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看动物世界，知道动物之间其实会依靠着各种“信号”进行沟通。国家作为“拟人化”的行为体，是否它们之间同样拥有这样的沟通系统呢？答案无疑是确定的。然而，却鲜见国际关系学科对此进行系统研究。近日出版的罗伯特·杰维斯的成名作《信号与欺骗：国际关系中的形象逻辑》（徐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算是开启了对这一沟通系统的研究。
　　一直以来，国际关系研究总是将权力、利益或认同（身份）作为经验解释的核心变量，并没有系统地对行为体的沟通机制进行研究。大致由于受经济学的严重影响，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将国际体系看做是“一般均衡论”下的市场一样：国家在无政府状态下的自助策略，带来了国际体系自动均衡状态的反复形成。行为体之间是不需要沟通的，彼此意图都是明确的。然而，之后的大量研究发现，国际体系并不会自动形成“均势”，过度制衡（overbalancing）或制衡不足（underbalanceing）亦属常态，为了解释这种情况的产生，不得不回到单位层次的解释。
　　经济学的发展，陆续认识到信息在市场中的重要性，产生了信息经济学，斯宾塞也为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家。这间接地推动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学术增长点的产生：越来越关注信号传递在国际互动中的作用。詹姆斯·费伦（James Fearon）在1992年的博士论文中将信号传递引进到国际危机研究中来，重新激活了托马斯·谢林和罗伯特·杰维斯的信号研究。
　　费伦关注的是国际关系中的信号机制如何传导国家意图，如国家是进攻性的意图还是防御性的意图。事实上，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所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就是，国家意图是否是完全不确定的。费伦认为，代价高昂的信号（costly signal）是可以透露国家的意图，并可能促进国家间的合作。以我个人的切身例子来说明吧。几年前，我深夜到达某个小站，需要从此地打“黑的”到附近的县城。问题是，很早就听说此地治安状况不好。正在出站口犹豫时，一个师傅让我出点油费钱就捎上我。稍后聊天时，他告诉我，由于我带着一大堆行李，因此可以确信我是“良民”，而绝非是可能“伺机作案”的犯罪分子。换言之，我的行李暴露了我的“善良”。同样，我选择这个师傅是因为他选择走高速公路，而不是省道。
　　信号有多种类型。费伦区分出代价高昂的信号（costly signal）和无代价信号（cost-less signal），而杰维斯区分出信号和标记两种。明显看得出，信号研究的两大派别，一派依赖的是理性主义的逻辑；另一派则依赖的是心理学的研究路径，更注重信号实际上是如何在复杂环境里发挥沟通作用的。在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中，提到两个有趣的例子，讲的也是信号的作用。


　　1946年，在巴黎庆祝胜利大会上，当苏联外长被安排坐在第二排而其他大国代表坐在第一排时，他退席表示抗议。因为苏联坚持它享有与战后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新地位相称的威望。同样，在1945年的波茨坦会议上，丘吉尔、斯大林和杜鲁门没能就谁先进入会议室达成协议，最后他们同时从三个不同的门走进了会场。这三位政治领袖象征着他们各自国家的权力，因此，其中之一若取得优先权便会赋予他的国家优越于另两国的威望，而這是另两国不愿让与的。由于他们主张权力平等，因而他们必然关心维护威望。从进门的顺序里来显示彼此的国家地位。
　　晚近的例子，从外交部前副部长何亚非的著作中也可有发现：2008年底，时任印度总理辛格在华盛顿出席二十国集团首次峰会期间，一进入主会场，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和会议桌上的“印度”名牌，不无感叹地对陪同部长说，“我们终于坐上了主桌！”坐上“主桌”是国家地位的标识。
　　事实上，外交中的仪式信号自然有其内在的信息。国家领导人的访问，行程安排中都可能透露出某种信息，如2013年5月31日至6月6日习近平主席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哥斯达黎加、墨西哥三国进行国事访问后，于6月7日至8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同奥巴马总统举行会晤。近日，习近平主席和新上台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首次会晤，同样是选择先访问芬兰，然后再赴美会晤。
　　概而言之，外交政策的分析，关注信号机制显然是不可缺失的一环。失去对微妙的国家间的沟通机制的理解，国际关系的研究似乎也难有提升。所以，学界大咖杰维斯的研究，你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