约是达成引渡合作的高效、便利方式，而死刑不引渡原则已成为条约能否达成一致认同的关键性问题。
四、死刑不引渡原则利弊分析与我国现状
有些人认为，如果我国为了与其他国家制定引渡条约接受死刑不引渡规则，付诸于实践后，可能会造成，一些罪犯逃往国外，按照我国刑法规定其可能被判处死刑，为了将其引渡回国进行惩罚，我国只能做出对这些罪犯不判处死刑或者判处死刑也不执行的承诺，这些承诺本身就有悖于罪刑法定原则。相比较没有逃到国外的罪犯，这些外逃的罪犯的罪行可能一样严重甚至更加严重，但他们获得的惩罚更低，违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产生不公平的情形。
但是，上述情形和死刑不引渡的原则的冲突是本来就有、与生俱来的，并不是中国适用死刑不引渡原则就发生冲突，中国不适用冲突就消失了。若不适用死刑不引渡原则，不能达成引渡条约，更可能造成凶手逍遥法外不能得到惩罚的的情形，对比起来，两害相权取其轻，适用死刑不引渡原则是更明智的做法。同时，我国的绝对确定的法定刑是很少的，大多数是相对确定的法定刑，例如故意杀人罪，最高刑是死刑，但仍规定有有期徒刑、死缓等其他的刑罚方式，对引渡犯适用死刑外的其他的刑罚方式，并不违背罪行法定原则。
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应当是对犯罪行为惩罚的必定性，而非严酷性。也就是说，如果犯罪有很大可能逃脱惩罚，或者逃脱惩罚的方式显而易见，即使对一个被正法的罪犯施以再严酷的惩罚，也有人会抱有侥幸心理、提前做好逃脱的“充分准备”铤而走险。
目前国际社会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适用死刑不引渡原则，尤其是罪犯更可能逃往的西方国家大多适用死刑不引渡原则，如果我国坚持不适用，在引渡条约上的突破可能会比较小。
我国对外签订的双边引渡条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西班牙王国引渡条约》前，对死刑不引渡原则一直持回避的态度，一般采取说服对方在条约中不作此项规定、使用较为概括的措辞、在会谈纪要中说明以避免在正式条约中出现、间接确认等方式，没有明确的关于死刑不引渡原则的规定，这种态度也影响了我国与其他国家签订双边引渡条约的进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西班牙王国引渡条约》首次明确确认死刑不引渡原则，这从人权保护和国际司法刑事合作上来看，是一个里程碑。对死刑不引渡的承认，使得我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双边引渡条约提速进行，同时也有助于我国同腐败现象斗争，有助于我国在国际上树立良好的形象。
参考文献：
[1]黄风.引渡问题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2]刘亚军.引渡新论[M].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3]蔡高强.人权国际保护与国内实践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7.
[4]王劲松.从中西引渡条约看死刑犯不引渡原则[J].铜仁学院学报，2007（S1）.
[5]赵秉志，陈一榕.论死刑不引渡原则[A].高铭暄，赵秉志.当代国际刑法的理论与实践[M].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6]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