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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祝贺你获得“年度精英奖”，你在致辞中提到评委会在“用文化褒奖一家企业”，怎么理解这句话？
丁当：在这个社会，金融行业需要文化的引导，为社会创造更多有帮助的、美好的产品，为形成一个“好的社会”做出贡献。文化价值对于一个企业非常重要，因此平安人寿近年来致力于保险业慈善文化的推广。1980年代做诗人时的那种理想主义情怀，现在依然在我的心中，我管理的企业也一定是坚持着理想，强调文化，对社会友好的作用。
记者：商业为“好的社会”形成做贡献，这听上去和传统文化中对商业的认识似乎有偏差？
丁当：作为企业负责人，我承认追求利润是企业生存的基础，但同时我也认为利润不应该是所有的目的。把企业比喻为人，利润就如同人所需的氧气、食物、水一样，但这些东西不是生命的根本。利润是达成更重要目的的中间过程，是手段而非结果。办企业或者说商业更高层次的追求，我认为是为社会的良性发展贡献力量，既包括物质的，也包括价值观等精神层面的。但是不是看重精神，就不赚钱了呢？《基业长青》一书中有个有趣的发现，恰恰是那些不把利润作为第一追求的企业，往往创造了远超市场的利润。这个逻辑很有意思。
应该说我很幸运，在平安这二十年走下来，渐渐从自己管理的企业，从一些可以进入伟大企业之列的组织，比如沃尔玛、苹果等身上，看到商业的“真、善、美”在逻辑上是自洽的，也是可以实现统一的。换句话说，追求利润并不一定要生产假冒伪劣、败坏社会德行、牺牲自然环境。商业，包括保险金融业，作为一门学科、一种职业、一种不断进行中的创新，应该能够帮助人们达成平等社会的终极目标，能够促使人类发展出一个“好的社会”。
记者 ：中国现在有不少企业包括平安都进入了世界500强，什么样的企业有进入伟大企业行列的可能？
丁当：“大”企业与“伟大”企业之间的距离还很远。衡量一家企业是否跻身伟大之列，仅商业价值远远不够，更关键的是要看其对社会价值观、对公民社会建构上的贡献。平安在发展过程中不断问：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向社会传递了什么，对一个多元、包容、和谐的公民社会塑造做了什么？我们把这样的追问，视作企业“求善”的过程。
“求善”境界的企业，一定是拥有使命感的企业。这种企业具备社会责任感，希望能为公众生活带去改善与改变，让大众生活更简单、便捷，让人们脸上充满笑容、心底储存暖意，让社会安宁，让良善的价值观无处不在。这样的企业深具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拥有承载更大财富与资源的潜力，才有可能与“伟大”二字沾边。
记者 ：平安为进入“伟大”企业有什么行动？
丁当：是否伟大，关乎社会、公众、资本市场的评判，不是自说自话。但中国平安正努力迈向这个方向。
首先，我们积极履行好本职。我们现在为5500多万客户承保了8万多亿的保额，对社会的和谐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稳定器”作用。2013年截止11月，我们总赔付超过75.8亿元，让超过126万名客户真切体会到保险的价值。其次，平安在教育、红十字、社区服务、环境保护方面也有所努力。尤其在教育方面，我们投入很大。
我们在平安以及行业内倡导、推行“执善心”的职业信仰与理念。集团董事长马明哲在《平安心语》中曾提到，“不论平安的现在和将来是多么庞大的企业，我们都要以客为尊，让客户在平安体验到专业、完善的保险服务、与众不同的综合金融服务”。这两年，平安在马董带领下向互联网金融快速靠近，也是期望能借助科技力量服务好客户，把这种服务精神所蕴含的“善意”更好传递给客户。
每个人去践行的这种“小善”，我个人认为比千万或过亿的捐助更显慷慨，它更让人体验到责任真意，慈善真心，应是每个普通人有能力实践并可用心体验的。集腋可以成裘，聚小善可以成大业，社会的正向价值正是由此细微之处慢慢凝成。
记者 ：你多次提企业“不作恶”这一经营理念，“不作恶”和“好的社会”之间是什么关系？
丁当：“不作恶”其实是Google提出来的。作为一种企业经营理念，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并不容易。现在社会“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对人影响太深，如果人人“以个人为中心”，可以为个人的私利漠视别人的生命和健康，这个社会就会很危险。中国出现了“毒奶粉”、“毒香肠”事件，就是这样催化出来的，加之“集体沉默”—食品厂生产时所有参与的工人都知道东西有毒，自己不吃自己制造的东西，但是也不站出来说话，成为另一种意义的“沉默的大多数”，结果让这个社会和谐度越来越差。如果企业真正能够恪守“不作恶”底线，那人类离理想中的“好的社会”也就大大地进了一步，我们也会感觉幸福很多，社会也会和谐很多。
记者 ：企业“不作恶”的自我约束力从何而来呢？
丁当：一方面当然是法律法规的约束，另一方面，其实更能从根本上实现改变的，就是道德的力量。中国有句老话叫“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就是讲德行愈厚重，一个人承载的资源才能更多，担当的责任才能宏大，企业也一样，“厚德”的企业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事业也更长久。从个人到企业，再到一个国家、城市，面临的最大问题都是这个。中国那么大一个经济实体，排行世界第二了，如果没有一个足够的德行来承载的话，国家早晚会出问题。
人与人之间的彼此敌视，中国人到现在还没有克服，这也可能是“文革”余毒。我看过《文明的进程》这本书，人和人之间一开始是非常警惕的，非常敌意的，到最后彼此友善，经过了很漫长的过程。但是到今天，中国跟西方文明非常大的区别可能在于，在电梯里或别的场合见面很少彼此有善意的问好，都好像有种敌意、防备，是这么一种文化。好像萨特讲的：他人就是地狱。这真是很恐怖的一件事。
记者 ：平安的企业文化里有很多儒家的思想，在全球化时代，儒家的东西有文化竞争力吗？
丁当：有。我一直很推崇孔子的那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西方也把它评为东方文明对世界的非常大的贡献，把这句话列为人类生活的道德准则。如果整个社会拿这个准则来行事，会和谐得多。这是我非常喜欢，讲了无数次的一个理念，听起来简单，很难做到。
记者 ：马云说商人在中国没有得到足够尊重，你同意吗？
丁当：中国那么多年来的传统都是官本位，和官员比较起来，肯定是这样。如果像美国，一个公司的CEO一下可以被任命为财政部长，那就不一样了。中国那么多年来一直是轻商的，中央集权轻商，中国经济一直没有一个良好的发展。这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为什么那么快，我觉得就是中央集权加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把经济放到了很重要的位置，但并没有改变官本位绝对的权威。
记者 ：请评价一下“幕天讲坛”公益活动。
丁当：最好的慈善和公益活动，要和企业本身的企业经营文化结合，把慈善当成营销模式背离了慈善的本意。我常常见到一些企业，一方面在进行着慈善捐赠，另一方面又被曝光生产了假冒伪劣产品，这样的公益到底意义何在？“慈善文化”固然要求我们在公益方面有所作为，但其首要是履行好本职，要在企业经营的根本上为社会做贡献，为人服务，这样企业的德行更厚，承载的物才能更多更大。
丁当：在这个社会，金融行业需要文化的引导，为社会创造更多有帮助的、美好的产品，为形成一个“好的社会”做出贡献。文化价值对于一个企业非常重要，因此平安人寿近年来致力于保险业慈善文化的推广。1980年代做诗人时的那种理想主义情怀，现在依然在我的心中，我管理的企业也一定是坚持着理想，强调文化，对社会友好的作用。
记者：商业为“好的社会”形成做贡献，这听上去和传统文化中对商业的认识似乎有偏差？
丁当：作为企业负责人，我承认追求利润是企业生存的基础，但同时我也认为利润不应该是所有的目的。把企业比喻为人，利润就如同人所需的氧气、食物、水一样，但这些东西不是生命的根本。利润是达成更重要目的的中间过程，是手段而非结果。办企业或者说商业更高层次的追求，我认为是为社会的良性发展贡献力量，既包括物质的，也包括价值观等精神层面的。但是不是看重精神，就不赚钱了呢？《基业长青》一书中有个有趣的发现，恰恰是那些不把利润作为第一追求的企业，往往创造了远超市场的利润。这个逻辑很有意思。
应该说我很幸运，在平安这二十年走下来，渐渐从自己管理的企业，从一些可以进入伟大企业之列的组织，比如沃尔玛、苹果等身上，看到商业的“真、善、美”在逻辑上是自洽的，也是可以实现统一的。换句话说，追求利润并不一定要生产假冒伪劣、败坏社会德行、牺牲自然环境。商业，包括保险金融业，作为一门学科、一种职业、一种不断进行中的创新，应该能够帮助人们达成平等社会的终极目标，能够促使人类发展出一个“好的社会”。
记者 ：中国现在有不少企业包括平安都进入了世界500强，什么样的企业有进入伟大企业行列的可能？
丁当：“大”企业与“伟大”企业之间的距离还很远。衡量一家企业是否跻身伟大之列，仅商业价值远远不够，更关键的是要看其对社会价值观、对公民社会建构上的贡献。平安在发展过程中不断问：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向社会传递了什么，对一个多元、包容、和谐的公民社会塑造做了什么？我们把这样的追问，视作企业“求善”的过程。
“求善”境界的企业，一定是拥有使命感的企业。这种企业具备社会责任感，希望能为公众生活带去改善与改变，让大众生活更简单、便捷，让人们脸上充满笑容、心底储存暖意，让社会安宁，让良善的价值观无处不在。这样的企业深具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拥有承载更大财富与资源的潜力，才有可能与“伟大”二字沾边。
记者 ：平安为进入“伟大”企业有什么行动？
丁当：是否伟大，关乎社会、公众、资本市场的评判，不是自说自话。但中国平安正努力迈向这个方向。
首先，我们积极履行好本职。我们现在为5500多万客户承保了8万多亿的保额，对社会的和谐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稳定器”作用。2013年截止11月，我们总赔付超过75.8亿元，让超过126万名客户真切体会到保险的价值。其次，平安在教育、红十字、社区服务、环境保护方面也有所努力。尤其在教育方面，我们投入很大。
我们在平安以及行业内倡导、推行“执善心”的职业信仰与理念。集团董事长马明哲在《平安心语》中曾提到，“不论平安的现在和将来是多么庞大的企业，我们都要以客为尊，让客户在平安体验到专业、完善的保险服务、与众不同的综合金融服务”。这两年，平安在马董带领下向互联网金融快速靠近，也是期望能借助科技力量服务好客户，把这种服务精神所蕴含的“善意”更好传递给客户。
每个人去践行的这种“小善”，我个人认为比千万或过亿的捐助更显慷慨，它更让人体验到责任真意，慈善真心，应是每个普通人有能力实践并可用心体验的。集腋可以成裘，聚小善可以成大业，社会的正向价值正是由此细微之处慢慢凝成。
记者 ：你多次提企业“不作恶”这一经营理念，“不作恶”和“好的社会”之间是什么关系？
丁当：“不作恶”其实是Google提出来的。作为一种企业经营理念，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并不容易。现在社会“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对人影响太深，如果人人“以个人为中心”，可以为个人的私利漠视别人的生命和健康，这个社会就会很危险。中国出现了“毒奶粉”、“毒香肠”事件，就是这样催化出来的，加之“集体沉默”—食品厂生产时所有参与的工人都知道东西有毒，自己不吃自己制造的东西，但是也不站出来说话，成为另一种意义的“沉默的大多数”，结果让这个社会和谐度越来越差。如果企业真正能够恪守“不作恶”底线，那人类离理想中的“好的社会”也就大大地进了一步，我们也会感觉幸福很多，社会也会和谐很多。
记者 ：企业“不作恶”的自我约束力从何而来呢？
丁当：一方面当然是法律法规的约束，另一方面，其实更能从根本上实现改变的，就是道德的力量。中国有句老话叫“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就是讲德行愈厚重，一个人承载的资源才能更多，担当的责任才能宏大，企业也一样，“厚德”的企业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事业也更长久。从个人到企业，再到一个国家、城市，面临的最大问题都是这个。中国那么大一个经济实体，排行世界第二了，如果没有一个足够的德行来承载的话，国家早晚会出问题。
人与人之间的彼此敌视，中国人到现在还没有克服，这也可能是“文革”余毒。我看过《文明的进程》这本书，人和人之间一开始是非常警惕的，非常敌意的，到最后彼此友善，经过了很漫长的过程。但是到今天，中国跟西方文明非常大的区别可能在于，在电梯里或别的场合见面很少彼此有善意的问好，都好像有种敌意、防备，是这么一种文化。好像萨特讲的：他人就是地狱。这真是很恐怖的一件事。
记者 ：平安的企业文化里有很多儒家的思想，在全球化时代，儒家的东西有文化竞争力吗？
丁当：有。我一直很推崇孔子的那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西方也把它评为东方文明对世界的非常大的贡献，把这句话列为人类生活的道德准则。如果整个社会拿这个准则来行事，会和谐得多。这是我非常喜欢，讲了无数次的一个理念，听起来简单，很难做到。
记者 ：马云说商人在中国没有得到足够尊重，你同意吗？
丁当：中国那么多年来的传统都是官本位，和官员比较起来，肯定是这样。如果像美国，一个公司的CEO一下可以被任命为财政部长，那就不一样了。中国那么多年来一直是轻商的，中央集权轻商，中国经济一直没有一个良好的发展。这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为什么那么快，我觉得就是中央集权加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把经济放到了很重要的位置，但并没有改变官本位绝对的权威。
记者 ：请评价一下“幕天讲坛”公益活动。
丁当：最好的慈善和公益活动，要和企业本身的企业经营文化结合，把慈善当成营销模式背离了慈善的本意。我常常见到一些企业，一方面在进行着慈善捐赠，另一方面又被曝光生产了假冒伪劣产品，这样的公益到底意义何在？“慈善文化”固然要求我们在公益方面有所作为，但其首要是履行好本职，要在企业经营的根本上为社会做贡献，为人服务，这样企业的德行更厚，承载的物才能更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