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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武伕电影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风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为什么对武侠电影如此偏爱?本文从文化的深层角度探讨侠文化的发展演变轨迹，以及当前国人对缺失的正义侠文化的呼唤。
[关键词] 武侠 武侠电影 侠文化
一
“凡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人在看武侠”，我感觉这一点也不夸张。武侠作为中国人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上至专家教授，下至平民百姓，数以亿计的中国人都跌进了武侠迷幻的怪圈。为什么中国人对武侠片如此偏爱，为什么武侠片在中国乃至全世界会产生如此大的震撼力?其实，回顾电影产业形形色色的武侠片。貌似千第一律，但刀光剑影、嬉笑戏耍之余，我们可以挖掘出隐藏其背后的中华民族侠文化心理背景和文化内涵。它们在“向观众提供壮丽的影象、奇异的场面、惊险的动作的同时也使无意识的情感宣泄与有意识的主题思想相结合”，使影片在一种东方民族的精神之下产生共鸣效应。
武侠电影向人们所展示的侠客精神，是人类永远的光荣和梦想，在英雄侠客身上。人们常常感受到的是自己旺盛的生命欲望和生命意志，侠客那来去无踪，自由任情，武功高超。除暴安良的行动，是人们面对现实社会种种情态时的一个心灵参照。人们在观看武侠电影的过程中，随着侠客一起进行一次人格上的超越和道德上的升华。并以此获得伦理意义上的巨大心理满足。
在现代这个人情冷漠、物欲横流、竞争激烈的社会中，中国人的传统文化道德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人们在焦虑、失落和傍徨之中便产生了对古老伦理社会重义轻利、互助互让、锄强扶弱、济困救贫等的执着与向往。从而为精神的复归和栖居寻找到了一个道德上的乌托邦和太阳城。武侠世界成为现代中国人逃向想象的道德乐园，以理想人格的幻影来谐合现实的心理失衡，并寓寄自我的追求和向往。这就是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无论老少、学识多寡、对武侠表现出普遍痴迷之所在。也是武侠文化在作为现实在业已消失的现代社会依然保持强大生命力的原因。
而纵观中华大地的流行武侠片，也大都是以对这种侠文化的表现为立足点。(南北少林)中，智明、赵威力闯官船，杀死赫索，救出司马燕，自己毅然离去。司马燕赶来话别，却只见智明远去的背影，惟听清幽飘渺的梵音在天地间回荡，那其中既有无缘厮守的遗憾，更有侠客任情无踪的豪气信(新龙门客栈)中，周淮安与莫言等人约定新婚之夜由密道逃离龙门关，不料曹少钦的大队人马已然杀到，就在这生、死、爱、恨交织的危急关头，周淮安、莫言、金镶玉三人众志成城，联手将奸徒伏诛。在这里，侠客是昏庸朝廷的反叛者，是除暴安良的力量。《精武英雄》中，陈真在虹口道场以寡敌众和与藤田刚的决斗都让人大快人心、惊心动魄，片中的大量高难度动作李连杰都应付得绰绰有余，陈真的形象在此多一份灵气、多一份冷静，并穿插与日本女子山田光子的浪漫爱情，更使这种侠客的身影充满幻想和传奇色彩。无不是对侠客精神与文化的经典阐释。
二
何为“侠”?这个名词，我想中国人是不会陌生的。“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即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正是这样评价他那个时代的侠客们。东周时期，天下大乱，列国纷起，对于人才的需要日益加强，养士成为了一个政治集团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从而侠客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砝码在社会地位上得到极大的提高，而作为秩序和威严象征的周王室每况愈下，也在另一个方面让社会空气更加自由。有本领的侠客们可以根据双向选择的办法来决定效力的方式和投靠的主人，这使得侠客得到了尊重和自信，也让那个年代的江湖充满了个性的光辉。正如诸子百家争鸣的出现一样，那个时代侠客们代表的尊严和信心也是后世所仿效的典范。
司马迁在《史记》中认为养士之中培育了最多的侠，而养士的人则成为了最大卿相之侠，首推战国四公子：，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以上可见，无论侠客产生于什么环境，在当时的社会中侠是相对自由的，没有受到太多夹自官府的压力和摧残，所以当时对侠客宽松的环境产生了具有侠的独特道义观念即兼爱和自由生长的良好土壤，培育一批让后人景仰的大侠。另一方面，侠客也不象后世那样与政府那么尖锐的对立，而是随时都有出将入相的可能，当时那种自由的入仕风气，侠的江湖几乎成了卿士的后备基地，侠的行为也带有很浓厚的和庙堂几乎分不开的政治化色彩，而不是纯粹义气化的江湖。
在战乱缤纷的年代，侠客的举动也经常可以改变局部政治力量的对比，他们的勇气是养士者所借重的，士为知己者死是那个时代最高的行为准则，他们既是政治斗争的工具，也是用勇力和信心去报答知己并博取荣名的勇士。“专诸刺王僚，彗星击月”，专诸豪气，鱼肠锋芒，为一代霸主吴王阖闾扫清了道路，学鱼的坚忍，面对王僚的冷静，一击必中舍生忘死的决心，令多少人至此掩面长叹。聂政杀侠累，见严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许仲子者，徒以亲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终。仲子所欲报仇者为谁?请得从事焉!”简短的语言，直白的语气，道出了一个人内心最真实的想法，一个侠客最简单的信念，父母在，不许友以死，这样一个勇士怎能不让人钦佩，也许正是这样一个纷乱的年代产生了这样简单而真实的人，也让人之间的感情变的真实而简单，没有搀杂更多的利益和欺骗，一切都象侠客手中的剑，保护亲人和朋友，刺向危害亲人和朋友的人，没有口号没有标榜没有中伤，最直接也最有效。豫让不惜吞炭漆面，两刺赵襄子，“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於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这句话更成为以后士和侠客行为的经典准则：正是在一个人因为能力而被充分尊重的年代，才产生了这样的人物，自由的人格，独特的准则，基本的道义让一个个人物熠熠生辉，人的个性得到极大的发挥，也使得那个年代的精神永远让人怀念，中国人说起那个年代时候常怀着就是骄傲而光荣的感情，用的词也是那么质朴而深情——“侠客之风”。
由于战乱，一个仗剑走天涯的侠客就是一个混乱现状的终结者，一定程度上有可能是一个救世主，人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对侠客的希望。我们现在说每个男人都有一个侠客的梦想，说的是对自由的向往，对无拘无束的憧憬：而在那个时代有更多的现实的意义，代表了生存的保证，也代表了相对公平的生活环境，更是可以保障自己和亲人朋友的能力，正是缘于这种向往，也让古人对侠充满了推崇和梦想，所以才有了王夫之先生“上不能养民，而游侠养之也。”“民乍失侯王之主而无归。富而豪者起而邀之，而侠遂横于天下”的感慨，才在古代形成了游侠在江湖中自由拓展，民众心中有大侠而 无大官，以游侠为主形成的江湖社会。从以上可知，在中国历史上战乱最纷起，思想最动荡的时期，侠客凭借自己的能力造就一个不同于官府的江湖局面，也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和是非标准，侠客得到了普遍地尊重和信任，侠不仅仅是少数人的行为，也成为社会默认的一种被推崇的精神，那个时代侠的精神融入了每个人的精神，仁的精神，对爱的追求，对偏执于仇恨的鄙夷，在中国人的骨子里一直延续下来。
三
侠客文化以其广泛性和丰富性在古代中国人心中占有重要一席。如果说“义”反映的是侠客文化的道德内涵，“武”则是这种道德内涵得以外在实现的必要途径，二者共同构成了侠客文化的主要内容，给古代中国人的侠客情结提供了无限的展示空间。既然侠客文化对我国影响如此之深刻，那么为什么在当代中国社会，我们却很少能够寻找到这种文化在我们身上刻下的烙印，只有在小说、影视中寻找那种久违了的、深蕴心底的情节。我们在迎着未来大踏步的途中，是哪里何时将应当保留的侠文化的精髓也遗失了呢?
汉武帝时期，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运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了，所谓的独尊，不全表现为儒学地位的提高，因为历代都是儒法并行的。更多的在于强调只允许一种声音的存在，用强力设立了一个是非标准来取代原来多元标准，很快许多不同的声音就在“独尊”的面前枯萎了，侠文化也由此走上了异变，侠的精神随着思想桎刳的加强日益远走。侠客因为坚定的信念所以有无限的勇气，周围所有人可以异视你，但自己不能异视自己，一旦对自己的标准怀疑，去苟同社会的庸俗价值，那就无所谓侠了。自由的文化环境对侠客文化有重要的意义，没有自由的文化，就产生不了健全的人格，没有强健的灵魂就谈不上侠客。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侠客，侠客精神只是故纸堆里的灰。
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侠精神的历史局限也开始突显出来了：首先，“重然诺”、“轻生死”、“士为知己者死”等，有着浓重的封建色彩。以先秦那些刺客为例，被人们称为“义举”、“壮举”，“大义凛然”。皆为典型的“士为知己者死”，类于近世的杀手，为僱主卖命，几乎谈不到义与不义。侠义小说中的封建槽粕，也同样相当严重。比如《虬髯客传》、《昆仑奴》等名篇，豪气干云的侠义精神和神乎其技的绝妙武功之外，也宣扬了明显的奴才思想和门第观念。特别是《儿女英雄传》的后半部，大肆宣扬一夫多妻、“一床三好”，让十三妹这样的绝世侠女沦为“一床三好”中的庸俗角色，更是大煞风景。《水浒传》的侠义描写中，封建糟粕也不在少数。所谓聚义厅上，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无分尊卑，论秤分金，杀富济贫，替天行道，一切皆听命于宋江大哥，看来也是侠义的“理想国”，然而事实上也并非如此简单。宋江虽美名“呼保义”“及时雨”，但他被逼上梁山后，虽不能不与官兵为敌以自保，但念念不忘的是招安，终于断送了整个梁山的事业，李逵、吴用、鲁智深的侠义也都被引入歧途了。其次，“以武犯禁”，常常触犯刑律。“以武犯禁”、触犯刑律的行为，古代小说、传奇中更是屡见不鲜，唐代传奇中的《无双传》更十分突出。为了从宫中救出无双以使其与情人王仙客团圆，侠客古押衙充分发挥了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他对王仙客说：“感郎君之深恩，愿粉身以答效。”他使出浑身解数终于实践了诺言，报答仙客。然而在搭救成功之后，古押衙却杀掉了所有知情人，最后自己也自刎而死。自己为知己者死不说，还冤死了十余人，这种血的代价如何得了?这种冤杀无辜究竟是侠义还是犯罪?“以武犯禁”、触犯刑律的荦荦大端自然是嗜杀、滥杀，但还有另外一些“犯禁”行为也不容忽视。比如“三言二拍”中的《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实际上是歌颂了一个以宋四公为首的盗窃集团。一开始，他们偷为富不仁的“禁魂张”、偷贪官污吏，多少还有点侠盗性质，但到后来，变成了以偷为乐的恶作剧，故意闹得汴京鸡犬不宁，“侠义”的便不翼而飞了。再次，佛道对侠文化的影响。佛教由魏晋时传入中国，至唐代大盛，其今生来世、生死轮回、善恶有报等观念，影响至巨。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奉老庄为始祖，主张清静无为，与世无争，延年益寿，长生不老。也为很多人所信奉，消解了侠客的那种杀气和霸气。
当然，一切的发展究其根源都是经济的发展，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日益提高，人对自然的征服也趋于完善，朝不保夕的恐惧和不安不再是主要内容，对于游侠的依赖已经不是其心理支柱而成为一种生活上的负担，特别是随着城市的发展，大批的人聚集在一起，在朝廷的法令和默认的规则下生活，游侠对于他们已经是可有可无，游侠逐渐成为了茶余饭后的谈资而不是生活中切实的一部分，这样侠客就在人们心中逐步的失去了领地，侠文化的传播也就举步为艰了。随着经济发展，侠一步步的从生活中消退，每个男孩都有一个侠客的梦想，正是我们对侠文化逝去的一种感叹。
四
侠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在历史上曾被封建统治者所御用，但它所起过的积极作用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抹杀的。传统意义上的侠客，是正义的化身，是法律不能及之处的执法者，“侠”本身就是褒义词，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诸如“坏侠”一类的字眼，既然称为“侠”，必做行侠仗义之事，否则只能冠以“匪”或“贼”。中国武侠文化的传统意识，已经积淀成为中华民族集体潜意识的一部分，深深植根在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当中。武侠行为和武侠艺术中的侠士，是武侠文化的结合体和载体。按照梁羽生的说法，侠就是“对大多数人有利的正义的行为真”，实际在武侠和武侠文化上，侠的意义很明确，大到保家卫国、为国为民之士，小到锄强扶弱、济困扶危的英雄，其本质是替天行道，是义，也就是重义守诺、除暴安良，见义勇为、仗义行侠、济世救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的精神品质。侠是道义的一种体现，是对王法的一种补充，同时又是中华民族心理的不平之气的一种凝聚，是民族审美中一个永恒的梦想。从而使得侠者成了中国式的英雄，中国式的神灵。
现在社会，我们的经济发展了，物质文化丰富了，但恰恰这时候社会失却了古代侠客文化所具有的那种正义与刚直，除恶扶良的勇气和胆识。面对贫穷的弱者，多少人视而不见：面对受伤的群众，多少人冷漠处之；面对凶恶的歹徒，多少人选择逃避。中国武侠电影的热播，为每一个中国人所狂热，也正勾起了人们对正义侠客文化的追忆与反思。当我们看到《功夫皇帝方世玉》中方世玉独个儿走到刑场与九门提督大战，扭转局势，将提督斩杀，实行除恶就义，《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中主人公一行遇上白连教逞恶，调戏十三姨，黄飞鸿打出无影脚解围；《猛龙过江》中唐龙凭借一身高强的武艺和顽强的斗志最终将敌人打败，并一举歼灭的歹徒团伙。看到这些行侠仗义的场面，它是否也会涤荡尽每一个热血男儿在现实社会中的懦弱。当我们怀着激情去欣赏一部武侠影片，吮吸着剧中那种充满侠义的气息，比起浪费时间和精力去应付那些没有文化底蕴的闹剧，自然惬意多了。青年人在剧中受到了启迪，找回失却的善良道德，呼唤现代意义的侠客精神的复兴。
[关键词] 武侠 武侠电影 侠文化
一
“凡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人在看武侠”，我感觉这一点也不夸张。武侠作为中国人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上至专家教授，下至平民百姓，数以亿计的中国人都跌进了武侠迷幻的怪圈。为什么中国人对武侠片如此偏爱，为什么武侠片在中国乃至全世界会产生如此大的震撼力?其实，回顾电影产业形形色色的武侠片。貌似千第一律，但刀光剑影、嬉笑戏耍之余，我们可以挖掘出隐藏其背后的中华民族侠文化心理背景和文化内涵。它们在“向观众提供壮丽的影象、奇异的场面、惊险的动作的同时也使无意识的情感宣泄与有意识的主题思想相结合”，使影片在一种东方民族的精神之下产生共鸣效应。
武侠电影向人们所展示的侠客精神，是人类永远的光荣和梦想，在英雄侠客身上。人们常常感受到的是自己旺盛的生命欲望和生命意志，侠客那来去无踪，自由任情，武功高超。除暴安良的行动，是人们面对现实社会种种情态时的一个心灵参照。人们在观看武侠电影的过程中，随着侠客一起进行一次人格上的超越和道德上的升华。并以此获得伦理意义上的巨大心理满足。
在现代这个人情冷漠、物欲横流、竞争激烈的社会中，中国人的传统文化道德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人们在焦虑、失落和傍徨之中便产生了对古老伦理社会重义轻利、互助互让、锄强扶弱、济困救贫等的执着与向往。从而为精神的复归和栖居寻找到了一个道德上的乌托邦和太阳城。武侠世界成为现代中国人逃向想象的道德乐园，以理想人格的幻影来谐合现实的心理失衡，并寓寄自我的追求和向往。这就是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无论老少、学识多寡、对武侠表现出普遍痴迷之所在。也是武侠文化在作为现实在业已消失的现代社会依然保持强大生命力的原因。
而纵观中华大地的流行武侠片，也大都是以对这种侠文化的表现为立足点。(南北少林)中，智明、赵威力闯官船，杀死赫索，救出司马燕，自己毅然离去。司马燕赶来话别，却只见智明远去的背影，惟听清幽飘渺的梵音在天地间回荡，那其中既有无缘厮守的遗憾，更有侠客任情无踪的豪气信(新龙门客栈)中，周淮安与莫言等人约定新婚之夜由密道逃离龙门关，不料曹少钦的大队人马已然杀到，就在这生、死、爱、恨交织的危急关头，周淮安、莫言、金镶玉三人众志成城，联手将奸徒伏诛。在这里，侠客是昏庸朝廷的反叛者，是除暴安良的力量。《精武英雄》中，陈真在虹口道场以寡敌众和与藤田刚的决斗都让人大快人心、惊心动魄，片中的大量高难度动作李连杰都应付得绰绰有余，陈真的形象在此多一份灵气、多一份冷静，并穿插与日本女子山田光子的浪漫爱情，更使这种侠客的身影充满幻想和传奇色彩。无不是对侠客精神与文化的经典阐释。
二
何为“侠”?这个名词，我想中国人是不会陌生的。“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即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正是这样评价他那个时代的侠客们。东周时期，天下大乱，列国纷起，对于人才的需要日益加强，养士成为了一个政治集团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从而侠客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砝码在社会地位上得到极大的提高，而作为秩序和威严象征的周王室每况愈下，也在另一个方面让社会空气更加自由。有本领的侠客们可以根据双向选择的办法来决定效力的方式和投靠的主人，这使得侠客得到了尊重和自信，也让那个年代的江湖充满了个性的光辉。正如诸子百家争鸣的出现一样，那个时代侠客们代表的尊严和信心也是后世所仿效的典范。
司马迁在《史记》中认为养士之中培育了最多的侠，而养士的人则成为了最大卿相之侠，首推战国四公子：，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以上可见，无论侠客产生于什么环境，在当时的社会中侠是相对自由的，没有受到太多夹自官府的压力和摧残，所以当时对侠客宽松的环境产生了具有侠的独特道义观念即兼爱和自由生长的良好土壤，培育一批让后人景仰的大侠。另一方面，侠客也不象后世那样与政府那么尖锐的对立，而是随时都有出将入相的可能，当时那种自由的入仕风气，侠的江湖几乎成了卿士的后备基地，侠的行为也带有很浓厚的和庙堂几乎分不开的政治化色彩，而不是纯粹义气化的江湖。
在战乱缤纷的年代，侠客的举动也经常可以改变局部政治力量的对比，他们的勇气是养士者所借重的，士为知己者死是那个时代最高的行为准则，他们既是政治斗争的工具，也是用勇力和信心去报答知己并博取荣名的勇士。“专诸刺王僚，彗星击月”，专诸豪气，鱼肠锋芒，为一代霸主吴王阖闾扫清了道路，学鱼的坚忍，面对王僚的冷静，一击必中舍生忘死的决心，令多少人至此掩面长叹。聂政杀侠累，见严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许仲子者，徒以亲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终。仲子所欲报仇者为谁?请得从事焉!”简短的语言，直白的语气，道出了一个人内心最真实的想法，一个侠客最简单的信念，父母在，不许友以死，这样一个勇士怎能不让人钦佩，也许正是这样一个纷乱的年代产生了这样简单而真实的人，也让人之间的感情变的真实而简单，没有搀杂更多的利益和欺骗，一切都象侠客手中的剑，保护亲人和朋友，刺向危害亲人和朋友的人，没有口号没有标榜没有中伤，最直接也最有效。豫让不惜吞炭漆面，两刺赵襄子，“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於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这句话更成为以后士和侠客行为的经典准则：正是在一个人因为能力而被充分尊重的年代，才产生了这样的人物，自由的人格，独特的准则，基本的道义让一个个人物熠熠生辉，人的个性得到极大的发挥，也使得那个年代的精神永远让人怀念，中国人说起那个年代时候常怀着就是骄傲而光荣的感情，用的词也是那么质朴而深情——“侠客之风”。
由于战乱，一个仗剑走天涯的侠客就是一个混乱现状的终结者，一定程度上有可能是一个救世主，人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对侠客的希望。我们现在说每个男人都有一个侠客的梦想，说的是对自由的向往，对无拘无束的憧憬：而在那个时代有更多的现实的意义，代表了生存的保证，也代表了相对公平的生活环境，更是可以保障自己和亲人朋友的能力，正是缘于这种向往，也让古人对侠充满了推崇和梦想，所以才有了王夫之先生“上不能养民，而游侠养之也。”“民乍失侯王之主而无归。富而豪者起而邀之，而侠遂横于天下”的感慨，才在古代形成了游侠在江湖中自由拓展，民众心中有大侠而 无大官，以游侠为主形成的江湖社会。从以上可知，在中国历史上战乱最纷起，思想最动荡的时期，侠客凭借自己的能力造就一个不同于官府的江湖局面，也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和是非标准，侠客得到了普遍地尊重和信任，侠不仅仅是少数人的行为，也成为社会默认的一种被推崇的精神，那个时代侠的精神融入了每个人的精神，仁的精神，对爱的追求，对偏执于仇恨的鄙夷，在中国人的骨子里一直延续下来。
三
侠客文化以其广泛性和丰富性在古代中国人心中占有重要一席。如果说“义”反映的是侠客文化的道德内涵，“武”则是这种道德内涵得以外在实现的必要途径，二者共同构成了侠客文化的主要内容，给古代中国人的侠客情结提供了无限的展示空间。既然侠客文化对我国影响如此之深刻，那么为什么在当代中国社会，我们却很少能够寻找到这种文化在我们身上刻下的烙印，只有在小说、影视中寻找那种久违了的、深蕴心底的情节。我们在迎着未来大踏步的途中，是哪里何时将应当保留的侠文化的精髓也遗失了呢?
汉武帝时期，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运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了，所谓的独尊，不全表现为儒学地位的提高，因为历代都是儒法并行的。更多的在于强调只允许一种声音的存在，用强力设立了一个是非标准来取代原来多元标准，很快许多不同的声音就在“独尊”的面前枯萎了，侠文化也由此走上了异变，侠的精神随着思想桎刳的加强日益远走。侠客因为坚定的信念所以有无限的勇气，周围所有人可以异视你，但自己不能异视自己，一旦对自己的标准怀疑，去苟同社会的庸俗价值，那就无所谓侠了。自由的文化环境对侠客文化有重要的意义，没有自由的文化，就产生不了健全的人格，没有强健的灵魂就谈不上侠客。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侠客，侠客精神只是故纸堆里的灰。
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侠精神的历史局限也开始突显出来了：首先，“重然诺”、“轻生死”、“士为知己者死”等，有着浓重的封建色彩。以先秦那些刺客为例，被人们称为“义举”、“壮举”，“大义凛然”。皆为典型的“士为知己者死”，类于近世的杀手，为僱主卖命，几乎谈不到义与不义。侠义小说中的封建槽粕，也同样相当严重。比如《虬髯客传》、《昆仑奴》等名篇，豪气干云的侠义精神和神乎其技的绝妙武功之外，也宣扬了明显的奴才思想和门第观念。特别是《儿女英雄传》的后半部，大肆宣扬一夫多妻、“一床三好”，让十三妹这样的绝世侠女沦为“一床三好”中的庸俗角色，更是大煞风景。《水浒传》的侠义描写中，封建糟粕也不在少数。所谓聚义厅上，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无分尊卑，论秤分金，杀富济贫，替天行道，一切皆听命于宋江大哥，看来也是侠义的“理想国”，然而事实上也并非如此简单。宋江虽美名“呼保义”“及时雨”，但他被逼上梁山后，虽不能不与官兵为敌以自保，但念念不忘的是招安，终于断送了整个梁山的事业，李逵、吴用、鲁智深的侠义也都被引入歧途了。其次，“以武犯禁”，常常触犯刑律。“以武犯禁”、触犯刑律的行为，古代小说、传奇中更是屡见不鲜，唐代传奇中的《无双传》更十分突出。为了从宫中救出无双以使其与情人王仙客团圆，侠客古押衙充分发挥了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他对王仙客说：“感郎君之深恩，愿粉身以答效。”他使出浑身解数终于实践了诺言，报答仙客。然而在搭救成功之后，古押衙却杀掉了所有知情人，最后自己也自刎而死。自己为知己者死不说，还冤死了十余人，这种血的代价如何得了?这种冤杀无辜究竟是侠义还是犯罪?“以武犯禁”、触犯刑律的荦荦大端自然是嗜杀、滥杀，但还有另外一些“犯禁”行为也不容忽视。比如“三言二拍”中的《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实际上是歌颂了一个以宋四公为首的盗窃集团。一开始，他们偷为富不仁的“禁魂张”、偷贪官污吏，多少还有点侠盗性质，但到后来，变成了以偷为乐的恶作剧，故意闹得汴京鸡犬不宁，“侠义”的便不翼而飞了。再次，佛道对侠文化的影响。佛教由魏晋时传入中国，至唐代大盛，其今生来世、生死轮回、善恶有报等观念，影响至巨。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奉老庄为始祖，主张清静无为，与世无争，延年益寿，长生不老。也为很多人所信奉，消解了侠客的那种杀气和霸气。
当然，一切的发展究其根源都是经济的发展，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日益提高，人对自然的征服也趋于完善，朝不保夕的恐惧和不安不再是主要内容，对于游侠的依赖已经不是其心理支柱而成为一种生活上的负担，特别是随着城市的发展，大批的人聚集在一起，在朝廷的法令和默认的规则下生活，游侠对于他们已经是可有可无，游侠逐渐成为了茶余饭后的谈资而不是生活中切实的一部分，这样侠客就在人们心中逐步的失去了领地，侠文化的传播也就举步为艰了。随着经济发展，侠一步步的从生活中消退，每个男孩都有一个侠客的梦想，正是我们对侠文化逝去的一种感叹。
四
侠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在历史上曾被封建统治者所御用，但它所起过的积极作用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抹杀的。传统意义上的侠客，是正义的化身，是法律不能及之处的执法者，“侠”本身就是褒义词，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诸如“坏侠”一类的字眼，既然称为“侠”，必做行侠仗义之事，否则只能冠以“匪”或“贼”。中国武侠文化的传统意识，已经积淀成为中华民族集体潜意识的一部分，深深植根在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当中。武侠行为和武侠艺术中的侠士，是武侠文化的结合体和载体。按照梁羽生的说法，侠就是“对大多数人有利的正义的行为真”，实际在武侠和武侠文化上，侠的意义很明确，大到保家卫国、为国为民之士，小到锄强扶弱、济困扶危的英雄，其本质是替天行道，是义，也就是重义守诺、除暴安良，见义勇为、仗义行侠、济世救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的精神品质。侠是道义的一种体现，是对王法的一种补充，同时又是中华民族心理的不平之气的一种凝聚，是民族审美中一个永恒的梦想。从而使得侠者成了中国式的英雄，中国式的神灵。
现在社会，我们的经济发展了，物质文化丰富了，但恰恰这时候社会失却了古代侠客文化所具有的那种正义与刚直，除恶扶良的勇气和胆识。面对贫穷的弱者，多少人视而不见：面对受伤的群众，多少人冷漠处之；面对凶恶的歹徒，多少人选择逃避。中国武侠电影的热播，为每一个中国人所狂热，也正勾起了人们对正义侠客文化的追忆与反思。当我们看到《功夫皇帝方世玉》中方世玉独个儿走到刑场与九门提督大战，扭转局势，将提督斩杀，实行除恶就义，《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中主人公一行遇上白连教逞恶，调戏十三姨，黄飞鸿打出无影脚解围；《猛龙过江》中唐龙凭借一身高强的武艺和顽强的斗志最终将敌人打败，并一举歼灭的歹徒团伙。看到这些行侠仗义的场面，它是否也会涤荡尽每一个热血男儿在现实社会中的懦弱。当我们怀着激情去欣赏一部武侠影片，吮吸着剧中那种充满侠义的气息，比起浪费时间和精力去应付那些没有文化底蕴的闹剧，自然惬意多了。青年人在剧中受到了启迪，找回失却的善良道德，呼唤现代意义的侠客精神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