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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於“中国製造”的秘密,“中国模式”的问题,我们在上文中已经讲了不少。本文想深入探讨一下“中国模式”这个概念,然后我们再来看它的未来,也就是中国新兴工人阶级的未来,尤其是涉及其中的两个主要问题:工会问题和中国新兴的工人阶级在城市的身份问题。解决这两个问题是革新“中国模式”的关键。
工会为谁代言
从马克思那时起,工人阶级就被号召要团结起来争取自己的权益。正如《国际歌》所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可以参加代表自己利益的独立工会,然后由工会出面和资方或者其它僱佣方如政府来协商工人权益的维护。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的权益是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其下属的各种工会来代表的。
但是在过去的60多年来,工会的作用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在多数人的认知中,工会只是一个福利机构。拿在这次工潮中首当其冲的广东南海本田厂的工会来说,它的职能只是每年在春节、中秋和员工生日时发一张价值100元的福利卡,全年300元。另外每年组织一次集体旅遊。(关於本文中涉及本田工人罢工的情事,请看《新华网》2010年6月25日转发《中国新闻周刊》文章“工会的新机会:重组?选举?”)在国营企业中工会的功能也不过如此。我本人以前工作的国营单位工会的工作也只是过年过节时发米、发面、发水果、发鸡蛋,组织职工到西柏坡、泰山旅遊而已。
在职工利益和资方利益发生冲突时,工会通常站在资方一边。还以本田罢工事件为例,工会委员会里面的七位委员全部为厂领导。在劳资发生纠纷时,工会主席“像保镖一样”陪在总经理身边劝工人复工。在劳资谈判时,工会领导坐中间,劳资坐两边。但是工会主席不时地到总经理桌前,弯腰听取总经理的耳提面命。麦克风里还不时传出工会主席连连应允的声音。工会律师团的律师还当面指责工人罢工违法。
本田事件凸显了工会的问题。正如广州市总工会主席陈伟光所说,“工会不帮工人说话,要它干吗”?於是6月3日,本田厂进行了工会改组,增选了工人代表。6月4日,劳资双方达成协议,南海本田罢工事件告一段落。同一天,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了《关於进一步加强企业工会建设充分发挥企业工会作用的紧急通知》。《通知》要求在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商投资等非公有制企业也都要组建工会,“做到哪里有职工哪里就有工会组织,哪里有工会组织哪里就有工会作用的发挥”。
工会应有独立性
但是工会组织究竟如何发挥作用?它与党和政府的关係如何?它和国营或非公企业中的党团组织是什么关係?它在多大程度上是独立的?这些问题还有待解决。上述《通知》要求“保证企业工会在党的领导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这里的“独立自主”似乎是指相对於资方而言,而不是对党和政府而言。那么,如果工会的利益与党和政府的利益有冲突时该怎么办?
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工会能否为工人维权?工人能否建立独立工会?这些问题看来是“中国模式”面临的下一个问题。工会独立於资方,是改进“中国模式”的一个重要举措。工会能否独立於党和政府,或者说如何处理好与党和政府的关係、与资方的关係,这是“中国模式”是否能够改进成功、“中国製造”能否转型成功的关键之一。
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中国之所以基本没有独立工会(据说有些地方是有独立工会的),主要原因是主政者和资方都害怕独立工会可能会导致工人闹事,影响社会稳定。其实,借用五十年代全国总工会主席的一句话,“所谓闹事,是因为有事才闹起来”。没有事怎么会闹事呢?所以,害怕独立工会本身是一个迷思。在正常情況下,工人是不会“闹事”的。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就很少听到有工人“闹事”的情況。即使有工人“闹事”,也正好说明有问题需要处理,而独立工会可以在和资方协商的过程中比较好地代表工人利益,将可能的“闹事”减少到最小的程度,甚至达到不“闹事”的境界。这次本田事件就是因为工会没有代表工人利益,事情才闹得越来越大。问题的解決,也是在独立工人代表选上之后的事情。所以独立工会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当然,如果主政者还是不放心,那么就让官方的工会增加一些独立性。2003年时,广东省12万多个基层工会中有三分之一,也就是4万多个基层工会是经过民主直选产生的。那么,现在呢?有没有可能做到:第一,让所有有工人、职员的地方都有工会;第二,在有工会的地方,所有的工会主席都由工人们民主直选产生。
其实可以鼓励现在中华全国总工会下属各工会的主席参加直选。如果他们没有被选上,就让被选上的工会主席来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行使工会的职权。这样既保证了党和政府的领导,又能够比较有效地保障工人的权益。
在五十年代时,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就提出工会和党的干部都可以参加到罢工工人的行列中来,让他们感到党和工会是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上述思路,只不过是刘少奇在五十年代时的思路。我们总不可以在近60年之后都还没有一点进步吧。
在全国各地出现工人罢工的浪潮、要求改善薪酬待遇、劳动条件和福利制度的时候,国家和社会的确应该认真思考如何解决“中国製造”的问题,从而实现“中国模式”的转型。如果主政者想避免更多、更严重的事情发生,唯有釜底抽薪,让工会相对独立乃至完全独立,並真正负起维权的责任来,协调劳资矛盾,提高工人待遇,缓解民怨民困,解决我们在前一篇文章中提到的问题,让社会真正达到和解、和谐。
农民工的身份问题
工会问题的解决仅仅是“中国模式”转型的一个方面。如何让农民工真正获得工人阶级的身份,在城市里取得一席之地,变成市民,是对中国国家和社会、对“中国模式”转型的另外一个严重考验。
我们在上文中已经提到,“中国製造”的秘密之一,或者说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工厂的原因之一,是亷价的劳力,也就是由农民工提供的亷价劳力。而他们之所以能够提供亷价劳力,是因为他们的农民身份。这样的“中国模式”已经正在得到人们的唾棄,正如这次富士康和本田事件的后续发展所表明的那样。其实,在2010年的两会期间,大陆就有11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13家勇敢的媒体发表联合社论,指出必须改革城乡二元体制与户口制度。他们质问到:
户籍制度分割了城市和乡村。“农民工”是对那些户籍在农村而身在城市打工的人群的特定称谓,最早的一代农民工,为城市的发展付出了自己的劳动,可是,他们的下一代仍然没有办法解決身份认同,他们的子女仍然背负着上一代的困惑,他们生活的城市仍然无法接纳他们,这才有了80后、90后农民工的称谓。我们要问,这样的隔离究竟还要持续几代人?
如何让农民工转化成为工人阶级,让农民身份转化成为市民身份,是对“中国模式”的一个巨大挑战。让农民工融入自己的社会,各个城市都需要有具体措施。比如允许工人家属迁往城市,在子女就学、社会保障等方面和城市人有相同的待遇等等。城市居住证的准备出台,仅仅是一个开始,而且许多问题也还是未能解决。
比如报载(见《澳门日报》6月16日社论“制度藩篱易破,社会歧视难除”)农民工子弟在就读上海宝山区某公立学校时,需要穿和本地学生不同的校服、在不同的楼里上课、使用不同的教材、由不同的教师来授课、使用不同的上课时间、使用旧家俱、不能参加学校的评奖活动、不能和本地学生一起打球等等。在21世纪的今天,竟然还有如此荒唐、大胆的歧视现象,真也让人瞠目结舌。类似这样明显的歧视可能並不多见,但是其它有形无形、甚至更加严重的歧视卻可能並不少见,只是人们见怪不怪而已。看来解决各种各样对农民(工)的歧视问题,恐怕是国家和社会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之一。
他们在城市工作,本来就是这个城市的市民。再也不应该把农民当作二等公民来对待。再也不应该让他们过着那几位联署的社会学家所讲的“无根无助、家庭分离、父母无人照顾、孩子缺乏关爱的没有尊严的生活”。
30多年来,千百万留守儿童及其家庭所遇到的种种磨难,以及类似上述农民工子弟在城市里所受到的歧视,还有对农民(工)整体的压榨,是“中国模式”的耻辱。在国富民强的今天,我们再也没有理由让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到现在近80年来为国家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农民,再继续付出这样和那样的代价。这是任何一个有良心的当政者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他们应该被允许在城里安家,而且不一定非要住在工厂园区里面。富士康的半军事化管理经验证明,在园区的集体生活对员工的确有很多负面的影响。如果拨打110接电话的都是富士康的保安,把员工和社会隔绝开的话,如果“走出实验室,没有高科技,只有执行的纪律”的话,如果“只要‘老大’让你做一件事,你的回答只能有四种选择:嗯、是、好、OK”的话,那和监狱有多大区别呢?让他们融入当地社会,像市民一样生活,是主政者的责任,也是他们的良心所在。
结论:敢问路在何方?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杨洁勉在谈到人民币升值会侵蚀外汇储备的价值时说,“我们的外汇储备是以我们的血汗、环境和辛苦劳动为代价积累起来的……”。这里的第二个“我们”应该换成“农民工”。中国的外汇储备总额是2.4万亿美元,其中的多少本来应该是付给农民工的工资、工伤抚恤金呢?
如果主政者和资方真的想擦亮並保护“中国製造”的品牌,让“中国模式”有点吸引力,除了挽回环境方面的损失之外,他们还必须让企业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来,提高农民工的工作待遇。与此同时,主政者要给农民(工)应得的共和国公民的身份,让他们和马克思心目中的产业工人和市民一样,有维护自己权力的能力和机制,有享受市民待遇的权利和机制。
南海本田曾经规定如果工人“唆使员工集会、停工怠工”都可以被开除。厂内实习生也要签署“決不领导、参与怠工、停工等活动。如有违反,自愿接受被公司退回学校及学校给予的开除学籍的处罚”。在资方运用各种手段保证能够持续榨取工人血汗的时候,主政者难道不应该立法让工会合法化,让官方工会独立化,让他们具有集体谈判的权力,从而为工人维权吗?
如果工会不可以有独立性、农民工不可以成为市民,享受市民待遇,那么主政者不就和资方一起变成了“中国製造”、“世界工厂”、“中国模式”背后悲剧的元兇吗?这不是和胡锦涛主席让工人体面地劳动、温家宝总理让人们活得更有尊严的说法背道而驰吗?在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0.5的危险时刻,在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的时候,主政者不应该好好思考农民工的路在何方、企业的路在何方、“中国製造”的路在何方、中国的路在何方、你们自己的路在何方吗?
所以说,富士康的连环自杀案,只不过是“中国製造”辉煌历史后面人们不愿意看到、也不愿意言说的悲剧的一个缩影而已。前一段的罢工潮进一步凸显了这个问题。如果主政者还有良心,他们就应该尽快採取措施,将多少年对农民的亏欠一一补上,並且制定详细规划,让农民工成为产业工人,让他们组织独立工会或者大力加强现有工会的独立性,以使他们能够体面地工作。同时政府和社会都应该採取具体措施保证新兴工人阶级的市民身份,以使他们能够像市民那样体面地生活。在此基础上,国家应该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让工会组织能够真正代表工人阶层的利益,而非资方代言人,这样的发展才是可持续发展。这才是“中国製造”、“中国模式”的出路。
工会为谁代言
从马克思那时起,工人阶级就被号召要团结起来争取自己的权益。正如《国际歌》所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可以参加代表自己利益的独立工会,然后由工会出面和资方或者其它僱佣方如政府来协商工人权益的维护。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的权益是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其下属的各种工会来代表的。
但是在过去的60多年来,工会的作用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在多数人的认知中,工会只是一个福利机构。拿在这次工潮中首当其冲的广东南海本田厂的工会来说,它的职能只是每年在春节、中秋和员工生日时发一张价值100元的福利卡,全年300元。另外每年组织一次集体旅遊。(关於本文中涉及本田工人罢工的情事,请看《新华网》2010年6月25日转发《中国新闻周刊》文章“工会的新机会:重组?选举?”)在国营企业中工会的功能也不过如此。我本人以前工作的国营单位工会的工作也只是过年过节时发米、发面、发水果、发鸡蛋,组织职工到西柏坡、泰山旅遊而已。
在职工利益和资方利益发生冲突时,工会通常站在资方一边。还以本田罢工事件为例,工会委员会里面的七位委员全部为厂领导。在劳资发生纠纷时,工会主席“像保镖一样”陪在总经理身边劝工人复工。在劳资谈判时,工会领导坐中间,劳资坐两边。但是工会主席不时地到总经理桌前,弯腰听取总经理的耳提面命。麦克风里还不时传出工会主席连连应允的声音。工会律师团的律师还当面指责工人罢工违法。
本田事件凸显了工会的问题。正如广州市总工会主席陈伟光所说,“工会不帮工人说话,要它干吗”?於是6月3日,本田厂进行了工会改组,增选了工人代表。6月4日,劳资双方达成协议,南海本田罢工事件告一段落。同一天,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了《关於进一步加强企业工会建设充分发挥企业工会作用的紧急通知》。《通知》要求在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商投资等非公有制企业也都要组建工会,“做到哪里有职工哪里就有工会组织,哪里有工会组织哪里就有工会作用的发挥”。
工会应有独立性
但是工会组织究竟如何发挥作用?它与党和政府的关係如何?它和国营或非公企业中的党团组织是什么关係?它在多大程度上是独立的?这些问题还有待解决。上述《通知》要求“保证企业工会在党的领导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这里的“独立自主”似乎是指相对於资方而言,而不是对党和政府而言。那么,如果工会的利益与党和政府的利益有冲突时该怎么办?
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工会能否为工人维权?工人能否建立独立工会?这些问题看来是“中国模式”面临的下一个问题。工会独立於资方,是改进“中国模式”的一个重要举措。工会能否独立於党和政府,或者说如何处理好与党和政府的关係、与资方的关係,这是“中国模式”是否能够改进成功、“中国製造”能否转型成功的关键之一。
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中国之所以基本没有独立工会(据说有些地方是有独立工会的),主要原因是主政者和资方都害怕独立工会可能会导致工人闹事,影响社会稳定。其实,借用五十年代全国总工会主席的一句话,“所谓闹事,是因为有事才闹起来”。没有事怎么会闹事呢?所以,害怕独立工会本身是一个迷思。在正常情況下,工人是不会“闹事”的。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就很少听到有工人“闹事”的情況。即使有工人“闹事”,也正好说明有问题需要处理,而独立工会可以在和资方协商的过程中比较好地代表工人利益,将可能的“闹事”减少到最小的程度,甚至达到不“闹事”的境界。这次本田事件就是因为工会没有代表工人利益,事情才闹得越来越大。问题的解決,也是在独立工人代表选上之后的事情。所以独立工会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当然,如果主政者还是不放心,那么就让官方的工会增加一些独立性。2003年时,广东省12万多个基层工会中有三分之一,也就是4万多个基层工会是经过民主直选产生的。那么,现在呢?有没有可能做到:第一,让所有有工人、职员的地方都有工会;第二,在有工会的地方,所有的工会主席都由工人们民主直选产生。
其实可以鼓励现在中华全国总工会下属各工会的主席参加直选。如果他们没有被选上,就让被选上的工会主席来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行使工会的职权。这样既保证了党和政府的领导,又能够比较有效地保障工人的权益。
在五十年代时,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就提出工会和党的干部都可以参加到罢工工人的行列中来,让他们感到党和工会是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上述思路,只不过是刘少奇在五十年代时的思路。我们总不可以在近60年之后都还没有一点进步吧。
在全国各地出现工人罢工的浪潮、要求改善薪酬待遇、劳动条件和福利制度的时候,国家和社会的确应该认真思考如何解决“中国製造”的问题,从而实现“中国模式”的转型。如果主政者想避免更多、更严重的事情发生,唯有釜底抽薪,让工会相对独立乃至完全独立,並真正负起维权的责任来,协调劳资矛盾,提高工人待遇,缓解民怨民困,解决我们在前一篇文章中提到的问题,让社会真正达到和解、和谐。
农民工的身份问题
工会问题的解决仅仅是“中国模式”转型的一个方面。如何让农民工真正获得工人阶级的身份,在城市里取得一席之地,变成市民,是对中国国家和社会、对“中国模式”转型的另外一个严重考验。
我们在上文中已经提到,“中国製造”的秘密之一,或者说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工厂的原因之一,是亷价的劳力,也就是由农民工提供的亷价劳力。而他们之所以能够提供亷价劳力,是因为他们的农民身份。这样的“中国模式”已经正在得到人们的唾棄,正如这次富士康和本田事件的后续发展所表明的那样。其实,在2010年的两会期间,大陆就有11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13家勇敢的媒体发表联合社论,指出必须改革城乡二元体制与户口制度。他们质问到:
户籍制度分割了城市和乡村。“农民工”是对那些户籍在农村而身在城市打工的人群的特定称谓,最早的一代农民工,为城市的发展付出了自己的劳动,可是,他们的下一代仍然没有办法解決身份认同,他们的子女仍然背负着上一代的困惑,他们生活的城市仍然无法接纳他们,这才有了80后、90后农民工的称谓。我们要问,这样的隔离究竟还要持续几代人?
如何让农民工转化成为工人阶级,让农民身份转化成为市民身份,是对“中国模式”的一个巨大挑战。让农民工融入自己的社会,各个城市都需要有具体措施。比如允许工人家属迁往城市,在子女就学、社会保障等方面和城市人有相同的待遇等等。城市居住证的准备出台,仅仅是一个开始,而且许多问题也还是未能解决。
比如报载(见《澳门日报》6月16日社论“制度藩篱易破,社会歧视难除”)农民工子弟在就读上海宝山区某公立学校时,需要穿和本地学生不同的校服、在不同的楼里上课、使用不同的教材、由不同的教师来授课、使用不同的上课时间、使用旧家俱、不能参加学校的评奖活动、不能和本地学生一起打球等等。在21世纪的今天,竟然还有如此荒唐、大胆的歧视现象,真也让人瞠目结舌。类似这样明显的歧视可能並不多见,但是其它有形无形、甚至更加严重的歧视卻可能並不少见,只是人们见怪不怪而已。看来解决各种各样对农民(工)的歧视问题,恐怕是国家和社会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之一。
他们在城市工作,本来就是这个城市的市民。再也不应该把农民当作二等公民来对待。再也不应该让他们过着那几位联署的社会学家所讲的“无根无助、家庭分离、父母无人照顾、孩子缺乏关爱的没有尊严的生活”。
30多年来,千百万留守儿童及其家庭所遇到的种种磨难,以及类似上述农民工子弟在城市里所受到的歧视,还有对农民(工)整体的压榨,是“中国模式”的耻辱。在国富民强的今天,我们再也没有理由让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到现在近80年来为国家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农民,再继续付出这样和那样的代价。这是任何一个有良心的当政者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他们应该被允许在城里安家,而且不一定非要住在工厂园区里面。富士康的半军事化管理经验证明,在园区的集体生活对员工的确有很多负面的影响。如果拨打110接电话的都是富士康的保安,把员工和社会隔绝开的话,如果“走出实验室,没有高科技,只有执行的纪律”的话,如果“只要‘老大’让你做一件事,你的回答只能有四种选择:嗯、是、好、OK”的话,那和监狱有多大区别呢?让他们融入当地社会,像市民一样生活,是主政者的责任,也是他们的良心所在。
结论:敢问路在何方?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杨洁勉在谈到人民币升值会侵蚀外汇储备的价值时说,“我们的外汇储备是以我们的血汗、环境和辛苦劳动为代价积累起来的……”。这里的第二个“我们”应该换成“农民工”。中国的外汇储备总额是2.4万亿美元,其中的多少本来应该是付给农民工的工资、工伤抚恤金呢?
如果主政者和资方真的想擦亮並保护“中国製造”的品牌,让“中国模式”有点吸引力,除了挽回环境方面的损失之外,他们还必须让企业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来,提高农民工的工作待遇。与此同时,主政者要给农民(工)应得的共和国公民的身份,让他们和马克思心目中的产业工人和市民一样,有维护自己权力的能力和机制,有享受市民待遇的权利和机制。
南海本田曾经规定如果工人“唆使员工集会、停工怠工”都可以被开除。厂内实习生也要签署“決不领导、参与怠工、停工等活动。如有违反,自愿接受被公司退回学校及学校给予的开除学籍的处罚”。在资方运用各种手段保证能够持续榨取工人血汗的时候,主政者难道不应该立法让工会合法化,让官方工会独立化,让他们具有集体谈判的权力,从而为工人维权吗?
如果工会不可以有独立性、农民工不可以成为市民,享受市民待遇,那么主政者不就和资方一起变成了“中国製造”、“世界工厂”、“中国模式”背后悲剧的元兇吗?这不是和胡锦涛主席让工人体面地劳动、温家宝总理让人们活得更有尊严的说法背道而驰吗?在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0.5的危险时刻,在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的时候,主政者不应该好好思考农民工的路在何方、企业的路在何方、“中国製造”的路在何方、中国的路在何方、你们自己的路在何方吗?
所以说,富士康的连环自杀案,只不过是“中国製造”辉煌历史后面人们不愿意看到、也不愿意言说的悲剧的一个缩影而已。前一段的罢工潮进一步凸显了这个问题。如果主政者还有良心,他们就应该尽快採取措施,将多少年对农民的亏欠一一补上,並且制定详细规划,让农民工成为产业工人,让他们组织独立工会或者大力加强现有工会的独立性,以使他们能够体面地工作。同时政府和社会都应该採取具体措施保证新兴工人阶级的市民身份,以使他们能够像市民那样体面地生活。在此基础上,国家应该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让工会组织能够真正代表工人阶层的利益,而非资方代言人,这样的发展才是可持续发展。这才是“中国製造”、“中国模式”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