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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红粉知己
萧军与萧红离异后,不愿在西安待下去。适逢新疆军阀盛世才为了巩固其在新疆的统治,打着抗日的旗号延揽人才,许多进步人士一时不察其奸,纷纷前往。盛世才原是东北军将领,萧军本来就在东北军中当过下级军官,于是便想到新疆去。古诗云:“西出阳关无故人”。如今,萧军的故人既已离去,那就索性西出阳关去闯荡一番吧!
赴新疆必经兰州。1938年4月28日,萧军和戏剧家塞克等一行五人到达兰州。塞克等艺术家是应青年作家吴渤(白危)之邀来兰州从事抗日宣传工作的。吴渤住在开明绅士王蓬秋先生家里。王蓬秋先生的长女王德谦是爱好文艺的女青年,与吴渤是亲密的朋友。长子王德彰是学机械的。小女儿王德芬曾在苏州美专读书,不但具有美术天赋,而且能歌善舞。王氏一家思想进步,在当地威望很高。他们曾组织“王家兄妹剧团”在社会上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戏剧,产生强烈反响。吴渤和王德谦为了扩大兰州的抗日爱国宣传力量,邀请戏剧家塞克等前来支援。
萧军、塞克等到达王家时,吴渤欣喜若狂。王家两姐妹也出迎。德谦与萧军在上海就相识,高兴地说:
“萧先生,我们总算把你们盼来了!”接着介绍说:“这是二妹德芬,在上海电车上见过一次,还记得吗?”
“不记得了,真对不起!”萧军对眼前这位风姿绰约的文静的姑娘,尽管印象很好,但确实记不起在哪里见过。说来也怪,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铮铮硬汉,这时却显得分外的腼腆,不知所措。
“人家是大作家,哪会记得我这个小人物呢!”德芬一向不爱和谁开玩笑,今天却一反常态地揶揄萧军,弄得萧军更难为情了:
“哪里,哪里……”萧军的窘态使德芬感到很有趣,不禁回想起那次电车上迥然不同的邂逅。那是去年七月下旬的一天,德谦带德芬去拜访鲁迅夫人许广平。上电车后,德谦忽然惊喜地悄悄对德芬说:
“看,那边那个人,就是《八月的乡村》作者萧军……”
德芬顺着姐姐指的方向望去,只见萧军头发浓黑,脸色棕红,消瘦而结实,上穿白色短袖网球衫,下着西式长裤,很像一个游泳健将。德谦拉着德芬的手走了过去,笑盈盈地说:
“萧先生您好!好久不见了,听说您到北方去了。这是我的妹妹王德芬。”德谦又转身对德芬说:“这就是萧军先生。”
德芬羞怯地点点头,萧军向王氏姊妹欠了欠身子,却一句话也没说,又继续看他的报纸了。那种严肃、冷漠的态度简直是拒人于千里之外。德芬感到少女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不等姐姐招呼就径自走开,心想:“姐姐真是多余,这不是自讨没趣吗!”
然而,眼前这个萧军却判若两人,德芬不仅把昔日的反感一扫而光,甚至有点怜惜这个莽汉了。而萧军呢,他自己也不明白何以如此失态。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这姑娘身上似乎有一种说不出的魅力,深深吸引了萧军。
按照原来的打算,萧军只想在兰州停留几日就去新疆。可不知为了什么,现在他竟舍不得离开兰州了。这正是吴渤和王家兄妹等人所希望的。德谦打算介绍萧军去国民党的《国民日报》主编副刊《西北文艺》,对萧军说:
“我向省党部书记长推荐了你,他很欢迎你,因为你的名气大,他觉得对他们有利。你去占领文艺阵地,让国民党的报纸也宣传抗日救亡、国共合作,这对我们更有利!报社和印刷厂都在院内,工作起来也方便,更有利的是,你住在省党部院内,成了他们的客人,比什么地方都保险。你也免得被特务盯梢。”
德谦的话,萧军觉得在理,只是他仍不愿意离开王宅,于是含糊地说:“好吧,试试看!”不过,对工作萧军可不含糊。不到一个月,就写了《发刊词》、《文学的旧形式的利用》、《奴隶和奴才》、《消息》、《造奇的精神》、《左右做人难》、《略论“形式”加“主义”》、《抓住题目做文章》、《应该怎样准备我们自己》等几十篇文章,先后发表在《西北文艺》和《妇女旬刊》上。这些文章犀利深刻,生动幽默,有鲁迅杂文的战斗风格,引起了读者的浓厚兴趣和好评。
工余时间,萧军大部分用来陪伴德芬。他又一次坠入爱河,感到一刻也离不开这个小姑娘了。每当德芬去省党部教歌的时候,萧军总是在门口等她,然后陪她一起回家。德芬开始只把他作为哥哥看待,渐渐地也感到离不开他,有一种姑娘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感情在萌生,姑娘自己还不明白,爱神已在敲她的心扉了。
五月七日下午,春意盎然,微风从窗口吹入。萧军与德芬在房内谈心。萧军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猛然地抱住了德芬,不顾德芬的羞怯和慌乱,抱着德芬在屋内转圆圈……恰在这时,哥哥德彰走了进来,萧军赶快将德芬放下,一时,大家都很尴尬,德芬羞得连头也抬不起来了。德彰颇有涵养,他咽下了嘴边的话,退出去了。
晚饭后,德芬把自己关在屋内,给萧军写了封信:
你使我多么受惊了啊!在这样的环境里,被任何人撞见了,对我们都是不利的,我不愿有什么难堪的事加到我的身上来,我受不了。
没出息的!你怎么就不能克制着自己的热情呢?你一点都不悔恨吗?这种举动对待一个初识的少女不太冒昧吗?我并不怕,只是理智地想想,总觉得是个污点,因为我们是不能结合的,不可能!
到底我还是个孩子,我很愿意顽皮地、无拘无束地和你或别人一起玩,挺纯洁的像兄弟姐妹一样。冷静地想想,我还是怕恋爱,也许还没到时候吧?至少目前我还不需要,所以我觉得我并不爱你,而只是喜欢你!
你终归还是你哟!对于我,你竟会那么大胆!别人都是不敢的,一种少女的尊严会使他们胆怯,可是你呢,唉!真叫人没法子。
希望你不至于是拿我寻开心。
五月六日晚
这封信,上无称呼,下无署名,见出一种少女式的谨慎。尽管字面上说“我并不爱你”,“不能结合”,但语气却是亲昵的,包含着不尽的情意……当夜,萧军也写了一封信给德芬,不必说,自然是狂热的:
我的芬:
回来的时候你们的窗子已经没有了灯光,我想你是睡了,但是睡熟了吗?我是不知道的。故意使自己的鞋底声放响些,说话的声音放亮些,为的是要你知道……我回来了。能够借什么理由可以到你的屋子去一趟呢?借了取凳子的理由,终于我见到了你,你似乎是睡熟了,我拿了凳子,但没敢碰一碰你,怕你会感到不安,睡眠不好,同时也在防备着小吴的疑心。第二次借了取蜡烛的理由,又算看到你。你赤着臂在写些什么?风很大,窗子也不落下来,不怕冻伤风吗?
本来我是不想出去的,大约小吴怕我在家又要和你胡缠,所以拖着我到一些我不大高兴去的地方,心里是不愿意的,但又不能过度违背了朋友的热心,我知道这会使你感到寂寞,所以急急要赶回来。
我是恋爱着了!至少是我自己,虽然我曾一千遍约束着自己,但今天我终于吻了你,我的芬!我是那样的踌躇和不安啊!同“初恋”时一样,我曾向你说过,在我要爱你的时候,也就是我要离开你的时候了,但是,现在我却不想离开了,不知道我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收场?
祝你
睡得香甜!
你的小傻子
五月六日之夜
萧军和德芬的恋情,遭到德芬父母和哥哥德彰的坚决反对。认为这种既非“父母之命”,又无“媒妁之言”的男女恋情简直大逆不道。王家不但把萧军作为不受欢迎的客人“驱逐”出去,还把德芬“软禁”起来。然而姐姐德谦却很同情萧军和德芬,充当了给他俩传书递简的“红娘”,并且反复地耐心地劝说父母和德彰,加上萧军和德芬相爱的真诚和炙热,终于使父母和德彰不得不同意这门婚事。
六月二日王蓬秋在《民国日报》上登出王德芬和萧军的订婚启事。
萧军胜利了!萧红走了,可又来了一位新的红粉知己,而且白头偕老,相伴一生。
与毛泽东的交往
萧军说起毛泽东,总是充满尊敬和爱戴的感情。他认为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伟大人物,文治武功,都是前人所无法比拟的。在延安时期,萧军与毛泽东有过一段密切的交往,书来信往,毛泽东经常邀萧军“惠临一叙”,称赞萧军说:“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萧军是非常讲义气重感情的人,对于领袖给予的关怀和友情,铭刻在心,终生不忘,即使在被严厉批判、遭受不公正处分的20年里,也始终没有动摇对毛泽东亲切的感情。
萧军第一次到延安是1938年3月18日。那时萧军想到五台山参加抗日游击队,直接投身前线的战斗,为此途经延安。毛泽东听说萧军到了延安,就派秘书邀请萧军见面。萧军却以不便打扰为由辞谢了。想不到第二天毛泽东亲自登门拜访,并在招待所宴请了萧军。这下子把萧军深深地感动了。萧军晚年回忆这一往事时,还感到愧疚。他说:“毛主席当时真是礼贤下士,平易可亲,气度非凡。和毛主席相比,伟大的是毛主席,自己年轻气傲就太渺小了。”
在延安逗留期间,萧军曾应邀参加了不少活动,又曾见到毛泽东。如在陕北公学开学典礼的会场上,毛泽东看见萧军时就把他介绍给在场的陈云、李富春、成仿吾等同志,拉着萧军一起在操场上会餐。在尘土飞扬的大风中,轮流地共喝了一个大碗里的酒,开怀畅饮,高谈阔论,放声大笑。那种“大风起兮云飞扬”的豪迈壮观的场面,非常投合萧军的脾气,使他激动万分。直到晚年回想起来,仍然神采飞扬,心向往之。
萧军第二次去延安,是在1940年6月,从此生活和工作在延安,直到抗战胜利。当然,这五年,萧军在延安并非一切如意,也碰到许多不愉快的事,但毛泽东对萧军却始终是非常友好的。革命文艺队伍从上海左联时期就开始出现宗派主义倾向,在延安仍然存在。它困扰着萧军,使萧军苦恼、烦躁……如果不是毛泽东的开导、宽慰、批评和实际上的多方面帮助,萧军是不可能在延安坚持工作到抗战胜利的。有两件事萧军一直感念毛泽东。一件是1941年7月,萧军由于同一些同志处不来发生了一些矛盾和冲突。萧军认为这些同志有宗派主义和行帮作风,便要离开延安回重庆去了,以便直接与反动派进行短兵相接的斗争。毛泽东诚恳地劝阻了他,推心置腹地指出他的缺点。毛泽东的友谊和深情,使萧军产生了知遇之感,他不但留下来,还积极帮助毛泽东筹备延安文艺座谈会。另一件事是由周扬的文章《文学与生活漫谈》引起的。周扬这篇文章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文章在论及当时延安文艺界情况时,指责了一些作家,说他们写不出东西却把原因归之为没有肉吃……萧军看了很反感,便与艾青、舒群、罗烽、白朗等作家开了一个座谈会,由萧军执笔把大家的意见归纳为一篇文章,题目是《<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这篇文章以嘲弄的口吻反驳周扬,说:人要吃肉,是生理需要,和吃饭、睡觉、结婚一样都是正常的。只有三种人不想吃肉:一是发下了宏愿决心不吃肉……二是生理上有不能吃肉的毛病;三是像周扬同志那样有自己的小厨房可以经常吃到肉……接着说,凡到延安来的都不是为了来吃肉,是为了来革命,就如周扬同志到延安来不仅仅是为了当院长、吃小厨房和出门有马骑……一样。这篇文章也寄给了《解放日报》,却被退了回来。艾青、罗烽等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但争强好胜的萧军却认为太不公平,太不民主,为什么反批评的文章得不到发表,因而非常愤怒,就去找毛泽东,请毛主席主持公道。毛泽东当时是非常繁忙的,但还是耐心友好地倾听萧军的抱怨,劝慰了萧军并提出了一个妥善的办法,让萧军把文章登在延安的《文艺月报》上,调解了一场争端。
当然,毛泽东对萧军当时的毛病也看得很清楚,也并没有一味迁就和调和,经常坦率地给以批评,口头上说,书信里也讲。例如1941年8月2日毛泽东在给萧军的信中这样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对领袖的指教,萧军是心悦诚服的。无奈秉性难移以及许多复杂因素的制约,萧军后来还是屡遭挫折,命运非常坎坷。
卷入“王实味事件”
萧军与王实味素不相识。在延安,萧军工作在“文抗”,王实味任职在中央研究院(前身为马列学院)。那么,萧军怎么搅到“王实味事件”里去了呢?说来话长。
王实味于1937年从上海奔赴延安后,一直在马列学院编译室任特别研究员。四年间,他翻译了近200万字的马列经典著作,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过贡献。但王实味性格狂傲,好像只有不断地向权威挑战,才是他人生的乐趣。他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先后发表了《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等杂文,还办了壁报《矢与的》。有几期《矢与的》还贴在布上,挂在延安最热闹的地方,看的人像赶庙会一样,一时出尽了风头。王实味的文章对延安的社会生活和革命队伍中的人际关系,进行了尖锐的指责和批评,相当片面和偏激。在整风中,当时文艺界一些写了错误倾向的文章的同志,受到了批评,但他们很快都做了检讨,党也宽恕了他们。惟独王实味不肯承认自己有错误,因而批评也就不断升级:由思想政治错误上升成“托派”、“国民党特务”,最后加以逮捕。五年之后,王实味终于在山西兴县被杀头。四十九年后,王实味得到平反昭雪……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在批判王实味不断升级的时候,有一位既是王实味的朋友,又同萧军熟悉的作家跑来找萧军。这个人知道萧军同毛泽东的交往,恳请萧军去向毛泽东反映情况,幻想毛能看在萧军的面上对王实味从轻发落。萧军自恃与毛泽东的友情,便不假思索地答应,并登门说项,想不到碰了软钉子。毛泽东虽然态度友好,但断然拒绝了萧军的说项。毛说:这事你不要管,王实味的问题复杂。他不是一般思想意识错误,他有托派和国民党特务嫌疑问题……萧军虽然听从了毛泽东的话,不再过问这件事,但消息很快传开了,说萧军到毛泽东那里替王实味告状,引起一些人的强烈不满。
过了不久,萧军随同“文抗”的同志们到王实味所在的中央研究院参加批判王实味的大会。会场比较混乱,王实味每说句什么,立即招来一片怒吼和痛斥声……萧军坐在会场后边,听不清前边人们说些什么。他便烦躁起来,站起来大声喊:“喂……让他(指王实味)说嘛,为什么不让他说话!”会场上人们目光一时间集中到萧军身上,萧军也毫不在乎。散会的时候,在路上萧军向同行的人们表示了自己的不满,认为这种批判缺乏实事求是的说理态度,并以自己特有的语言方式说了几句粗话,如“往脑袋上扣屎盆子”之类,被一位女同志向“文抗”党组织汇报了,于是形势严峻起来。
几天后,中央研究院派了四名代表到了萧军住处,向他提出抗议,指责他破坏批判会,要他承认错误,赔礼道歉!萧军勃然大怒,不但拒绝了,简直是把四名代表给轰出来。萧军怒气未息,专门写了一份书面材料上呈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说明事实经过,阐明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他把这份材料取名为《备忘录》。
1942年10月9日下午,延安召开了有两千多人参加的“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萧军出人意料地在大会上宣读了他的《备忘录》。这一惊人之举真像火上加油,立即展开了激烈论战。党内外七名作家轮番上阵,萧军孤身一人,奋战群儒,毫不怯阵,越战越勇。整个两千人的会场鸦雀无声,无一人退席,都想看个究竟。从晚上八点一直论战到凌晨两点,足足六个时辰也收不了场。大会主席吴玉章同志站起来劝解说:“萧军同志是我党的好朋友,他今天发了这么大的火,一定是我们有什么方式方法上不对头,大家以团结为重,互相多做自我批评吧!”吴老的话,使萧军感到温暖,他又想起毛泽东叮嘱的“要故意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的话,便尽力压下怒气,尽力心平气和地说:
“我先检讨检讨,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的错,行不行?你们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你们的百分之一……”
会上,有一位作家不顾吴老的调解和开导,盛气凌人地说:
“我们一点也没错,你是百分之百的错!告诉你,萧军,我们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丢掉你一个萧军,不过九牛一毛……”
萧军刚刚平息下去的怒气,立即又爆发了。他腾地站起来,拍案大怒,说:“百分之九十九我都揽过来了,你连百分之一的错都不肯认账!那好吧,你们既然朋友遍天下,我这个‘毛’绝不去依附你那个‘牛’;你那个‘牛’也别来沾我这个‘毛’,从今后咱们就他妈的拉、蛋、倒!”萧军用手势把最后三个字一顿一顿地喊完,拂袖而去。
这次会后,萧军无形中已被扣上“同情托派分子王实味”的罪名。待到1948年秋发生“文化报事件”时,这笔老账就被重新翻出来了!对此,萧军晚年曾自嘲说:“这叫新账老账一齐算!好在我是债多不愁,虱子多不咬,哈……哈……哈……”
应当说,萧军在王实味问题上惹起的风波,并不是一个成熟革命者清醒的理智判断,而是一种感情用事造成的纠纷,这给萧军后来的政治和文学生涯,蒙上一层浓重的阴影。■
萧军与萧红离异后,不愿在西安待下去。适逢新疆军阀盛世才为了巩固其在新疆的统治,打着抗日的旗号延揽人才,许多进步人士一时不察其奸,纷纷前往。盛世才原是东北军将领,萧军本来就在东北军中当过下级军官,于是便想到新疆去。古诗云:“西出阳关无故人”。如今,萧军的故人既已离去,那就索性西出阳关去闯荡一番吧!
赴新疆必经兰州。1938年4月28日,萧军和戏剧家塞克等一行五人到达兰州。塞克等艺术家是应青年作家吴渤(白危)之邀来兰州从事抗日宣传工作的。吴渤住在开明绅士王蓬秋先生家里。王蓬秋先生的长女王德谦是爱好文艺的女青年,与吴渤是亲密的朋友。长子王德彰是学机械的。小女儿王德芬曾在苏州美专读书,不但具有美术天赋,而且能歌善舞。王氏一家思想进步,在当地威望很高。他们曾组织“王家兄妹剧团”在社会上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戏剧,产生强烈反响。吴渤和王德谦为了扩大兰州的抗日爱国宣传力量,邀请戏剧家塞克等前来支援。
萧军、塞克等到达王家时,吴渤欣喜若狂。王家两姐妹也出迎。德谦与萧军在上海就相识,高兴地说:
“萧先生,我们总算把你们盼来了!”接着介绍说:“这是二妹德芬,在上海电车上见过一次,还记得吗?”
“不记得了,真对不起!”萧军对眼前这位风姿绰约的文静的姑娘,尽管印象很好,但确实记不起在哪里见过。说来也怪,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铮铮硬汉,这时却显得分外的腼腆,不知所措。
“人家是大作家,哪会记得我这个小人物呢!”德芬一向不爱和谁开玩笑,今天却一反常态地揶揄萧军,弄得萧军更难为情了:
“哪里,哪里……”萧军的窘态使德芬感到很有趣,不禁回想起那次电车上迥然不同的邂逅。那是去年七月下旬的一天,德谦带德芬去拜访鲁迅夫人许广平。上电车后,德谦忽然惊喜地悄悄对德芬说:
“看,那边那个人,就是《八月的乡村》作者萧军……”
德芬顺着姐姐指的方向望去,只见萧军头发浓黑,脸色棕红,消瘦而结实,上穿白色短袖网球衫,下着西式长裤,很像一个游泳健将。德谦拉着德芬的手走了过去,笑盈盈地说:
“萧先生您好!好久不见了,听说您到北方去了。这是我的妹妹王德芬。”德谦又转身对德芬说:“这就是萧军先生。”
德芬羞怯地点点头,萧军向王氏姊妹欠了欠身子,却一句话也没说,又继续看他的报纸了。那种严肃、冷漠的态度简直是拒人于千里之外。德芬感到少女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不等姐姐招呼就径自走开,心想:“姐姐真是多余,这不是自讨没趣吗!”
然而,眼前这个萧军却判若两人,德芬不仅把昔日的反感一扫而光,甚至有点怜惜这个莽汉了。而萧军呢,他自己也不明白何以如此失态。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这姑娘身上似乎有一种说不出的魅力,深深吸引了萧军。
按照原来的打算,萧军只想在兰州停留几日就去新疆。可不知为了什么,现在他竟舍不得离开兰州了。这正是吴渤和王家兄妹等人所希望的。德谦打算介绍萧军去国民党的《国民日报》主编副刊《西北文艺》,对萧军说:
“我向省党部书记长推荐了你,他很欢迎你,因为你的名气大,他觉得对他们有利。你去占领文艺阵地,让国民党的报纸也宣传抗日救亡、国共合作,这对我们更有利!报社和印刷厂都在院内,工作起来也方便,更有利的是,你住在省党部院内,成了他们的客人,比什么地方都保险。你也免得被特务盯梢。”
德谦的话,萧军觉得在理,只是他仍不愿意离开王宅,于是含糊地说:“好吧,试试看!”不过,对工作萧军可不含糊。不到一个月,就写了《发刊词》、《文学的旧形式的利用》、《奴隶和奴才》、《消息》、《造奇的精神》、《左右做人难》、《略论“形式”加“主义”》、《抓住题目做文章》、《应该怎样准备我们自己》等几十篇文章,先后发表在《西北文艺》和《妇女旬刊》上。这些文章犀利深刻,生动幽默,有鲁迅杂文的战斗风格,引起了读者的浓厚兴趣和好评。
工余时间,萧军大部分用来陪伴德芬。他又一次坠入爱河,感到一刻也离不开这个小姑娘了。每当德芬去省党部教歌的时候,萧军总是在门口等她,然后陪她一起回家。德芬开始只把他作为哥哥看待,渐渐地也感到离不开他,有一种姑娘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感情在萌生,姑娘自己还不明白,爱神已在敲她的心扉了。
五月七日下午,春意盎然,微风从窗口吹入。萧军与德芬在房内谈心。萧军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猛然地抱住了德芬,不顾德芬的羞怯和慌乱,抱着德芬在屋内转圆圈……恰在这时,哥哥德彰走了进来,萧军赶快将德芬放下,一时,大家都很尴尬,德芬羞得连头也抬不起来了。德彰颇有涵养,他咽下了嘴边的话,退出去了。
晚饭后,德芬把自己关在屋内,给萧军写了封信:
你使我多么受惊了啊!在这样的环境里,被任何人撞见了,对我们都是不利的,我不愿有什么难堪的事加到我的身上来,我受不了。
没出息的!你怎么就不能克制着自己的热情呢?你一点都不悔恨吗?这种举动对待一个初识的少女不太冒昧吗?我并不怕,只是理智地想想,总觉得是个污点,因为我们是不能结合的,不可能!
到底我还是个孩子,我很愿意顽皮地、无拘无束地和你或别人一起玩,挺纯洁的像兄弟姐妹一样。冷静地想想,我还是怕恋爱,也许还没到时候吧?至少目前我还不需要,所以我觉得我并不爱你,而只是喜欢你!
你终归还是你哟!对于我,你竟会那么大胆!别人都是不敢的,一种少女的尊严会使他们胆怯,可是你呢,唉!真叫人没法子。
希望你不至于是拿我寻开心。
五月六日晚
这封信,上无称呼,下无署名,见出一种少女式的谨慎。尽管字面上说“我并不爱你”,“不能结合”,但语气却是亲昵的,包含着不尽的情意……当夜,萧军也写了一封信给德芬,不必说,自然是狂热的:
我的芬:
回来的时候你们的窗子已经没有了灯光,我想你是睡了,但是睡熟了吗?我是不知道的。故意使自己的鞋底声放响些,说话的声音放亮些,为的是要你知道……我回来了。能够借什么理由可以到你的屋子去一趟呢?借了取凳子的理由,终于我见到了你,你似乎是睡熟了,我拿了凳子,但没敢碰一碰你,怕你会感到不安,睡眠不好,同时也在防备着小吴的疑心。第二次借了取蜡烛的理由,又算看到你。你赤着臂在写些什么?风很大,窗子也不落下来,不怕冻伤风吗?
本来我是不想出去的,大约小吴怕我在家又要和你胡缠,所以拖着我到一些我不大高兴去的地方,心里是不愿意的,但又不能过度违背了朋友的热心,我知道这会使你感到寂寞,所以急急要赶回来。
我是恋爱着了!至少是我自己,虽然我曾一千遍约束着自己,但今天我终于吻了你,我的芬!我是那样的踌躇和不安啊!同“初恋”时一样,我曾向你说过,在我要爱你的时候,也就是我要离开你的时候了,但是,现在我却不想离开了,不知道我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收场?
祝你
睡得香甜!
你的小傻子
五月六日之夜
萧军和德芬的恋情,遭到德芬父母和哥哥德彰的坚决反对。认为这种既非“父母之命”,又无“媒妁之言”的男女恋情简直大逆不道。王家不但把萧军作为不受欢迎的客人“驱逐”出去,还把德芬“软禁”起来。然而姐姐德谦却很同情萧军和德芬,充当了给他俩传书递简的“红娘”,并且反复地耐心地劝说父母和德彰,加上萧军和德芬相爱的真诚和炙热,终于使父母和德彰不得不同意这门婚事。
六月二日王蓬秋在《民国日报》上登出王德芬和萧军的订婚启事。
萧军胜利了!萧红走了,可又来了一位新的红粉知己,而且白头偕老,相伴一生。
与毛泽东的交往
萧军说起毛泽东,总是充满尊敬和爱戴的感情。他认为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伟大人物,文治武功,都是前人所无法比拟的。在延安时期,萧军与毛泽东有过一段密切的交往,书来信往,毛泽东经常邀萧军“惠临一叙”,称赞萧军说:“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萧军是非常讲义气重感情的人,对于领袖给予的关怀和友情,铭刻在心,终生不忘,即使在被严厉批判、遭受不公正处分的20年里,也始终没有动摇对毛泽东亲切的感情。
萧军第一次到延安是1938年3月18日。那时萧军想到五台山参加抗日游击队,直接投身前线的战斗,为此途经延安。毛泽东听说萧军到了延安,就派秘书邀请萧军见面。萧军却以不便打扰为由辞谢了。想不到第二天毛泽东亲自登门拜访,并在招待所宴请了萧军。这下子把萧军深深地感动了。萧军晚年回忆这一往事时,还感到愧疚。他说:“毛主席当时真是礼贤下士,平易可亲,气度非凡。和毛主席相比,伟大的是毛主席,自己年轻气傲就太渺小了。”
在延安逗留期间,萧军曾应邀参加了不少活动,又曾见到毛泽东。如在陕北公学开学典礼的会场上,毛泽东看见萧军时就把他介绍给在场的陈云、李富春、成仿吾等同志,拉着萧军一起在操场上会餐。在尘土飞扬的大风中,轮流地共喝了一个大碗里的酒,开怀畅饮,高谈阔论,放声大笑。那种“大风起兮云飞扬”的豪迈壮观的场面,非常投合萧军的脾气,使他激动万分。直到晚年回想起来,仍然神采飞扬,心向往之。
萧军第二次去延安,是在1940年6月,从此生活和工作在延安,直到抗战胜利。当然,这五年,萧军在延安并非一切如意,也碰到许多不愉快的事,但毛泽东对萧军却始终是非常友好的。革命文艺队伍从上海左联时期就开始出现宗派主义倾向,在延安仍然存在。它困扰着萧军,使萧军苦恼、烦躁……如果不是毛泽东的开导、宽慰、批评和实际上的多方面帮助,萧军是不可能在延安坚持工作到抗战胜利的。有两件事萧军一直感念毛泽东。一件是1941年7月,萧军由于同一些同志处不来发生了一些矛盾和冲突。萧军认为这些同志有宗派主义和行帮作风,便要离开延安回重庆去了,以便直接与反动派进行短兵相接的斗争。毛泽东诚恳地劝阻了他,推心置腹地指出他的缺点。毛泽东的友谊和深情,使萧军产生了知遇之感,他不但留下来,还积极帮助毛泽东筹备延安文艺座谈会。另一件事是由周扬的文章《文学与生活漫谈》引起的。周扬这篇文章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文章在论及当时延安文艺界情况时,指责了一些作家,说他们写不出东西却把原因归之为没有肉吃……萧军看了很反感,便与艾青、舒群、罗烽、白朗等作家开了一个座谈会,由萧军执笔把大家的意见归纳为一篇文章,题目是《<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这篇文章以嘲弄的口吻反驳周扬,说:人要吃肉,是生理需要,和吃饭、睡觉、结婚一样都是正常的。只有三种人不想吃肉:一是发下了宏愿决心不吃肉……二是生理上有不能吃肉的毛病;三是像周扬同志那样有自己的小厨房可以经常吃到肉……接着说,凡到延安来的都不是为了来吃肉,是为了来革命,就如周扬同志到延安来不仅仅是为了当院长、吃小厨房和出门有马骑……一样。这篇文章也寄给了《解放日报》,却被退了回来。艾青、罗烽等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但争强好胜的萧军却认为太不公平,太不民主,为什么反批评的文章得不到发表,因而非常愤怒,就去找毛泽东,请毛主席主持公道。毛泽东当时是非常繁忙的,但还是耐心友好地倾听萧军的抱怨,劝慰了萧军并提出了一个妥善的办法,让萧军把文章登在延安的《文艺月报》上,调解了一场争端。
当然,毛泽东对萧军当时的毛病也看得很清楚,也并没有一味迁就和调和,经常坦率地给以批评,口头上说,书信里也讲。例如1941年8月2日毛泽东在给萧军的信中这样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对领袖的指教,萧军是心悦诚服的。无奈秉性难移以及许多复杂因素的制约,萧军后来还是屡遭挫折,命运非常坎坷。
卷入“王实味事件”
萧军与王实味素不相识。在延安,萧军工作在“文抗”,王实味任职在中央研究院(前身为马列学院)。那么,萧军怎么搅到“王实味事件”里去了呢?说来话长。
王实味于1937年从上海奔赴延安后,一直在马列学院编译室任特别研究员。四年间,他翻译了近200万字的马列经典著作,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过贡献。但王实味性格狂傲,好像只有不断地向权威挑战,才是他人生的乐趣。他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先后发表了《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等杂文,还办了壁报《矢与的》。有几期《矢与的》还贴在布上,挂在延安最热闹的地方,看的人像赶庙会一样,一时出尽了风头。王实味的文章对延安的社会生活和革命队伍中的人际关系,进行了尖锐的指责和批评,相当片面和偏激。在整风中,当时文艺界一些写了错误倾向的文章的同志,受到了批评,但他们很快都做了检讨,党也宽恕了他们。惟独王实味不肯承认自己有错误,因而批评也就不断升级:由思想政治错误上升成“托派”、“国民党特务”,最后加以逮捕。五年之后,王实味终于在山西兴县被杀头。四十九年后,王实味得到平反昭雪……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在批判王实味不断升级的时候,有一位既是王实味的朋友,又同萧军熟悉的作家跑来找萧军。这个人知道萧军同毛泽东的交往,恳请萧军去向毛泽东反映情况,幻想毛能看在萧军的面上对王实味从轻发落。萧军自恃与毛泽东的友情,便不假思索地答应,并登门说项,想不到碰了软钉子。毛泽东虽然态度友好,但断然拒绝了萧军的说项。毛说:这事你不要管,王实味的问题复杂。他不是一般思想意识错误,他有托派和国民党特务嫌疑问题……萧军虽然听从了毛泽东的话,不再过问这件事,但消息很快传开了,说萧军到毛泽东那里替王实味告状,引起一些人的强烈不满。
过了不久,萧军随同“文抗”的同志们到王实味所在的中央研究院参加批判王实味的大会。会场比较混乱,王实味每说句什么,立即招来一片怒吼和痛斥声……萧军坐在会场后边,听不清前边人们说些什么。他便烦躁起来,站起来大声喊:“喂……让他(指王实味)说嘛,为什么不让他说话!”会场上人们目光一时间集中到萧军身上,萧军也毫不在乎。散会的时候,在路上萧军向同行的人们表示了自己的不满,认为这种批判缺乏实事求是的说理态度,并以自己特有的语言方式说了几句粗话,如“往脑袋上扣屎盆子”之类,被一位女同志向“文抗”党组织汇报了,于是形势严峻起来。
几天后,中央研究院派了四名代表到了萧军住处,向他提出抗议,指责他破坏批判会,要他承认错误,赔礼道歉!萧军勃然大怒,不但拒绝了,简直是把四名代表给轰出来。萧军怒气未息,专门写了一份书面材料上呈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说明事实经过,阐明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他把这份材料取名为《备忘录》。
1942年10月9日下午,延安召开了有两千多人参加的“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萧军出人意料地在大会上宣读了他的《备忘录》。这一惊人之举真像火上加油,立即展开了激烈论战。党内外七名作家轮番上阵,萧军孤身一人,奋战群儒,毫不怯阵,越战越勇。整个两千人的会场鸦雀无声,无一人退席,都想看个究竟。从晚上八点一直论战到凌晨两点,足足六个时辰也收不了场。大会主席吴玉章同志站起来劝解说:“萧军同志是我党的好朋友,他今天发了这么大的火,一定是我们有什么方式方法上不对头,大家以团结为重,互相多做自我批评吧!”吴老的话,使萧军感到温暖,他又想起毛泽东叮嘱的“要故意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的话,便尽力压下怒气,尽力心平气和地说:
“我先检讨检讨,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的错,行不行?你们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你们的百分之一……”
会上,有一位作家不顾吴老的调解和开导,盛气凌人地说:
“我们一点也没错,你是百分之百的错!告诉你,萧军,我们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丢掉你一个萧军,不过九牛一毛……”
萧军刚刚平息下去的怒气,立即又爆发了。他腾地站起来,拍案大怒,说:“百分之九十九我都揽过来了,你连百分之一的错都不肯认账!那好吧,你们既然朋友遍天下,我这个‘毛’绝不去依附你那个‘牛’;你那个‘牛’也别来沾我这个‘毛’,从今后咱们就他妈的拉、蛋、倒!”萧军用手势把最后三个字一顿一顿地喊完,拂袖而去。
这次会后,萧军无形中已被扣上“同情托派分子王实味”的罪名。待到1948年秋发生“文化报事件”时,这笔老账就被重新翻出来了!对此,萧军晚年曾自嘲说:“这叫新账老账一齐算!好在我是债多不愁,虱子多不咬,哈……哈……哈……”
应当说,萧军在王实味问题上惹起的风波,并不是一个成熟革命者清醒的理智判断,而是一种感情用事造成的纠纷,这给萧军后来的政治和文学生涯,蒙上一层浓重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