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7日，前红色高棉领导人农谢和乔森潘被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以下简称“审红庭”）判定犯下了反人类罪。农谢的辩护律师质疑审红庭的公正性，认为这只是一个没有保障被告权利的“样板”审判。
　　事实上，早在2002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也曾“由于担心无法保证该法庭的独立性和客观公正”，一度撤销对成立特别法庭的支持。审红庭的背后，是柬埔寨与联合国之间长达7年的拉锯式谈判。

柬埔寨的烦恼

　　拉锯的起点在1997年6月21日。时任柬埔寨王国政府第一总理的拉那烈和第二总理洪森联名致函联合国秘书长，要求提供审红帮助。彼时，两位总理正在进行山头之争。据柬埔寨问题专家邢和平记录，由于洪森领导的人民党高层大多出身红色高棉，拉那烈的奉辛比克党以此发难，要求对红色高棉进行国际审判，扬言要揪出红色高棉的“打手和后台”。
　　在拉那烈发难前的一年里，洪森为了加速红色高棉的瓦解，策动其内部高层起义，并与投诚者达成和解。但面对政敌的挑战，洪森不得不高举反对红色高棉的旗帜以保持政治上的主动，并在不久后的军事冲突中战胜了奉党，执掌大局。拉那烈则被罢黜第一总理职位，流亡国外。
　　两位总理发送联名信之前，联合国以及西方国家一直主张成立国际法庭审判红色高棉，柬埔寨此举可谓正中其下怀。前新华社记者邢和平在文章中提及，当时美国一些参议员公开提出，洪森也是红色高棉，也应审判他。“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利用国际审红来达到其他政治目的，在柬埔寨和国际上大有人在。”
　　遭受了30年战争蹂躏和摧残的柬埔寨，面临着维稳与生存的双重压力。洪森曾接受邢和平采访，表达了对审红的纠结：“在当时那种形势下，如果人民党继续坚持审红，必然失信于刚刚投诚的红色高棉，引发红色高棉反弹，引发社会动荡，甚至军事冲突。”
　　另一方面，柬埔寨一贫如洗，不得不依赖外国援助维系生存。洪森说：“我将尽一切努力来满足柬埔寨人民要求和平的愿望，实现民族和解，同时尽量减少外国的不满。但是我不会让外国继续像他们多年来在柬埔寨做的那样，指手画脚。”
　　谈判初期，洪森要求必须用柬埔寨现有的法庭审红，并希望联合国帮助起草法律草案，派出法官和检察官参加审红。而在联合国内部，美国的强势意见是建立国际法庭。
　　大卫·谢弗尔是审红庭创建的见证人，也是美国首位战争刑事法庭大使。他在《所有失去的灵魂：战争刑事特别法庭的一段个人经历》一书中写道：“由于当时柬埔寨的主权危如累卵，洪森将这个问题解释为‘是柬埔寨应该配合联合国，还是联合国应该配合柬埔寨’？”

最艰难的斗鸡

　　两派意见僵持不下，“混合法庭”概念的提出为柬埔寨审红提供了一条新路。然而，在审红法庭性质、人员组成、适用法律、被告确定、审判经费、审判场所等一系列问题上，柬埔寨与联合国依然争论激烈，进程几度停滞。柬埔寨方面希望获得尽可能多的自主权，联合国方面则致力于建立一个合乎国际标准的法庭。
　　有报道显示，“由于担心无法保证该法庭的独立性和客观公正”，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于2002年2月结束谈判，撤销对成立特别法庭的支持，近一年后才重返谈判桌。“一个僵持不下的问题是，金边政府坚持要求柬埔寨法律优先于该法庭。”
　　审红，与其说是柬埔寨与联合国的谈判，不如说是与美国的周旋。洪森曾提出将审判罪行的时间范围扩大到1970年。正是那一年，美军出动了庞大的B-52机群对柬埔寨进行“地毯式”轰炸。
　　对于1970～1975年的死亡人数，洪森向媒体披露的是近100万。谢弗尔在书里记录下洪森的发言：“每一个时期的死者都需要同样的正义……国际社会不应该为了他们的政治利益而原谅或者忘记那些特殊时期。”
　　谢弗尔在其著作中不乏对美国施行双重标准的批判。香港媒体人郑汉良评价道：“一方面他（谢弗尔）需要执行国家的旨意，推动美国所认同的国际公义，但另一方面却又要说服其他国家，美国不受这些公义法例所规范。”在谢弗尔的书中也有记载：与中国官员沟通时他曾说明，美国承认在1970年代早期轰炸柬埔寨，然而它不希望成为任何人行动的借口。
　　事实上，美国对于审红的精力投入超过了所有国家。大卫·谢弗尔在书里写道：“没有一个政府如此下决心推动创建法庭，也没有一个政府如此深刻地牵扯进4年的文件谈判里。”

审红，与其说是柬埔寨与联合国的谈判，不如说是与美国的周旋。洪森曾提出将审判罪行的时间范围扩大到1970年。正是那一年，美军出动了庞大的B-52机群对柬埔寨进行“地毯式”轰炸。

　　为了在柬埔寨和美国的对峙中找到平衡点，创建一个宣扬正义、符合国际标准的柬埔寨特别法庭，谢弗尔奔走各方、耗尽心力。
　　柬埔寨副总理宋安曾邀请谢弗尔到他的榴莲农场会谈，两个人坐在闷热的露台上就创建法庭的问题严肃地抠细节：宋安很反对“混合法庭”这个词，因为它和一个柬埔寨法庭相比，“似乎少了些什么”。他还提出希望用种族灭绝的罪名来替代政治谋杀。在“特别”法庭的名称上，谢弗尔建议用extraordinary来代替special，从宋安的反应来看，前者似乎更有吸引力。
　　在那里，宋安还向美国人谢弗尔介绍了他的爱好—斗鸡。“它在柬埔寨合法，而在美国不合法。宋安养了很多公鸡，并骄傲地让工人安排斗鸡表演给我看。”这段经历不仅被谢弗尔写进书里，更是直接将柬埔寨一章取名为《最艰难的斗鸡》，来比喻这个“充满创新、冒险与坚持的故事”。

阶段性的句号

　　审红庭谈判初期，中国曾明确表示红色高棉是柬国内政，并反对将波尔布特等人交由国际法庭审判。美国康奈尔大学副教授安德鲁·莫萨在《战友：1975至1979年中国对红色高棉的援助》一书中说：“中国提供的援助比其他几个国家加起来都还多。红色高棉领导人那时把中国当作一个与众不同的类型来对待。”
　　有柬埔寨媒体称，中国对柬埔寨的援助最初在1975年前后：建设铁路和公路；创办石油炼化厂、机场等等。莫萨发现，尽管中国并不吝惜在金钱、物力、人力上的投入，然而它对红色高棉国内与对外政策上的影响很小。莫萨认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边制度上存在分歧，柬埔寨的共产主义更多是受苏联伙伴的影响。
　　虽然红色高棉最终从历史舞台上消失，然而这段背景仍给柬埔寨人民党认识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了阶段性困难。另一方面，中国也对复杂的柬埔寨局势，特别是对了解较少的洪森和人民党，需要一段观察了解的时间。邢和平撰文记录说：“随着冷战的结束，中国逐步调整了对柬埔寨的政策，趁柬埔寨问题政治解决之机，逐步拉大并甩掉了红色高棉这个沉重的包袱。”
　　历史的震荡过后，中柬友谊仍在继续，中国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帮助柬埔寨。有报道显示，迄今中国对柬的援助和贷款近30亿美元。而在近几年有关南海问题的东盟系列峰会和外长会上，柬埔寨都是中国防范菲律宾等国过分要求获得通过的得力帮手。
　　伴随着两名目前尚在世的前红色高棉高级领导人被判“无期徒刑”，这场延搁多年的审红大戏也以多方所能接受的相对平静的方式，为那场多数柬埔寨人已不愿触碰的浩劫画上了句号。然而，对于试图从语焉不详的说辞中寻找答案解开心底疑惑的人来说，那些隔了几代人的陈年往事并不如烟，仍是一个带有巨大问号的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