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和意义：　　研究背景：在中国书法史上，任何一位书家所依托的不外于两种，或碑或帖，这就有了碑学和帖学。在当下的书法学习情境中，碑学与帖学几乎涵盖了所有的传统书学。换而言之，对于传统书学的学习与传承，我们无法逾越碑学与帖学而言其它。当今，从事书法创作与书法工作者，表层上似乎对碑学与帖学有着清晰的认识，而其实不然。如对帖学的认识，直至清代中期大学者阮元在他的《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中提出：“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善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具胜法”。同时的学者钱泳在《书学》中进一步阐释前者的观点：“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易于启牍；北派则中原古法，厚重端严，宜于碑榜”。之后经由包世臣的鼓吹和康有为的接续才形成了帖学的一派繁荣。而在清代中期之前，从魏晋以来都宗法于二王的帖学。尤其是自唐以来。在唐太宗的极力推崇下，许多书家以二王为宗，形成了帖学。而二王书法艺术也的确博大精深，帖学也在唐宋时期达到顶峰，书家辈出，大师林立。而至明代对帖学出现了瓶颈，这也是前面所谈到的，至清代开始对传统碑学进行从全新的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