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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赛克尔看来，机器人和小丑是“现代的原型力量”。机器人的强大优势是一个变得呆板、僵硬的理性化和技术化世界的象征，它引起了小丑的“反抗精神”，小丑则是自由游戏、随意性和荒谬性的象征。机器人的“原型”来自于代达罗斯建造迷宫的神话。他的对立面——小丑的原型则是“冥间的滑稽精灵”，他的真正特征是嘲讽[1]。“在这里，第二十二条军规已经不是一条现实的法律条文，而是象征着统治世界的一种荒谬和疯狂的本体的存在，具有形而上的含义”[2]。上帝在作恶，至高无上占据统治地位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是片面解释上帝的形象。
“一切文学，不管多虚弱，都必定渗透着我们称之为政治无意识的东西，一切文学都可以解作对群体命运的象征性沉思”[3]。李欧塔在“什么是后现代主义”一文里曾先知般地向整体性宣战：“让我们作为那不可表现之物的见证，让我们触发差异并挽救那个名称的荣誉。”[4]李欧塔对整体性表现出本能的憎恶，认为它沾染了鲜血，威胁着语言游戏。“也许后现代的崇高就是对极限的这样一种体验，对淹没当代生活形式（或曰：语言游戏）的一体化的社会秩序的恐怖”[5]。在小说中，作者为我们描述了一群有自己运动方式的浪荡者的形象。
米洛之所以受责难，是因为其形象特别能激起批评界义愤的缘故，批评界有话要说，他们当然能找出对应的人物形象。但对他的责难是没有理由的，因为批评界的目的不是分析人物在作品中的形象，而是分析人物在现实中的意义。他的行为可以看做对异化的现实、荒谬的处境的反抗。
没有人能逃脱“第二十二条军规”的钳制，米洛成了战争中唯一的例外，他虽然受着钳制，但能审时度势、顺水推舟，但他只是个“小丑”。他虽在更大意义上是人类生存的写照，但他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反抗了“拥有强大优势的机器人”[6]。他是有反抗精神的小丑。
约瑟连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牧师与小说世界格格不入，虽然荒诞接连不断，但他却是再正常不过的。人们离不开自己的不幸和缺点，正如人们离不开自己的善良和希望。牧师身上带着所有神职人员在面对现实时的软弱，但他坚持自己的希望。在他身上我们还可以看出他内心深处的渴望，人只要不失去对非功利东西的渴望，就不会退回到狭隘的史前意识中。只有这种渴望才能使人保持在宇宙中的特殊地位。他先前一直试图说服卡斯卡特上校取消六十次的飞行任务，到最后象征性地出现在约瑟连激动人心的逃亡过程中，这就是说，他一直没有离开自己的轨道，他原先是这么想的，现在仍是这么想的，他准备承受更长时间的忍耐。
个体在面对整体或社会时存在着的紧张是人类生存的永恒处境。“个人存在和社会存在之间的分裂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末期达到了灾难性的地步”[7]。“无论是现代技术异化，还是现代大众异化，个体的个体性都被抹平而成为同一工种之工具和同一价码之价值。现代社会生存的同一性已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在此不允许任何差异存在。任何个人生活都失去了真实性，都是平均化的社会生活之假象……尽管如此，现代世界中真实的个人生活并没有消失，它只是被社会压抑。在人们的叹息、忧伤、幻想、无意识和梦境中，我们还能看到真正个体的蛛丝马迹”[8]。现代社会中的个体总不能消失，个体难免要承受大地与苍穹的跨度，使那想象的空间连人不可兼并、不可让度的隐私，终究守护着人可偏离的自由。
浪荡者的行为方式至少证明：在大众看来不可抗拒的总体化力量其实是可以抗拒的，个体完全可以生存在总体化之外……更重要的是，西马认为反抗与改革现存秩序（现实总体）的力量恰恰来自于总体之外而非总体之内。“同样，人的心灵也是难以穿透的。即使在极端的形势下，它也具有使自己不沉陷在持久绝望中的力量”[9]。只有坚强地在边缘域行走的人才可能经住引起幻觉现象的试验，并能体会到人类经历所有的能穿透生活的精神。小说中主人的可贵之处也许就是人物的边缘体验，或作者的反抗体验。同样，“在可能的范围内，应当顾及所有关于人的解释的重要观点。片面性也是我们时代的一种病态，它应该被强有力地拒绝。人的‘范围’有诸多环节，在‘完整的’人的范围内只把某一个别环节绝对化，这属于我们时代的精神分裂症。发育不全的部分性思维限制了人的自我理解。而不是丰富自我理解，它不是递增，而是递减;不是整合，而是还原”[10]。
参考文献：
[1][6][德]古茨塔夫·勒内·毫克著.李永平译.绝望与信心——论20世纪的文学和艺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2]陈敦主编.刘象愚，曾艳兵等著.西方文学史（第三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3][4][德]古茨塔夫·勒内·毫克著.李永平译.绝望与信心——论20世纪的文学和艺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5]杜平.建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新模式的尝试——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之文本解读.四川师范学院.
[7]余虹.艺术与精神.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8][10]荣格.人及其象征.
[9]霍克海默.霍克海默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
“一切文学，不管多虚弱，都必定渗透着我们称之为政治无意识的东西，一切文学都可以解作对群体命运的象征性沉思”[3]。李欧塔在“什么是后现代主义”一文里曾先知般地向整体性宣战：“让我们作为那不可表现之物的见证，让我们触发差异并挽救那个名称的荣誉。”[4]李欧塔对整体性表现出本能的憎恶，认为它沾染了鲜血，威胁着语言游戏。“也许后现代的崇高就是对极限的这样一种体验，对淹没当代生活形式（或曰：语言游戏）的一体化的社会秩序的恐怖”[5]。在小说中，作者为我们描述了一群有自己运动方式的浪荡者的形象。
米洛之所以受责难，是因为其形象特别能激起批评界义愤的缘故，批评界有话要说，他们当然能找出对应的人物形象。但对他的责难是没有理由的，因为批评界的目的不是分析人物在作品中的形象，而是分析人物在现实中的意义。他的行为可以看做对异化的现实、荒谬的处境的反抗。
没有人能逃脱“第二十二条军规”的钳制，米洛成了战争中唯一的例外，他虽然受着钳制，但能审时度势、顺水推舟，但他只是个“小丑”。他虽在更大意义上是人类生存的写照，但他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反抗了“拥有强大优势的机器人”[6]。他是有反抗精神的小丑。
约瑟连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牧师与小说世界格格不入，虽然荒诞接连不断，但他却是再正常不过的。人们离不开自己的不幸和缺点，正如人们离不开自己的善良和希望。牧师身上带着所有神职人员在面对现实时的软弱，但他坚持自己的希望。在他身上我们还可以看出他内心深处的渴望，人只要不失去对非功利东西的渴望，就不会退回到狭隘的史前意识中。只有这种渴望才能使人保持在宇宙中的特殊地位。他先前一直试图说服卡斯卡特上校取消六十次的飞行任务，到最后象征性地出现在约瑟连激动人心的逃亡过程中，这就是说，他一直没有离开自己的轨道，他原先是这么想的，现在仍是这么想的，他准备承受更长时间的忍耐。
个体在面对整体或社会时存在着的紧张是人类生存的永恒处境。“个人存在和社会存在之间的分裂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末期达到了灾难性的地步”[7]。“无论是现代技术异化，还是现代大众异化，个体的个体性都被抹平而成为同一工种之工具和同一价码之价值。现代社会生存的同一性已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在此不允许任何差异存在。任何个人生活都失去了真实性，都是平均化的社会生活之假象……尽管如此，现代世界中真实的个人生活并没有消失，它只是被社会压抑。在人们的叹息、忧伤、幻想、无意识和梦境中，我们还能看到真正个体的蛛丝马迹”[8]。现代社会中的个体总不能消失，个体难免要承受大地与苍穹的跨度，使那想象的空间连人不可兼并、不可让度的隐私，终究守护着人可偏离的自由。
浪荡者的行为方式至少证明：在大众看来不可抗拒的总体化力量其实是可以抗拒的，个体完全可以生存在总体化之外……更重要的是，西马认为反抗与改革现存秩序（现实总体）的力量恰恰来自于总体之外而非总体之内。“同样，人的心灵也是难以穿透的。即使在极端的形势下，它也具有使自己不沉陷在持久绝望中的力量”[9]。只有坚强地在边缘域行走的人才可能经住引起幻觉现象的试验，并能体会到人类经历所有的能穿透生活的精神。小说中主人的可贵之处也许就是人物的边缘体验，或作者的反抗体验。同样，“在可能的范围内，应当顾及所有关于人的解释的重要观点。片面性也是我们时代的一种病态，它应该被强有力地拒绝。人的‘范围’有诸多环节，在‘完整的’人的范围内只把某一个别环节绝对化，这属于我们时代的精神分裂症。发育不全的部分性思维限制了人的自我理解。而不是丰富自我理解，它不是递增，而是递减;不是整合，而是还原”[10]。
参考文献：
[1][6][德]古茨塔夫·勒内·毫克著.李永平译.绝望与信心——论20世纪的文学和艺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2]陈敦主编.刘象愚，曾艳兵等著.西方文学史（第三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3][4][德]古茨塔夫·勒内·毫克著.李永平译.绝望与信心——论20世纪的文学和艺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5]杜平.建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新模式的尝试——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之文本解读.四川师范学院.
[7]余虹.艺术与精神.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8][10]荣格.人及其象征.
[9]霍克海默.霍克海默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