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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9月26日，当记者正在修改衡阳县采访归来写作的有关报道时，新华社受权发布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称提高执政能力建设“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
2004年初，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如何解决中国农村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主要矛盾，推进农村改革，毫无疑问是执政党提高执政能力极为关键的一次“赶考”。
农村治理的经验与代价
20多年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政策的推行，释放了巨大生产力，中国农村的历史性进步不容置疑。但无须回避的是，当前农村生产力同时面临传统生产关系的掣肘与对冲的危险。
农村矛盾日积月累结下一个怪胎，即债务问题。现在县乡村债务盘子到底有多大?李昌平曾经算过监利县村级债务5.5亿元，乡级债务(含管理区)3亿元，县级债务1.5亿元，三级债务近10亿元。全国有近3000个县(市)，平均每个县的债务按2亿—3亿计算，全国农村债务大约在6000亿—9000亿元之间。
在农村推行的一些盲目主观决策也带来了恶果。《瞭望东方周刊》在湖北、四川、河南等农业大省采访，发现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部农村普遍经历了“三热”：一是大办乡镇企业热，村村点火，乡乡冒烟，其实际效果却比市场成熟的沿海地区差许多，二是教育“两基”达标热，由于计划生育，农村出生率剧减，很多农民流血流汗新建的学校现在荒芜，有的作猪圈、牛栏；三是农村基金会热，但由于管理不善，政金不分，很多地方变味成了乡村两级组织的提款机，结果迅速夭折。
现在，社会各界对人员臃肿造成的财政包袱看在眼里，却对行政成本居高不下有所忽视。如一个县往往有公车数百辆，一年耗费数千万元。公车改革节省下的经费完全可以用于解决乡镇干部的钱款拖欠问题。
一些乡村治理的观念和方式还没有与时俱进得到调整。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效很大，但是一家一户分散经营，如今面临的却是千变万化的大市场，交易费用太高，信息不对称，所以农民的收入虽然有了一些上升，但是净收益却是捉襟见肘。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劳力向城市转移，至今常年有2亿多民工大量流动。人的迁徙带来了计划生育、户籍管理、土地承包、农民工子弟教育、社会治安等诸多问题，这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但是政府的管理却显得滞后。
农村变革进入思想活跃期
正是为了解决上述农村矛盾，自2000年来，执政者频出“重手”。
就全国而言，在政治上，2001年到2002年，中共中央统一部署开展了以“让干部受教育、让农民得实惠”为目标的农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救活动。在经济上，推行了被称为1949年以来中国农村“第三次革命”的农村税费改革。2004年，国家又对“粮改”政策作了重大调整，放开粮食购销市场，把对粮食生产的补贴绕开国有粮食企业，“直补”广大农户。
在这样的背景下，活跃在基层的广大有识之士，对解决农村矛盾也开始了新一轮积极探索。如果说4年前，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还比较单一，那么4年后记者再访衡阳县，就有了一种各抒己见的印象。“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不管这些方案是否科学，能否践行，但对于开阔执政思维、提高执政能力无疑是好的“资治”参考。
刘放生提出的方案是撤销乡镇政权、设乡公所，同时对解决乡镇债务和人员分流问题提出了配套设想。而三湖镇党委书记陈文胜则认为，出路在于强化乡镇政权。还有一些乡镇党委书记在跟记者座谈时建议扩省、撤市、强乡、并村。
政治学者李凡因对四川步云乡乡长直选(据称是1949年来全国第一例直选乡长)的研究而知名，前不久到重庆、湖南、湖北和山东做农村调查，也去了衡阳县。他建言，在继续大幅度减低农民负担的同时，欢迎农民走合法化道路的政治选择。
“也就是利用农民的选票将农民利益的代言人选人村委会或者人大的代表，代表农民讲话并通过正常的法律运作方式表达和实现农民的利益。”李凡认为，要实践这种法治化的程序，就应该继续推动农村的村民自治和乡镇一级的政治改革。
全国其他地方的“三农”药方，也引起了衡阳县有识之士的关注。三湖镇党委书记陈文胜就对记者说，他有意引进乡村建设学院作为试点。2004年4月，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首期培训在河北定县开班了。发起人温铁军眼中的所谓乡村建设，“就是小农村社经济前提下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
记者理解其主要内容是，通过发动农民建立合作社、合作金融，以农民“健康的组织力量”，应对“地方宗族势力、黑恶势力，改善乡村社会的治理”。
就在《瞭望东方周刊》在衡阳县采访时，媒体报道了南平的改革，称“南平实验”的核心是靠5支队伍：一是科技特派员，这支队伍解决了科技导人农村的问题。二是下派村支书，他们使农村有了政治权威。三是金融助理，他们解决了农村的资金问题。四是流通助理，他们主抓市场服务。五是龙头企业总经理助理，他们为骨干企业献计献策。
报道高度评价南平做法，认为这对求解中国“三农”问题，是一个有益的启示。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曾出现过一场乡村建设运动。参加这一运动的学术团体和教育机构达600多个，建立各种实验区1000多处。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是晏阳初先生主持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选择河北定县开展的乡村平民教育实验。但由于日本侵华，这些实验大多夭折。
时光流逝了80多年，中国农村发生了巨大进步，但是农村现代化过程中的许多矛盾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人们面前。今日来自各个层面的解决农村矛盾“药方”日益活跃，也许暗示着自20世纪以来，中国乡村建设思想到了第二个活跃期。
保障农民民主权利
《瞭望东方周刊》注意到，在各项设计中，涉及的—个核心问题是，广大农民有效参与乡村治理的途径还有待拓展。虽然国家推行村民自治，但是实际上仍有一些地方被乡村干部或黑恶势力操纵，老百姓对村里的事务尚难以管理，何况对乡、对县呢?
目前，对县乡党委政府的监督，主要是自上而下体制内的监督。农民在经营上的自主权有时被侵犯。农民的土地利益在征用上经常被损害——这些问题的最关键原因，乃是广大农民在政治上应有的权利有待于进一步落实。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公报中称，提高执政能力的目标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公报还要求，“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在人民这个集合概念当中，9亿农民无疑是人数最多的群体。一旦中国农民在三者“有机统一”的过程中能够充分运用自己的民主权利，他们的力量将极大推进农村的变革与发展，他们将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2004年初，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如何解决中国农村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主要矛盾，推进农村改革，毫无疑问是执政党提高执政能力极为关键的一次“赶考”。
农村治理的经验与代价
20多年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政策的推行，释放了巨大生产力，中国农村的历史性进步不容置疑。但无须回避的是，当前农村生产力同时面临传统生产关系的掣肘与对冲的危险。
农村矛盾日积月累结下一个怪胎，即债务问题。现在县乡村债务盘子到底有多大?李昌平曾经算过监利县村级债务5.5亿元，乡级债务(含管理区)3亿元，县级债务1.5亿元，三级债务近10亿元。全国有近3000个县(市)，平均每个县的债务按2亿—3亿计算，全国农村债务大约在6000亿—9000亿元之间。
在农村推行的一些盲目主观决策也带来了恶果。《瞭望东方周刊》在湖北、四川、河南等农业大省采访，发现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部农村普遍经历了“三热”：一是大办乡镇企业热，村村点火，乡乡冒烟，其实际效果却比市场成熟的沿海地区差许多，二是教育“两基”达标热，由于计划生育，农村出生率剧减，很多农民流血流汗新建的学校现在荒芜，有的作猪圈、牛栏；三是农村基金会热，但由于管理不善，政金不分，很多地方变味成了乡村两级组织的提款机，结果迅速夭折。
现在，社会各界对人员臃肿造成的财政包袱看在眼里，却对行政成本居高不下有所忽视。如一个县往往有公车数百辆，一年耗费数千万元。公车改革节省下的经费完全可以用于解决乡镇干部的钱款拖欠问题。
一些乡村治理的观念和方式还没有与时俱进得到调整。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效很大，但是一家一户分散经营，如今面临的却是千变万化的大市场，交易费用太高，信息不对称，所以农民的收入虽然有了一些上升，但是净收益却是捉襟见肘。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劳力向城市转移，至今常年有2亿多民工大量流动。人的迁徙带来了计划生育、户籍管理、土地承包、农民工子弟教育、社会治安等诸多问题，这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但是政府的管理却显得滞后。
农村变革进入思想活跃期
正是为了解决上述农村矛盾，自2000年来，执政者频出“重手”。
就全国而言，在政治上，2001年到2002年，中共中央统一部署开展了以“让干部受教育、让农民得实惠”为目标的农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救活动。在经济上，推行了被称为1949年以来中国农村“第三次革命”的农村税费改革。2004年，国家又对“粮改”政策作了重大调整，放开粮食购销市场，把对粮食生产的补贴绕开国有粮食企业，“直补”广大农户。
在这样的背景下，活跃在基层的广大有识之士，对解决农村矛盾也开始了新一轮积极探索。如果说4年前，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还比较单一，那么4年后记者再访衡阳县，就有了一种各抒己见的印象。“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不管这些方案是否科学，能否践行，但对于开阔执政思维、提高执政能力无疑是好的“资治”参考。
刘放生提出的方案是撤销乡镇政权、设乡公所，同时对解决乡镇债务和人员分流问题提出了配套设想。而三湖镇党委书记陈文胜则认为，出路在于强化乡镇政权。还有一些乡镇党委书记在跟记者座谈时建议扩省、撤市、强乡、并村。
政治学者李凡因对四川步云乡乡长直选(据称是1949年来全国第一例直选乡长)的研究而知名，前不久到重庆、湖南、湖北和山东做农村调查，也去了衡阳县。他建言，在继续大幅度减低农民负担的同时，欢迎农民走合法化道路的政治选择。
“也就是利用农民的选票将农民利益的代言人选人村委会或者人大的代表，代表农民讲话并通过正常的法律运作方式表达和实现农民的利益。”李凡认为，要实践这种法治化的程序，就应该继续推动农村的村民自治和乡镇一级的政治改革。
全国其他地方的“三农”药方，也引起了衡阳县有识之士的关注。三湖镇党委书记陈文胜就对记者说，他有意引进乡村建设学院作为试点。2004年4月，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首期培训在河北定县开班了。发起人温铁军眼中的所谓乡村建设，“就是小农村社经济前提下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
记者理解其主要内容是，通过发动农民建立合作社、合作金融，以农民“健康的组织力量”，应对“地方宗族势力、黑恶势力，改善乡村社会的治理”。
就在《瞭望东方周刊》在衡阳县采访时，媒体报道了南平的改革，称“南平实验”的核心是靠5支队伍：一是科技特派员，这支队伍解决了科技导人农村的问题。二是下派村支书，他们使农村有了政治权威。三是金融助理，他们解决了农村的资金问题。四是流通助理，他们主抓市场服务。五是龙头企业总经理助理，他们为骨干企业献计献策。
报道高度评价南平做法，认为这对求解中国“三农”问题，是一个有益的启示。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曾出现过一场乡村建设运动。参加这一运动的学术团体和教育机构达600多个，建立各种实验区1000多处。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是晏阳初先生主持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选择河北定县开展的乡村平民教育实验。但由于日本侵华，这些实验大多夭折。
时光流逝了80多年，中国农村发生了巨大进步，但是农村现代化过程中的许多矛盾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人们面前。今日来自各个层面的解决农村矛盾“药方”日益活跃，也许暗示着自20世纪以来，中国乡村建设思想到了第二个活跃期。
保障农民民主权利
《瞭望东方周刊》注意到，在各项设计中，涉及的—个核心问题是，广大农民有效参与乡村治理的途径还有待拓展。虽然国家推行村民自治，但是实际上仍有一些地方被乡村干部或黑恶势力操纵，老百姓对村里的事务尚难以管理，何况对乡、对县呢?
目前，对县乡党委政府的监督，主要是自上而下体制内的监督。农民在经营上的自主权有时被侵犯。农民的土地利益在征用上经常被损害——这些问题的最关键原因，乃是广大农民在政治上应有的权利有待于进一步落实。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公报中称，提高执政能力的目标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公报还要求，“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在人民这个集合概念当中，9亿农民无疑是人数最多的群体。一旦中国农民在三者“有机统一”的过程中能够充分运用自己的民主权利，他们的力量将极大推进农村的变革与发展，他们将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