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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4年5月的某个中午起，经常收看电视的观众不经意间，会看到一个奇怪的歌手选拔赛——个蓝色幕布的小房间里，“不加修饰”的参赛选手报上自己的编号，清唱30秒，三位评委按铃中止，点评，选手聆听，感谢，然后离开。
所谓的“不加修饰”令人咋舌：参赛选手中什么样的都有，有瘦得像根筷子，站都站不稳的；有胖得一动就“水波荡漾”的；有丑得让人不忍多看一眼的；有老得嘴里没牙的。选手们穿的也是五花八门，有穿礼服的、有穿旗袍、穿露背装的、甚至还有穿一套睡衣，大大咧咧站在评审跟前的。选手唱起歌来更是千奇百怪，有唱一半就没声的；有跑调十万八千里还摇头晃脑的；还有的手舞足蹈、连唱带跳，动情之处忽然下跪，让人摸不着头脑。
就是这样一个叫《超级女声》的电视“选秀”节目，既不悦耳又不悦目，却在一夜之间红遍大江南北。从参赛者到观赛人，无不对此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
“无门槛”的狂欢
《超级女声》的预赛可以借用一个词——“海选”，与之相对应的是数以万计、不惜长途跋涉前来报名参赛的各地选手。就算中国最负盛名的“CCTV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也没有遭遇过如此壮观的报名“人海”。
“现在想想真是太疯狂了!”从西宁坐了26小时火车赶到成都的15岁青海女孩贾茹说，“我是被《超级女声》‘不论年龄、不问地域、不拘外貌、不限身份，真正无门槛选拔’的口号吸引过来的。”
贾茹的观点也是大多数参赛选手的观点。不少选手认为，在电视领域，她们是“门槛”外面的人，如果没有“无门槛”的《超级女声》，她们可能一辈子都没机会走上舞台，特别是在电视上表现自己。
为《超级女声》“疯狂”的不仅有15岁的贾茹，还有29岁的福建姑娘张娟。《超级女声》从长沙、武汉一直伸展到现在的成都和南京赛区，张娟依次参加了每个赛区的“海选”，结果首轮均遭淘汰。
张娟是广州一家中型贸易公司的文员，月收入不过3000元，可她已为《超级女声》的参赛花费了数万元。“我一点也不觉可惜，之所以不计代价参加《超级女声》，是因为它带给我很大乐趣。”张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如果《超级女声》再开辟新赛区，她仍会前去参加。
张娟说，自己从小就是个不起眼的女孩子，高考时只考上了当地一所普通大学。毕业后去广州，找到了现在这份薪水一般的工作，一做就是6年。每天的日程朝九晚六，惟一的乐趣就是业余时，跟男朋友出去买买东西，唱唱歌。而就是仅有的这点乐趣，在经历了年复一年的重复之后，也让她感到提不起劲来。
“去《超级女声》的原因，一是渴望被人注意，二是希望改变自己，打破现状，让自己的生活有所起伏。第一次站在摄像机前，心里虽然怕得要死，声音小得像蚊子，但还是很开心。因为自己的愿望正在成为现实。”谈到《超级女声》，张娟一脸满足。
张娟参赛之后，她的同事和朋友也每逢必看，心痒的还和张娟一起去“海选”。虽然没有一个人进入50强，但她们不约而同地表示，参加《超级女声》很快乐，很满足。
“这个比赛开始没有门槛，最后没有奖金和奖品，它给每个选手的馈赠就是一个关于成长的艰辛过程。”已获武汉赛区亚军的少管所警官陈文娅曾多次参加类似赛事。她认为，“《超级女声》的目的绝不是为了选出几个选手，让他们进入娱乐圈做歌手，更多的在于，通过参赛，每个选手都经历了一个艰难成长和从中体味快乐的过程。”
中国人，快乐不快乐
在《超级女声》成都赛区的比赛中，不管是选手、观众、评审还是制作人员，他们在接受采访时，几乎都提到这个节目带给他们的快乐。是什么原因让这些人如此强调“快乐”，甚至不吝言辞地夸大获得的快乐?
今天，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没有人怀疑，公众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也不会有人怀疑，在这种“迅速”之下，社会的整体价值观在发生着同样迅猛的变化——权力与金钱被极致放大，贫富差距加大，不平等的社会形态逐渐形成。而人多数中国人面对这样的变化，作出的第一反应是“忍耐”，然后是被迫接受，最后，通过有限手段，开辟有限空间，最终确立自己在这个社会极其有限的位置。
经历这样的过程通常是无快乐可言的。努力的定义和社会价值被公式化，成功的刚加条件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难。存最近新浪网的一项调查中，对于“你对前途未来有多少瞳憬?”这个问题，72.73％的网民选择“听天由命”，而与之之相对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近公布的一项凋查显示：在中国社会自上而下的各阶层中，仍有六成以上的人希望向上层流动。
这是个充满矛盾和痛莆的现实，有理由相信，这六成以上，通常被认为很容易满足的普通中国人，对快乐有着更多的向往和期待。
同样的，新浪刚关于“你经常处于哪种情绪?”的调查也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这一点，47％以上的人选择了“郁闷”、“无聊”甚至“烦躁”，只有不到9％的人选择了“快乐”。
有人说，“快乐不快乐”只是个人的主观感受，不具代表性。但现在，面对一个群体的“不快乐”，就该足以引起社会重视了。
在不久前结束的国际心理学大会上，与会专家指出：中国正值社会转型期，也处于心理问题高发期。被媒体热炒的报复校园的大学生、绑架人质的下岗工人，以及被焦虑症、抑郁症困扰的社会精英，都还只是我们这个社会心理问题的“冰山一角”。
这让一些社会学者联想到美国犯罪率飙升的60年代——经济过热，城市人口猛增，社会转型而导致的多重不确定因素，整个社会心理显现出一种“深度焦躁”，从而引发并导致了众多的社会矛盾和问题。
北京大学心理学教授王登峰对此分析说，计划经济时代，人们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所掌控的社会资源的多少。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在优胜劣汰的法则下，人们普遍感到“自己成为商品”，他们拼命想跻身名牌，被人关注。在此过程中，他们感到了压力，即便“成为名牌”，他们仍会觉得失去很多。
缓解社会压力对人造成的“焦躁”与“不快乐”，作为电视娱乐节目的《超级女声》不是做得最好，也不是最有功效的，但不可否认，它着实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通往“快乐”的崭新渠道。正如该节目的评委张漫所言：“《超级女声》提供了一个台阶很低却有真实感的舞台，很容易跨上去，也很容易走下来。参加《超级女声》，大家不紧张不焦虑，心态放松。”这也许就是这个节目为人们提供的“快乐”。
反思中国电视文艺：如何“贴近”
长久以来，中国一直以行政手段主导电视文艺，是改革开放使传统文艺的垄断地位宣告结束。
与之相对应的是，这几年，观众的口味和欣赏水准迅速提高。几年前的电视节目已经“落伍”，即使最贴近百姓的节目，“大牌”如春节晚会，也再难重复当年的号召力。相反，现在被老百姓追逐的电视节目，往往是传统文艺观中“看不上”的东西，比如《超级女声》。这一点，值得电视工作者深刻反思。
在参与《超级女声》节目的过程中，资深电视策划人夏青对自己从事多年的电视工作有了全新认识。她说：“我1991年大学毕业，作为电视人，做了10年的文艺晚会，请过大大小小无数明星，希望引起观众兴趣。但在这个节目之后，我感觉到一直以来，我们太想当然了。我们总认为，大众喜欢的是美丽、英俊、专业、完美的明星，事实却不是这样的，他们要的是没有距离感的电视艺术。”
卢卡奇说过，一旦某个商品或文化形式在一个社会中取得了支配地位，它就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并按照自己的形象来改造这些方面。
诚然，今天《超级女声》稚嫩的“肩膀”无法一肩挑起纾缓整个社会的各式压力，也无力主导中国电视的荧屏潮流，即使它拥有着一个日渐庞大的大众消费群体，但仍然只是一个另类边缘的电视娱乐节目，不可能真正解决庞大而复杂的社会问题。相信中国电视史会记上这一笔——《超级女声》，一个新话语权被建立。而这本身也许就预示着一种开始。
所谓的“不加修饰”令人咋舌：参赛选手中什么样的都有，有瘦得像根筷子，站都站不稳的；有胖得一动就“水波荡漾”的；有丑得让人不忍多看一眼的；有老得嘴里没牙的。选手们穿的也是五花八门，有穿礼服的、有穿旗袍、穿露背装的、甚至还有穿一套睡衣，大大咧咧站在评审跟前的。选手唱起歌来更是千奇百怪，有唱一半就没声的；有跑调十万八千里还摇头晃脑的；还有的手舞足蹈、连唱带跳，动情之处忽然下跪，让人摸不着头脑。
就是这样一个叫《超级女声》的电视“选秀”节目，既不悦耳又不悦目，却在一夜之间红遍大江南北。从参赛者到观赛人，无不对此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
“无门槛”的狂欢
《超级女声》的预赛可以借用一个词——“海选”，与之相对应的是数以万计、不惜长途跋涉前来报名参赛的各地选手。就算中国最负盛名的“CCTV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也没有遭遇过如此壮观的报名“人海”。
“现在想想真是太疯狂了!”从西宁坐了26小时火车赶到成都的15岁青海女孩贾茹说，“我是被《超级女声》‘不论年龄、不问地域、不拘外貌、不限身份，真正无门槛选拔’的口号吸引过来的。”
贾茹的观点也是大多数参赛选手的观点。不少选手认为，在电视领域，她们是“门槛”外面的人，如果没有“无门槛”的《超级女声》，她们可能一辈子都没机会走上舞台，特别是在电视上表现自己。
为《超级女声》“疯狂”的不仅有15岁的贾茹，还有29岁的福建姑娘张娟。《超级女声》从长沙、武汉一直伸展到现在的成都和南京赛区，张娟依次参加了每个赛区的“海选”，结果首轮均遭淘汰。
张娟是广州一家中型贸易公司的文员，月收入不过3000元，可她已为《超级女声》的参赛花费了数万元。“我一点也不觉可惜，之所以不计代价参加《超级女声》，是因为它带给我很大乐趣。”张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如果《超级女声》再开辟新赛区，她仍会前去参加。
张娟说，自己从小就是个不起眼的女孩子，高考时只考上了当地一所普通大学。毕业后去广州，找到了现在这份薪水一般的工作，一做就是6年。每天的日程朝九晚六，惟一的乐趣就是业余时，跟男朋友出去买买东西，唱唱歌。而就是仅有的这点乐趣，在经历了年复一年的重复之后，也让她感到提不起劲来。
“去《超级女声》的原因，一是渴望被人注意，二是希望改变自己，打破现状，让自己的生活有所起伏。第一次站在摄像机前，心里虽然怕得要死，声音小得像蚊子，但还是很开心。因为自己的愿望正在成为现实。”谈到《超级女声》，张娟一脸满足。
张娟参赛之后，她的同事和朋友也每逢必看，心痒的还和张娟一起去“海选”。虽然没有一个人进入50强，但她们不约而同地表示，参加《超级女声》很快乐，很满足。
“这个比赛开始没有门槛，最后没有奖金和奖品，它给每个选手的馈赠就是一个关于成长的艰辛过程。”已获武汉赛区亚军的少管所警官陈文娅曾多次参加类似赛事。她认为，“《超级女声》的目的绝不是为了选出几个选手，让他们进入娱乐圈做歌手，更多的在于，通过参赛，每个选手都经历了一个艰难成长和从中体味快乐的过程。”
中国人，快乐不快乐
在《超级女声》成都赛区的比赛中，不管是选手、观众、评审还是制作人员，他们在接受采访时，几乎都提到这个节目带给他们的快乐。是什么原因让这些人如此强调“快乐”，甚至不吝言辞地夸大获得的快乐?
今天，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没有人怀疑，公众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也不会有人怀疑，在这种“迅速”之下，社会的整体价值观在发生着同样迅猛的变化——权力与金钱被极致放大，贫富差距加大，不平等的社会形态逐渐形成。而人多数中国人面对这样的变化，作出的第一反应是“忍耐”，然后是被迫接受，最后，通过有限手段，开辟有限空间，最终确立自己在这个社会极其有限的位置。
经历这样的过程通常是无快乐可言的。努力的定义和社会价值被公式化，成功的刚加条件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难。存最近新浪网的一项调查中，对于“你对前途未来有多少瞳憬?”这个问题，72.73％的网民选择“听天由命”，而与之之相对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近公布的一项凋查显示：在中国社会自上而下的各阶层中，仍有六成以上的人希望向上层流动。
这是个充满矛盾和痛莆的现实，有理由相信，这六成以上，通常被认为很容易满足的普通中国人，对快乐有着更多的向往和期待。
同样的，新浪刚关于“你经常处于哪种情绪?”的调查也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这一点，47％以上的人选择了“郁闷”、“无聊”甚至“烦躁”，只有不到9％的人选择了“快乐”。
有人说，“快乐不快乐”只是个人的主观感受，不具代表性。但现在，面对一个群体的“不快乐”，就该足以引起社会重视了。
在不久前结束的国际心理学大会上，与会专家指出：中国正值社会转型期，也处于心理问题高发期。被媒体热炒的报复校园的大学生、绑架人质的下岗工人，以及被焦虑症、抑郁症困扰的社会精英，都还只是我们这个社会心理问题的“冰山一角”。
这让一些社会学者联想到美国犯罪率飙升的60年代——经济过热，城市人口猛增，社会转型而导致的多重不确定因素，整个社会心理显现出一种“深度焦躁”，从而引发并导致了众多的社会矛盾和问题。
北京大学心理学教授王登峰对此分析说，计划经济时代，人们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所掌控的社会资源的多少。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在优胜劣汰的法则下，人们普遍感到“自己成为商品”，他们拼命想跻身名牌，被人关注。在此过程中，他们感到了压力，即便“成为名牌”，他们仍会觉得失去很多。
缓解社会压力对人造成的“焦躁”与“不快乐”，作为电视娱乐节目的《超级女声》不是做得最好，也不是最有功效的，但不可否认，它着实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通往“快乐”的崭新渠道。正如该节目的评委张漫所言：“《超级女声》提供了一个台阶很低却有真实感的舞台，很容易跨上去，也很容易走下来。参加《超级女声》，大家不紧张不焦虑，心态放松。”这也许就是这个节目为人们提供的“快乐”。
反思中国电视文艺：如何“贴近”
长久以来，中国一直以行政手段主导电视文艺，是改革开放使传统文艺的垄断地位宣告结束。
与之相对应的是，这几年，观众的口味和欣赏水准迅速提高。几年前的电视节目已经“落伍”，即使最贴近百姓的节目，“大牌”如春节晚会，也再难重复当年的号召力。相反，现在被老百姓追逐的电视节目，往往是传统文艺观中“看不上”的东西，比如《超级女声》。这一点，值得电视工作者深刻反思。
在参与《超级女声》节目的过程中，资深电视策划人夏青对自己从事多年的电视工作有了全新认识。她说：“我1991年大学毕业，作为电视人，做了10年的文艺晚会，请过大大小小无数明星，希望引起观众兴趣。但在这个节目之后，我感觉到一直以来，我们太想当然了。我们总认为，大众喜欢的是美丽、英俊、专业、完美的明星，事实却不是这样的，他们要的是没有距离感的电视艺术。”
卢卡奇说过，一旦某个商品或文化形式在一个社会中取得了支配地位，它就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并按照自己的形象来改造这些方面。
诚然，今天《超级女声》稚嫩的“肩膀”无法一肩挑起纾缓整个社会的各式压力，也无力主导中国电视的荧屏潮流，即使它拥有着一个日渐庞大的大众消费群体，但仍然只是一个另类边缘的电视娱乐节目，不可能真正解决庞大而复杂的社会问题。相信中国电视史会记上这一笔——《超级女声》，一个新话语权被建立。而这本身也许就预示着一种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