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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大连市男孩刘伟，有个补丁似的母亲，家里哪里需要，母亲就贴哪里……然而，就是这个“补丁”妈妈却在身患绝症后，因为跳舞而执意要离婚！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
本文系作者采访，以第一人称写成。
我叫刘伟，1977年出生在大连。父亲刘怀宇是一家国营玻璃厂的工人，母亲郭淑萍是商场的售货员。父亲双亲早逝，孤身一人，有工作有房子。
母亲家里，有六个弟弟妹妹，她的四弟儿时因发烧未及时救治，成了聋哑人。
父母婚后第二年，有了我。父亲邋里邋遢、爱抽烟，做家务更谈不上。母亲每天下班后，还要坐两站公交去姥姥姥爷家，给弟妹做饭。那些年，每隔两年就有一个舅舅结婚。他们结婚都没有婚房，姥姥家又住不下，只能结在我家二室无厅的房子里。
舅舅们结一次婚，母亲就被剥一层皮。直到1997年，除了有残疾的四舅没有结婚，其他舅舅和小姨都成了家，有了房。母亲终于完成了长姐的重任。那年，她所在的商店恰逢私人承包，母亲便承包了柜台，先后去北京和广州进货。
母亲在三年时间，攒了将近十万元钱。同年，我中专毕业，留在大连一家酒店工作。母亲常常指着存折上的数字，对我说：“小伟，这些钱妈存着，给你买婚房！”哪知，1999年，父亲帮朋友做担保，向银行贷款20万元，结果朋友带着钱移民美国，再也不回来了。这20万元债务自然落在了父亲头上。当法院的人闯进我家里时，母亲一屁股坐在地上，带倒了地上的暖瓶，一壶开水淌到她腿上。我回头喊父亲，父亲却缩进屋子里抽烟。那段日子，家里的空气沉闷极了。法院的人第二次上门催债时，母亲拿出存折给我看，上面一共11万。“小伟，这钱，现在只能帮你爸……”后来，母亲借了9万元，一次性还清了银行的钱。
为了还债，那几年，她拼命赚钱，白天卖服装，晚上干夜市。而父亲，因为工厂效益不好，几乎不上班，整天无所事事。母亲嘟囔两句，父亲就会暴跳如雷：“看我不顺眼就离婚，当年要不是我，你那些弟弟都得打光棍儿！”2003年，母亲终于还完了最后一笔钱。8月，我把恋爱三年的女友谢薇领回了家。母亲承诺：“这房子给你们当婚房。”
母亲的话令谢薇很感动，可是，当我把谢薇送走，折身回家时，在门口听到父亲的怒吼：“房子又不是你的，你凭什么说给儿子？”我只好跟谢薇商量，婚后和她爸妈同住。可是，我结婚那天，母亲中途默默离席。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哭，替我委屈了半天。
我结婚后，姥爷患上了老年痴呆症，必须24小时贴身照顾。母亲责无旁贷地扛过重任。2009年，姥爷去世了，半年后，姥姥也走了。老人生前表示，家里的房子留给老四。可是，姥姥刚走，二舅就搬进了老宅。
大舅妈急了，召集全家人开会，表示现在就把房子卖了，平均分成七份。为此，二舅和大舅妈吵翻了天，二舅推了大舅妈，大舅打了二舅……
老宅最终以123万元卖掉。每个弟弟分了17万元，母亲和小姨主动将应得的17万给了四舅。可是，回家第一天，战争就爆发了。父亲指责母亲放弃17万，居然都不跟他商量，并且要求她明天就把四弟送到敬老院去。那天，母亲没跟父亲吵。她想好了，自己带着四舅出去租房子住。第二天早上，她发现四舅不见了，饭桌上，四舅留了张纸条：“姐，我找好敬老院了，给你留了一张存折，里面有20万元，你再添点，给刘伟买房子。”握着那张纸条，母亲哭了整整一天。母亲跟我商量，等四舅安顿下来，她也去养老院。然而，没等她做出决定，父亲病倒了。
父亲是连续一个月便血后，自己去医院做的检查，被确诊为肠癌。确诊当天，他连走回家的力气都没有了。对着母亲撒泼：“让我死吧，谁都别管我！”
住院、手术、放疗、化疗，那是父母最严格意义上的形影不离。因为生病，父亲越发暴躁骄横，哪怕母亲晚回家1个小时，他都会责骂她：“你死哪去了？找老相好的去了吗？”母亲很少跟他计较。
当然，逆来顺受的母亲，也需要缓解压力。她解压的办法就是每天黄昏时，去医院外的儿童公园看别人跳广场舞。妈妈告诉我，上小学时，她身体条件很好，被挑到了校舞蹈队。姥爷骂她：“你认为咱家有条件让你连蹦带跳吗？”母亲的舞蹈梦就此搁下。
有一次，我陪母亲看广场舞，她远远地跟着跳起来。领舞的大姐鼓励道：“你身材好，好好练，以后跟着我们一起参加活动。”母亲受宠若惊。
这位阿姨叫李月芳，62岁，是广场舞的领队，大家都叫她李队。李队给母亲开“小灶”，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教她《鸿雁》。“对对，眼神还有点不自信，再明媚一点。”“好好，手臂再打开一些，奔放起来。”“特别棒，你很有天赋。”……分解动作学了三遍，李月芳在前，我妈在后，两人合跳了新学的《鸿雁》。
母亲慢慢地从紧张到放松，再由放松到投入。等到音乐停止，动作定型时，她才发现自己哭了。这眼泪，是激动，也是心酸……分手前，李队跟母亲说：“不管生活怎么对不起你，你都得对得起自己。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打那天开始，母亲正式加入了舞蹈队。
父亲的治疗告一段落后，他可以四处活动了。当他目睹母亲翩翩起舞的身姿时，扯着胳膊将她拖回了家。他骂母亲丢人现眼，急著给自己找下家。母亲却说：“只要你不把我腿打断，这舞，我跳定了。”
第二天晚上，母亲又出发了。她前脚走，父亲后脚就跟了过去。果不其然，这一次，父亲把舞蹈队的音箱砸了。母亲哭着拽住父亲，并一再向姐妹们道歉。李月芳拉开母亲的手说：“郭，不是你的错。”
不一会儿，警察来了。见了警察，父亲只好认怂、道歉、赔偿了音箱损失。然而，回家的路上，他开始给我所有的舅舅（除老四）和小姨打电话。父亲以讹传讹：“我病成这样，半条腿都进棺材了，她居然还有心思跳舞，忙着给自己找下家……” “舞我是一定要跳的。你如果接受不了，咱就离婚。”没等他骂完，母亲率先反抗。父亲听到“离婚”二字，气势弱了下去，舅舅们和小姨劝解一番，也就各自散了。站在楼下，我对母亲说：“你和我爸要是真离婚，那我和你孙女在丈母娘家就抬不起头来啦。”
因为我的干预，母亲再没提过离婚。为了阻止母亲继续跳舞，舅舅和小姨三天两头会指派给母亲一些任务，小姨的婆婆住院，母亲去陪护;大舅有了孙子，大舅妈拉着母亲一起照看;三舅家的表妹要结婚了，出嫁的一应事情都让母亲操持。
很长一段时间，母亲再也没有去跳舞。可是，争吵还是爆发了。2019年2月19日，父亲让母亲跟他一起去做理疗，据说新人可以领五斤鸡蛋。母亲不肯去，父亲就指着鼻子骂她败家，脑子有病。母亲拉开卧室的床头柜，把父亲买的保健品倒了一地，并质问：“到底谁败家？且不说你当年帮人担保的20万，你治癌症的十几万，你一分生活费都不交，退休金全买了保健品！我告诉你，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跟你去听课……”父亲操起手机就要找救援，被母亲重重地摔在地上：“有本事你说服我，别有事没事找他们！”父亲气急，抄起拖把，将眼前的东西砸了个稀烂。母亲也拿起小板凳，向电视机砸去，整个屏幕全碎了。
等我得知消息，母亲已经关了手机，玩起了失踪。事后，我才知道，吵完架，她跑出门，在儿童公园坐了一下午，一直等到跳舞时间。跳完舞，母亲在附近一家小旅舍住了下来。那晚，她做了一个决定：她不离婚，但她再也不想跟父亲一起生活了，她要找一份住家保姆的工作，晚上能跳舞就可以。
第二天，母亲去了大连市妇联的家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带她在医院做身体检查，办了健康证才可以上岗。而生活有时就是这么荒诞，母亲在这个最简单的体检中，发现转氨酶高出正常值许多，医生要求她第二天空腹再检查一次。
忙完这一切，母亲才打开手机，给我们报平安。回家后，面对屋里一地狼藉，母亲开始默默收拾。
第二天下午一点左右，我接到母亲的电话，她在我单位楼下。我走下楼，看到母亲眼睛红红的。她把我拉到拐角处，拿给我一份体检报告单。
她异常平静地告诉我，她得了肝癌，已经发展到了四期，还剩下半年左右的时间。我蒙了，拉着她就要去医院，母亲却死死拽住我，说：“妈求你，这件事替我保密。还有，我想在死前，跟你爸离婚。”
“妈，别闹了。”我的眼泪几乎是蹦出来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她都这一把年纪了，还如此能作。可是，母亲说：“小伟，当初跟你爸结婚，就是个天大的错误，妈忍了大半辈子，实在忍不下去了。我也活不了多久，这大半辈子，全都花在了别人身上，剩下的日子，我想至少学会十支舞，好好为自己活一次。”我望着母亲，将她搂在怀里，泪如雨下。
那一刻，那些被我自动屏蔽掉的父母吵架的画面，母亲默默流泪的弱小身影;父亲傲慢轻视、自私无赖的神情;还有母亲为她娘家的种种付出……一幕幕浮上心头，我的心剧烈地疼了起来。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母亲这辈子，为他人付出了太多太多。一时间，愧疚、痛楚、惶恐，同时涌上心头。冷静下来后，我做出决定：毫无条件地支持母亲。
我极力劝母亲手术治疗，可是，当我拿着她的片子，跑遍大连几家医院后，医生给出的建议几乎一致：癌细胞已经扩散至淋巴，并伴随脑转移，让病人在家好好休养吧。医生为我开了一些止痛药和针剂，告诉我后期可能会用得上。
很快，在一次家庭会议上，母亲跟父亲提离婚了。父亲嘴里叼着烟，言辞激烈：“你就是有野男人了！”母亲也不辩驳，吃了秤砣铁了心。最后，父亲说：“离婚，好啊，你净身出户！你给我买个42英寸液晶电视，我就跟你去办手续。”他没想到，母亲同意了。
2019年3月17日，父母办理了离婚手续，我帮母亲租了住房。那段日子，每晚6点到7点半，是她这一生中每天最盼望的时光。我要每天去看她，她却发跳舞的视频给我，让我不要牵挂。
4月19日，母亲跟着舞蹈队一起参加商业演出。我跟同事串了休，一直陪着她。母亲和那些阿姨一起化妆、说笑，脸上露出我从未见过的欢畅。舞台上，母亲盛装出演，每一个动作都极尽舒展、淋漓，我握着手机录像的手，因为情绪起伏，抖了又抖。
当晚回到家，我帮母亲选照片，精心挑选了九张，让她发朋友圈。她照我说的做了，然后挑出其中一张对我说：“这张，做妈妈的遗像。”
5月4日那天，我休息，照例去看母亲。她让我陪她去逛寿衣店。店里罗列着花圈上的题词：“音容宛在、工容德貌”“最慈的母、最贤的妻”……母亲笑着说，若没有离婚，这些词，都有可能出现在她葬礼上，现在，她亲手毁了这一切，但她很开心！
那天，吃过午饭，她一边刷碗一边对我说：“小伟，妈走了之后，骨灰撒到大海里。人家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几天，我一直在想，我走了，应该留下一句什么话。想来想去，就用那句吧，‘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儿子，我觉得弄不好医生误诊了……”我窝在沙发里，挺想回应她一句，可是我不敢张嘴，我怕一张嘴，就会哭出来。
一个星期后，晚上6点，我下班去看她，她正躺在床上，脸色暗黄，两颊深陷。床头柜上，放着刚刚注射完的吗啡。我这才知道，她最近时常痛到失眠，一天要打三次吗啡，已是医嘱极限。我哭着求她去医院，她却虚弱地安慰我：“我这辈子，能够跳着倒下，也挺美的。”疼痛过后，她下床穿戴整齐，吵着要出门。我跟着她，为她录下那晚跳舞的视频。我知道，我无法与死神抗衡，我唯一能做的，是在最后的日子里，支持她、欣赏她，让她好好活一次。
从那天起，我请了年假，24小时陪伴。病来如山倒，前几天还能够跳舞的她，因腹部水肿倒在床上。两天后，她陷入昏迷，出现消化道大出血。医生说，癌细胞已经脑转移，无计可施，只能靠止痛药减缓痛苦。偶爾清醒过来，我问母亲有没有想见的人，她摇了摇头，然后看着手机。我知道她想听舞曲。看着她瘦骨嶙峋的手指跟着舞曲打节拍，我悲从中来。
在母亲生命的最后一刻，我通知了所有的亲人，他们都泣不成声。尤其是父亲，当他到病房看过母亲，无赖一辈子的他哭得像个没妈的孩子。
2019年6月19日凌晨三点，母亲停止了呼吸。6月21日，我按照母亲的遗嘱，将她的骨灰撒进大海。前来送行的，还有舞蹈队的阿姨们。她们唱着《鸿雁》为母亲送行。鸿雁，天空上，对对排成行……一时间，海鸥云集。
编辑/王茜
本文系作者采访，以第一人称写成。
补丁妈妈的日常：哪里需要哪里搬
我叫刘伟，1977年出生在大连。父亲刘怀宇是一家国营玻璃厂的工人，母亲郭淑萍是商场的售货员。父亲双亲早逝，孤身一人，有工作有房子。
母亲家里，有六个弟弟妹妹，她的四弟儿时因发烧未及时救治，成了聋哑人。
父母婚后第二年，有了我。父亲邋里邋遢、爱抽烟，做家务更谈不上。母亲每天下班后，还要坐两站公交去姥姥姥爷家，给弟妹做饭。那些年，每隔两年就有一个舅舅结婚。他们结婚都没有婚房，姥姥家又住不下，只能结在我家二室无厅的房子里。
舅舅们结一次婚，母亲就被剥一层皮。直到1997年，除了有残疾的四舅没有结婚，其他舅舅和小姨都成了家，有了房。母亲终于完成了长姐的重任。那年，她所在的商店恰逢私人承包，母亲便承包了柜台，先后去北京和广州进货。
母亲在三年时间，攒了将近十万元钱。同年，我中专毕业，留在大连一家酒店工作。母亲常常指着存折上的数字，对我说：“小伟，这些钱妈存着，给你买婚房！”哪知，1999年，父亲帮朋友做担保，向银行贷款20万元，结果朋友带着钱移民美国，再也不回来了。这20万元债务自然落在了父亲头上。当法院的人闯进我家里时，母亲一屁股坐在地上，带倒了地上的暖瓶，一壶开水淌到她腿上。我回头喊父亲，父亲却缩进屋子里抽烟。那段日子，家里的空气沉闷极了。法院的人第二次上门催债时，母亲拿出存折给我看，上面一共11万。“小伟，这钱，现在只能帮你爸……”后来，母亲借了9万元，一次性还清了银行的钱。
为了还债，那几年，她拼命赚钱，白天卖服装，晚上干夜市。而父亲，因为工厂效益不好，几乎不上班，整天无所事事。母亲嘟囔两句，父亲就会暴跳如雷：“看我不顺眼就离婚，当年要不是我，你那些弟弟都得打光棍儿！”2003年，母亲终于还完了最后一笔钱。8月，我把恋爱三年的女友谢薇领回了家。母亲承诺：“这房子给你们当婚房。”
母亲的话令谢薇很感动，可是，当我把谢薇送走，折身回家时，在门口听到父亲的怒吼：“房子又不是你的，你凭什么说给儿子？”我只好跟谢薇商量，婚后和她爸妈同住。可是，我结婚那天，母亲中途默默离席。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哭，替我委屈了半天。
我结婚后，姥爷患上了老年痴呆症，必须24小时贴身照顾。母亲责无旁贷地扛过重任。2009年，姥爷去世了，半年后，姥姥也走了。老人生前表示，家里的房子留给老四。可是，姥姥刚走，二舅就搬进了老宅。
大舅妈急了，召集全家人开会，表示现在就把房子卖了，平均分成七份。为此，二舅和大舅妈吵翻了天，二舅推了大舅妈，大舅打了二舅……
老宅最终以123万元卖掉。每个弟弟分了17万元，母亲和小姨主动将应得的17万给了四舅。可是，回家第一天，战争就爆发了。父亲指责母亲放弃17万，居然都不跟他商量，并且要求她明天就把四弟送到敬老院去。那天，母亲没跟父亲吵。她想好了，自己带着四舅出去租房子住。第二天早上，她发现四舅不见了，饭桌上，四舅留了张纸条：“姐，我找好敬老院了，给你留了一张存折，里面有20万元，你再添点，给刘伟买房子。”握着那张纸条，母亲哭了整整一天。母亲跟我商量，等四舅安顿下来，她也去养老院。然而，没等她做出决定，父亲病倒了。
被阻去跳广场舞，补丁妈妈要离婚
父亲是连续一个月便血后，自己去医院做的检查，被确诊为肠癌。确诊当天，他连走回家的力气都没有了。对着母亲撒泼：“让我死吧，谁都别管我！”
住院、手术、放疗、化疗，那是父母最严格意义上的形影不离。因为生病，父亲越发暴躁骄横，哪怕母亲晚回家1个小时，他都会责骂她：“你死哪去了？找老相好的去了吗？”母亲很少跟他计较。
当然，逆来顺受的母亲，也需要缓解压力。她解压的办法就是每天黄昏时，去医院外的儿童公园看别人跳广场舞。妈妈告诉我，上小学时，她身体条件很好，被挑到了校舞蹈队。姥爷骂她：“你认为咱家有条件让你连蹦带跳吗？”母亲的舞蹈梦就此搁下。
有一次，我陪母亲看广场舞，她远远地跟着跳起来。领舞的大姐鼓励道：“你身材好，好好练，以后跟着我们一起参加活动。”母亲受宠若惊。
这位阿姨叫李月芳，62岁，是广场舞的领队，大家都叫她李队。李队给母亲开“小灶”，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教她《鸿雁》。“对对，眼神还有点不自信，再明媚一点。”“好好，手臂再打开一些，奔放起来。”“特别棒，你很有天赋。”……分解动作学了三遍，李月芳在前，我妈在后，两人合跳了新学的《鸿雁》。
母亲慢慢地从紧张到放松，再由放松到投入。等到音乐停止，动作定型时，她才发现自己哭了。这眼泪，是激动，也是心酸……分手前，李队跟母亲说：“不管生活怎么对不起你，你都得对得起自己。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打那天开始，母亲正式加入了舞蹈队。
父亲的治疗告一段落后，他可以四处活动了。当他目睹母亲翩翩起舞的身姿时，扯着胳膊将她拖回了家。他骂母亲丢人现眼，急著给自己找下家。母亲却说：“只要你不把我腿打断，这舞，我跳定了。”
第二天晚上，母亲又出发了。她前脚走，父亲后脚就跟了过去。果不其然，这一次，父亲把舞蹈队的音箱砸了。母亲哭着拽住父亲，并一再向姐妹们道歉。李月芳拉开母亲的手说：“郭，不是你的错。”
不一会儿，警察来了。见了警察，父亲只好认怂、道歉、赔偿了音箱损失。然而，回家的路上，他开始给我所有的舅舅（除老四）和小姨打电话。父亲以讹传讹：“我病成这样，半条腿都进棺材了，她居然还有心思跳舞，忙着给自己找下家……” “舞我是一定要跳的。你如果接受不了，咱就离婚。”没等他骂完，母亲率先反抗。父亲听到“离婚”二字，气势弱了下去，舅舅们和小姨劝解一番，也就各自散了。站在楼下，我对母亲说：“你和我爸要是真离婚，那我和你孙女在丈母娘家就抬不起头来啦。”
因为我的干预，母亲再没提过离婚。为了阻止母亲继续跳舞，舅舅和小姨三天两头会指派给母亲一些任务，小姨的婆婆住院，母亲去陪护;大舅有了孙子，大舅妈拉着母亲一起照看;三舅家的表妹要结婚了，出嫁的一应事情都让母亲操持。
很长一段时间，母亲再也没有去跳舞。可是，争吵还是爆发了。2019年2月19日，父亲让母亲跟他一起去做理疗，据说新人可以领五斤鸡蛋。母亲不肯去，父亲就指着鼻子骂她败家，脑子有病。母亲拉开卧室的床头柜，把父亲买的保健品倒了一地，并质问：“到底谁败家？且不说你当年帮人担保的20万，你治癌症的十几万，你一分生活费都不交，退休金全买了保健品！我告诉你，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跟你去听课……”父亲操起手机就要找救援，被母亲重重地摔在地上：“有本事你说服我，别有事没事找他们！”父亲气急，抄起拖把，将眼前的东西砸了个稀烂。母亲也拿起小板凳，向电视机砸去，整个屏幕全碎了。
等我得知消息，母亲已经关了手机，玩起了失踪。事后，我才知道，吵完架，她跑出门，在儿童公园坐了一下午，一直等到跳舞时间。跳完舞，母亲在附近一家小旅舍住了下来。那晚，她做了一个决定：她不离婚，但她再也不想跟父亲一起生活了，她要找一份住家保姆的工作，晚上能跳舞就可以。
最后的日子，妈妈要为自己活一次
第二天，母亲去了大连市妇联的家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带她在医院做身体检查，办了健康证才可以上岗。而生活有时就是这么荒诞，母亲在这个最简单的体检中，发现转氨酶高出正常值许多，医生要求她第二天空腹再检查一次。
忙完这一切，母亲才打开手机，给我们报平安。回家后，面对屋里一地狼藉，母亲开始默默收拾。
第二天下午一点左右，我接到母亲的电话，她在我单位楼下。我走下楼，看到母亲眼睛红红的。她把我拉到拐角处，拿给我一份体检报告单。
她异常平静地告诉我，她得了肝癌，已经发展到了四期，还剩下半年左右的时间。我蒙了，拉着她就要去医院，母亲却死死拽住我，说：“妈求你，这件事替我保密。还有，我想在死前，跟你爸离婚。”
“妈，别闹了。”我的眼泪几乎是蹦出来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她都这一把年纪了，还如此能作。可是，母亲说：“小伟，当初跟你爸结婚，就是个天大的错误，妈忍了大半辈子，实在忍不下去了。我也活不了多久，这大半辈子，全都花在了别人身上，剩下的日子，我想至少学会十支舞，好好为自己活一次。”我望着母亲，将她搂在怀里，泪如雨下。
那一刻，那些被我自动屏蔽掉的父母吵架的画面，母亲默默流泪的弱小身影;父亲傲慢轻视、自私无赖的神情;还有母亲为她娘家的种种付出……一幕幕浮上心头，我的心剧烈地疼了起来。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母亲这辈子，为他人付出了太多太多。一时间，愧疚、痛楚、惶恐，同时涌上心头。冷静下来后，我做出决定：毫无条件地支持母亲。
我极力劝母亲手术治疗，可是，当我拿着她的片子，跑遍大连几家医院后，医生给出的建议几乎一致：癌细胞已经扩散至淋巴，并伴随脑转移，让病人在家好好休养吧。医生为我开了一些止痛药和针剂，告诉我后期可能会用得上。
很快，在一次家庭会议上，母亲跟父亲提离婚了。父亲嘴里叼着烟，言辞激烈：“你就是有野男人了！”母亲也不辩驳，吃了秤砣铁了心。最后，父亲说：“离婚，好啊，你净身出户！你给我买个42英寸液晶电视，我就跟你去办手续。”他没想到，母亲同意了。
2019年3月17日，父母办理了离婚手续，我帮母亲租了住房。那段日子，每晚6点到7点半，是她这一生中每天最盼望的时光。我要每天去看她，她却发跳舞的视频给我，让我不要牵挂。
4月19日，母亲跟着舞蹈队一起参加商业演出。我跟同事串了休，一直陪着她。母亲和那些阿姨一起化妆、说笑，脸上露出我从未见过的欢畅。舞台上，母亲盛装出演，每一个动作都极尽舒展、淋漓，我握着手机录像的手，因为情绪起伏，抖了又抖。
当晚回到家，我帮母亲选照片，精心挑选了九张，让她发朋友圈。她照我说的做了，然后挑出其中一张对我说：“这张，做妈妈的遗像。”
5月4日那天，我休息，照例去看母亲。她让我陪她去逛寿衣店。店里罗列着花圈上的题词：“音容宛在、工容德貌”“最慈的母、最贤的妻”……母亲笑着说，若没有离婚，这些词，都有可能出现在她葬礼上，现在，她亲手毁了这一切，但她很开心！
那天，吃过午饭，她一边刷碗一边对我说：“小伟，妈走了之后，骨灰撒到大海里。人家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几天，我一直在想，我走了，应该留下一句什么话。想来想去，就用那句吧，‘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儿子，我觉得弄不好医生误诊了……”我窝在沙发里，挺想回应她一句，可是我不敢张嘴，我怕一张嘴，就会哭出来。
一个星期后，晚上6点，我下班去看她，她正躺在床上，脸色暗黄，两颊深陷。床头柜上，放着刚刚注射完的吗啡。我这才知道，她最近时常痛到失眠，一天要打三次吗啡，已是医嘱极限。我哭着求她去医院，她却虚弱地安慰我：“我这辈子，能够跳着倒下，也挺美的。”疼痛过后，她下床穿戴整齐，吵着要出门。我跟着她，为她录下那晚跳舞的视频。我知道，我无法与死神抗衡，我唯一能做的，是在最后的日子里，支持她、欣赏她，让她好好活一次。
从那天起，我请了年假，24小时陪伴。病来如山倒，前几天还能够跳舞的她，因腹部水肿倒在床上。两天后，她陷入昏迷，出现消化道大出血。医生说，癌细胞已经脑转移，无计可施，只能靠止痛药减缓痛苦。偶爾清醒过来，我问母亲有没有想见的人，她摇了摇头，然后看着手机。我知道她想听舞曲。看着她瘦骨嶙峋的手指跟着舞曲打节拍，我悲从中来。
在母亲生命的最后一刻，我通知了所有的亲人，他们都泣不成声。尤其是父亲，当他到病房看过母亲，无赖一辈子的他哭得像个没妈的孩子。
2019年6月19日凌晨三点，母亲停止了呼吸。6月21日，我按照母亲的遗嘱，将她的骨灰撒进大海。前来送行的，还有舞蹈队的阿姨们。她们唱着《鸿雁》为母亲送行。鸿雁，天空上，对对排成行……一时间，海鸥云集。
编辑/王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