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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全世界都在盯紧中国政府手中的“球拍”。
在打出一连串紧缩的“政策球”后，下一步，中国政府又将采取怎样的攻守方略？
面对已然世界第二的庞大经济体，中国政府必须更加小心翼翼，在盯紧时局变化的同时，还要用“第三只眼”盯紧自身，防止操作不慎，发生“政策操作性风险”。
通胀：强弩之末？
上半年来势汹汹的“通胀之虎”正成强弩之末。
业内分析人士普遍预测，由于翘尾因素影响进一步加大、猪肉等食品价格上涨，6月CPI（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涨幅可能达6.2%左右，再创年内新高几无悬念。
然而，种种迹象表明，6、7月的CPI走势，将更像是“秋老虎”的最后一次发威，本轮通胀即将冲顶回落，正成为人们的新共识。
最显著的阶段性变化来自外部。全球政经生态决定了，未来一个时期，以原油、农副产品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上行带来的输入型通胀压力，将会持续缓解。
美国4月个人名义消费上升0.4%，扣除通胀因素后，个人实际消费几乎为零增长。由于个人消费占美国GDP的70%左右，这对美国的经济增长打击巨大。美国4月CPI为3.2%，而核心通胀仅为1.3%，美国目前的通胀超过2/3是油价、粮价上涨惹的祸。
2012大选在即，奥巴马政府必须提前布局，让美国经济届时能够有足够的亮色。而大宗商品价格上升已开始侵蚀美国民众的消费动力，并对美国经济的持续复苏构成现实威胁。这让美国决策当局在金融危机之后第一次直观感受到了通胀的切肤之痛。
6月23日，国际能源署声明，该机构的28个成员国将在未来一个月的时间，释放6000万桶原油储备，其中一半来自美国，全球油价应声大幅回落。几乎同时，G20有史以来第一次专门针对粮食安全的农业部长会议上，美国联合全球各国开始对农产品价格进行联合管控。
同时，欧债危机风险持续推动美元阶段性走强，会给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以下行压力。新兴市场普遍的紧缩政策带来的经济增速放缓，同样降低了全球对大宗商品的增量需求，有助于缓解价格上升的压力。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官方PMI（采购经理人指数）7月1日最新数据显示，6月份该指数继续下降3.6个百分点，跌至56.7，制造业企业的购进价格连续4个月回落。
未来几个月，购进价格指数可能将会继续回落，且幅度增大。购进价格指数中，包括石油在内的原材料价格在6月份仍然高位运行，这一态势可能得到逆转。
格林期货分析报告预测，28国集体释放石油储备的做法如果全部兑现，国际油价将可回落约20%。原油进口价格的大幅回落，将进一步缓解企业购进价格的压力，从而缓解中国国内通胀中输入性因素的压力。
下行之忧
从国内因素来看，持续收紧流动性的宏观政策也已经逐步显现威力。一般而言，货币政策的滞后期大约是一年。事实上，步入本轮紧缩周期已届一年的货币政策，正在逼近政策调整的临界点。
与之伴随的，是自今年年初以来实体经济不断放缓的态势愈发明显，预示着实体经济增速的先行指标，出现疲软态势。
明显的例证，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官方PMI（采购经理人指数）与汇丰PMI在6月份双双走低，分别环比下降1和1.5个百分点，收于50.9和50.1。其中，官方PMI突破28个月以来的历史低位，逼近制造业出现实质性收缩的临界点；汇丰PMI由于主要反映中小企业经营状况，意味着中小制造业企业正面临更为窘迫的生存环境。
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矛盾：从增长与通胀的互动关系来看，控制通胀，难免付出牺牲增长的代价。
中金公司彭文生研究团队根据2000年以来经济增长和通胀数据，估算了中国的菲利普斯曲线，其结果，符合宏观经济理论所揭示的短期内控通胀与促增长之间的取舍关系。
根据他们的估算，如果GDP产出缺口（实际GDP增长率与HP滤波之后增长率的差值）降低1个百分点，通胀环比年化率可以下降1.1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产出缺口（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与HP滤波之后增长率的差值）降低一个百分点，通胀环比年化可以下降0.9个百分点。
现实中，业内人士更多预期，经济增速放缓已成定局，且程度有可能加剧。“第二季度GDP（国民生产总值）增速将低于第一季度的9.7%，第三季度很可能落于9.5%以下。”经济学家马晓河对本刊记者表示。
一系列生产性指标持续下滑，其中部分反映企业经营活跃程度的先行指标不容乐观。6月份PMI中，企业接收新订单显著放缓，产成品库存却不断上升。摩根大通报告指出，从2010年11月起，企业的订单、库存比不断下滑，目前已经达到1.00。未来，趋势还将延续。
在欧洲债务危机阴霾不去、美国实体经济恢复不力的背景下，反映外需市场的分项指标也呈下降态势。6月份，官方PMI出口订单指标环比收缩0.6个百分点，跌至53.1。
“今年下半年，外需市场难有亮点。”马晓河对此表示，“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不能指望有显著的恢复。”
生产性指标的收缩带来的影响在就业指标上也有持续反应。6月份，官方PMI中就业指标比5月份环比下降0.7个百分点，收于50.2，已经接近反映就业用工情况景气与收缩的50分割线。
与实体经济放缓同步发生的，是曾经在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兴风作浪的流动性。在量化紧缩的货币政策的刺激之下，涌入资金市场，为实体经济未来的走向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过剩”与“不足”并存的流动性幻象，深刻警示着更深层的扭曲。
宏调路口
经济形势的微变，让调控再度面临选择。《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发现，目前业界普遍认为，当前的紧缩政策已经接近上限，无论从历史参照值，还是当下实体经济所能承受的程度来看，继续紧缩的空间已经十分有限。
对此，发改委相关人士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未来一段时间，应注意宏观调控政策出台的节奏，注意灵活性与阶段性，防止一刀切。
“所谓注意阶段性，就是不同的时期应根据届时的形势，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所谓不要一刀切，是指应该针对不同的调控对象，出台有差别化的调控措施。”这位人士表示。
从实体经济增长的角度看，继续紧缩可能对2012年的经济增长带来隐患。“虽然下半年经济增速将放缓，但从2011年全年来看，仍将保持9%以上的增速。”马晓河表示。这主要应归功于“三驾马车”中的投资，在2011年上半年一直保持良好的成绩单。
“这主要是因为去年存量项目比较多，顺延到今年带来的正效应。” 安邦咨询高级研究员贺军指出。但经济数据中的部分指标，已经提示2012年的投资动力可能面临不足。
这从2011年上半年的土地出让情况可见一斑。以北京为例，北京土地储备管理网数据显示，截止6月21日，北京上半年土地出让为100块，提供总面积9920955平米，比去年同比下降超过20%；成交总值为313.46亿，相比去年同期下调了50.4%。
观察上半年数据可以发现，虽然针对房地产市场的抑制政策不断出台，但房地产投资增速并未明显放缓，这主要是过去两年开发商已拿地和已开工项目的存量较多所致。
“而今年上半年开发商的拿地现状，很可能预示着，明年的房地产投资将走低，这是政策的滞后效应。”贺军说。
从基建项目来看，正在四川进行调查的农行高级经济师何志成对记者表示，银根持续收缩的效应，已经出现从中小企业向部分国企转移的苗头。
“从我考察的过程中可以发现，部分国企的铁路在建项目已开始出现拖欠政府拆迁款、拖欠工资的现象。”何志成说，“以四川为例，大量基建、铁路项目在去年启动，但开工比例较低，10%左右，今年是集中开工的时期，但商业银行的信贷额度反而比去年收缩，从而造成在建项目资金链紧张的局面。”
迫于实体经济的增长压力，经济分析人士认为，维持紧缩政策的时间可能不会太久。摩根大通发布报告预计，未来几个月央行将至少上调一次存款准备金率，可能将有一次或两次加息。在此之后，随着总体CPI通胀率逐渐放缓，“政府可能将在秋季的某个时间，部分程度上放松宏观政策。”
6月初，银监会发出通知，要求商业银行下调中小企业的贷款风险权重，此举被视为金融系统针对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采取的差异化举措。而有银行系统人士进一步指出，由于最近一段时间仍存在加息可能，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会进一步提高。为此，不应单纯的依靠货币政策或金融系统来解决问题，财政政策应该有所行动，采取例如贴息的方式，为中小企业松绑。
何志成表示，当前货币政策紧缩最大的调控目标是房地产市场。防止一刀切的具体体现之一，是对非房地产的在建项目实行有针对性的放松。而与此同时，银行应加强对企业的甄别能力，了解企业真实情况，鉴别其是否涉足房地产领域。
此外，何志成认为，另一项应该有所缓解的紧缩对象是第一套房的购买者。“目前对不同购房者采取一刀切的限制政策，不利于消费的增长。”
谨防操作性风险
目前，业界对宏调政策超调风险的担忧，实际上源于不能确定管理部门是否能够准确掌握调控的“度”，担心走向过紧；而一旦在国外经济形势出现震荡，或在某些不可控力的影响下，中国的实体经济发生显著下滑时，政策又仓促转向，从过紧跳跃为放松。财政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将其概括为“政策操作性风险”。
对此，刘尚希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达了忧虑。“现实中，宏观调控的作用被过分强化，反而使得宏观调控可能成为经济形势波动的一个主因。”刘尚希说。他认为，宏观调控的主要作用，在于熨平经济波动，使经济能够保持平稳发展。
贺军表示，宏观调控政策一直存在比较微观化的特点，从而使政策没能更好发挥熨平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市场的干扰。“而这次干扰带来的更严重的经济波动，又会成为下一次宏调的原因。”
这使得在某一阶段，宏观经济政策就会与某一指标或少数指标密切挂钩，而忽视了可能从长期来看应该一直重视的政策目标。
“以当前的经济形势来说，进行结构调整是中长期的重要政策目标，而这必然带来物价水平的整体抬升，二者具有内生性的关联。”刘尚希表示。从这个角度讲，应对通胀应该从财政政策、收入分配改革等多个方面采取措施，而不仅是过分重视紧缩货币政策带来的短期效应。
他认为，中国目前的宏调决策机制应该进行调整。对一项政策可能产生的结果，应建立预判和评估的机制，并针对不同措施给市场和经济带来的不同结果预先制定应对措施。
资料：
2011经济基本面的十个判断
以下这些因素将形成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的上行力量：“收入倍增计划”、“保障性住房工程”、“社会安全网构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减税计划”为代表的“民生工程”加速启动；与此同时，“战略新产业规划”、“区域增长规划”效应将延续和提速。
另一方面，“平衡贸易战略的推进”、“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持续”、“结构性调整力度的提升”、“进口通胀压力的凸显”、“发达经济体复苏缓慢”以及“国际资本移动的不确定性”等因素将形成宏观经济的下行力量。
上行和下行力量的相互交织决定了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将面临复杂的环境，需要通过寻求增长与民生协同的机制来破解“控通胀、去泡沫”和“稳增长、防下滑”的两难格局，这需要更加积极的偏向民生的财政政策来对冲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组合。
在打出一连串紧缩的“政策球”后，下一步，中国政府又将采取怎样的攻守方略？
面对已然世界第二的庞大经济体，中国政府必须更加小心翼翼，在盯紧时局变化的同时，还要用“第三只眼”盯紧自身，防止操作不慎，发生“政策操作性风险”。
通胀：强弩之末？
上半年来势汹汹的“通胀之虎”正成强弩之末。
业内分析人士普遍预测，由于翘尾因素影响进一步加大、猪肉等食品价格上涨，6月CPI（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涨幅可能达6.2%左右，再创年内新高几无悬念。
然而，种种迹象表明，6、7月的CPI走势，将更像是“秋老虎”的最后一次发威，本轮通胀即将冲顶回落，正成为人们的新共识。
最显著的阶段性变化来自外部。全球政经生态决定了，未来一个时期，以原油、农副产品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上行带来的输入型通胀压力，将会持续缓解。
美国4月个人名义消费上升0.4%，扣除通胀因素后，个人实际消费几乎为零增长。由于个人消费占美国GDP的70%左右，这对美国的经济增长打击巨大。美国4月CPI为3.2%，而核心通胀仅为1.3%，美国目前的通胀超过2/3是油价、粮价上涨惹的祸。
2012大选在即，奥巴马政府必须提前布局，让美国经济届时能够有足够的亮色。而大宗商品价格上升已开始侵蚀美国民众的消费动力，并对美国经济的持续复苏构成现实威胁。这让美国决策当局在金融危机之后第一次直观感受到了通胀的切肤之痛。
6月23日，国际能源署声明，该机构的28个成员国将在未来一个月的时间，释放6000万桶原油储备，其中一半来自美国，全球油价应声大幅回落。几乎同时，G20有史以来第一次专门针对粮食安全的农业部长会议上，美国联合全球各国开始对农产品价格进行联合管控。
同时，欧债危机风险持续推动美元阶段性走强，会给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以下行压力。新兴市场普遍的紧缩政策带来的经济增速放缓，同样降低了全球对大宗商品的增量需求，有助于缓解价格上升的压力。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官方PMI（采购经理人指数）7月1日最新数据显示，6月份该指数继续下降3.6个百分点，跌至56.7，制造业企业的购进价格连续4个月回落。
未来几个月，购进价格指数可能将会继续回落，且幅度增大。购进价格指数中，包括石油在内的原材料价格在6月份仍然高位运行，这一态势可能得到逆转。
格林期货分析报告预测，28国集体释放石油储备的做法如果全部兑现，国际油价将可回落约20%。原油进口价格的大幅回落，将进一步缓解企业购进价格的压力，从而缓解中国国内通胀中输入性因素的压力。
下行之忧
从国内因素来看，持续收紧流动性的宏观政策也已经逐步显现威力。一般而言，货币政策的滞后期大约是一年。事实上，步入本轮紧缩周期已届一年的货币政策，正在逼近政策调整的临界点。
与之伴随的，是自今年年初以来实体经济不断放缓的态势愈发明显，预示着实体经济增速的先行指标，出现疲软态势。
明显的例证，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官方PMI（采购经理人指数）与汇丰PMI在6月份双双走低，分别环比下降1和1.5个百分点，收于50.9和50.1。其中，官方PMI突破28个月以来的历史低位，逼近制造业出现实质性收缩的临界点；汇丰PMI由于主要反映中小企业经营状况，意味着中小制造业企业正面临更为窘迫的生存环境。
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矛盾：从增长与通胀的互动关系来看，控制通胀，难免付出牺牲增长的代价。
中金公司彭文生研究团队根据2000年以来经济增长和通胀数据，估算了中国的菲利普斯曲线，其结果，符合宏观经济理论所揭示的短期内控通胀与促增长之间的取舍关系。
根据他们的估算，如果GDP产出缺口（实际GDP增长率与HP滤波之后增长率的差值）降低1个百分点，通胀环比年化率可以下降1.1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产出缺口（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与HP滤波之后增长率的差值）降低一个百分点，通胀环比年化可以下降0.9个百分点。
现实中，业内人士更多预期，经济增速放缓已成定局，且程度有可能加剧。“第二季度GDP（国民生产总值）增速将低于第一季度的9.7%，第三季度很可能落于9.5%以下。”经济学家马晓河对本刊记者表示。
一系列生产性指标持续下滑，其中部分反映企业经营活跃程度的先行指标不容乐观。6月份PMI中，企业接收新订单显著放缓，产成品库存却不断上升。摩根大通报告指出，从2010年11月起，企业的订单、库存比不断下滑，目前已经达到1.00。未来，趋势还将延续。
在欧洲债务危机阴霾不去、美国实体经济恢复不力的背景下，反映外需市场的分项指标也呈下降态势。6月份，官方PMI出口订单指标环比收缩0.6个百分点，跌至53.1。
“今年下半年，外需市场难有亮点。”马晓河对此表示，“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不能指望有显著的恢复。”
生产性指标的收缩带来的影响在就业指标上也有持续反应。6月份，官方PMI中就业指标比5月份环比下降0.7个百分点，收于50.2，已经接近反映就业用工情况景气与收缩的50分割线。
与实体经济放缓同步发生的，是曾经在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兴风作浪的流动性。在量化紧缩的货币政策的刺激之下，涌入资金市场，为实体经济未来的走向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过剩”与“不足”并存的流动性幻象，深刻警示着更深层的扭曲。
宏调路口
经济形势的微变，让调控再度面临选择。《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发现，目前业界普遍认为，当前的紧缩政策已经接近上限，无论从历史参照值，还是当下实体经济所能承受的程度来看，继续紧缩的空间已经十分有限。
对此，发改委相关人士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未来一段时间，应注意宏观调控政策出台的节奏，注意灵活性与阶段性，防止一刀切。
“所谓注意阶段性，就是不同的时期应根据届时的形势，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所谓不要一刀切，是指应该针对不同的调控对象，出台有差别化的调控措施。”这位人士表示。
从实体经济增长的角度看，继续紧缩可能对2012年的经济增长带来隐患。“虽然下半年经济增速将放缓，但从2011年全年来看，仍将保持9%以上的增速。”马晓河表示。这主要应归功于“三驾马车”中的投资，在2011年上半年一直保持良好的成绩单。
“这主要是因为去年存量项目比较多，顺延到今年带来的正效应。” 安邦咨询高级研究员贺军指出。但经济数据中的部分指标，已经提示2012年的投资动力可能面临不足。
这从2011年上半年的土地出让情况可见一斑。以北京为例，北京土地储备管理网数据显示，截止6月21日，北京上半年土地出让为100块，提供总面积9920955平米，比去年同比下降超过20%；成交总值为313.46亿，相比去年同期下调了50.4%。
观察上半年数据可以发现，虽然针对房地产市场的抑制政策不断出台，但房地产投资增速并未明显放缓，这主要是过去两年开发商已拿地和已开工项目的存量较多所致。
“而今年上半年开发商的拿地现状，很可能预示着，明年的房地产投资将走低，这是政策的滞后效应。”贺军说。
从基建项目来看，正在四川进行调查的农行高级经济师何志成对记者表示，银根持续收缩的效应，已经出现从中小企业向部分国企转移的苗头。
“从我考察的过程中可以发现，部分国企的铁路在建项目已开始出现拖欠政府拆迁款、拖欠工资的现象。”何志成说，“以四川为例，大量基建、铁路项目在去年启动，但开工比例较低，10%左右，今年是集中开工的时期，但商业银行的信贷额度反而比去年收缩，从而造成在建项目资金链紧张的局面。”
迫于实体经济的增长压力，经济分析人士认为，维持紧缩政策的时间可能不会太久。摩根大通发布报告预计，未来几个月央行将至少上调一次存款准备金率，可能将有一次或两次加息。在此之后，随着总体CPI通胀率逐渐放缓，“政府可能将在秋季的某个时间，部分程度上放松宏观政策。”
6月初，银监会发出通知，要求商业银行下调中小企业的贷款风险权重，此举被视为金融系统针对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采取的差异化举措。而有银行系统人士进一步指出，由于最近一段时间仍存在加息可能，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会进一步提高。为此，不应单纯的依靠货币政策或金融系统来解决问题，财政政策应该有所行动，采取例如贴息的方式，为中小企业松绑。
何志成表示，当前货币政策紧缩最大的调控目标是房地产市场。防止一刀切的具体体现之一，是对非房地产的在建项目实行有针对性的放松。而与此同时，银行应加强对企业的甄别能力，了解企业真实情况，鉴别其是否涉足房地产领域。
此外，何志成认为，另一项应该有所缓解的紧缩对象是第一套房的购买者。“目前对不同购房者采取一刀切的限制政策，不利于消费的增长。”
谨防操作性风险
目前，业界对宏调政策超调风险的担忧，实际上源于不能确定管理部门是否能够准确掌握调控的“度”，担心走向过紧；而一旦在国外经济形势出现震荡，或在某些不可控力的影响下，中国的实体经济发生显著下滑时，政策又仓促转向，从过紧跳跃为放松。财政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将其概括为“政策操作性风险”。
对此，刘尚希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达了忧虑。“现实中，宏观调控的作用被过分强化，反而使得宏观调控可能成为经济形势波动的一个主因。”刘尚希说。他认为，宏观调控的主要作用，在于熨平经济波动，使经济能够保持平稳发展。
贺军表示，宏观调控政策一直存在比较微观化的特点，从而使政策没能更好发挥熨平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市场的干扰。“而这次干扰带来的更严重的经济波动，又会成为下一次宏调的原因。”
这使得在某一阶段，宏观经济政策就会与某一指标或少数指标密切挂钩，而忽视了可能从长期来看应该一直重视的政策目标。
“以当前的经济形势来说，进行结构调整是中长期的重要政策目标，而这必然带来物价水平的整体抬升，二者具有内生性的关联。”刘尚希表示。从这个角度讲，应对通胀应该从财政政策、收入分配改革等多个方面采取措施，而不仅是过分重视紧缩货币政策带来的短期效应。
他认为，中国目前的宏调决策机制应该进行调整。对一项政策可能产生的结果，应建立预判和评估的机制，并针对不同措施给市场和经济带来的不同结果预先制定应对措施。
资料：
2011经济基本面的十个判断
以下这些因素将形成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的上行力量：“收入倍增计划”、“保障性住房工程”、“社会安全网构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减税计划”为代表的“民生工程”加速启动；与此同时，“战略新产业规划”、“区域增长规划”效应将延续和提速。
另一方面，“平衡贸易战略的推进”、“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持续”、“结构性调整力度的提升”、“进口通胀压力的凸显”、“发达经济体复苏缓慢”以及“国际资本移动的不确定性”等因素将形成宏观经济的下行力量。
上行和下行力量的相互交织决定了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将面临复杂的环境，需要通过寻求增长与民生协同的机制来破解“控通胀、去泡沫”和“稳增长、防下滑”的两难格局，这需要更加积极的偏向民生的财政政策来对冲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