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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花色艳而娇，迎风欲舞，清气芬芳，俱一种爱美姿态。且其全体皆有宜于人：从其根至其梗、至其花、至其实，皆成药品。妒者谤其过艳，知者赞其德纯。多才而色艳，所谓‘出污泥而不染’，此非德乎？且其全体皆可入药，此非才乎？”此文并非出自哪位大家，竟出自末代皇后婉容之笔，短短数行表达了她对荷花由衷的热爱和赞美。婉容喜爱荷花，对其充满敬意，取“爱莲”为自己的别号。
婉容全名郭布罗·婉容，字慕鸿，达斡尔族人。原籍黑龙江省龙江县牦牛屯，她的曾祖父长顺曾任清代吉林将军，父亲荣源管理祖传的房产和地产，母亲爱新觉罗·恒馨是皇族毓朗贝勒的次女。婉容是清代最后一个拥有皇后地位的女性，当然也是最后一位得到迎取皇后礼遇的女性。“福兮祸所兮”，如此的荣光，并没有给她带来福气和好运，反而是她曲折坎坷而又悲惨人生的开始。
婉容身材苗条，五官清秀精致，举止端庄，谈吐优雅，又很会打扮自己，是公认的美女皇后。这从大量的史料和现存的照片可以得到佐证。婉容不仅有貌，而且还颇有才华和个性。她上过学堂，接受过正统的国学教育；她能讲英语、写英文信，有自己的英文名字；婉容在其英文老师的影响下，行为思想受西方文化影响，欣赏西方艺术，喜欢吃西餐，而且教会溥仪吃西餐，溥仪也由此喜欢上了西餐；除琴棋书画外，婉容能骑马，喜欢骑自行车。如此美丽、活泼、有才华的皇后，本应得到皇上的万千宠爱。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她的婚姻从一开始便注定她得不到完整的爱。
末代皇帝溥仪大婚，同时迎娶了一后一妃。对这种婚姻形式，婉容极其反感，加之当天溥仪免除了淑妃文绣的跪迎之礼，更使婉容气愤。溥仪根本不顾及婉容的这些细腻感受，新婚之夜，二人分居，新娘独守空房。受过教育的婉容不主张一夫多妻，淑妃文绣的存在，在婉容的心理留下了阴影。在这块阴影的笼罩下，婉容患了神经衰弱症。最终，文绣退出，与溥仪离婚了。然而，文绣的离开，并没能转变溥仪对婉容的冷淡态度，溥仪反而更加疏远了婉容。原本神经衰弱的她，精神受到刺激。当然，溥仪和婉容的关系，中间不只一个文绣，更重要的是，溥仪的身体被腐朽的宫廷生活过早地伤害，从精神到生理上排斥女性。作为妻子，婉容只有形式上的名分，享受不到夫妻间应有的生活。从太监回忆当年皇帝的生活，便可看出：当皇上的同外边老百姓过日子不大相同，他们夫妻不同桌吃饭，也不同床睡觉。皇后和妃子每天照例按时到皇上那儿请安，象客人一样。多年以后，经过改造的溥仪曾对他的最后一任夫人李淑贤说：那时我根本不懂夫妻之间应有的关系，妻子就是我的玩物和摆设，高兴就去玩一会儿，不高兴几天不理……。这番告白，确是当年他和婉容生活的真实写照。对于一个年轻美丽、向往浪漫爱情的妻子来说，这是多么残酷的打击。婉容的情感无处寄托，她千般妩媚与万般柔情没有爱的人欣赏，便开始大量花钱，每天生活费竟用一、二百两银子；疯狂地打扮自己，填补那颗空虚、寂寞的心灵；有时也读书、写字、画画，但这些仍无法排遣心中的苦闷与忧愁。物质的富有，终究代替不了精神的需求。另一方面，婉容英文老师的“言传身教”，更是加大了她寂寞、苦闷的心理落差。人在内心空虚、孤独的状态下，自身“免疫力”降低，容易被诱惑，再加上周围人支持，她很难把握自己。于是，她逐渐染上吸鸦片的嗜好。此时，在无爱、无性的婚姻生活里，鸦片给婉容带来了莫大的安慰和愉悦。同时，也一步步把她拖入一个无底的深渊。
婉容不只是一个追求享受、与淑妃争宠的平庸女子，她有自己的理想和政治抱负。她认为贤后应是有贡献于君主和天下的，她宁愿做一个徒有虚名的妻子，也不愿放弃皇后的地位。她一心维护、支持皇上，巩固其皇位，愿协助皇上共谋千秋大业。婉容不仅看中皇后的称呼和身份，而且非常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她经常参加慈善活动，为灾民捐款或捐珠宝首饰，赢得当时报界普遍赞誉。即使重病期间，婉容仍订阅《盛京时报》、《满州报》等8种报纸，可以想象她对政治的关心程度。而溥仪根本不给她作为皇后身份出面的机会。
1934年3月1日，溥仪第三次登基称帝，举行了即位大典。而婉容竟没有露面的机会。平时参加仪式或接见外宾，溥仪也不让婉容参加。这种政治上的垄断和压迫，彻底击垮了婉容，导致精神崩溃。她可以忍受一个挂名妻子的痛苦，却无法忍受剥夺她作为皇后的尊严和权利。她也曾想离开溥仪，过自由的生活。在伪满政府做“执政夫人”期间，她曾先后两次策划出逃，但都没有成功。当一个人的希望化为泡影、精神失去寄托的时候，就会变得麻木不仁，任人摆布，活着也只剩吃饭、睡觉了。此时，在婉容兄长和身边佣妇的鼓励与撮合下，婉容分别与溥仪的两位随侍发生了关系，并怀孕了。溥仪自然是怒气冲天，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他提出与婉容离婚，废掉皇后。但在当时，溥仪的决定要经日本人同意。而日本人没有批准他的做法。无奈，在婉容的哀求下，溥仪勉强同意生下孩子，送到宫外抚养。降生的是一名女婴，眉眼清秀，非常像婉容儿时的模样。婉容欣慰地只看一眼，挥手就让佣人抱走了。深受宫廷生活的束缚与摧残，婉容更愿女儿在宫外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结婚生子、夫唱妇随、白头到老，这是女儿、也是一个女人最好的归宿。婉容哪里知道，半小时后，这个弱小、无辜的生命就被人为地结束了。此后，婉容备受煎熬，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的监视中。在政治、生活的双重打击下，婉容的精神受到强烈刺激，处于自残状态，每日以烟为伴，烟瘾日重。到最后，她的两条腿已不会走路，眼睛近乎失明，往日的健康、美丽与丰韵荡然无存。
溥仪曾在《我的后半生》谈到此事。他认为：这种事情无论如何不能由她负责任，至少不该全部都由她自己负责。事实上，当时我把全部责任都放在她身上，我根本没有责怪那个吃人的制度。我们暂且不去声讨吃人的制度和溥仪本人，有一点需要明确的是，尽管婉容受西方文化影响，但骨子里还是一名坚守“妇德”的、传统的中国女性，当她看到外国电影有淫乱情节的时候，十分反感，没有演完便离开了。她素以“爱莲”自居，圣洁高傲的秉性与这些行为是毫不搭界的。一个与人私通的女人，一个背叛丈夫的妻子，是道德和婚姻所不容的。但是对于婉容，在那样的背景、条件下，是否，我们可以多一些宽容，更为人性地看待她的出轨呢？
婉容的结局是极其悲惨的。她曾幸运地成为高贵的皇后，却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去世时年仅41岁。当时，中央社一篇题为《一代伪后，病死敦化》的小文，为她不幸、短暂的一生画了一个并不圆满的句号：“此间盛传伪后秋鸿（婉容）已于上月下旬病死敦化之说，……，伊曾一度由通化重返抵此。……。伊被迫赴永吉，……。旋又押赴敦化，转送延吉。目前，由延吉再送敦化，卒因贫病交加，且侧近侍从早四散，八月下旬已客死敦化。”
作者单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婉容全名郭布罗·婉容，字慕鸿，达斡尔族人。原籍黑龙江省龙江县牦牛屯，她的曾祖父长顺曾任清代吉林将军，父亲荣源管理祖传的房产和地产，母亲爱新觉罗·恒馨是皇族毓朗贝勒的次女。婉容是清代最后一个拥有皇后地位的女性，当然也是最后一位得到迎取皇后礼遇的女性。“福兮祸所兮”，如此的荣光，并没有给她带来福气和好运，反而是她曲折坎坷而又悲惨人生的开始。
婉容身材苗条，五官清秀精致，举止端庄，谈吐优雅，又很会打扮自己，是公认的美女皇后。这从大量的史料和现存的照片可以得到佐证。婉容不仅有貌，而且还颇有才华和个性。她上过学堂，接受过正统的国学教育；她能讲英语、写英文信，有自己的英文名字；婉容在其英文老师的影响下，行为思想受西方文化影响，欣赏西方艺术，喜欢吃西餐，而且教会溥仪吃西餐，溥仪也由此喜欢上了西餐；除琴棋书画外，婉容能骑马，喜欢骑自行车。如此美丽、活泼、有才华的皇后，本应得到皇上的万千宠爱。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她的婚姻从一开始便注定她得不到完整的爱。
末代皇帝溥仪大婚，同时迎娶了一后一妃。对这种婚姻形式，婉容极其反感，加之当天溥仪免除了淑妃文绣的跪迎之礼，更使婉容气愤。溥仪根本不顾及婉容的这些细腻感受，新婚之夜，二人分居，新娘独守空房。受过教育的婉容不主张一夫多妻，淑妃文绣的存在，在婉容的心理留下了阴影。在这块阴影的笼罩下，婉容患了神经衰弱症。最终，文绣退出，与溥仪离婚了。然而，文绣的离开，并没能转变溥仪对婉容的冷淡态度，溥仪反而更加疏远了婉容。原本神经衰弱的她，精神受到刺激。当然，溥仪和婉容的关系，中间不只一个文绣，更重要的是，溥仪的身体被腐朽的宫廷生活过早地伤害，从精神到生理上排斥女性。作为妻子，婉容只有形式上的名分，享受不到夫妻间应有的生活。从太监回忆当年皇帝的生活，便可看出：当皇上的同外边老百姓过日子不大相同，他们夫妻不同桌吃饭，也不同床睡觉。皇后和妃子每天照例按时到皇上那儿请安，象客人一样。多年以后，经过改造的溥仪曾对他的最后一任夫人李淑贤说：那时我根本不懂夫妻之间应有的关系，妻子就是我的玩物和摆设，高兴就去玩一会儿，不高兴几天不理……。这番告白，确是当年他和婉容生活的真实写照。对于一个年轻美丽、向往浪漫爱情的妻子来说，这是多么残酷的打击。婉容的情感无处寄托，她千般妩媚与万般柔情没有爱的人欣赏，便开始大量花钱，每天生活费竟用一、二百两银子；疯狂地打扮自己，填补那颗空虚、寂寞的心灵；有时也读书、写字、画画，但这些仍无法排遣心中的苦闷与忧愁。物质的富有，终究代替不了精神的需求。另一方面，婉容英文老师的“言传身教”，更是加大了她寂寞、苦闷的心理落差。人在内心空虚、孤独的状态下，自身“免疫力”降低，容易被诱惑，再加上周围人支持，她很难把握自己。于是，她逐渐染上吸鸦片的嗜好。此时，在无爱、无性的婚姻生活里，鸦片给婉容带来了莫大的安慰和愉悦。同时，也一步步把她拖入一个无底的深渊。
婉容不只是一个追求享受、与淑妃争宠的平庸女子，她有自己的理想和政治抱负。她认为贤后应是有贡献于君主和天下的，她宁愿做一个徒有虚名的妻子，也不愿放弃皇后的地位。她一心维护、支持皇上，巩固其皇位，愿协助皇上共谋千秋大业。婉容不仅看中皇后的称呼和身份，而且非常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她经常参加慈善活动，为灾民捐款或捐珠宝首饰，赢得当时报界普遍赞誉。即使重病期间，婉容仍订阅《盛京时报》、《满州报》等8种报纸，可以想象她对政治的关心程度。而溥仪根本不给她作为皇后身份出面的机会。
1934年3月1日，溥仪第三次登基称帝，举行了即位大典。而婉容竟没有露面的机会。平时参加仪式或接见外宾，溥仪也不让婉容参加。这种政治上的垄断和压迫，彻底击垮了婉容，导致精神崩溃。她可以忍受一个挂名妻子的痛苦，却无法忍受剥夺她作为皇后的尊严和权利。她也曾想离开溥仪，过自由的生活。在伪满政府做“执政夫人”期间，她曾先后两次策划出逃，但都没有成功。当一个人的希望化为泡影、精神失去寄托的时候，就会变得麻木不仁，任人摆布，活着也只剩吃饭、睡觉了。此时，在婉容兄长和身边佣妇的鼓励与撮合下，婉容分别与溥仪的两位随侍发生了关系，并怀孕了。溥仪自然是怒气冲天，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他提出与婉容离婚，废掉皇后。但在当时，溥仪的决定要经日本人同意。而日本人没有批准他的做法。无奈，在婉容的哀求下，溥仪勉强同意生下孩子，送到宫外抚养。降生的是一名女婴，眉眼清秀，非常像婉容儿时的模样。婉容欣慰地只看一眼，挥手就让佣人抱走了。深受宫廷生活的束缚与摧残，婉容更愿女儿在宫外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结婚生子、夫唱妇随、白头到老，这是女儿、也是一个女人最好的归宿。婉容哪里知道，半小时后，这个弱小、无辜的生命就被人为地结束了。此后，婉容备受煎熬，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的监视中。在政治、生活的双重打击下，婉容的精神受到强烈刺激，处于自残状态，每日以烟为伴，烟瘾日重。到最后，她的两条腿已不会走路，眼睛近乎失明，往日的健康、美丽与丰韵荡然无存。
溥仪曾在《我的后半生》谈到此事。他认为：这种事情无论如何不能由她负责任，至少不该全部都由她自己负责。事实上，当时我把全部责任都放在她身上，我根本没有责怪那个吃人的制度。我们暂且不去声讨吃人的制度和溥仪本人，有一点需要明确的是，尽管婉容受西方文化影响，但骨子里还是一名坚守“妇德”的、传统的中国女性，当她看到外国电影有淫乱情节的时候，十分反感，没有演完便离开了。她素以“爱莲”自居，圣洁高傲的秉性与这些行为是毫不搭界的。一个与人私通的女人，一个背叛丈夫的妻子，是道德和婚姻所不容的。但是对于婉容，在那样的背景、条件下，是否，我们可以多一些宽容，更为人性地看待她的出轨呢？
婉容的结局是极其悲惨的。她曾幸运地成为高贵的皇后，却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去世时年仅41岁。当时，中央社一篇题为《一代伪后，病死敦化》的小文，为她不幸、短暂的一生画了一个并不圆满的句号：“此间盛传伪后秋鸿（婉容）已于上月下旬病死敦化之说，……，伊曾一度由通化重返抵此。……。伊被迫赴永吉，……。旋又押赴敦化，转送延吉。目前，由延吉再送敦化，卒因贫病交加，且侧近侍从早四散，八月下旬已客死敦化。”
作者单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