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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过台静农的人，大都知道他是一个奇人。他在20世纪20年代曾是“未名社”的骨干，以《地之子》、《建塔者》两册短篇小说集被鲁迅推为青年作者中的“乡土文学”代表者，并始终是与鲁迅友情最挚的弟子之一；后半生他却因随鲁迅老友许寿裳去台湾中央编译馆任职，阴差阳错滞留台湾，从此韬光养晦，噤口不言，埋头国学，唯以饮酒与书法自娱，成了台大中文系任职时间最长的系主任。
1936年秋天，台静农到青岛国立山东大学任教，当时他三十三岁。1928至1935年间，他因与左翼文学的牵连三次遭逮捕入狱，经鲁迅等人多方营救虽然获释，但在北京已无立足之地，最后辗转至厦门大学担任教职。鲁迅对此并不看好，但也只能劝其成行：“厦门不但地方不佳，经费也未必有，但既已答应，亦无法，姑且去试试罢。”这是1935年8月份的事。台静农在厦门大学任教两个学期，后来该校果然“腐败下去”（台静农1936年12月21日致胡适信中语），他又通过友人的关系，到青岛国立山东大学当讲师。
这位被鲁迅誉为“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乡土小说家，在青岛的那段时间里却没有直接留下什么文字。仿佛整个青岛都只是青柑里的一撮苦茶，待到日后才封存在他的记忆里。
了解台静农青岛行迹的人，多是因为读了他1944年写的那篇《我与老舍与酒》。他们“常常同几个朋友吃馆子，喝着老酒，黄色，像绍兴的竹叶青，又有一种泛紫黑色的，味苦而微甜，据说同老酒一样的原料，故叫做苦老酒……”
这些异乡人在青岛，也有属于他们的“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的时辰。有天老舍突然跑来，说有一家新开的小馆子卖北平的炖羊肉，于是叫上叶石荪（时任国立山东大学文艺心理学教授）、邓仲纯（国立山东大学校医）一同去大快朵颐。当然，席间少不了又要喝苦老酒。时常与他们一起出入小酒馆的，还有王统照、吴伯箫等人。
其实，在《我与老舍与酒》之后，台静农还有一篇写于三年后（1947年）的续作《谈酒》，只不过这一回，文中已经没有了那时正在旅美讲学的老舍的身影。《谈酒》写一位友人特意从青岛带两瓶苦老酒来赠他，那“隔了很久而未忘却的味儿”，引起他的欢喜与怅惘。
不记得什么时候同一友人谈到青岛有种苦老酒，而他这次竟从青岛带了两瓶来，立时打开一尝，果真是隔了很久而未忘却的味儿。我是爱酒的，虽喝过许多地方不同的酒，却写不出酒谱，因为我非知味者……我于这苦老酒却是喜欢的，但只能说是喜欢。普通的酒味不外辣和甜，这酒确实焦苦味，而亦不失其应有的甜与辣味；普通酒的颜色是白或黄或红，而这酒却是黑色，像中药水似的。原来青岛有一种叫作老酒的，颜色深黄，略似绍兴花雕，某年一家大酒坊，年终因酿酒的高粱预备少了，不足供应平日的主顾，仓猝（卒）中拿已经酿过了的高粱，锅上重炒，再行酿出，结果，大家都以为比平常的酒还好，因其焦苦和黑色，故叫作苦老酒……
“苦老酒”所代表的却是青岛的乡土，对于过客台静农来说，只是别人的乡土。然而凡是乡土就有某种真实，就足以令人怀念，令人怅惘，令人感觉到生活的苦味，有这真实的苦味在，便足以大醉。
这样带苦味、像药酒的“苦露酒”，或许该说是生活之药吧。
对“苦露酒”、“苦老酒”念念不忘的，除了台静农，还有王统照。1941年上海孤岛时期，王统照以“韦佩”的笔名，为吴伯箫的散文集《羽书》作了一篇序，序里追忆了他们与老舍等人在青岛的交游。
国立青岛大学建校之初，一干新月派学人自封为“酒中八仙”，畅饮的是“三十斤一坛，罄之后已”的绍兴女儿红。而五六年过去，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叶抗战爆发前夕，那苦涩的本地产的“苦露酒”，已代替了外地的名酿，成为青岛墨客与过客们共同的味蕾记忆。高蹈者在象牙塔中纵酒狂歌，不免有间或的失意与寂寥；而到了历史的这个时刻，文人的失意已经渐渐向市井的苦寒沦没。仅有讲师职的台静农和做了全职作家的老舍，都不免受到这种苦寒的侵袭。虽然炫彩的海波不要行人一文钱，那曾为梁实秋所击赏的西府海棠纷纷飘落在黑色礁石上，也宛如一些老舍家小儿女所寻不着的粉白色的贝壳，但烧饼铺、苦老酒、寒风里的二黄……这些在今日读来，仍有清苦之气凛冽逼人。台静农日后在台大中文系的高足林文月女士，在散文《饮酒及与饮酒相关的记忆》中对台静农的一生嗜酒也有所忆及：
我个人与台先生在温州街的日式书房内喝酒最多，也最难忘怀。台先生好酒量，却似乎颇能节制，我们未尝见过他醉。但据他自己说，从前在北京、在青岛、在重庆，他常常喝醉，也闹过一些笑话，谈及喝酒醉否时，台先生最喜欢引的是胡适之先生的名句：“喝酒往往不要命！”近日来读陈子善、秦贤次二位合编的台先生早年佚文集《我与老舍与酒》，果然，里面有几篇及于当年酒事，令人想见上一个时代的文人们清苦中作乐的情况。
身在台湾的台静农去国怀乡，怀想青年时代意气风发的北平，怀想而立之年虽生活清寒但以为可以久居的青岛，怀想抗战时期真正久居了的重庆……台湾的酒，大约是没有他青中年时期所喝到的各地的土酒中那种泥土的气息。台静农写过《嵇阮论》，然而嵇康好辩，亦诫子以噤口；阮籍善飲，偏难醉于异乡。酒之于台静农，不复能成为类似《追忆逝水年华》中“玛德莱娜小蛋糕”那样的媒介，无法为他带来昔年的醉意，昔年的北平、青岛、重庆。
1936年秋天，台静农到青岛国立山东大学任教，当时他三十三岁。1928至1935年间，他因与左翼文学的牵连三次遭逮捕入狱，经鲁迅等人多方营救虽然获释，但在北京已无立足之地，最后辗转至厦门大学担任教职。鲁迅对此并不看好，但也只能劝其成行：“厦门不但地方不佳，经费也未必有，但既已答应，亦无法，姑且去试试罢。”这是1935年8月份的事。台静农在厦门大学任教两个学期，后来该校果然“腐败下去”（台静农1936年12月21日致胡适信中语），他又通过友人的关系，到青岛国立山东大学当讲师。
这位被鲁迅誉为“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乡土小说家，在青岛的那段时间里却没有直接留下什么文字。仿佛整个青岛都只是青柑里的一撮苦茶，待到日后才封存在他的记忆里。
了解台静农青岛行迹的人，多是因为读了他1944年写的那篇《我与老舍与酒》。他们“常常同几个朋友吃馆子，喝着老酒，黄色，像绍兴的竹叶青，又有一种泛紫黑色的，味苦而微甜，据说同老酒一样的原料，故叫做苦老酒……”
这些异乡人在青岛，也有属于他们的“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的时辰。有天老舍突然跑来，说有一家新开的小馆子卖北平的炖羊肉，于是叫上叶石荪（时任国立山东大学文艺心理学教授）、邓仲纯（国立山东大学校医）一同去大快朵颐。当然，席间少不了又要喝苦老酒。时常与他们一起出入小酒馆的，还有王统照、吴伯箫等人。
其实，在《我与老舍与酒》之后，台静农还有一篇写于三年后（1947年）的续作《谈酒》，只不过这一回，文中已经没有了那时正在旅美讲学的老舍的身影。《谈酒》写一位友人特意从青岛带两瓶苦老酒来赠他，那“隔了很久而未忘却的味儿”，引起他的欢喜与怅惘。
不记得什么时候同一友人谈到青岛有种苦老酒，而他这次竟从青岛带了两瓶来，立时打开一尝，果真是隔了很久而未忘却的味儿。我是爱酒的，虽喝过许多地方不同的酒，却写不出酒谱，因为我非知味者……我于这苦老酒却是喜欢的，但只能说是喜欢。普通的酒味不外辣和甜，这酒确实焦苦味，而亦不失其应有的甜与辣味；普通酒的颜色是白或黄或红，而这酒却是黑色，像中药水似的。原来青岛有一种叫作老酒的，颜色深黄，略似绍兴花雕，某年一家大酒坊，年终因酿酒的高粱预备少了，不足供应平日的主顾，仓猝（卒）中拿已经酿过了的高粱，锅上重炒，再行酿出，结果，大家都以为比平常的酒还好，因其焦苦和黑色，故叫作苦老酒……
“苦老酒”所代表的却是青岛的乡土，对于过客台静农来说，只是别人的乡土。然而凡是乡土就有某种真实，就足以令人怀念，令人怅惘，令人感觉到生活的苦味，有这真实的苦味在，便足以大醉。
这样带苦味、像药酒的“苦露酒”，或许该说是生活之药吧。
对“苦露酒”、“苦老酒”念念不忘的，除了台静农，还有王统照。1941年上海孤岛时期，王统照以“韦佩”的笔名，为吴伯箫的散文集《羽书》作了一篇序，序里追忆了他们与老舍等人在青岛的交游。
国立青岛大学建校之初，一干新月派学人自封为“酒中八仙”，畅饮的是“三十斤一坛，罄之后已”的绍兴女儿红。而五六年过去，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叶抗战爆发前夕，那苦涩的本地产的“苦露酒”，已代替了外地的名酿，成为青岛墨客与过客们共同的味蕾记忆。高蹈者在象牙塔中纵酒狂歌，不免有间或的失意与寂寥；而到了历史的这个时刻，文人的失意已经渐渐向市井的苦寒沦没。仅有讲师职的台静农和做了全职作家的老舍，都不免受到这种苦寒的侵袭。虽然炫彩的海波不要行人一文钱，那曾为梁实秋所击赏的西府海棠纷纷飘落在黑色礁石上，也宛如一些老舍家小儿女所寻不着的粉白色的贝壳，但烧饼铺、苦老酒、寒风里的二黄……这些在今日读来，仍有清苦之气凛冽逼人。台静农日后在台大中文系的高足林文月女士，在散文《饮酒及与饮酒相关的记忆》中对台静农的一生嗜酒也有所忆及：
我个人与台先生在温州街的日式书房内喝酒最多，也最难忘怀。台先生好酒量，却似乎颇能节制，我们未尝见过他醉。但据他自己说，从前在北京、在青岛、在重庆，他常常喝醉，也闹过一些笑话，谈及喝酒醉否时，台先生最喜欢引的是胡适之先生的名句：“喝酒往往不要命！”近日来读陈子善、秦贤次二位合编的台先生早年佚文集《我与老舍与酒》，果然，里面有几篇及于当年酒事，令人想见上一个时代的文人们清苦中作乐的情况。
身在台湾的台静农去国怀乡，怀想青年时代意气风发的北平，怀想而立之年虽生活清寒但以为可以久居的青岛，怀想抗战时期真正久居了的重庆……台湾的酒，大约是没有他青中年时期所喝到的各地的土酒中那种泥土的气息。台静农写过《嵇阮论》，然而嵇康好辩，亦诫子以噤口；阮籍善飲，偏难醉于异乡。酒之于台静农，不复能成为类似《追忆逝水年华》中“玛德莱娜小蛋糕”那样的媒介，无法为他带来昔年的醉意，昔年的北平、青岛、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