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38年的延安城，破旧不堪，连一栋整洁的好房子也难以找到，日军的飞机有时还要飞临上空进行骚扰。然而，这一切都没能阻止人们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重重封锁和阻扰，从四面八方像潮水般地涌来，由此形成了“天下人心归延安”的壮观景象。“到延安去”，尤其成为一大批有志青年和知识分子的共同选择。
陈云提出“抢夺知识分子”的口号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我军战略的展开，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部队逐渐扩大，为解决干部缺乏的问题，我们党大力开展了吸收知識分子入党、参军及加入干部队伍工作。
根据抗日战争的新形势，1938年3月，陈云组织起草了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1937年中共党员只有4万，1938年猛增为50多万。
陈云非常重视吸纳知识分子，许多人对他当年提出的要“抢知识分子”的口号记忆犹新。他说：“现在各方面都在抢知识分子，国民党在抢，抢得慢就没有了。”“如果把广大知识分子都争取到我们这边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那么，我们虽不能说天下完全是我们的，但是至少也有三分之一是我们的了。”
在延安时，曾经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中央医院的傅连暲要求入党，却没有人肯当他的入党介绍人。傅连暲原是福建汀州的一个个体医生，是个知识分子。红军打下汀州时，他参加了红军。后来关闭了自己经营的西药店，带着医药器材，随军撤出汀州，也参加了长征，一路上表现还是不错的。
红军到了延安以后，傅连暲被分到中央医院工作，他的主要任务是给中央领导同志看病，以后担任了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他医术好，看病时也很认真。但与一般同志相处时，显得态度古板，说话生硬。中央医院里的一些同志看不惯他的这种作风，就不介绍他入党。
陈云知道了此事，就同中央组织部干部科科长王鹤寿多次找傅连暲和中央医院党支部的同志谈话，交换思想，了解傅连暲的历史情况，帮助教育他，肯定他的优点，指出他的缺点和错误，要求他改正。
通过细致的思想工作，大家在认识上取得了一致，由陈云、王鹤寿作为傅连暲的入党介绍人。傅连暲入党以后，工作更积极了。建国后，担任卫生部副部长，为革命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名流学者慕名访问延安
1939年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著名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这一专门论述知识分子问题的党内正式文件指出：“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规定：“今后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
决定下发后，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开始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工作，掀起了一场知识分子“抢夺战”。
1938年至1939年间，约有6万名学者、艺术家和知识青年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日伪反动派的重重障碍投奔延安。除了延安，晋察冀根据地因为靠近京津，吸引了两地许多高校以及东北的流亡学生前往投奔。苏沪等地的青年学生则大量奔赴江南新四军的驻地。
此前，除了大量的青年知识分子外，还有不少名流学者和民主人士来延安访问。
中国乡村建设派领导人梁漱溟回忆1938年1月去延安访问的动机时说：“现在国民党方面令人失望了，共产党方面又怎么样？百闻不如一见。”五四时期梁漱溟是北京大学教师，与毛泽东的岳父杨怀中（昌济）是同事，关系甚好。毛泽东在杨怀中的引荐下认识了梁漱溟。这次到延安访问，与毛泽东也算是老朋友重逢。
梁漱溟到延安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同他进行长谈，中心话题是抗日前途问题。梁漱溟根据他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所见所闻，表示出失望和悲观的情绪。毛泽东表示不能苟同梁的观点。他广征博引，十分肯定地说，对中国抗战前途大可不必悲观，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在延安期间 ，梁漱溟同毛泽东交谈八次，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地畅谈。梁漱溟回忆起与毛泽东的这段交往，深有感慨地说，毛泽东不落俗套，没有矫饰，从容、自然而亲切，彼此虽有争辩，而心里没有不舒服之感。
凡是来延安访问的知名人士和社会贤达，毛泽东总是设法挤时间同来访者见见面。毛泽东在细微之处体现真诚。一次，一位著名教授来访，毛泽东拿烟待客，恰恰烟盒里只剩下一支烟。毛泽东把烟折成两半，一半给教授，一半留给自己。那位教授为毛泽东没有把自己当外人而激动不已，心悦诚服地认为中国共产党才是抗战胜利的希望。
中共赢得知识分子争夺战
1949年，伴随着中共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如何争取长期生活在都市里的知识分子的支持？
人民解放军军纪严明，攻城时尽量避免使用重型武器，进城后宁愿露宿街头也不住居民家，这些细节无疑给城市居民（包括知识分子）上了生动的一课。
不仅如此，中共没有以打天下者自居，也没有依靠军事力量将其主张强加给别人，而是积极寻求与知识分子集中的民主党派进行平等协商，筹建民主联合政府，共享新政权。
1949年3月，叶圣陶等人北上解放区参观国民党被俘高级军官收容所时，感受到了新政权的“宽大政策之道”，他们见到被俘的王耀武称“在此学习，读书讨论，大有兴味。又谓此间待遇甚优，颇为感激”，被俘的杜聿明“颜色红润，服装整洁，殊不类阶下囚”。
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人，更懂得礼贤下士和争取知识分子参政的重要性。
例如上海解放时，83岁的张元济作为唯一一个见过光绪帝、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等中国重要政治人物的老人，他的心情极为复杂，本不愿参政，还写了五条“难于应召”的理由。
为了争取张元济，陈毅、陈云等亲自上门拜访，张元济才决定参加政协会议。到了北平后，中共领袖毛泽东约他同游天坛，还在祈年殿外等候他，与他握手寒暄，并对他说，这次革命实际上是人民革命。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还亲自将其“送于门内”。不仅如此，朱德上门拜访过张，周恩来邀请政协代表们聚餐时，将张推为“首座”。张也向毛泽东当面进言，期望中共能下情上达，发展经济，解决民生疾苦。
中国文化强调只有“处处以他人为重”才能换取对方“交心”。很多个案都显示了中共处处以知识分子为重的优秀品质，为知识分子解决了不少工作和生活的困难。
例如徐铸成在香港所办的《文汇报》面临经济困境时，负责报馆的张稚琴电告，有一批钢缆准备在解放区出售，利润将用作《文汇报》的经费。就在钢缆生意谈判陷入僵局时，华北人民政府负责人董必武得知了此事，即吩咐姚依林办理，并关照：“这批电缆，由我们全部收购下来。不要讲价还价，他们要多少，就给多少，他们是为维持香港《文汇报》而筹划经费啊！”徐铸成对此很是感激。
北平解放时，中共接收清华大学后的第一件事便是给教职人员发粮食、现钞，给教授们送去了900元人民券和30斤小米，为他们解决了部分生活困难。
中共的极力争取也是很多知识分子留在大陆的重要原因。
曾加入国民党的历史学家刘绪贻就是一例。在刘留美期间，中共通过芝加哥大学一位犹太学生告诉了他许多关于延安的传奇，帮助其了解中共。回国后，地下党组织安排武汉大学工学院的教师蔡心耜接触刘绪贻，蔡便经常找刘打桥牌，还利用刘的校友来争取他。1948年底，蔡动员刘加入地下党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教师协会”，负责将学校完整保存下来。
杭州解放前夕，中共地下党积极争取浙大校长竺可桢，据时任浙大党支部书记的许良英回忆：“1949年元旦，我们用‘中共杭州工委’的名义给他和一批开明的教授发贺年信（用地下党组织名义发信，这在杭州历史上是唯一的一次），并发动学生为他60岁寿辰开展全校祝寿活动。”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自治会把2月25日误认为竺可桢的生日，师生自发举行庆祝活动，学生准备演戏，教职员纷纷送礼、写贺诗。
尽管这一天距竺可桢的生日还有十来天，他还是在日记中称：“和我的阳历和阴历的生日统如风马牛不相及，亦是可笑事也。但是亲友如此记挂我，我内心总是感激的。”
由上可见，1949年中共对知识分子的争取可谓亮出了“十八般武艺”，让知识分子感到了新政权的亲切与温暖。
（本版稿件摘自《文献中的百年党史》《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组织人事报》《北京日报》）
陈云提出“抢夺知识分子”的口号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我军战略的展开，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部队逐渐扩大，为解决干部缺乏的问题，我们党大力开展了吸收知識分子入党、参军及加入干部队伍工作。
根据抗日战争的新形势，1938年3月，陈云组织起草了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1937年中共党员只有4万，1938年猛增为50多万。
陈云非常重视吸纳知识分子，许多人对他当年提出的要“抢知识分子”的口号记忆犹新。他说：“现在各方面都在抢知识分子，国民党在抢，抢得慢就没有了。”“如果把广大知识分子都争取到我们这边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那么，我们虽不能说天下完全是我们的，但是至少也有三分之一是我们的了。”
在延安时，曾经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中央医院的傅连暲要求入党，却没有人肯当他的入党介绍人。傅连暲原是福建汀州的一个个体医生，是个知识分子。红军打下汀州时，他参加了红军。后来关闭了自己经营的西药店，带着医药器材，随军撤出汀州，也参加了长征，一路上表现还是不错的。
红军到了延安以后，傅连暲被分到中央医院工作，他的主要任务是给中央领导同志看病，以后担任了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他医术好，看病时也很认真。但与一般同志相处时，显得态度古板，说话生硬。中央医院里的一些同志看不惯他的这种作风，就不介绍他入党。
陈云知道了此事，就同中央组织部干部科科长王鹤寿多次找傅连暲和中央医院党支部的同志谈话，交换思想，了解傅连暲的历史情况，帮助教育他，肯定他的优点，指出他的缺点和错误，要求他改正。
通过细致的思想工作，大家在认识上取得了一致，由陈云、王鹤寿作为傅连暲的入党介绍人。傅连暲入党以后，工作更积极了。建国后，担任卫生部副部长，为革命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名流学者慕名访问延安
1939年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著名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这一专门论述知识分子问题的党内正式文件指出：“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规定：“今后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
决定下发后，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开始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工作，掀起了一场知识分子“抢夺战”。
1938年至1939年间，约有6万名学者、艺术家和知识青年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日伪反动派的重重障碍投奔延安。除了延安，晋察冀根据地因为靠近京津，吸引了两地许多高校以及东北的流亡学生前往投奔。苏沪等地的青年学生则大量奔赴江南新四军的驻地。
此前，除了大量的青年知识分子外，还有不少名流学者和民主人士来延安访问。
中国乡村建设派领导人梁漱溟回忆1938年1月去延安访问的动机时说：“现在国民党方面令人失望了，共产党方面又怎么样？百闻不如一见。”五四时期梁漱溟是北京大学教师，与毛泽东的岳父杨怀中（昌济）是同事，关系甚好。毛泽东在杨怀中的引荐下认识了梁漱溟。这次到延安访问，与毛泽东也算是老朋友重逢。
梁漱溟到延安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同他进行长谈，中心话题是抗日前途问题。梁漱溟根据他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所见所闻，表示出失望和悲观的情绪。毛泽东表示不能苟同梁的观点。他广征博引，十分肯定地说，对中国抗战前途大可不必悲观，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在延安期间 ，梁漱溟同毛泽东交谈八次，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地畅谈。梁漱溟回忆起与毛泽东的这段交往，深有感慨地说，毛泽东不落俗套，没有矫饰，从容、自然而亲切，彼此虽有争辩，而心里没有不舒服之感。
凡是来延安访问的知名人士和社会贤达，毛泽东总是设法挤时间同来访者见见面。毛泽东在细微之处体现真诚。一次，一位著名教授来访，毛泽东拿烟待客，恰恰烟盒里只剩下一支烟。毛泽东把烟折成两半，一半给教授，一半留给自己。那位教授为毛泽东没有把自己当外人而激动不已，心悦诚服地认为中国共产党才是抗战胜利的希望。
中共赢得知识分子争夺战
1949年，伴随着中共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如何争取长期生活在都市里的知识分子的支持？
人民解放军军纪严明，攻城时尽量避免使用重型武器，进城后宁愿露宿街头也不住居民家，这些细节无疑给城市居民（包括知识分子）上了生动的一课。
不仅如此，中共没有以打天下者自居，也没有依靠军事力量将其主张强加给别人，而是积极寻求与知识分子集中的民主党派进行平等协商，筹建民主联合政府，共享新政权。
1949年3月，叶圣陶等人北上解放区参观国民党被俘高级军官收容所时，感受到了新政权的“宽大政策之道”，他们见到被俘的王耀武称“在此学习，读书讨论，大有兴味。又谓此间待遇甚优，颇为感激”，被俘的杜聿明“颜色红润，服装整洁，殊不类阶下囚”。
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人，更懂得礼贤下士和争取知识分子参政的重要性。
例如上海解放时，83岁的张元济作为唯一一个见过光绪帝、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等中国重要政治人物的老人，他的心情极为复杂，本不愿参政，还写了五条“难于应召”的理由。
为了争取张元济，陈毅、陈云等亲自上门拜访，张元济才决定参加政协会议。到了北平后，中共领袖毛泽东约他同游天坛，还在祈年殿外等候他，与他握手寒暄，并对他说，这次革命实际上是人民革命。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还亲自将其“送于门内”。不仅如此，朱德上门拜访过张，周恩来邀请政协代表们聚餐时，将张推为“首座”。张也向毛泽东当面进言，期望中共能下情上达，发展经济，解决民生疾苦。
中国文化强调只有“处处以他人为重”才能换取对方“交心”。很多个案都显示了中共处处以知识分子为重的优秀品质，为知识分子解决了不少工作和生活的困难。
例如徐铸成在香港所办的《文汇报》面临经济困境时，负责报馆的张稚琴电告，有一批钢缆准备在解放区出售，利润将用作《文汇报》的经费。就在钢缆生意谈判陷入僵局时，华北人民政府负责人董必武得知了此事，即吩咐姚依林办理，并关照：“这批电缆，由我们全部收购下来。不要讲价还价，他们要多少，就给多少，他们是为维持香港《文汇报》而筹划经费啊！”徐铸成对此很是感激。
北平解放时，中共接收清华大学后的第一件事便是给教职人员发粮食、现钞，给教授们送去了900元人民券和30斤小米，为他们解决了部分生活困难。
中共的极力争取也是很多知识分子留在大陆的重要原因。
曾加入国民党的历史学家刘绪贻就是一例。在刘留美期间，中共通过芝加哥大学一位犹太学生告诉了他许多关于延安的传奇，帮助其了解中共。回国后，地下党组织安排武汉大学工学院的教师蔡心耜接触刘绪贻，蔡便经常找刘打桥牌，还利用刘的校友来争取他。1948年底，蔡动员刘加入地下党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教师协会”，负责将学校完整保存下来。
杭州解放前夕，中共地下党积极争取浙大校长竺可桢，据时任浙大党支部书记的许良英回忆：“1949年元旦，我们用‘中共杭州工委’的名义给他和一批开明的教授发贺年信（用地下党组织名义发信，这在杭州历史上是唯一的一次），并发动学生为他60岁寿辰开展全校祝寿活动。”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自治会把2月25日误认为竺可桢的生日，师生自发举行庆祝活动，学生准备演戏，教职员纷纷送礼、写贺诗。
尽管这一天距竺可桢的生日还有十来天，他还是在日记中称：“和我的阳历和阴历的生日统如风马牛不相及，亦是可笑事也。但是亲友如此记挂我，我内心总是感激的。”
由上可见，1949年中共对知识分子的争取可谓亮出了“十八般武艺”，让知识分子感到了新政权的亲切与温暖。
（本版稿件摘自《文献中的百年党史》《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组织人事报》《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