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顾亚龙自己也没有想到，20多年前的那次强烈冲动，使他走上了一条没有尽头的书法艺术求索之路。
　　那时，他正在宁夏银川读高中，次在公园闲游，无意中发现了挂在公园廊壁上的几十件书法作品，不知为什么，即刻被那洁白的宣纸上流淌着的黑色线条深深地吸引住了。“我久久伫立在这些作品面前，却生发出许多想象，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心动，那感觉实在是无以名状，太美了!”他说。
　　当天回到家后，他就找了一支毛笔和一摞废报纸写开了。“最初那段时间，我简直练得昏天黑地，家里被我写得满地都是废报纸，搞得乱七八槽。父母都被我这股从未有过的认真劲头弄得有些莫名其妙……”
　　他这一写就是几十多年。唐楷魏碑、隶书、草书、行书都涉猎过。
　　几十年来，他在书法艺术的黑白世界中如醉如痴，用心灵书写自己人生的感悟与追求。他说，书法和做人的道理都是相通的，书法追求和谐浑融的境界，人也应该追求内心的和谐，人际的和谐。
　　不可否认，当今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也是多种理念交织的社会。商业时代，书画风行。弄书画者一天天多起来，化雅为俗，叫卖街市。各种书法的探索试验也比比皆是，有人甚至从西方现代文论中找到了变革的理论依据。
　　如此情形下，一个书法艺术家也就难做了。其实任何时代、任何门类里的真正艺术家，害十白的都是这种畸形的繁荣。
　　但顾亚龙并不为之所动。他认为在世界经济文化的大融汇状态中，会有越来越多的书法家把握不住方向，这是每个书法家都要面临的十字路口。真正民族的东西不会因新观念的出现而消亡，或被新的形式所取代。
　　他并不刻意追求所谓书法的现代性，他认为现代人生活在现代中，会无意识地被打上时代的烙印，书法家应具备现代人的知识、文化、修养，应在学习传统的基础上，找到自己的表现手法，形式、语言。他努力用自己沉静的创作心态去克服现代人普遍的浮躁，用自己的艺术个性实践着自己的艺术理想。
　　因此，他是寂寞的。在书坛众生纷纷于碑学中讨生活，于火气十足的豪放派中求得精神依托、于废砖残纸中追寻那不衫不履的风度的今天，这种选择本身既显得十分执拗，也十分不寻常。
　　有人说，他是个古典主义者。从80年代在全国大学生书法比赛中获奖，到入选各类全国性的大展，到成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中青年书法家，可以明显地看到这样一个艺术轨迹。他始终割舍不了对以文化境界和书卷气见称的古代经典书家的痴迷与眷恋。
　　但是，在书法界，从一部分书家的言论和行为中，常常透露出这样的殷忧，也因此产生了这样的精神障碍：认为古典范围内的整合，最终仍然走不出古典的藩篱，从而使自我坠入难以追寻的“飘逝的世界”。所以有些人干脆以冷漠的态度对待历史，甚至公开打出反古典主义的旗号。
　　无疑，如果不仅仅是以一种僵硬的固定姿态躺在古人富有权威性的手掌之上，最上能够成为古典灵魂的复活者和与前进的艺术步履不和谐的不合时宜者，最下则堕为赝品的制造者了(这种制造者，近几年比比皆是)。但顾亚龙显然远离了这两种情形，因为他长期以来，试图在艺术整合这一美学目标的牵引下，进行着艰难的探索。
　　实际上，艺术的整合，在本质上是各种美学因素在杂多基础上的统一，因此意味着由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美学空间的拓展。譬如植物的嫁接，虽然是现有物种的混合，但混合的统一却可以诞生新的物种，并具有新的生存优势。
　　由古典的通融而产生了新的文化范式的例子在人类发展史上并不少见，如组成魏晋玄学的两大重要思想因素是儒道，这无疑属于古典范畴的东西，可一旦融合之后，便形成当时最具有现代风范的哲学形态。
　　对宋明理学的形成过程也应作如是观。这样的范例在书法史上也可随手拈来，如王铎，构成他艺术世界的最基本的因素是古典的，即二王和颜米，可经过艺术的整合之后，便成了绝对不具有重复性的当时的“先锋型”书家。
　　因此，如果站在他所处的历史环境中，我们既可以称他为“新古典主义”，也可以称他为现代主义。
　　著名作家、山东省作协主席张炜说，所有的艺术门类，其所以成立的个原因，很大的程度上正是依赖于对一种传统的维护。失去了它的传统，即失去了这门艺术。一门艺术的时代精神，它的先锋意味，是深藏于创作者心中的东西，而绝不是刻意罗列的表层之物。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个时期最好的艺术家，往往都是些感时命笔的恪守者，而绝不会是一些无根无柢的狂躁客。
　　而关于顾亚龙之书，他得出结论：一切皆出于文心。他沉潜下去，一如既往，就会走向自己的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