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小城市发展的忽视直接造成城乡收入悬殊
　　
　　如何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这种现象在很多国家存在，你认为它是否是必然的?
　　詹姆斯·莫里斯：这是中国目前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差不多和印度一样严峻，对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来说，经济学家的建议很重要，也就是说，要在教育方面多投资，特别是对农村的教育多投资。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有很多学校的教育经费还是明显不足，乡村教师非常缺乏，你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比方说完全依靠税收或者通过私人办校?
　　詹姆斯·莫里斯：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那就是提高征税。对于农村教育来说，应该提供足够的激励机制。他们的收入不应该削减，一方面应该加入经费支持，但另一方面应该做得更多。根据英国政府和很多政府的经验来说，要加强近年来对教育领域的投入，并不是说要对他们的有关服务进行大幅度的提升。在英国计算国民收入的时候，不仅仅是包括产业的产出，也包括很多服务业的产出，他们都是计人国民收入的，所以我们一方面需要更多的征收税，这对中国还有很多国家都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要加强社会方面的投入
　　《瞭望东方周刊》：长期以来，中国在农村发展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农村地区的绝对贫困人数大幅降低，你觉得中国哪些做法值得向世界推广呢?
　　詹姆斯·莫里斯：我认为中国有很多值得其他国家学习的经验。比如说，一是政治意愿，政府非常重视扶贫和农业发展，扶贫减少贫困方面的力度加大，有这样的政治决心，有这样的政治投入；二是采取一些激励政策，比如在技术上有鼓励政策，帮助和鼓励广大的农民和农村人口实现技术改造和技术提高，这些政治方面和鼓励方面的政策，对解决其他地方的饥饿和贫困问题都是有帮助的。
　　还有一个方法，中国给儿童提供了足够的营养，使得他们能够受教育，免除他们学杂费，从而实现全民教育。这些都是令人十分钦佩的做法，这也说明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营养、饥饿、儿童问题对于国家未来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政府还采取了鼓励生产者积极性的做法，从而达到鼓励农业生产、增加农业产出的目的，这些都是值得其他地区学习的非常宝贵的经验。
　　《瞭望东方周刊》：解决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有没有比较有效的经济手段?
　　詹姆斯·莫里斯：我出生在苏格兰乡村地区，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是在剑桥、牛津等这些人口不过10万人的小城镇中度过的。以中国的标准来看，我所居住的这些地方都是小城市。城市的成功不在于它的规模大小，而在于它的文化内涵。中国幅员辽阔，一个城市的规模未必能够决定国家发展的趋势，每个个体单位的发展才是决定国家最终发展程度的关键因素。同时，中国在发展数量众多的小乡镇时，不要过于关注城市的规模，而要关注这个城市的文化程度。
　　马丁·拉瓦雷：对小城市发展的忽视直接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悬殊，而这种忽视在直接投资上表现得非常明显。不仅是中国，东方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乡村地区投资远远少于城市地区投资的情况，这与西方国家对乡村地区投资的逐年上升形成了鲜明对照。我这里举一个例子，美国大多数州的首府看上去都很破，甚至有的还不如所在州最不起眼的小城镇。同样，在纽约上班的人宁愿把房子买到远离曼哈顿的小城镇，因为那里的生活质量更高。
　　加大对乡村地区的直接投资，最好的办法还是打好农业基础，让农民先富起来，促进广大小城镇发展，通过小城镇做支撑来发展、壮大大中城市，再以大中城市辐射、带动广大乡镇。中国城乡差距由来已久，中国政府必须考虑扩大对乡村的投资，以填平这种差距。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中国来说至少需要25年。
　　
　　城市的隐忧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城中村”现象，能否随着制度和路径的完善最终消失?
　　马丁·拉瓦霄：“城中村”现象是指一些城市在农村流动人口大量涌入的情况下，城市里的人口急剧上升，超过城市经济发展需要和城市基础设施的承载能力，表现出城市化早熟和畸形发展的现象。如北京的浙江村、安徽村、四川村，广州的石牌村、瑶台村、三元里村等。“城中村”的规划、建设、管理混乱，外来人口膨胀等等，这些和现代城市的生态、整洁与文明是大相径庭的。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采取的不是世界各国在城市化进程中普遍采取的劳动力和人口转移的方式，而是采取了农民工流动的形式。这是“城中村”出现的根本原因。随着一些制度性障碍的破除和旧的社会政策及传统习惯和观念的改善，农民向市民的转换会变得顺利，这种现象会逐渐消失的。
　　《瞭望东方周刊》：“城中村”现象会带来什么后果?
　　马丁·拉瓦雷：农民工作为“城中村”活动的主体，一方面他们的社会身份是农民，但又长期生活在城市；另一方面他们的职业身份是工人，但又不是城市居民。他们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人，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城市人，只有用“边缘人”这样的概念才能较为准确地表达出这个社会群体的基本特征。
　　他们本人及其家属往往被排斥在城市主流社会之外，遭受各种歧视，生活在城市社会的最底层；他们的权益随时可能受到侵害，他们的子女不能正常入学，他们没有任何保障形式的呵护，他们在城市社会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被封闭的城市体制抛向城市公共政策和城市管理的社会边缘。
　　因此，这个社会群体越来越具有边缘化的倾向，这种新的边缘化贫困群体正随着中国局部的过度城市化而膨胀，将会是当前城市发展中最不稳定的因素。
　　《瞭望东方周刊》：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提高，绝对贫困人口大幅降低，不过城市相对贫困开始显著，其他国家是否也存在这种情况?
　　马丁·拉瓦霄：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指出，实际上，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城市贫困问题都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普遍性，只是不同国家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这个问题得不到合理有效解决，不仅直接影响亿万城市居民的生存与发展，而且严重地阻碍着城市化的顺利发展，威胁着社会的公平和稳定。例如在印度的新德里，一座典型的拥有49个房间的两层公寓，居住了106户家庭，共518人，平均每人只有1．5平方米左右。城市的固体废弃物中1／3到2／3没有收集起来。这些废弃物堆积在街头，堵塞在下水道里，造成污水横流，疾病传播。
　　《瞭望东方周刊》：有人预计中国的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地区三大组团城市群将成为中国财富集聚的战略性平台和载体。在不到8％的国土面积上，将集聚全国55％人口，产出全国75％以上的GDP，85％以上的工业总产值，95％以上的进出口总量。这些城市群在带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会不会也产生相关的隐患呢?
　　马丁·拉瓦霄：在过去一千年里，世界十大城市的规模扩大了75倍，在一百年里，规模扩大了6．3倍，而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到2050年，世界十大城市人口总量将达到5亿，可能占当时城市人口总量的1／10。然而，传统的城市扩张模式必然导致发展的不可持续性，这给大城市的过度发展敲响了警钟。根据2002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全球环境综合报告、过去十年内传统城市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进一步导致了资源的浪费，环境退化和生态赤字给世界造成了6080亿美元的损失，相当于此前40年损失的总和。大城市扩张的结果，导致了沙尘暴、热岛效应等一系列城市病和居住环境，生活质量的下降，如果中国也沿着传统道路继续走下去，势必在未来某一天会碰到整体发展上的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