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岁的沈志华是史学界的传奇人物，他以经商赚来的钱设立基金资助学术出版，亲自带队到俄罗斯和美国搜集解密的苏联档案，并在中苏关系史和朝鲜战争史领域取得与国际对话的资本。由于他涉猎广泛，且卓然有成，笔者日前就中国学界对共运史研究的脉络及对现实的解释力问计于他，听现担任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主任的他一抒胸臆。
　　
　　国际共运的演变脉络
　　
　　《南风窗》：国际共运史上，从马克思领导的“国际工人协会”到列宁开创的“共产国际”，其间经历了怎样的组织和思想变迁?如今还有这样的左翼国际联合组织吗?
　　沈志华：国际共运史学界一直有从“第一国际”到“第四国际”的说法，你说的两个就分别属于第一和第三国际。如今前三个国际都已不复存在，而第四国际是托洛茨基派于1938年在巴黎成立的，本名“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曾经影响1968年的法国五月风暴，但组织上早已四分五裂。现在影响最大的是“社会党国际”，遵循的主要是第二国际晚期的传统，用左派的话说，就是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因此不被纳入正统国际共运史研究的范畴。
　　关于从第一国际到第三国际的历史变迁，应当说，这种变迁与不同历史阶段的革命需要和战争形势紧密相关。第一国际于1864年在伦敦创建，仅仅存续了12年，其间见证了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的失败。马克思赞成暴力革命，因而也赞成赢得内战所必须的“专政”措施，但他反对革命成功后“优秀分子的专政”。马克思所赞赏的巴黎公社体制，尽管并非规范的宪政民主政体，但绝不排斥竞争性选举，这一点与后来的斯大林体制有着根本的区别。
　　第二国际于1889年在巴黎组建，由恩格斯担任主席。恩格斯基本继承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民主宪政理念，但比马克思更强调内战和“专政”的不可避免，也严厉批判所谓“革命成功后的革命专政”。等第二国际发展到第三代领导人——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时候，面对山雨欲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国际内部拥护各国政府的“改良派”占了上风，致使第二国际在一战期间停止了运作。战后，重建的第二国际(又称伯尔尼国际)于1923年在德国汉堡与第二半国际合并，重组为工党及社会党国际，成为今天社会党国际的直接前身。
　　第二国际后来总体走上了改良道路，但其内部以列宁为代表的“革命派”却借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翻身，两年后成立了统领全世界社会主义政党支部的第三国际。第三国际号召、支援并组织世界革命，中共也于1922年7月加入第三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不过，第三国际在斯大林时期放弃了世界革命旗帜，转而以“一国社会主义论”为纲领，使其成为苏联的外交工具，最终在二战后期(1943年5月)被解散。后来出于冷战的需要，斯大林又于1947年10月主导成立了欧洲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复活了第三国际的某些功能。1956年4月共产党情报局宣布解散，后来各国共产党的国际活动，按照毛泽东的建议，采取“开会”的方式解决问题。总体看来，自从中苏分裂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已经处于低潮了，而之后的东欧剧变以及苏联解体，则标志着这一波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结束。
　　《南风窗》：国际共运已经基本结束?不是在许多国家还有共产党，有的还方兴未艾吗?
　　沈志华：关于国际共运的现状，我想首先涉及一个大背景，即一战之后国际共运的主要推动力是苏联，而以公有制、计划经济、一党专政为特征的苏联体制早在1990年代就被宣告彻底破产，如今前苏联各加盟国均朝私有制、市场经济、多党竞争式选举方向实现了转轨。即便是仍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大多也进行了大幅改革，引入市场经济制度。减少国家政权对经济与社会的控制，中国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而迄今尚未进行根本变革的国家如朝鲜，其经济发展的停滞与人民生活的窘迫全世界都有目共睹，相信进一步的改革也只是时间问题。
　　
　　拯救濒危的“显学”
　　
　　《南风窗》：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际共运史可谓长期是“显学”之一，可否谈谈相关研究情况?
　　沈志华：这方面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1949年到“文革”结束前这段时间，由于对大多数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官方早有“定论”，比如列宁与斯大林是共产主义革命的伟大导师，是英明而正确的，伯恩斯坦和考茨基是修正主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工贼，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也都是反革命分子，是應当受到严厉批判的，因此此时的共运史研究往往沦为对某个政治观点的佐证或解释，或者干脆就被定位为一种政治教材、政治教育；另一方面，当时学界拥有的史料也极其有限，且往往是苏联“老大哥”的官方材料，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苏联通史》、《斯大林传略》等经过“处理”的二手材料，这就限制了学界对历史事实作进一步的探究，遑论提出不同的观点。
　　“文革”之后到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这段时期，尤其是整个1980年代，共运史研究开始摆脱政治框框的束缚，尝试多角度阐述历史，很多原来的“历史定论”也逐步被新的观点取代，比如对布哈林这个人，对苏联新经济政策、喀琅施塔得事件等都有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看法；对第三国际的评论，也出现了不同意见。但是这种活跃的学术研究并没能进一步深入下去，这里面除了1980年代末政治风波的影响外，另一个在我看来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当时共运史研究遇到了一个巨大的瓶颈，那就是第一手史料的严重匮乏。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历史研究不是换个角度、改变一下观点就可以取得成就的，尤其在很多历史过程描述本身就存在严重错误的情况下。
　　到了1990年代初，俄罗斯及东欧各国的历史档案纷纷解密，为历史研究的突破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条件。一批研究苏联史的中国学者包括我在内当时主张，学界可以暂时放弃对于那些抽象与宏观问题的争论，而把主要精力用来收集、整理和解读已经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浩如烟海的档案文献上，并在此基础上从事个案的、专题的、实证的研究。沿着这个思路进行的历史研究一直延续至今，已取得一些阶段性成果。比如，我们从1995年开始，花费7年时间收集、整理、翻译并出版了34卷本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另外，我也于2005年底承接了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托付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重大研究课题一“苏俄史研究”，并组织了一批有志于此的中国学者，开始了这一工程。
　　这个阶段的研究由于重视对解密档案的利用，某种意义上是在“重写历史”。当然，新的阶段仍然面临严峻的挑战。一方面，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逐渐趋向于功利主义，像历史研究这样的基础学科很难吸引到青年人才。在老一辈的学者已经逐渐逝去或退休的情况下。这个学科的新老交替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另一方面，也和我们科研体制改革的滞后以及语境对于研究的限制有关，原有的那种重观点不重史料的研究方法仍然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拥有一定的市场，如果体制不对其相应的评价标准作出适应时代的调整与改变，要求体制内的青年学者去主动转变自己的研究方法及思维模式是不现实的。
　　《南风窗》：中国学界有没有针对周边国家的共运现状开展专门研究?学界的研究能否对各国共产党现今的处境提供相应的历史解释?
　　沈志华：正如前面提到的，国际共运的整体趋势是日渐式微，因此就我所知，学界并没有专门研究中国周边国家共运的著名专家或机构。如今学界的研究，更多的是从国家现实利益的角度出发，去研究各国朝野政党(也包括共产党)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从而为我国政府外交政策的制定提供相应的依据。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正在出现，这就是冷战史研究，在这个领域，学者利用大量档案文献，不断讲述着铁幕另一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于历史研究，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学界对于国际共运史的研究还很不够，而目前研究的进展缓慢甚至在某些领域的停滞状态都非常堪忧。这里举一个例子，最近我们接到一个研究课题任务，就是研究朝鲜劳动党的历史，从而为我国政府制定对朝外交政策以及核问题谈判提供决策依据和借鉴。但是。历史研究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工程，绝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急功近利的历史研究究竟能具有怎样的厚度，又能为理解与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多少有效的帮助’如果我们没有把各个前共产党国家的历史进程中的主要事件、人物、制度、政策一一搞清楚，没有对大部分基本史实取得一致的认识和理解，我们又怎能真正汲取历史所提供给我们的经验与教训，又有什么资格坐在一起讨论和回答现实提出的那些重大问题呢?
　　中国作为一个日益崛起的大国，既具有对国际共运史等基础学科进行研究的实力，更具有进行相关研究的必要，尤为重要的一点，中国仍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中国都应加强对共运史及冷战史的重视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