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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高等教育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动态影响，其结果显示：增高研本比有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即研究生扩招确实有助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升，而不是增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负担；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可以按照高等教育结构的影响变化分为五个阶段，1998年开展的高教改革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最深；然而，目前中国急需新一轮的高等教育改革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合理分配高教资源，提高其应用性。
关键词：经济增长质量；高等教育结构；高等教育改革
高等教育由精英化转向大众化，有学者认为扩大研究生培养规模将增大国家负担、造成资源扭曲等。根据2011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的数据显示：中国大专及以上人口大约占6岁及以上人口的10.06%，高等教育加深了人力资本的异质化程度，高等教育内部层次结构的合理性不仅关系到高层次人才的培养，而且还关系到中国经济、社会、科技的协同作用。那么，中国研究生扩招对经济增长质量到底有何影响？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分几个阶段，每阶段的作用大小？该如何调整高等教育的结构才能够最大程度地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笔者将在后文的分析中加以论述。
文献综述
学术界目前并未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定义达成共识，学者们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定义大体可分成狭义经济增长质量与广义经济增长质量。狭义经济增长质量主要是指经济增长的效率，如卡马耶夫（1983）等；广义的经济增长质量则包括更丰富的内涵，如贫富差距的缩小、教育水平的提升、社会经济的稳定等，如巴罗（Barro）（2002）[1]、魏婕（2009）[2]、任保平（2012）[3]、彭越（2016）[4]等。本文综合经济增长质量理论的相关文献认为，由于质量是对物品或服务优劣程度的衡量，是一个处于不断演化中的复合概念，经济增长质量亦应该相同，它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演进的衡量着经济增长的优劣程度，经济增长质量应包括三个维度，即效率、公平与稳定以及可持续。
在教育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方面，多数研究是从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角度来分析，如哈瓦（Hava）（2010）[5]的教育年限、布鲁雅（Borooah）（2006）[6]的家庭教育投入、张长征等（2009）[7]的教育公平等角度。解垩（2005）[8]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对经济的贡献率只有0.13%， 且高等教育投资的溢出效果并不显著。然而，目前并未有文献研究高等教育内部层次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情况。因此，本文将就此展开分析。
中國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
1.数据说明与稳定性检验
1999年，实施高等教育大扩招使中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2002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6%，超出精英化教育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5%的水平，中国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1977年，高考录取人数仅为27万人，录取率为4.8%；2012年，高考录取人数则为685万人，录取率达到75%。相对的，研究生毕业生人数增长缓慢。
笔者参考巴罗（2002）[1]、随洪光（2013）[9]、魏婕（2012）[10]等经济增长质量相关研究，通过对二十余个指标的降维得到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具体过程请见彭越（2016） [4]。本文用普通本专科毕业生数与研究生毕业生数之比作为代理变量代表高等教育层次结构的变化，记为YB，经济增长质量指数记为Q，15岁～64岁劳动力人口的增长率记为GP，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占GDP的比例记为FDI。上述变量均通过平稳性检验。
2.状态空间模型
第一，模型设定。根据彭越（2016）[4]，本文构建的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与经济增长质量可变参数的状态空间模型：以滞后一期的经济增长质量作为普通自变量，YB、FDI、GP为具有可变参数的自变量，以经济增长质量为因变量。Q代表着经济增长质量指数，sv1，t、sv2，t、sv3，t分别衡量各时间点上高等教育内部层次结构、人口增长率、FDI对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敏感程度，也被称之为高等教育内部层次结构、人口增长率及FDI对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弹性。
第二，模型估计。对状态空间模型进一步回归，发现FDI、GP的可变参数均不显著，将FDI、GP逐次逐步作为普通变量带入状态空间模型，结果如表1所示，从估计值结果上来看，构建滞后一期的Q、FDI、GP作为普通自变量，YB为具有可变参数的自变量，以经济增长质量为因变量的状态空间模型。对方程估计残差进行稳定性检验，发现残差通过ADF检验。另外，笔者曾将进口值占GDP的比例等经济变量带入状态空间模型，结果发现其也同样不显著，篇幅关系笔者不再一一列出。
随着普通本专科毕业生数与研究生毕业生数之比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弹性值为负，且绝对值总体呈增大趋势，即增加中国研究生的招生人数，增大研本比（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生与本专科生毕业人数之比）有助于提升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中国劳动力市场更加需要专业化、高素质的人才，以促进在管理和科学技术水平上进行创新，提高生产效率、研发新产品。研究生相比于本科生更加理性，具有更高的社会、文化、认知资本。
根据统计局的数据，2009年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中研究生毕业仅占全部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的19.2%，中国发表科技论文136.1万篇，获得专利申请授权58.12万项；2011年研究生毕业仅占全部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的19.9%，中国发表科技论文150万篇，专利申请授权96万项，研究生在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中比例上升，中国的科技创新水平随之增强。1999年以来实行的几次教育改革大幅度增加了普通本专科毕业生数，而研究生毕业生数的增长却相对缓慢。中国硕士研究生教育年限为2年～ 3年，非定向型博士研究生的教育年限仅为3年～ 4年（博士研究生数目相对庞大的本科生录取数更少），相对于一般教育年限为4年的本科教育，培养硕士研究生所需增加的总成本要小得多，而且研究生教育期间可以参加到社会实践中，在导师的指导中提早进入“干中学”模式。因而，增大研究生的招生人数有助于中国科技与管理创新，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与保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而不是扩招研究生会造成资源的进一步浪费、增加国家负担造成资源扭曲。据图1，本文将高等教育改革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6年—1993年。普通本专科毕业生数与研究生毕业生数之比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弹性绝对值先逐渐增大，1990年到1993年间普通本专科毕业生数与研究生毕业生数之比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弹性绝对值则逐渐减小，即增大研本比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拉高作用先增大后减小。1985年5月，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改革高校的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制度，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其后，国务院颁布了《高等教育管理职责暂行规定》等一系列的文件以推动高等教育公共管理体制的改革。此次改革取得一定成效，明确了未来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方向。
第二阶段：1993年—1998年。造成第二阶段波动的原因可能是1993年中国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推行双向选择的就业制度，优化了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使得第二阶段1993年—1998年间研本比的弹性绝对值发生波动。1993年，中国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在纲要中指示政府要转变职能，由直接的行政管理转变为宏观管理，并且改革了高校的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制度，由“统包统分”“包当干部”转化为大多数毕业生“自主择业”，之后中国又先后颁布多个相关文件进一步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极大程度地增强了劳动力市场的活力，使市场对更高素质的研究生的需求短期内更大，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强。
第三阶段：1998年—2003年。1998年以后，研本比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拉高作用明显增大；2000年，普通本专科毕业生数与研究生毕业生数之比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弹性系数降到-0.17292，也就是说增大研本比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作用达到最大；2000年—2003年，研本比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拉高效应才逐渐减弱；1998年，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1999年，进行了本科大规模扩招、批准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等。1998年，普通高校招生人数的增长率仅为8.4%；1999年，其增长率则达到42.9%。改革虽然促使中国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变，但本专科人数的快速上升导致普通高校教育资源不足，普通本专科教育质量降低，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也导致市场对本专科毕业生需求的减少，本专科毕业生数的大幅增加拉低了经济增长质量。而2000年以后高校教育改革的成果逐步显现，2000年高校教育经费为764.65亿元，到2001年上涨到1247.55亿元，增长63.2%，教育质量的上升使本科大扩招对经济增长质量效应逐渐减小。
第四阶段：2003年—2008年。研本比的弹性值相对比较平稳，这意味着上一次高等教育改革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已逐渐减小，市场已适应1999年的大扩招等改革对经济的影响，高等教育内部层次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趋于平稳。
第五阶段：2008年—2012年。本专科与研究生毕业生数之比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拉低效应再次增大，即研究生扩招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增强。随着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受危机传染效应的影响加深。由于次贷危机、国际金融危机以及欧债危机、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经济增长放缓导致危机期间中国高校应届毕业生的“就业难”，尤其是本科毕业生劳动力资源未获得充分利用，进而造成拉动作用变大。据《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2009—2010）》統计，2009年博士与硕士、本科生就业率分别是79.9%、 81.2%、79.6%，研究生就业率高于本科生。2010年，发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再次深化了高等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公平，使得研究生与普通本专科生毕业生数之比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拉动作用发生变化，教育公平减弱了高等教育内部层次结构不合理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虽然有研究认为扩大研究生的培养可能导致代际正义缺乏与社会不公平、资源浪费，但本文通过状态空间模型研究了中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结果发现：加大研究生招生有助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通过状态空间模型发现普通本专科毕业生数与研究生毕业生数之比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弹性值为负值，弹性的绝对值总体呈增大趋势，即研本比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拉高作用渐强，即中国应该扩招研究生，加之本专科毕业生数量远高于研究生毕业生数可推出中国的本科教育“大而不强”的事实，且研究生阶段相对于本科阶段的学习更加符合社会需求、效率更高，更有助于中国经济质量上的提升。
本文根据状态空间模型的结果将中国高等教育历程分为五个阶段，各阶段高教改革导致研本比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不同。然而，不论是哪个阶段，增大研本比都有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许多研究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但从上述分析结果上看，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并不合理，急需进一步改革。
不平衡与经济缺乏新增长点是中国现阶段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不平衡究其根本是由于资本收益率大于劳动收益率；经济缺乏新增长点究其根本则是创新不足。提升劳动收益率与促进创新都离不开人才培养，高等教育在其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实施研究生扩招有利于中国人才专业化培养、实施创新战略、达到赶超目标、为新一轮技术革命做铺垫。因而，本文建议中国应提高本科教学的质量，增强高等教育的应用性，优化高等教育的结构层次，增大研究生的招生人数，合理分配高等教育资源。
参考文献：
[1]Barro R.J.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R]. Central Bank of Chile Working Papers，2002，No.168.
[2] 魏婕，任保平.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论与实证分析—基于1952—2007年的数据[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9（11）：36-44.
[3] 任保平.经济增长质量：理论阐释、基本命题与伦理原则[J].学术月刊， 2012（2）：63-70.
[4] 彭越.中国与印度经济增长质量的比较研究[D].吉林：吉林大学，2016.
[5] Hava T. H.， Ramazan Erturgut.An evaluation of education relations together with technology， employe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omponents[J].Procedia -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0，2（2）：1771-1775.
[6]Borooah VK.，Bj?rn Gustafsson， Shi Li .China and India： Income inequality and poverty north and south of the Himalayas[J].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06（11）：797-817.
[7] Zhang Changzheng， Kong Jin.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al equity and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1978-2004 [J].Procedia -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09，1（1）： 189-194.
[8] 解垩.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基于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分析[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5（5）：74-80.
[9] 随洪光.外资引入、贸易扩张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省际动态面板模型的经验分析[J].财贸经济，2013（9）：85-94.
[10] 魏婕，任保平.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测度及其排序[J].经济学动态，2012（4）：27-33.
（作者单位：彭越，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张佳睿，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于 洋]
关键词：经济增长质量；高等教育结构；高等教育改革
高等教育由精英化转向大众化，有学者认为扩大研究生培养规模将增大国家负担、造成资源扭曲等。根据2011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的数据显示：中国大专及以上人口大约占6岁及以上人口的10.06%，高等教育加深了人力资本的异质化程度，高等教育内部层次结构的合理性不仅关系到高层次人才的培养，而且还关系到中国经济、社会、科技的协同作用。那么，中国研究生扩招对经济增长质量到底有何影响？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分几个阶段，每阶段的作用大小？该如何调整高等教育的结构才能够最大程度地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笔者将在后文的分析中加以论述。
文献综述
学术界目前并未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定义达成共识，学者们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定义大体可分成狭义经济增长质量与广义经济增长质量。狭义经济增长质量主要是指经济增长的效率，如卡马耶夫（1983）等；广义的经济增长质量则包括更丰富的内涵，如贫富差距的缩小、教育水平的提升、社会经济的稳定等，如巴罗（Barro）（2002）[1]、魏婕（2009）[2]、任保平（2012）[3]、彭越（2016）[4]等。本文综合经济增长质量理论的相关文献认为，由于质量是对物品或服务优劣程度的衡量，是一个处于不断演化中的复合概念，经济增长质量亦应该相同，它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演进的衡量着经济增长的优劣程度，经济增长质量应包括三个维度，即效率、公平与稳定以及可持续。
在教育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方面，多数研究是从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角度来分析，如哈瓦（Hava）（2010）[5]的教育年限、布鲁雅（Borooah）（2006）[6]的家庭教育投入、张长征等（2009）[7]的教育公平等角度。解垩（2005）[8]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对经济的贡献率只有0.13%， 且高等教育投资的溢出效果并不显著。然而，目前并未有文献研究高等教育内部层次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情况。因此，本文将就此展开分析。
中國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
1.数据说明与稳定性检验
1999年，实施高等教育大扩招使中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2002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6%，超出精英化教育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5%的水平，中国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1977年，高考录取人数仅为27万人，录取率为4.8%；2012年，高考录取人数则为685万人，录取率达到75%。相对的，研究生毕业生人数增长缓慢。
笔者参考巴罗（2002）[1]、随洪光（2013）[9]、魏婕（2012）[10]等经济增长质量相关研究，通过对二十余个指标的降维得到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具体过程请见彭越（2016） [4]。本文用普通本专科毕业生数与研究生毕业生数之比作为代理变量代表高等教育层次结构的变化，记为YB，经济增长质量指数记为Q，15岁～64岁劳动力人口的增长率记为GP，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占GDP的比例记为FDI。上述变量均通过平稳性检验。
2.状态空间模型
第一，模型设定。根据彭越（2016）[4]，本文构建的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与经济增长质量可变参数的状态空间模型：以滞后一期的经济增长质量作为普通自变量，YB、FDI、GP为具有可变参数的自变量，以经济增长质量为因变量。Q代表着经济增长质量指数，sv1，t、sv2，t、sv3，t分别衡量各时间点上高等教育内部层次结构、人口增长率、FDI对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敏感程度，也被称之为高等教育内部层次结构、人口增长率及FDI对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弹性。
第二，模型估计。对状态空间模型进一步回归，发现FDI、GP的可变参数均不显著，将FDI、GP逐次逐步作为普通变量带入状态空间模型，结果如表1所示，从估计值结果上来看，构建滞后一期的Q、FDI、GP作为普通自变量，YB为具有可变参数的自变量，以经济增长质量为因变量的状态空间模型。对方程估计残差进行稳定性检验，发现残差通过ADF检验。另外，笔者曾将进口值占GDP的比例等经济变量带入状态空间模型，结果发现其也同样不显著，篇幅关系笔者不再一一列出。
随着普通本专科毕业生数与研究生毕业生数之比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弹性值为负，且绝对值总体呈增大趋势，即增加中国研究生的招生人数，增大研本比（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生与本专科生毕业人数之比）有助于提升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中国劳动力市场更加需要专业化、高素质的人才，以促进在管理和科学技术水平上进行创新，提高生产效率、研发新产品。研究生相比于本科生更加理性，具有更高的社会、文化、认知资本。
根据统计局的数据，2009年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中研究生毕业仅占全部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的19.2%，中国发表科技论文136.1万篇，获得专利申请授权58.12万项；2011年研究生毕业仅占全部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的19.9%，中国发表科技论文150万篇，专利申请授权96万项，研究生在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中比例上升，中国的科技创新水平随之增强。1999年以来实行的几次教育改革大幅度增加了普通本专科毕业生数，而研究生毕业生数的增长却相对缓慢。中国硕士研究生教育年限为2年～ 3年，非定向型博士研究生的教育年限仅为3年～ 4年（博士研究生数目相对庞大的本科生录取数更少），相对于一般教育年限为4年的本科教育，培养硕士研究生所需增加的总成本要小得多，而且研究生教育期间可以参加到社会实践中，在导师的指导中提早进入“干中学”模式。因而，增大研究生的招生人数有助于中国科技与管理创新，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与保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而不是扩招研究生会造成资源的进一步浪费、增加国家负担造成资源扭曲。据图1，本文将高等教育改革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6年—1993年。普通本专科毕业生数与研究生毕业生数之比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弹性绝对值先逐渐增大，1990年到1993年间普通本专科毕业生数与研究生毕业生数之比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弹性绝对值则逐渐减小，即增大研本比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拉高作用先增大后减小。1985年5月，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改革高校的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制度，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其后，国务院颁布了《高等教育管理职责暂行规定》等一系列的文件以推动高等教育公共管理体制的改革。此次改革取得一定成效，明确了未来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方向。
第二阶段：1993年—1998年。造成第二阶段波动的原因可能是1993年中国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推行双向选择的就业制度，优化了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使得第二阶段1993年—1998年间研本比的弹性绝对值发生波动。1993年，中国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在纲要中指示政府要转变职能，由直接的行政管理转变为宏观管理，并且改革了高校的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制度，由“统包统分”“包当干部”转化为大多数毕业生“自主择业”，之后中国又先后颁布多个相关文件进一步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极大程度地增强了劳动力市场的活力，使市场对更高素质的研究生的需求短期内更大，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强。
第三阶段：1998年—2003年。1998年以后，研本比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拉高作用明显增大；2000年，普通本专科毕业生数与研究生毕业生数之比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弹性系数降到-0.17292，也就是说增大研本比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作用达到最大；2000年—2003年，研本比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拉高效应才逐渐减弱；1998年，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1999年，进行了本科大规模扩招、批准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等。1998年，普通高校招生人数的增长率仅为8.4%；1999年，其增长率则达到42.9%。改革虽然促使中国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变，但本专科人数的快速上升导致普通高校教育资源不足，普通本专科教育质量降低，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也导致市场对本专科毕业生需求的减少，本专科毕业生数的大幅增加拉低了经济增长质量。而2000年以后高校教育改革的成果逐步显现，2000年高校教育经费为764.65亿元，到2001年上涨到1247.55亿元，增长63.2%，教育质量的上升使本科大扩招对经济增长质量效应逐渐减小。
第四阶段：2003年—2008年。研本比的弹性值相对比较平稳，这意味着上一次高等教育改革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已逐渐减小，市场已适应1999年的大扩招等改革对经济的影响，高等教育内部层次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趋于平稳。
第五阶段：2008年—2012年。本专科与研究生毕业生数之比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拉低效应再次增大，即研究生扩招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增强。随着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受危机传染效应的影响加深。由于次贷危机、国际金融危机以及欧债危机、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经济增长放缓导致危机期间中国高校应届毕业生的“就业难”，尤其是本科毕业生劳动力资源未获得充分利用，进而造成拉动作用变大。据《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2009—2010）》統计，2009年博士与硕士、本科生就业率分别是79.9%、 81.2%、79.6%，研究生就业率高于本科生。2010年，发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再次深化了高等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公平，使得研究生与普通本专科生毕业生数之比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拉动作用发生变化，教育公平减弱了高等教育内部层次结构不合理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虽然有研究认为扩大研究生的培养可能导致代际正义缺乏与社会不公平、资源浪费，但本文通过状态空间模型研究了中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结果发现：加大研究生招生有助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通过状态空间模型发现普通本专科毕业生数与研究生毕业生数之比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弹性值为负值，弹性的绝对值总体呈增大趋势，即研本比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拉高作用渐强，即中国应该扩招研究生，加之本专科毕业生数量远高于研究生毕业生数可推出中国的本科教育“大而不强”的事实，且研究生阶段相对于本科阶段的学习更加符合社会需求、效率更高，更有助于中国经济质量上的提升。
本文根据状态空间模型的结果将中国高等教育历程分为五个阶段，各阶段高教改革导致研本比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不同。然而，不论是哪个阶段，增大研本比都有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许多研究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但从上述分析结果上看，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并不合理，急需进一步改革。
不平衡与经济缺乏新增长点是中国现阶段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不平衡究其根本是由于资本收益率大于劳动收益率；经济缺乏新增长点究其根本则是创新不足。提升劳动收益率与促进创新都离不开人才培养，高等教育在其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实施研究生扩招有利于中国人才专业化培养、实施创新战略、达到赶超目标、为新一轮技术革命做铺垫。因而，本文建议中国应提高本科教学的质量，增强高等教育的应用性，优化高等教育的结构层次，增大研究生的招生人数，合理分配高等教育资源。
参考文献：
[1]Barro R.J.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R]. Central Bank of Chile Working Papers，2002，No.168.
[2] 魏婕，任保平.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论与实证分析—基于1952—2007年的数据[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9（11）：36-44.
[3] 任保平.经济增长质量：理论阐释、基本命题与伦理原则[J].学术月刊， 2012（2）：63-70.
[4] 彭越.中国与印度经济增长质量的比较研究[D].吉林：吉林大学，2016.
[5] Hava T. H.， Ramazan Erturgut.An evaluation of education relations together with technology， employe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omponents[J].Procedia -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0，2（2）：1771-1775.
[6]Borooah VK.，Bj?rn Gustafsson， Shi Li .China and India： Income inequality and poverty north and south of the Himalayas[J].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06（11）：797-817.
[7] Zhang Changzheng， Kong Jin.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al equity and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1978-2004 [J].Procedia -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09，1（1）： 189-194.
[8] 解垩.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基于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分析[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5（5）：74-80.
[9] 随洪光.外资引入、贸易扩张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省际动态面板模型的经验分析[J].财贸经济，2013（9）：85-94.
[10] 魏婕，任保平.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测度及其排序[J].经济学动态，2012（4）：27-33.
（作者单位：彭越，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张佳睿，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于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