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构筑协同互利新经济理论基石

　　首先必须明确几个概念，一是计划不等于计划经济，二是市场也不等于市场经济。其实在计划经济年代，市场依然存在，当时的票证虽然很重要，但是没有钱也买不来商品。相应地，市场经济主要指的是以自由交易为主，最少政府干预的经济体制。那什么是“协同经济”？就是扬弃计划经济，超越自由经济的一种新经济体制。确切地讲，协同经济是继“集中计划（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市场）经济”之后的一种新型“社会协同（市场）经济”体制。
　　150年前，早期经济自由主义者巴斯夏就发现产权运动的取向不总是流向私人领域，而主要是从私人领域流向公共领域，最后形成“自愿共同体”；而马克思设想的最高目标是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他们都过于理想。随着机器生产力的发展，有人只记住了“自愿”，忘掉了“共同”，有人只记住了“联合”，忘掉了“自由”，进入了要么被资本绑架，要么被权力绑架的双重陷阱。
　　今天，由于网信生产力的快速普及，学界一定能摆脱权力和资本的双重绑架，在网络透明、并发博弈和公共理性基础上创建一个“协同互利”的新经济理论体系。这个体系至少应该包括：新价值理论，新要素理论，新经济统计，新经济伦理，新平台理论，新货币理论，新产权理论，新规制理论。要对200多年形成的传统经济理论体系进行解构和扬弃，并构建网信时代的新经济理论体系，不可能一蹴而就。下面仅针对三种最核心的理论问题做一些初步剖析。
　　一是新价值理论。100多年来，人们对于劳动创造价值还是资本创造价值一直争论不断。后来有人修改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认为劳动、资本和组织要素三者同时创造价值。但是，资本是什么？组织要素又是什么？它们又与过去的劳动和马克思定义的高级劳动有扯不断的关系。
　　新价值理论中的另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价值与供需关系。西方经济学的三大基石之一就是假定资源稀缺和欲望无限，从而才在供需关系上形成价值和价格。但是在信息经济领域，主要基础资源不再是钢铁、石油、稀有金属等稀缺资源，而是沙子（硅）和知识。从根本上讲，它们不再是稀缺的。有人说有用的知识还是稀缺的，消费者的注意力也是稀缺的，但是知识和注意力都是可以无限增长和分割共享的，不会有知识穷尽和注意力耗光的那一天，它与经济学的资源稀缺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二是新经济伦理。现在多数人已经被“只有利己之心才结利他之果”的亚当·斯密悖论洗脑了，认为人的本性就是自私，而每个人利益最大化就是全社会利益最大化，甚至认为提倡集体主义就是“用通向天堂的美好愿望，铺设通向地狱之路”。最近有人又认为，人类之所以能够繁衍进化到统治地球的地位，就是因为人天生具有自我牺牲的集体主义精神，生活在未来社会的人们可以“只讲奉献，不要索取”；甚至可以回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年代。他们又开始相信另一个悖论——“只有利他之心才结利己之果”。问题出在人们太相信“理念的力量”，罔顾“网信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日益透明，正在造就“唯有互利之心方结共赢之果”的事实。即使商品或服务价格的形成，也越来越不得不考虑相关方的共同利益。
　　农业时代的经济伦理是利他主义，工业时代的经济伦理是利己主义，而信息时代的新经济伦理是互利主义。它并不是源于人们的良好愿望，而是“信息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和互联网协同互利精神的快速普及使然。
　　随着时代的推移，人们已经厌倦了学界的两种背书。最近，许多理论前沿研究，例如人脑科学、经济博弈和量子理论研究，既不支持利己主义，也不支持利他主义，而是指向关联互利主义。甚至有科学家发现宇宙结构类似人脑，既非鸡蛋（中心论），又非宝塔（分级），而是普遍关联、扁平互动的一张无比巨大的“以太之网”。
　　三是新产权理论。现代股份制企业经历了三个重要发展阶段：第一阶段，股权所有者（股东大会）是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第二阶段，职业经理人（董事会）是最高权力机构；第三阶段，社会监督者（监事会）是最高权力机构。产权包括所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随着持股者日益分散，企业所有权正在被淡化，使用权正在被强化。尤其是正在向各类传统领域扩张的互联网服务业，产权越来越模糊。你的服务器、路由器、手机或者网络终端设备，离开相互关联就一钱不值。只有去资本化、去国家化，逐渐走向社会化，才符合信息时代产权运动的基本规律。

二、协同经济的微观基础是社会化企业

　　农业生产力的主要特征是分散封闭，工业生产力的主要特征是集中垄断，信息生产力的主要特征是协同互利。信息生产力发展必然导致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的根本变革。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场公共企业自由化运动席卷全球，许多国家的铁路、通信、电力行业改革都跟着英美，走过了一条取消管制（deregulation）—重建管制（re-regulation）—回归垄断（re-monopoly）—新型管制（new-regulation ）的弯路。2015年2月6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公布了全新的“网络中立”方案。该方案把信息服务提供商（ISP）重新归到公共企业下面，这意味着它们将需要接受跟電话、水、电公司同等的监管政策。如果这套方案通过，那么通信业将无法再通过提供信息快速通道而谋取市场利益。学者们认为，这个法案的实施肯定会遇到强大的阻力，很可能经过反复修改和长期争辩才能达成共识。果然，特朗普上台不久就废除了这项法案，让互联网企业脱离规制与监管，再次回到经济自由主义轨道。但是，落后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不可能长期阻碍先进生产力的发展，特朗普倒行逆施的政策肯定是短命的。
　　中国基础设施领域并没有完全跟随英美进行彻底自由化改革，而是引入适度竞争和有效监管，由强大市场需求拉动快速发展。现在中国政策已经明确，交通、通信、能源均属于公共基础设施，必须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走向社会化发展道路，这是第一类社会化企业。第二类社会化企业是随着互联网向各行业、各领域的渗透，形成了各类生产、服务平台，也正在凸显其基础性、公共性和社会性，正在走向社会化发展道路。第三类社会化企业（也称为共益企业）是某些商业性企业自觉承担足够的公益、环境、安全等社会责任。
　　社会化企业有三个共同特征。第一个特征是以社会效益为首要目标，但不拒绝获取合理利润，而是以低费微利经营模式为消费者或全社会提供普惠商品和服务。
　　第二个特征是采取混合所有制形式，最终走向联合起来的社会所有制。随着财产所有权日益淡化，支配权和使用权的重要性正在凸显，投资主体多元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是协同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协同经济将排斥按出资额多少、由出资多的人握有决策权的制度，让财产摆脱了排他性所有权的束缚，通畅地为社会支配和使用。
　　第三个特征是有对等的权利和义务，一要接受社会专门机构的监管，二是依据专项法律和政策在占地、破路、入场以及税收抵扣方面享受相应优惠。
　　这条路要想走好，还需要克服一个重大障碍，那就是传统理论只有国家空间和私人空间，基本没有公共空间。目前中国的经济实体只有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它们几乎都以利润最大化为首要目标，尤其缺少社会化公共企业的理论支撑和制度保证。面对信息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中国必须大力提倡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率先推动与培育社会化企业相关的立法进程。惟其如此，才能催生更多社会化企业，为建设公平、高效的信息社会创造微观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