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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896年斯文赫定穿过藏北、青海湖地区到达丹噶尔，在他的所见所闻中反映出丹噶尔贸易的兴盛、基督教的传播和民族关系等一系列问题，这对研究丹噶尔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斯文·赫定；贸易；基督教；芮哈特
斯文·赫定（A Sven Hedin1865-1952）是瑞典著名的探险家、地理学家，出生于瑞典。1890—1935年间先后5次进入中国，足迹遍及中国大部分地区。他的中国之旅不仅留下了大量的文字和图片资料同时他率领的探险队于1900年发现了著名的楼兰遗址， 中国的科学工作者共同前往西北考察做了大量的记录和报告，并且在1933年受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的委托勘探横贯中国大陆的交通动脉即后来的兰新铁路，整个考察活动到1935年结束。在探险途中他画有四五千幅速写、水粉画形象的展示了当时的背景，重要的是对西藏的部分山川绘制了地图，并汇集成画册《斯文赫定素描集》。
1893年10斯文·赫定组织了中亚考察队前往亚洲，1894年到达喀什，1895年到达了塔克拉玛干沙漠，为这次远征没有带足充分的水。途中水源的短缺他们喝过人尿、骆驼尿、鸡血以及一切有水分的东西，迫使他们丢掉了很多随身物品如两架相机、1800张底片及很多较重的生活物品，最终在和田河中游发现了水源。1896年7月前往西藏，“出发时我们有21匹马，29只驴，6只骆驼其中活着通过北臧的只有3匹马3只骆驼和1只驴”。且在后来的途中遇到了唐古特族的强盗，且夜袭他们的营地，这中间也有狼在他们的营地周围袭击和嚎叫，11月8日探险队到达库库卓尔。
一、丹噶尔城贸易一角
考察队在前往库库卓尔地区时曾两次遇到从丹噶尔购买东西的唐古特人。并且斯文·赫定对这些购买东西的人有了详细的描述。“我们碰见一队约50个唐古特人的旅行团，他们曾经到丹噶尔（Ten=Kar）小城购买面粉和别的冬粮” 50个人的购货团队是相对较大的，而且主要是以购买面粉和冬粮为主。 后来他们还遇到了蒙古人（Dsum=Sassadk=Mongolen）“他们曾到丹噶尔购买冬天的粮食，全队有上千匹马，三百只骆驼，三百个骑士共有百五十杆长枪”很明显这次规模比上次庞大，单从运输工具来看上千匹马和三百只骆驼相当于一次战争所需要的马匹。
1896年是光绪22年，是丹噶尔贸易继嘉庆、道光和咸丰时期的鼎盛时期之后的回升时期。有学者把丹噶尔贸易分为四个时期，其中回升时期是光绪年间（1875-1909年）。但是这种回升力不够强大，主要是由于西藏和新疆商人的目标逐渐从丹噶尔转移至英吉利或者印度；玉树等地的商人转至打箭炉等地的川商；而附近的商人也开始转移至临洮、河州等地。但是从斯文·赫定的描述中我们大致可以认为这支购买冬粮蒙古人队伍为远距离，唐古特队伍是库库卓尔附近的。
二、基督教在丹噶尔的传播
斯文·赫定在11月15日到达丹噶尔时首先去基督教的传道院并且说在很早的时候就听过。并且在此休息了两天之后前往塔尔寺。
在《亚洲腹地旅行记》“唐古特的强盗”一节中描写斯文·赫定林哈特夫妇的故事。林哈特先生是荷兰人，林哈特夫人苏西是博士，他们还有一位小少爷。这个的三口之家却在1898年在前往拉萨的途中在那克·苏（Nak=tschu）遇难，孩子死了。在札苏河（Tsachu）岸上，林哈特先生消失在一块岩石后面从此便杳无音讯。“没人知道他是淹死的还是被人打死的”。
在《与藏人同居记》中记录到1896年6月芮哈特（Petrus Rijnhart）夫妇到丹噶尔传教“ 基督教在此毫无一点根基…故吾思定有在此设立教会之必要”芮哈特介绍自己本来是个荷兰传教士。事实上斯文·赫定所记录的林哈特和芮哈特是同一个人，1892年从我国内地来到青海传教，并且和塔尔寺的喇嘛称他为“来自西方的白喇嘛”，他的传教工作也是通过喇嘛们展开的。至1898年遇难时32岁。
三、西方人与唐古特
十九世纪中叶开始西方的科考队陆续进入我过西北进行探险和考察。丹噶尔作为西北重要的贸易城市同样吸引了诸多的探险队、传教士和洋行。 在斯文·赫定的记录中常用“袭击”、“抢劫”、“强盗”等词语进行描述唐古特人。在“唐古特的强盗”一节中叙述了与唐古特人的对峙并配有一副“唐古特人夜袭我们的营地”的素描图。在库库卓尔周围遇见的唐古特人“他们住在我们的临近，夜里在我们帐幕周围转动希望能够偷点东西。”在林哈特夫妇丧子的同时也写到“西藏人在法人笛林斯（Dutreuil de Rhins）于1894年被杀的地方偷了我们的马匹”以及林哈特先生的消失。从以上的描述可以看出唐古特人对西方人有较强的排斥性，这种排斥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首先；进入同治年间后由于回族反清运动的爆发，整个河湟地区都陷入长达十余年的战乱动荡之中， 对河湟地区的民族心理也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其次；唐古特人对西方人完全陌生，语言不同无法交流，且对这些陌生人的目的有多种的猜测并进行强烈的自我保护。再次；西方科考队在藏区的有些行为有悖于民族风俗，引起当地人的强烈反感。
参考文献：
[1]（瑞典）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旅行记[M].李述礼译.上海书店印行，1984.
[2]杨建新，马曼丽.外国考察家在我国西北[M].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
[3]（美）芮哈特.与藏人同居记[M].王绶译.商务印书馆，1931.
（作者简介：谢 英（1986-），女，青海湟源人，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2009级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斯文·赫定；贸易；基督教；芮哈特
斯文·赫定（A Sven Hedin1865-1952）是瑞典著名的探险家、地理学家，出生于瑞典。1890—1935年间先后5次进入中国，足迹遍及中国大部分地区。他的中国之旅不仅留下了大量的文字和图片资料同时他率领的探险队于1900年发现了著名的楼兰遗址， 中国的科学工作者共同前往西北考察做了大量的记录和报告，并且在1933年受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的委托勘探横贯中国大陆的交通动脉即后来的兰新铁路，整个考察活动到1935年结束。在探险途中他画有四五千幅速写、水粉画形象的展示了当时的背景，重要的是对西藏的部分山川绘制了地图，并汇集成画册《斯文赫定素描集》。
1893年10斯文·赫定组织了中亚考察队前往亚洲，1894年到达喀什，1895年到达了塔克拉玛干沙漠，为这次远征没有带足充分的水。途中水源的短缺他们喝过人尿、骆驼尿、鸡血以及一切有水分的东西，迫使他们丢掉了很多随身物品如两架相机、1800张底片及很多较重的生活物品，最终在和田河中游发现了水源。1896年7月前往西藏，“出发时我们有21匹马，29只驴，6只骆驼其中活着通过北臧的只有3匹马3只骆驼和1只驴”。且在后来的途中遇到了唐古特族的强盗，且夜袭他们的营地，这中间也有狼在他们的营地周围袭击和嚎叫，11月8日探险队到达库库卓尔。
一、丹噶尔城贸易一角
考察队在前往库库卓尔地区时曾两次遇到从丹噶尔购买东西的唐古特人。并且斯文·赫定对这些购买东西的人有了详细的描述。“我们碰见一队约50个唐古特人的旅行团，他们曾经到丹噶尔（Ten=Kar）小城购买面粉和别的冬粮” 50个人的购货团队是相对较大的，而且主要是以购买面粉和冬粮为主。 后来他们还遇到了蒙古人（Dsum=Sassadk=Mongolen）“他们曾到丹噶尔购买冬天的粮食，全队有上千匹马，三百只骆驼，三百个骑士共有百五十杆长枪”很明显这次规模比上次庞大，单从运输工具来看上千匹马和三百只骆驼相当于一次战争所需要的马匹。
1896年是光绪22年，是丹噶尔贸易继嘉庆、道光和咸丰时期的鼎盛时期之后的回升时期。有学者把丹噶尔贸易分为四个时期，其中回升时期是光绪年间（1875-1909年）。但是这种回升力不够强大，主要是由于西藏和新疆商人的目标逐渐从丹噶尔转移至英吉利或者印度；玉树等地的商人转至打箭炉等地的川商；而附近的商人也开始转移至临洮、河州等地。但是从斯文·赫定的描述中我们大致可以认为这支购买冬粮蒙古人队伍为远距离，唐古特队伍是库库卓尔附近的。
二、基督教在丹噶尔的传播
斯文·赫定在11月15日到达丹噶尔时首先去基督教的传道院并且说在很早的时候就听过。并且在此休息了两天之后前往塔尔寺。
在《亚洲腹地旅行记》“唐古特的强盗”一节中描写斯文·赫定林哈特夫妇的故事。林哈特先生是荷兰人，林哈特夫人苏西是博士，他们还有一位小少爷。这个的三口之家却在1898年在前往拉萨的途中在那克·苏（Nak=tschu）遇难，孩子死了。在札苏河（Tsachu）岸上，林哈特先生消失在一块岩石后面从此便杳无音讯。“没人知道他是淹死的还是被人打死的”。
在《与藏人同居记》中记录到1896年6月芮哈特（Petrus Rijnhart）夫妇到丹噶尔传教“ 基督教在此毫无一点根基…故吾思定有在此设立教会之必要”芮哈特介绍自己本来是个荷兰传教士。事实上斯文·赫定所记录的林哈特和芮哈特是同一个人，1892年从我国内地来到青海传教，并且和塔尔寺的喇嘛称他为“来自西方的白喇嘛”，他的传教工作也是通过喇嘛们展开的。至1898年遇难时32岁。
三、西方人与唐古特
十九世纪中叶开始西方的科考队陆续进入我过西北进行探险和考察。丹噶尔作为西北重要的贸易城市同样吸引了诸多的探险队、传教士和洋行。 在斯文·赫定的记录中常用“袭击”、“抢劫”、“强盗”等词语进行描述唐古特人。在“唐古特的强盗”一节中叙述了与唐古特人的对峙并配有一副“唐古特人夜袭我们的营地”的素描图。在库库卓尔周围遇见的唐古特人“他们住在我们的临近，夜里在我们帐幕周围转动希望能够偷点东西。”在林哈特夫妇丧子的同时也写到“西藏人在法人笛林斯（Dutreuil de Rhins）于1894年被杀的地方偷了我们的马匹”以及林哈特先生的消失。从以上的描述可以看出唐古特人对西方人有较强的排斥性，这种排斥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首先；进入同治年间后由于回族反清运动的爆发，整个河湟地区都陷入长达十余年的战乱动荡之中， 对河湟地区的民族心理也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其次；唐古特人对西方人完全陌生，语言不同无法交流，且对这些陌生人的目的有多种的猜测并进行强烈的自我保护。再次；西方科考队在藏区的有些行为有悖于民族风俗，引起当地人的强烈反感。
参考文献：
[1]（瑞典）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旅行记[M].李述礼译.上海书店印行，1984.
[2]杨建新，马曼丽.外国考察家在我国西北[M].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
[3]（美）芮哈特.与藏人同居记[M].王绶译.商务印书馆，1931.
（作者简介：谢 英（1986-），女，青海湟源人，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2009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