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熟识徐悲鸿和《八骏图》，并且认为他最擅画马。而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正在进行的《大师与大师》展览，让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这位现代绘画大家。而同时展出的徐悲鸿留法时期法国大师的作品，更让我们看到他们之间彼此的交流与传承。
　　Un Ma?tre et Ses Ma?tres”，这个展览的法语名字可谓一语双关。展览名译为《大师与大师》，意即中法学院派绘画大师作品云集，不少当年的“罗马大奖”获得者的作品，为我们营造了徐悲鸿留法期间的艺术环境。同时，也可以将之翻译成“大师与他的老师们”，并置展出的徐悲鸿与他四位老师的作品，吸引着我们去寻找他们之间的联系。
　　策展人菲利普·桑奇尼早在五年前就有了做这样一个展览的想法，而这个想法整整运作了三年。徐悲鸿纪念馆提供了所有徐悲鸿的画作及一些收藏，其中包括几幅他的老师达仰的作品。法国部分，菲利普则借来包括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奥赛博物馆等多家机构的珍藏。菲利普的所有努力，就是为了描述一个整体的语境—徐悲鸿留学法国时的人文艺术环境，包括他所选择的巴黎高等美术学院、跟随的老师包括达仰等等。这些特别能体现出是徐悲鸿在学院派的影响下，所展现出的现代性。
　　作为学院派的根据地，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完美诠释了“规范”一词的含义。当年徐悲鸿选择高等美院，也是奔着学院派的端正与传统而去的。展览中呈现的当年高等美院获得“罗马大奖”的作品，无不展现了学院派的“规范”。而老师弗拉孟德的历史画，直接影响了徐悲鸿用西方写实主义的手法演绎中国历史经典，徐悲鸿著名的《愚公移山》便是如此风格。
　　展览多方展示了徐悲鸿留法所受到的影响。徐悲鸿和他的老师贝纳尔非常的亲近，贝纳尔曾以一个旅行画家的身份到印度进行创作，于是在徐悲鸿的画里也引进了一些印度元素，在展览最后的“印度版块”里，我们看到《愚公移山》的模特其实都是印度人，这幅作品也是在印度创作的。他在法国的时候，时常携画到达仰画室求教，达仰“勿慕时尚，毋甘小就”及注重默画的艺术思想对他影响较大，使得他没有追随当时法国日渐兴盛的现代派画风，而是踏踏实实地钻研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学院派艺术，掌握了娴熟的古典绘画技巧。
　　当然，学院派并不是刻板的一成不变，这个展览同时向我们展现了学院派的现代性。虽然巴黎高等美术学院是学院派的大本营，但其实在徐悲鸿入学的时候，正是学院很多教授将现代元素引入学院派的时候。所以当时的学院派，并不仅仅只有传统，也有最新的思潮。贝纳尔曾是高等美院院长，但在他的技法中，很明显有印象派的痕迹，他的作品中因而也流露出高更、马蒂斯的感觉。而这多少也影响了他的学生徐悲鸿，《田横五百士》便是在写实主义的艺术语言下，透露出印象派的笔触。尽管徐悲鸿对当时风起云涌的现代艺术不屑一顾，但现代艺术依旧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的创作。
　　无论是学院派的写实主义，还是徐悲鸿远离的现代主义，这些都是他当年留法期间的艺术语境。这个展览正是在积极复原这个语境，让我们更亲近地想象徐悲鸿当年的所见所闻，进而了解他后来的艺术发展。作为中西合璧的一代大家，真正使得徐悲鸿与众不同的，归根结底是他的中国身份，这与后来许多中国留法画家选择了现代派的道路是截然相反的。
　　菲利普认为，在法国的语境之下，徐悲鸿是一个非常中国的画家。“现代的西方，其实已经远离了写实主义、自然主义，徐悲鸿在画马的时候，正是用了这样的处理手法。相比之下，刘海粟、潘玉良的艺术语言，在西方容易被接受，这是因为在西方学术界，占领导地位的一直都是英语国家的一些艺术史学家，比如说苏立文，他们左右了现在人们对艺术和艺术史的认识。所以我们现在比较能够理解刘海粟他们的现代语言。而这个展览就是想更多的展现出徐悲鸿现代性的一面，这是人们通常很少注意到的。”
　　徐悲鸿始终是坚守法国阵营的艺术家，拥有艺术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传统。正如他自己所言，美术创作应该在“中国气派”的前提下，必须具备“古典主义的技巧，浪漫主义的构图，印象主义的色彩，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思想内容。”所谓“中国气派”，正是徐悲鸿后来成为一代宗师的法门。无论是中国历史题材的选择，还是将西方直面暴力转化成温和的表达，亦或是中西绘画技法的融合，徐悲鸿的名作《奔马图》《珍妮小姐自画像》《负伤之狮》，把这一切都落笔在画作上。
　　重新认识徐悲鸿和他的绘画艺术，这无疑是看完这个展览最大的收获，特别是在画作中寻找到他的现代性，好像是看到了一位与记忆中不同的大师。在灵动飘逸的骏马之外，徐悲鸿更是一个博采众长的艺术家，只是有待我们去发现。菲利普也说，尽管徐悲鸿在中国有很崇高的地位，但他在欧洲、法国的声望并没有这么高。所以，他希望把这个展览带回法国，把徐悲鸿重新介绍给法国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