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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主题：
尴尬的断层
——“多纲多本”给农民工子弟教育带来的挑战
调查人：
中国传媒大学 周欣 胡明子
调查形式：
文献查阅、田野调查、个案访谈、问卷调查
调查摘要：
一个大纲、一套教材统管全国的中小学教育，这就是所谓的“一纲一本”。新中国成立以来，基础教育的教材建设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一纲一本”“一纲多本”“多纲多本”。“多纲多本”有其优势，但是无疑也给跨地区转学、考试带来了困难，其中最受冲击的是“农民工随迁子女”。来自中国传媒大学2011级的周欣和胡明子以教材版本不同给“农民工随迁子女”带来压力为切入点，通过问卷和访谈调查了“农民工随迁子女”、农民工、老师、大中小学生、媒体从业者和教育专家，得出了压力源在考试不在教材的结论，同时也对异地高考的合理性拿出了自己的证据——“多纲多本”适应现实教育需要。
2012年8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教育部等四部委《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意见》，之后几个月关于“异地高考”的新闻，除了如各地纷纷加快制定政策步伐、立“年内出台”的“军令状”外，就是北京上海两地部分户籍人士对异地高考的抵制。
最具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2012年10月18日上午，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信访办公室门外，一群二三十岁的北京青年和一群40岁以上的非京籍企业白领从观点交锋发展到了集体言语对峙。10点左右，赶来的警察以信访办旁边一条小巷的延伸段为虚拟界限，把冲突双方隔在两边。
这场言语对峙的焦点是非京籍家长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在北京参加高考，而京籍青年害怕被抢了录取名额的城市福利。
不怪教材怪考试
“多纲多本”和分省命题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除兼顾了地区教育差距、地方教育需求外，还能促进教材的创新发展，但对于跨地区转学、跨地区高考者来说，却造成很大压力，最有可能面临这个问题的就是“农民工随迁子女”。
周欣和胡明子在调查之初先对研究对象做出了界定：广义的农民工包括，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劳动力，外出进入城镇从事二、三产业的离土又离乡的农村劳动力。狭义的农民工指的是后者。同学们此次关注的对象是狭义农民工的随迁子女。
为了验证“教材版本不同会对学生造成学习压力”，周欣和胡明子向大中学生发放了200多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为150份，100份为大学生，50份为中学生。“调查大学生是因为他们经历过初高中的，如果我们发问卷给小学生，他们连高考是什么都不知道，何谈异地高考政策？这是实践中得出的经验，所以我觉得大学生是有足够的发言权的。”周欣说。
在150份大学生填答的有效问卷中，中小学阶段所使用的教科书以人教版（人民教育出版社）最广、占57%，居于其次的是苏教版（江苏教育出版社）28%，华师大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2%，其他版本人数较少。或许有一定地域因素，填答问卷的大学生生源地以湖南、江苏、杭州为主。
接触不只一种教材的人数占64%，遇到了教材版本不同问题的有72人。
在72位遇到教材版本不同问题的大学生中，只有13人表示教材版本不同会影响他们融入新的生活环境，有67人觉得不同版本教材对自己产生了学习压力，学习压力的主要表现为考试压力。72人中有近35位同学表示，接触不同教材让其中知识连续性难以保持，近25位同学表示需要更多学习时间。
面对学习压力，选择直接参加考试的人居多，报辅导班者其次。在个案访谈中周欣和胡明子接触的学生，想“直接参加考试”的学生，大多数内心想报辅导班，让考试更有把所握些。学生认为报辅导班会给家庭带来经济压力。
对150份问卷的分析，周欣和胡明子得出调查结论：多纲多本的确会给学生带来的学习压力，但压力源不在教材而在考试，故最终起作用的是考试命题方向。
异地高考是归宿
中小学生的想法比较单纯，有份问卷却让周欣印象深刻。在问卷初稿中，两位同学拟的题目中有“农民工子弟”这个词，二稿时周欣觉得不妥删去了这个词。周欣在整理初稿回收的问卷时发现：“有个小孩儿用笔把‘农民工子弟’这个词划掉了，改成了‘学生’。”孩子没有说出来，填完了问卷才偷偷划掉了那个让他们觉得刺眼的词，这个细节让她感慨良多。
周欣和胡明子选择了位于北京东五环外黄渠村的一个进城务工家庭做深度访谈，对于大学生的来访，他们言辞表情里透着开心，但谈到子女教育、将来高考，却有明显的焦虑之感。
这个家庭的家长认为他们承受的压力主要来自于经济负担和孩子升学。受访家庭的家长感到“外面”（打工城市）给自己孩子所提供的教育质量并没有那么好，他们之所以不让孩子留在老家，是不愿意孩子当留守儿童。
和很多家庭一样，受访家庭的重心在孩子身上，为了能照顾好孩子而带他们来北京，如果孩子高考时异地高考仍无可能，那么家长明确表示要带着孩子去别的城市，不是单把孩子送回家，也不是让孩子复读。
孩子们也特别能体会父母的用心，一位正在读高中的“农民工随迁子女”——暂且用这个词称呼，她希望异地高考能尽快落实，因为“父母就不会那么辛苦了，我也不会那么辛苦了。”她是小学时跟随父母从老家到合肥上学，“数学上有些东西我们没有学过，我觉得压力很大，后来一直自己学终于跟上来了，结果我爸妈又到江苏打工，我又开始用苏教版教材。”教材换了，老师也换了，“老师说的话有时会带方言，有个老师讲课我就听不懂，学习没热情，时间长了成绩下降，学习更没热情，所以我不喜欢老换来换去的。”
因为生活单一，学习成绩甚至影响中小学生的人际关系，“一开始（跨地区转学后）面临很多困难，成绩不好，容易受排挤，很难融入。除非过一段时间我的学习（成绩）跟上来了，我也才开始和他们（同学）打成一片，可是那时我们家可能又要到别处打工。”因为高考，这位同学最后在高中时转回了老家。
跨地区转学的学生有“多纲多本”压力，老师也有。周欣采访了自己的老师，教语文的小学班主任和教物理的中学班主任。
两位老师都认同教材版本不同会给学生带来压力，也认为会给老师带来教学压力。教学分为三个方面：背、教、改。教材版本带来的压力集中于“背”和“教”。相对于老师，学生的压力更大，尤其是“农民工随迁子女”，人在外地念书，要回来高考，教材不一样会影响他们高考。依据两位老师的教学经验，在转学过程中，“农民工随迁子女”会表现出很明显的不适应的状况，除非有一些人学习能力特别强的后来能跟上来，大多数成绩处于班里的中下水平。
解决“多纲多本”压力的办法两位老师一致认为不是恢复“一纲一本”，而是准许异地高考。
无论是“农民工随迁子女”、农民工、老师，还是大学生、媒体从业者、教育专家熊丙奇，周欣和胡明子接触到的调查对象普遍对异地高考政策抱以支持和期待，同时他们也十分明白愿望不可能马上实现，达到教育公平和追求公平教育都将是漫长的过程。
人口红利消失和未富先老已经成为中国现今和将来几十年发展的背景色之一，对于人才的争夺或许会成为城市竞争最重要的“战场”，除了平台与机会，留住一个有为青年最有效的办法也许是安排好他们的父母——养老，安排好他们的孩子——教育。
尴尬的断层
——“多纲多本”给农民工子弟教育带来的挑战
调查人：
中国传媒大学 周欣 胡明子
调查形式：
文献查阅、田野调查、个案访谈、问卷调查
调查摘要：
一个大纲、一套教材统管全国的中小学教育，这就是所谓的“一纲一本”。新中国成立以来，基础教育的教材建设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一纲一本”“一纲多本”“多纲多本”。“多纲多本”有其优势，但是无疑也给跨地区转学、考试带来了困难，其中最受冲击的是“农民工随迁子女”。来自中国传媒大学2011级的周欣和胡明子以教材版本不同给“农民工随迁子女”带来压力为切入点，通过问卷和访谈调查了“农民工随迁子女”、农民工、老师、大中小学生、媒体从业者和教育专家，得出了压力源在考试不在教材的结论，同时也对异地高考的合理性拿出了自己的证据——“多纲多本”适应现实教育需要。
2012年8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教育部等四部委《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意见》，之后几个月关于“异地高考”的新闻，除了如各地纷纷加快制定政策步伐、立“年内出台”的“军令状”外，就是北京上海两地部分户籍人士对异地高考的抵制。
最具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2012年10月18日上午，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信访办公室门外，一群二三十岁的北京青年和一群40岁以上的非京籍企业白领从观点交锋发展到了集体言语对峙。10点左右，赶来的警察以信访办旁边一条小巷的延伸段为虚拟界限，把冲突双方隔在两边。
这场言语对峙的焦点是非京籍家长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在北京参加高考，而京籍青年害怕被抢了录取名额的城市福利。
不怪教材怪考试
“多纲多本”和分省命题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除兼顾了地区教育差距、地方教育需求外，还能促进教材的创新发展，但对于跨地区转学、跨地区高考者来说，却造成很大压力，最有可能面临这个问题的就是“农民工随迁子女”。
周欣和胡明子在调查之初先对研究对象做出了界定：广义的农民工包括，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劳动力，外出进入城镇从事二、三产业的离土又离乡的农村劳动力。狭义的农民工指的是后者。同学们此次关注的对象是狭义农民工的随迁子女。
为了验证“教材版本不同会对学生造成学习压力”，周欣和胡明子向大中学生发放了200多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为150份，100份为大学生，50份为中学生。“调查大学生是因为他们经历过初高中的，如果我们发问卷给小学生，他们连高考是什么都不知道，何谈异地高考政策？这是实践中得出的经验，所以我觉得大学生是有足够的发言权的。”周欣说。
在150份大学生填答的有效问卷中，中小学阶段所使用的教科书以人教版（人民教育出版社）最广、占57%，居于其次的是苏教版（江苏教育出版社）28%，华师大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2%，其他版本人数较少。或许有一定地域因素，填答问卷的大学生生源地以湖南、江苏、杭州为主。
接触不只一种教材的人数占64%，遇到了教材版本不同问题的有72人。
在72位遇到教材版本不同问题的大学生中，只有13人表示教材版本不同会影响他们融入新的生活环境，有67人觉得不同版本教材对自己产生了学习压力，学习压力的主要表现为考试压力。72人中有近35位同学表示，接触不同教材让其中知识连续性难以保持，近25位同学表示需要更多学习时间。
面对学习压力，选择直接参加考试的人居多，报辅导班者其次。在个案访谈中周欣和胡明子接触的学生，想“直接参加考试”的学生，大多数内心想报辅导班，让考试更有把所握些。学生认为报辅导班会给家庭带来经济压力。
对150份问卷的分析，周欣和胡明子得出调查结论：多纲多本的确会给学生带来的学习压力，但压力源不在教材而在考试，故最终起作用的是考试命题方向。
异地高考是归宿
中小学生的想法比较单纯，有份问卷却让周欣印象深刻。在问卷初稿中，两位同学拟的题目中有“农民工子弟”这个词，二稿时周欣觉得不妥删去了这个词。周欣在整理初稿回收的问卷时发现：“有个小孩儿用笔把‘农民工子弟’这个词划掉了，改成了‘学生’。”孩子没有说出来，填完了问卷才偷偷划掉了那个让他们觉得刺眼的词，这个细节让她感慨良多。
周欣和胡明子选择了位于北京东五环外黄渠村的一个进城务工家庭做深度访谈，对于大学生的来访，他们言辞表情里透着开心，但谈到子女教育、将来高考，却有明显的焦虑之感。
这个家庭的家长认为他们承受的压力主要来自于经济负担和孩子升学。受访家庭的家长感到“外面”（打工城市）给自己孩子所提供的教育质量并没有那么好，他们之所以不让孩子留在老家，是不愿意孩子当留守儿童。
和很多家庭一样，受访家庭的重心在孩子身上，为了能照顾好孩子而带他们来北京，如果孩子高考时异地高考仍无可能，那么家长明确表示要带着孩子去别的城市，不是单把孩子送回家，也不是让孩子复读。
孩子们也特别能体会父母的用心，一位正在读高中的“农民工随迁子女”——暂且用这个词称呼，她希望异地高考能尽快落实，因为“父母就不会那么辛苦了，我也不会那么辛苦了。”她是小学时跟随父母从老家到合肥上学，“数学上有些东西我们没有学过，我觉得压力很大，后来一直自己学终于跟上来了，结果我爸妈又到江苏打工，我又开始用苏教版教材。”教材换了，老师也换了，“老师说的话有时会带方言，有个老师讲课我就听不懂，学习没热情，时间长了成绩下降，学习更没热情，所以我不喜欢老换来换去的。”
因为生活单一，学习成绩甚至影响中小学生的人际关系，“一开始（跨地区转学后）面临很多困难，成绩不好，容易受排挤，很难融入。除非过一段时间我的学习（成绩）跟上来了，我也才开始和他们（同学）打成一片，可是那时我们家可能又要到别处打工。”因为高考，这位同学最后在高中时转回了老家。
跨地区转学的学生有“多纲多本”压力，老师也有。周欣采访了自己的老师，教语文的小学班主任和教物理的中学班主任。
两位老师都认同教材版本不同会给学生带来压力，也认为会给老师带来教学压力。教学分为三个方面：背、教、改。教材版本带来的压力集中于“背”和“教”。相对于老师，学生的压力更大，尤其是“农民工随迁子女”，人在外地念书，要回来高考，教材不一样会影响他们高考。依据两位老师的教学经验，在转学过程中，“农民工随迁子女”会表现出很明显的不适应的状况，除非有一些人学习能力特别强的后来能跟上来，大多数成绩处于班里的中下水平。
解决“多纲多本”压力的办法两位老师一致认为不是恢复“一纲一本”，而是准许异地高考。
无论是“农民工随迁子女”、农民工、老师，还是大学生、媒体从业者、教育专家熊丙奇，周欣和胡明子接触到的调查对象普遍对异地高考政策抱以支持和期待，同时他们也十分明白愿望不可能马上实现，达到教育公平和追求公平教育都将是漫长的过程。
人口红利消失和未富先老已经成为中国现今和将来几十年发展的背景色之一，对于人才的争夺或许会成为城市竞争最重要的“战场”，除了平台与机会，留住一个有为青年最有效的办法也许是安排好他们的父母——养老，安排好他们的孩子——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