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渡过那急湍，有时我碰到水流，心悸得忘了自己。生命中有许多不易跨越的急湍吗？可有一根楠木横倒的独木桥吗？可有个扶持的人吗？”从花莲山地出发的杨牧仿佛也是在替我扣问命运。
　　在北大遇到我的恩师，命运的回答是让我一生都要感恩。
　　
　　毕业两年之后，我终于要从北大搬出去住了。我需要在北京城里找一处永久的住所。第一个要求是不能离北大太远。心里想的是，我自己要离北大、离我的老师们近一些，就像有的孩子考虑和父母之间的距离一样。最后，在离开北大四公里的地方，我找到了我的家。这似乎给我一个很近的心理距离，也是一种只有我自己可以理解的感觉，或者想象是在老师们将来年老的日子里对我更方便的一个距离。
　　
　　梦重新开始的地方
　　
　　高中毕业已经七年了，北大梦随着高考的失败已经离我远去，但在我偶然读到一位北大教授著述的一天，那个梦又被唤醒了。北大的魅力从一个人的文字里显现出来，需要我重新抗拒。
　　现实的处境也好，想象中的困难也好，都无法阻止我顺从自己宿愿的召唤。
　　我写了半页纸，告诉那位温教授，我毕业于师范专科学校，想考北大的研究生。
　　还来不及失望，就收到了温老师的回信。从他大大的字体里，我感到温暖的力量。他对我说：北大没有门户之见。随信还有一份有未名湖和博雅塔的北大学报，有一张写了家里电话的橘黄色记事帖。
　　我第一次拨通那个电话，是考研成绩应该出来的时候了。我第一次听到老师的广东口音普通话。他对我说:成绩出来了，还不错，但不理想。
　　我问老师:今年没有希望了？
　　老师说:是的。
　　我说:我明年再考。老师，再见。
　　放下电话，我才想起，我连给老师一个问候和谢谢都没有。但我脑子没法停下来，我立刻给在清华大学读书的爱人打电话，要他帮我租一间平房，靠近北大。要他先帮我张贴提供家教的广告，我三天后就到北京。到了北京一个月，我也没有勇气去拜访温老师。我想以前写一封两封信可以，现在要去直接打扰，老师没有接待我的义务。我望着桌上那一包从四川带来的木耳，不知什么时候，它从我眼中消失。
　　
　　沿着未名湖走了好几圈
　　
　　在清华北门的平房里，每天学习十四个小时。但还是感到自己进步不大。
　　有一天，我收到了原单位同事转给我的信。其中一封是温老师写给我的，他告诉我不仅要埋头努力，还要注意学习方式。随信是他送我的《现代文学三十年》。这是我的专业教科书，是温老师和钱理群老师等人合著的。我在四川一直买不到，托南京的一位朋友从图书馆借给我，我再复印装订成十几册，字迹模糊不清，好费眼睛。
　　我把木耳装在书包里，靠近了未名湖边老师的家。但我还是不好意思去敲门。我沿着未名湖走了好几圈，太阳已经偏西，都快四点了，我才再次走进那个有很多竹子和花草的小院子。
　　老师看了我的读书笔记，表扬我之后，就安排我去听本科生的专业基础课，他给上课的吴晓东老师打电话。温老师又给我找了好多书。他说，你和你爱人现在都没有工作了，少花钱去买书，我这儿的书都可以拿去看。
　　待到要把那些书装进书包时，我才想起那包从家乡带来的木耳。老师说:不许送东西。我说:这是孔子定下的礼仪，老师不要让学生失礼吧。老师说：你自己可以用开水泡了吃。这个时候，师母回来了，还是师母好，她解了我的围。但当我正在心里感谢她的时候，师母又来到了客厅。她交给我一个漂亮的袋子，一定要给我。
　　我清楚地记得，老师和师母像送贵宾那样，双双站在门口，目送我这个登门求教的学生走出老远，我几次回头都有他们迎接的目光。我只有跑起来，我想让他们尽快回到屋子里。在未名湖边坐到天黑，我才给北京的一个好朋友陈志坚打电话。
　　就是陈志坚从南京图书馆借书给我复印。他一直支持我考研，我们都从外地到了北京。我对他说：我从家乡带了一盒木耳，是我拜见老师的心意。那木耳在路途和北方的干燥空气中，都快碎成末了。师母接纳了我的心情，但她送了我一袋子从国外带回来的咖啡和巧克力。
　　志坚说:你那不成抛砖引玉了吗？没良心没良心。
　　
　　燕子石出现在书架上
　　
　　从温老师家背回那些书后，我的时间只有三个部分：吃饭睡觉学习。开始听吴晓东老师的课后，我又多了新的读书目录和可以借书的书架。我除了偶尔发愁我爱人代我做的那份家教不能按时拿回钱来交房租外，就是忧虑我对师恩的辜负。虽然我知道燕子石出现在书架上，孩子吃饭不是为了父母，学生学习也并不会给老师带来好处，但是，孩子报答父母似乎可以通过好好吃饭来完成，而我回报老师似乎就是为自己的学业努力。我时时记着自己底子差，年龄也不小了，又新欠了那么重的恩情。学习的辛苦就不算什么了。
　　考完试后，我心里很踏实。温老师也对我说：好好去玩儿吧。我果然就放心地在北京到处逛去了。到北京都一年了，我哪里都没去过。有一天，刮着风，实在太冷了，我才在天黑前赶回了住处。远远地，我看见有人站在我住所门口，很像温老师。我觉得不可能。但我还是飞快地跑过那片菜地。果然是老师。由于我爱人和他导师到外地开会去了，电话怎么也找不到他，老师只好找到清华我爱人的系里，再由我爱人的同学带着他找到了我住的农家平房。老师说，你考得很好;同时又告诉我报考的手续出了问题，研究生院很严谨，要收回上午发出的录取通知书。老师也不知道我单位给我开的报考介绍信，由于我借用爱人的集体信箱，被弄丢了，为了能报上名，我只好补开了一个我家所在的街道办事处的介绍信。
　　老师说：这不是原则问题，那就好办一些。
　　我们一起去老师家。顶着风沙和寒冷。一到老师家，我就借用他家的电话，给原单位的朋友打电话。费了好多劲，我的朋友们几经周折，终于在几个小时后，把原单位同意我报考和调档的证明先传真到了老师家。
　　老师也如释重负，咳嗽起来。师母一边催他吃药，一边摆碗筷。那是一顿夜里十点的晚餐。师母给我夹菜，还称赞我遇到事情很沉着。
　　饭后，老师倒了三杯酒，他和师母祝贺我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圆了北大梦。那天正好是我生日，师母还送了我一套韩国化妆品。
　　过了两天，我把证明手续原件送到北大研究生院，又去看望老师。我看见燕子石出现在老师的书架上。
　　那块燕子石，是我的朋友志坚赠给我，特意让我送给老师的。志坚说:那是一块很好的燕子石，没有什么实用价值，老师不会再让你用开水泡着自用了。
　　但我当时送给老师时，老师说:你可以自己摆放在书桌上。
　　最后，老师收起了那块石头，并对我说:我先给你保管着。等你考上那天，我就收下。
　　
　　恒久的慈恩
　　
　　开学就是教师节。毕业好些年的师兄师姐们都回来了，有人还带了配偶。老师的客厅被我们挤得满满的。大家送给师母的鲜花挤在花瓶里和窗台上。师母给我们预备的各种美酒和食物则挤在茶几上。
　　师姐告诉我，每年教师节大家都回来看老师和师母。
　　第二年教师节我爱人也已经是聚会上的一员了。师母听说他毕业在即正在联系工作，就说可以帮他递一份简历。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手机呼机，师母就让我爱人在求职简历上留了他们家的电话。好长一段时间，师母家的很多电话都是找我爱人的。师母在北大经管学院，工作十分繁忙，又要管理家事。但为了我们，似乎打扰师母的人越多，师母越高兴。师母对我爱人说：你的条件很好，那么热门。师母了解我和爱人的情况，知道我们是有家庭负担的人。她很细致地关心对我爱人有意向的用人单位的待遇和福利，比我们自己还想得周到。
　　和师姐们熟悉了，我才知道，每个人考到北大都不容易，都是好事多磨。老师和师母都像对待我一样对待他们，那份慈恩还延伸到弟子的配偶和亲人。老师在学业要求上是很严厉的人，他的爱心往往通过师母加倍给了我们。
　　我的毕业论文，老师让我改了六遍。他阴沉着脸，我就一天工作十六个小时，比考研的时候还辛苦。师母去看我，害怕我吃不消，问我会不会倒下，我笑着说不会。师母才说:他让你做的事，你不打折扣做好就行了。我师姐的博士论文是一边打吊针，一边写完的，在答辩委员会通过之前，老师不会给师姐说一个好字，但却对我说:你师姐的论文用的功夫很深。我悄悄告诉师姐，师姐说:真的吗？见他时，我好害怕。
　　毕业时候，我觉得我的功力不够我做学问，就对老师说：您的弟子里，有我的师兄师姐师弟们，很优秀。在我这儿您用心最多，但我算是辜负了您。老师鼓励我做自己适合和喜欢做的事情，他说:个人的生活也是很重要的。学问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你有你自己的长处。
　　毕业后，我去了最辛苦的互联网企业工作。很难回家看望老师和师母了，甚至连电话也很少打了。有时候，我甚至想:师母和老师不会觉得这孩子是不是过得太难了？或者会不会觉得我把他们忘了？
　　有一天，我正在上班，老师打电话来告诉我，他在北大在线上看见转载的我的文章。他说:文字很好，但有一种疏离现实的情绪。那样不好，那样你会更累。要投入，先去经历，再跳出来看，这样收获会更大些。
　　那一刻，我又一次体会到，进过北大的人，真正的幸运在什么地方。就像那些有家族归依感的人一样，背后那绵绵无尽的支援力量和温情智慧，使他可以走向他想奔赴的任何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