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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衡先生是享誉全国的知名作家，这些年来，他的作品入选大中小学教材的数量极多。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至今，他的作品先后有六十余篇（次）被选入各地的大中小学课本。如《晋祠》《夏感》《跨越百年的美丽》《把栏杆拍遍》等，在广大师生中可谓耳熟能详，因而，梁衡被聘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材编写总顾问确属实至名归。
“新闻行业里的著名作家，作家队伍中的新闻名家”，是梁衡独有的名片。
梁衡的创作之路和他的职业生涯相辅相成。1978年，他成为《光明日报》的一名基层记者。两年之后，他就以一篇《一个农民养猪专家的故事》获得“全国好新闻奖”。之后，又以报告文学《路应该这样走》获得“青年文学奖”和“赵树理文学奖”。就在他在新闻行业频频获奖之时，1982年，他发表在《光明日报》的散文《晋祠》再一次赢来好评如潮。发表的当年，《晋祠》就被选入了中学语文课本，并一直沿用三十六年。2019年5月，太原市文物局正式在晋祠公园门口为《晋祠》一文刻石立碑，成为晋祠的又一处新的人文景观。
散文创作的丰厚业绩，是梁衡成名立业的基石，是他创作的重心和中心。纵观他的散文创作，可以梳理出各显特色和成就的三大部分。也可以说，是他择时播种，倾力耕耘，花开各异，收获俱丰的三块创作园地。
八十年代初，梁衡以山水题材散文的创作步入文坛。他着力于文章文字的锤炼和意境的呈现，落笔之处力求行文练达，可吟诵背读，描摹形象，能如诗如画，使笔下山水有韵，草木有灵。多年修炼的精湛的笔下功夫和厚实的文学修养，让他的追求如愿以偿。他推出的一篇篇山水散文和其他诸多状物抒怀的文章，文笔优美凝练，文风古朴典雅，独成一格。1986年，梁衡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夏感与秋思》，就是他这一创作阶段的作品集萃。其中的《晋祠》《夏感》《壶口瀑布》《西北三绿》等篇广受推崇，至今仍被诸多读者视为精品和范文。
为自己的作品不断设置新的高起点，是梁衡创作中贯穿始终的追求。八十年代后期，他在创作谈中提出了散文之美的三个层次：“描写的美，意境的美，哲理的美”。这其中，哲理的美，就是他对散文创作一个更高层次的感悟和要求。“哲理美”强调作者对所描绘景物或事物有深层次的思考和新颖独到的敏悟，是提升一篇文章思想深度和内容厚度的关键之点。
翻阅梁衡的篇篇力作，我们就能真切具体地感受到，描写、意境、哲理的综合美，已成为植根于他作品肌理深处的一种特质和标识。思想和智慧之光，总是和着他文章的美感熠熠生辉……
《母亲石》《武侯祠：一千七百年的沉思》《石头里有只会飞的鹰》《武当山，人与神的杰出》……读毕掩卷，让人久久沉浸在人性和哲思之美中。更有《平凉赋》《广安真理宝鼎记》《天星桥，桥那边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以精粹的文字、深邃的内涵，镌刻于碑，长留与世。正是因为梁衡文章这种“每逢出手，必为精品”的努力和坚持，形成了广大读者对梁衡散文的一个共识和界定———美文。美文虽没有规范的标准定义，但它总是能让读者直观地感知到一种心灵的共振，从而不约而同地产生由衷的喜爱。
2016年3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梁衡的散文《何处是乡愁》与《南潭泉记》。山水之淳美，乡愁之凄美，人性之善美，在他的笔下，如涌泉暖流，直抵人心。一时间，说乡愁、忆乡愁、唱乡愁成为人们热议的主题。2018年6月，《人民日报》七十周年庆，特推出“七十周年作品精选”丛书，而梁衡一人就有三篇文章入选。在散文选集中，《何处是乡愁》作为毋庸置疑的美文代表作荣立其中。
在梁衡的创作理念中，强调文章为美而写，为思想而写。如果说他在美文创作中是以突出景物或事物的美感而苦心专研，精耕细作，那么，从九十年代中期，当他步入人物散文创作的新领域时，则是着重以挖掘文章的思想深度为主旨，真正实践了文章为思想而写。
随着人生阅历的增长和对社会生活更深入的思考和感悟，一种强大的思想能量和职业能力在梁衡的心中日益充沛和饱满，它们融汇成一种无形的巨大推动力，让他在自己散文创作的道路上再辟新径，树起更高的标杆。
1996年，梁衡经过六年的酝酿准备，完成了写瞿秋白的散文《觅渡，觅渡，觅何处》。这篇文章以深邃的内涵、令人叹服的胆识和让人动情的叙写，深深震撼和感动了几乎每一个读者。文章很快被选入中学教材，后又刻于巨石，耸立在常州瞿秋白纪念馆前。二十多年过去了，碑刻前，仍有无以数计的人们驻足，我想，恐怕历史也会在这里沉思吧。
1998年，梁衡的《大有大无周恩来》面世。一时间，文传万众，名驰南北，引起读者们热烈的反响和关注。无论是学界还是百姓，都被这篇与众不同的怀念总理的文章深深折服和打动，许许多多人读毕此文，真情难抑，潸然泪下……总理的亲属们激动地说，这是历来写总理写得最真实、最深入、最深情的一篇文章。写周总理的诗文可以说如山似海，而《大有大无周恩来》独放异彩。因为梁衡是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去打磨和锻造这篇作品的。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积累丰富的名作家，却常常用数十年的时间去沉入史海，苦心经营一篇文章，直到挖掘出别人没有写过的素材，提炼出自己独到的感悟和情理后，才落笔成文。“语不惊人死不休，篇无新意不出手”，这就是他一贯的创作态度和自我要求。
2013年2月，《人民日报》用了一个整版刊登了梁衡的力作《文章大家毛泽东》。这是迄今为止最全面、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对毛泽东文章艺术的梳理总结和上升到理论高度的评介，也是梁衡红色经典散文的代表作。文章丰厚翔实的内容，精彩生动的例证，举重若轻的阐述引人入胜。
梁衡一直提倡散文创作要写“大事、大情、大理”。当我们穿行在梁衡笔下那些政治伟人、历史名人长长的故事和漫漫的征途中，仿佛看到觅渡口的瞿秋白、大有大无的周恩来、二死其身的彭德怀、小院土路上的邓小平以及跨越百年依旧美丽的居里夫人、拍遍栏杆的辛弃疾、戴罪的功臣林则徐正迎面向我们走来。他们或驰骋在政治风云的疆域，或定格在历史的天空，但都能以精神的力量和人格的光芒，給予我们激励、启迪和指引。 这就是梁衡人物散文巨大的成功和厚重的价值。
在梁衡最重要的出版物中，有一套名为《数理化通俗演义》的图书格外引人注目。八十年代后期，他在采访中发现，许多学生很怕学数理化，就决心为他们写一本轻松的书。以多年在科学、教育界当记者采访的积累，他很快找到一个别出心裁的形式，就是用传统的章回体小说，展现课本上数理化知识背后的故事。他先是在一家科普杂志上尝试着发表了几篇，结果反响强烈，编辑部催稿不断。他一鼓作气，三年时间完成了三册近40万字的《数理化通俗演义》。这套书由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亲自作序，著名作家汪曾祺评价道，“数理化写演义，堪称一绝”。此书一经问世，就立刻得到学生和家长的广泛欢迎和喜爱，并很快获得国家科普作品一等奖。不仅内地畅销，在香港和台湾也多有版本发行。三十多年来，《数理化通俗演义》已再版三十多次，发行量达到六、七百万册，至今仍然是梁衡作品中的畅销书。他形象地说，这本读物就是用一层薄薄的文学的糖衣，裹入艰涩的数理化知识，让学习变得轻松有趣。
在事业上不停息地发掘、开拓，进行多学科、跨界别的探索和实践，是梁衡特有的才能和追求。1987年，他离开记者行业，到国家新闻出版署任职，后来又担任《人民日报》副总编，新闻工作一直是他的专业。在梁衡新出版的新闻四部曲《记者札记》《评委笔记》《署长笔记》《总编手记》这近百万字的著作中，有消息、通讯、评论、报告文学、随笔、杂文，还有严肃深刻的理论文章，这是他一生新闻经验的结晶。他的真知灼见已成为新闻领域的指导要领，许多名言在业內流传，有的还被挂在编辑部墙上做为业务标准。
梁衡曾在文学理论方面首创了“三层五诀”“大事、大情、大理”“文章为美而写，为思想而写”等创作理念。而在新闻领域，他的“梁氏新闻定义”“报纸的四个属性”“新闻与文学的12个区别”“新闻与政治四点交叉统一论”等理论，已成为新闻界有共识的理论定论。
梁衡的这些重要成果和建树，使他成为新闻界的名人大家，但他却低调、清醒，淡然处之。2018年12月，他在获得“范敬宜新闻奖”上的致辞，让在场的人们无不动容，更让许多媒体人热泪横流。他说：“……每一个名人的背后，都有一双看不见的新闻手，都站着一个新闻群体……凌霄阁上群英像，不问作画是何人……新闻是一种最讲责任，最能吃苦，也最有风险的职业……平时甘为孺子牛，国有难时拍案起，这就是新闻人”。这是梁衡对新闻人和他自己职业生涯的高度总结。
寒来暑往，春去秋来。大自然的轮回周而复始。人生没有轮回，只有前行的路。退休之年，梁衡卸下日常工作的重担，却又负载起一个更重大的使命———他开始了以“人文森林”和“人文古树”为题材的第三个散文创作阶段。仿佛与生俱来，他对大自然、对山川草木有着一种非同寻常的向往和亲近，就像植根在他的生命基因里一样。童年的记忆，是绿树环围、浓阴覆盖中的欢乐时光；而青年时代的文学之路，他就是从用笔记录那些山水间的行走开始的。《西北三绿》《看见绿色就想起你》《青山不老》《白杨树下的身影》……翻阅梁衡这些写在三十多年前的人物专访，只须看看文章的标题，你就知道，“绿”，早已浸润在他创作的底色里，而他和树木，更有着无时不在，源远流长的情缘……
巨大的能量必然来自长久的积累，而积累的能量一定会寻找适合的时机喷发。2012年，梁衡在一次会议上与国家林业局一位领导对话时，了解到目前林业系统只对树木进行生物管理，而对树的文化研究还是空白。对森林树木专业常识浓厚的兴趣和长期积累，对历史文化知识丰厚的储备，特别是由来已久潜藏于心的“树情结”，让梁衡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对人文古树的探访之路。
他以一段精粹的宣告语为人文森林的价值立言：“在伐木者看来，一棵古树就是一堆木材的存储；在科学家看来，一棵古树是一个气象数据库；在旅游者看来，一棵古树是一幅风景的画图；而在我看来，一棵古树就是一部历史书”；他又以独到的视角和严格的标准为人文古树定位：“所选中的古树，从纵的方面看，必须是历史里程碑，从横的方面看，必须是当地的坐标。”这样一个宏大的命题和严苛的要求，对梁衡的创作无疑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他唯有倾尽心力，不负使命。从此，他全身心投入到了找树、看树、访树、写树之中。
春华秋实从来都是与艰辛的耕耘结伴而行。人文森林学和人文古树是梁衡首创的一个全新学科和领域，没有可直接借鉴的参考物，也没有现成的专业资料，一切都是从头开始。整整六个年头中，他跑遍了大江南北，寻访了千树万树，沉迷在史料深海，然后才是呕心沥血的伏案苦思和字斟句酌的精心打磨。那些漫长的时光里，他的思维和行动几乎全部被“树”占据。
2018年8月，上海书展，一本装帧精美的散文集《树梢上的中国》横空出世，立刻引来格外关注，出版方带去的样书被一抢而光，不久后，又被列为商务印书馆年度十大好书，出版两个月后，书即售罄加印。这本代表了梁衡又一个散文创作高峰的新作，题材独有，内容丰厚，视角新颖，文化内涵丰蕴。特别与众不同的是，书中每篇文章旁都结合所写到的树种，附有精美的绘图和专业的文字介绍。而品读作品，在被生动的内容和精美的文字描述吸引的同时，更为作者丰富、深入而专业的花草树木知识深深折服。梁衡的《树梢上的中国》，成功诠释和体现了人文森林、人文古樹的创作理念，是将文学性和科学、人文知识完美结合的一本独具特色的精品。
打开书的扉页，一张22棵古树的全国分布图展现眼前。它们各有自己非凡的历史遗痕，在人世沧桑、岁月变迁中，把亲自目睹或经历的那些大起大落、大苦大难、大喜大悲都深蓄在自己的根须和年轮中，成为记录历史的一种永远的记忆。当我们听着《华表之木老银杏》中三千岁高龄的老银杏树的悠悠讲述，细察着《死去活来七里槐》中千年古槐硬疙瘩里敞裸出的件件往事……不禁深深叹服，在一棵树里，竟然能承载如此众多、重要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古树，真正是一部鲜活的史书。
无论是《百年震柳》中被“环球大地震”撕裂劈开的四百多岁的老柳树，还是河南商丘白云寺院落废弃的大铁锅里的百年古槐，都彰显出大自然的神力和生命的伟力。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地震大灾难，搬迁了山，移动了湖，但却撼动不了一株柳树；一粒被飞鸟衔落的种子，却能在一口铁锅里长成茁壮无比的巨树。震柳至今繁茂的青枝绿叶和铁锅里簇拥着的粗壮树根，就是大自然颁发给古树的绿色勋章和赋予它们的另一种人文意义。 还有站在近代史里程碑路口上的千古留名的左公柳，眺望大海150年的沈公榕树……它们都目睹了一幕幕记入史册的英雄往事，也把百年的荣辱兴衰昭告世人。每一棵人文古树，都是站立在历史路上的活座标，它们是地球上仅有的能与人类对话的生命。
读者们阅读的关注点可能多会在《树梢上的中国》中的散文作品。而当我们认真、深入地读过梁衡那篇《重建人与森林的文化关系》的学术论文，就能更加领悟到他创建人文森林学和记录人文古树的深层思考与高远目标。他提出：“人是有精神活动的动物，精神文化活动也会直接影响自然。所以，生態应该包括人与自然构成的文化生存状态，只有从文化的高度来观察、解释生态，从人与树与自然的文化关系上来理解生态，才是一个完整的生态观”。梁衡做为有影响力的文化学者，他的人文生态的新理念，把保护自然的观念提到一个新的制高点。对人文古树的寻找和对话，是为了加强人与树木的关联，增进人对树木的关注和关爱。只有人们给予树更好的生存空间、更繁茂兴盛的未来，人和树才能更好地相互依存，这将是树之幸，更是人类的福祉。
四十多年前，梁衡从事业起步时，一年四季几乎都是奔波在路上。当记者下基层马不停蹄跑新闻；步入创作后，写山水，写人和事，哪一桩素材不是路中的相遇？一部部人物传记的写作准备，更是多年数次去实地走访考证……而今，他选择踏上一条更为崎岖艰辛的寻找人文古树的路……“在路上”，成了梁衡工作、生活中的习惯和常态。是和他苦乐相随、一生相伴的使命与宿命。而他潮涌般的文字，就从这行走的笔端汩汩流泻而出……
2018年的深秋，梁衡到云南宾川县寻找人文古树。不期然走到了300多年前徐霞客写最后一篇游记的地方。和这样一位仰慕已久的游学名人不期而遇，梁衡的激动和感慨不言而喻。他曾详细研究过徐霞客的生平资料和作品、日记，早有一种知音般的敬仰与神往。于是他一口气写下了散文《徐霞客的丛林》。跟着梁衡的笔触，你就能如临其境地领略到，徐霞客当年为了考察和记载南北许多地域的山峦湖海、地形地貌，是如何在风光旖旎又险象环生的大地上以超人的意志，抛家舍身的付出，不倦地行走、跋涉、攀援……作者的笔端涌动着对徐霞客的品格、才华由衷的赞赏和向往……他说徐霞客“游学山水，把文章写在大地上和山水间”，还说“他不是一个自然的个体人，而已是一个社会的人。他的行走也成了文化上的穿针引线”……
读着梁衡写徐霞客的这些深情而感人的记述，我们分明感到，作者其实也是在写自己。他们是在不同时代负载着相同使命的使者。为了记录自然之美，为了护佑人们共同生存的家园，他们用一生的行走去书写和创作，他们以同样的赤诚，把美丽和博爱写在大地上。
在《徐霞客的丛林》一文中，梁衡诗意浪漫地写下了这样一个结尾：在就要永远告别丛林，也即将告别这个世界之时，他把自己写秃的毛笔挥手掷入山涧，他想听一听生命的回声……那支笔，化作一株空谷幽兰，依在悬崖上，千百年来一直淡淡地绽放着异香。人们把它叫作《徐霞客游记》。
文毕，梁衡还饱含深情为徐霞客赋诗一首，末句云：“风尘一生落定时，文章万卷留后人”。
对于一个行走和奋笔一生的作家，以此告慰人生，告慰天下，足矣。
我们把这诗句，做为本文的结束语，同样寄予梁衡。
“新闻行业里的著名作家，作家队伍中的新闻名家”，是梁衡独有的名片。
梁衡的创作之路和他的职业生涯相辅相成。1978年，他成为《光明日报》的一名基层记者。两年之后，他就以一篇《一个农民养猪专家的故事》获得“全国好新闻奖”。之后，又以报告文学《路应该这样走》获得“青年文学奖”和“赵树理文学奖”。就在他在新闻行业频频获奖之时，1982年，他发表在《光明日报》的散文《晋祠》再一次赢来好评如潮。发表的当年，《晋祠》就被选入了中学语文课本，并一直沿用三十六年。2019年5月，太原市文物局正式在晋祠公园门口为《晋祠》一文刻石立碑，成为晋祠的又一处新的人文景观。
散文创作的丰厚业绩，是梁衡成名立业的基石，是他创作的重心和中心。纵观他的散文创作，可以梳理出各显特色和成就的三大部分。也可以说，是他择时播种，倾力耕耘，花开各异，收获俱丰的三块创作园地。
八十年代初，梁衡以山水题材散文的创作步入文坛。他着力于文章文字的锤炼和意境的呈现，落笔之处力求行文练达，可吟诵背读，描摹形象，能如诗如画，使笔下山水有韵，草木有灵。多年修炼的精湛的笔下功夫和厚实的文学修养，让他的追求如愿以偿。他推出的一篇篇山水散文和其他诸多状物抒怀的文章，文笔优美凝练，文风古朴典雅，独成一格。1986年，梁衡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夏感与秋思》，就是他这一创作阶段的作品集萃。其中的《晋祠》《夏感》《壶口瀑布》《西北三绿》等篇广受推崇，至今仍被诸多读者视为精品和范文。
为自己的作品不断设置新的高起点，是梁衡创作中贯穿始终的追求。八十年代后期，他在创作谈中提出了散文之美的三个层次：“描写的美，意境的美，哲理的美”。这其中，哲理的美，就是他对散文创作一个更高层次的感悟和要求。“哲理美”强调作者对所描绘景物或事物有深层次的思考和新颖独到的敏悟，是提升一篇文章思想深度和内容厚度的关键之点。
翻阅梁衡的篇篇力作，我们就能真切具体地感受到，描写、意境、哲理的综合美，已成为植根于他作品肌理深处的一种特质和标识。思想和智慧之光，总是和着他文章的美感熠熠生辉……
《母亲石》《武侯祠：一千七百年的沉思》《石头里有只会飞的鹰》《武当山，人与神的杰出》……读毕掩卷，让人久久沉浸在人性和哲思之美中。更有《平凉赋》《广安真理宝鼎记》《天星桥，桥那边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以精粹的文字、深邃的内涵，镌刻于碑，长留与世。正是因为梁衡文章这种“每逢出手，必为精品”的努力和坚持，形成了广大读者对梁衡散文的一个共识和界定———美文。美文虽没有规范的标准定义，但它总是能让读者直观地感知到一种心灵的共振，从而不约而同地产生由衷的喜爱。
2016年3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梁衡的散文《何处是乡愁》与《南潭泉记》。山水之淳美，乡愁之凄美，人性之善美，在他的笔下，如涌泉暖流，直抵人心。一时间，说乡愁、忆乡愁、唱乡愁成为人们热议的主题。2018年6月，《人民日报》七十周年庆，特推出“七十周年作品精选”丛书，而梁衡一人就有三篇文章入选。在散文选集中，《何处是乡愁》作为毋庸置疑的美文代表作荣立其中。
在梁衡的创作理念中，强调文章为美而写，为思想而写。如果说他在美文创作中是以突出景物或事物的美感而苦心专研，精耕细作，那么，从九十年代中期，当他步入人物散文创作的新领域时，则是着重以挖掘文章的思想深度为主旨，真正实践了文章为思想而写。
随着人生阅历的增长和对社会生活更深入的思考和感悟，一种强大的思想能量和职业能力在梁衡的心中日益充沛和饱满，它们融汇成一种无形的巨大推动力，让他在自己散文创作的道路上再辟新径，树起更高的标杆。
1996年，梁衡经过六年的酝酿准备，完成了写瞿秋白的散文《觅渡，觅渡，觅何处》。这篇文章以深邃的内涵、令人叹服的胆识和让人动情的叙写，深深震撼和感动了几乎每一个读者。文章很快被选入中学教材，后又刻于巨石，耸立在常州瞿秋白纪念馆前。二十多年过去了，碑刻前，仍有无以数计的人们驻足，我想，恐怕历史也会在这里沉思吧。
1998年，梁衡的《大有大无周恩来》面世。一时间，文传万众，名驰南北，引起读者们热烈的反响和关注。无论是学界还是百姓，都被这篇与众不同的怀念总理的文章深深折服和打动，许许多多人读毕此文，真情难抑，潸然泪下……总理的亲属们激动地说，这是历来写总理写得最真实、最深入、最深情的一篇文章。写周总理的诗文可以说如山似海，而《大有大无周恩来》独放异彩。因为梁衡是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去打磨和锻造这篇作品的。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积累丰富的名作家，却常常用数十年的时间去沉入史海，苦心经营一篇文章，直到挖掘出别人没有写过的素材，提炼出自己独到的感悟和情理后，才落笔成文。“语不惊人死不休，篇无新意不出手”，这就是他一贯的创作态度和自我要求。
2013年2月，《人民日报》用了一个整版刊登了梁衡的力作《文章大家毛泽东》。这是迄今为止最全面、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对毛泽东文章艺术的梳理总结和上升到理论高度的评介，也是梁衡红色经典散文的代表作。文章丰厚翔实的内容，精彩生动的例证，举重若轻的阐述引人入胜。
梁衡一直提倡散文创作要写“大事、大情、大理”。当我们穿行在梁衡笔下那些政治伟人、历史名人长长的故事和漫漫的征途中，仿佛看到觅渡口的瞿秋白、大有大无的周恩来、二死其身的彭德怀、小院土路上的邓小平以及跨越百年依旧美丽的居里夫人、拍遍栏杆的辛弃疾、戴罪的功臣林则徐正迎面向我们走来。他们或驰骋在政治风云的疆域，或定格在历史的天空，但都能以精神的力量和人格的光芒，給予我们激励、启迪和指引。 这就是梁衡人物散文巨大的成功和厚重的价值。
在梁衡最重要的出版物中，有一套名为《数理化通俗演义》的图书格外引人注目。八十年代后期，他在采访中发现，许多学生很怕学数理化，就决心为他们写一本轻松的书。以多年在科学、教育界当记者采访的积累，他很快找到一个别出心裁的形式，就是用传统的章回体小说，展现课本上数理化知识背后的故事。他先是在一家科普杂志上尝试着发表了几篇，结果反响强烈，编辑部催稿不断。他一鼓作气，三年时间完成了三册近40万字的《数理化通俗演义》。这套书由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亲自作序，著名作家汪曾祺评价道，“数理化写演义，堪称一绝”。此书一经问世，就立刻得到学生和家长的广泛欢迎和喜爱，并很快获得国家科普作品一等奖。不仅内地畅销，在香港和台湾也多有版本发行。三十多年来，《数理化通俗演义》已再版三十多次，发行量达到六、七百万册，至今仍然是梁衡作品中的畅销书。他形象地说，这本读物就是用一层薄薄的文学的糖衣，裹入艰涩的数理化知识，让学习变得轻松有趣。
在事业上不停息地发掘、开拓，进行多学科、跨界别的探索和实践，是梁衡特有的才能和追求。1987年，他离开记者行业，到国家新闻出版署任职，后来又担任《人民日报》副总编，新闻工作一直是他的专业。在梁衡新出版的新闻四部曲《记者札记》《评委笔记》《署长笔记》《总编手记》这近百万字的著作中，有消息、通讯、评论、报告文学、随笔、杂文，还有严肃深刻的理论文章，这是他一生新闻经验的结晶。他的真知灼见已成为新闻领域的指导要领，许多名言在业內流传，有的还被挂在编辑部墙上做为业务标准。
梁衡曾在文学理论方面首创了“三层五诀”“大事、大情、大理”“文章为美而写，为思想而写”等创作理念。而在新闻领域，他的“梁氏新闻定义”“报纸的四个属性”“新闻与文学的12个区别”“新闻与政治四点交叉统一论”等理论，已成为新闻界有共识的理论定论。
梁衡的这些重要成果和建树，使他成为新闻界的名人大家，但他却低调、清醒，淡然处之。2018年12月，他在获得“范敬宜新闻奖”上的致辞，让在场的人们无不动容，更让许多媒体人热泪横流。他说：“……每一个名人的背后，都有一双看不见的新闻手，都站着一个新闻群体……凌霄阁上群英像，不问作画是何人……新闻是一种最讲责任，最能吃苦，也最有风险的职业……平时甘为孺子牛，国有难时拍案起，这就是新闻人”。这是梁衡对新闻人和他自己职业生涯的高度总结。
寒来暑往，春去秋来。大自然的轮回周而复始。人生没有轮回，只有前行的路。退休之年，梁衡卸下日常工作的重担，却又负载起一个更重大的使命———他开始了以“人文森林”和“人文古树”为题材的第三个散文创作阶段。仿佛与生俱来，他对大自然、对山川草木有着一种非同寻常的向往和亲近，就像植根在他的生命基因里一样。童年的记忆，是绿树环围、浓阴覆盖中的欢乐时光；而青年时代的文学之路，他就是从用笔记录那些山水间的行走开始的。《西北三绿》《看见绿色就想起你》《青山不老》《白杨树下的身影》……翻阅梁衡这些写在三十多年前的人物专访，只须看看文章的标题，你就知道，“绿”，早已浸润在他创作的底色里，而他和树木，更有着无时不在，源远流长的情缘……
巨大的能量必然来自长久的积累，而积累的能量一定会寻找适合的时机喷发。2012年，梁衡在一次会议上与国家林业局一位领导对话时，了解到目前林业系统只对树木进行生物管理，而对树的文化研究还是空白。对森林树木专业常识浓厚的兴趣和长期积累，对历史文化知识丰厚的储备，特别是由来已久潜藏于心的“树情结”，让梁衡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对人文古树的探访之路。
他以一段精粹的宣告语为人文森林的价值立言：“在伐木者看来，一棵古树就是一堆木材的存储；在科学家看来，一棵古树是一个气象数据库；在旅游者看来，一棵古树是一幅风景的画图；而在我看来，一棵古树就是一部历史书”；他又以独到的视角和严格的标准为人文古树定位：“所选中的古树，从纵的方面看，必须是历史里程碑，从横的方面看，必须是当地的坐标。”这样一个宏大的命题和严苛的要求，对梁衡的创作无疑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他唯有倾尽心力，不负使命。从此，他全身心投入到了找树、看树、访树、写树之中。
春华秋实从来都是与艰辛的耕耘结伴而行。人文森林学和人文古树是梁衡首创的一个全新学科和领域，没有可直接借鉴的参考物，也没有现成的专业资料，一切都是从头开始。整整六个年头中，他跑遍了大江南北，寻访了千树万树，沉迷在史料深海，然后才是呕心沥血的伏案苦思和字斟句酌的精心打磨。那些漫长的时光里，他的思维和行动几乎全部被“树”占据。
2018年8月，上海书展，一本装帧精美的散文集《树梢上的中国》横空出世，立刻引来格外关注，出版方带去的样书被一抢而光，不久后，又被列为商务印书馆年度十大好书，出版两个月后，书即售罄加印。这本代表了梁衡又一个散文创作高峰的新作，题材独有，内容丰厚，视角新颖，文化内涵丰蕴。特别与众不同的是，书中每篇文章旁都结合所写到的树种，附有精美的绘图和专业的文字介绍。而品读作品，在被生动的内容和精美的文字描述吸引的同时，更为作者丰富、深入而专业的花草树木知识深深折服。梁衡的《树梢上的中国》，成功诠释和体现了人文森林、人文古樹的创作理念，是将文学性和科学、人文知识完美结合的一本独具特色的精品。
打开书的扉页，一张22棵古树的全国分布图展现眼前。它们各有自己非凡的历史遗痕，在人世沧桑、岁月变迁中，把亲自目睹或经历的那些大起大落、大苦大难、大喜大悲都深蓄在自己的根须和年轮中，成为记录历史的一种永远的记忆。当我们听着《华表之木老银杏》中三千岁高龄的老银杏树的悠悠讲述，细察着《死去活来七里槐》中千年古槐硬疙瘩里敞裸出的件件往事……不禁深深叹服，在一棵树里，竟然能承载如此众多、重要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古树，真正是一部鲜活的史书。
无论是《百年震柳》中被“环球大地震”撕裂劈开的四百多岁的老柳树，还是河南商丘白云寺院落废弃的大铁锅里的百年古槐，都彰显出大自然的神力和生命的伟力。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地震大灾难，搬迁了山，移动了湖，但却撼动不了一株柳树；一粒被飞鸟衔落的种子，却能在一口铁锅里长成茁壮无比的巨树。震柳至今繁茂的青枝绿叶和铁锅里簇拥着的粗壮树根，就是大自然颁发给古树的绿色勋章和赋予它们的另一种人文意义。 还有站在近代史里程碑路口上的千古留名的左公柳，眺望大海150年的沈公榕树……它们都目睹了一幕幕记入史册的英雄往事，也把百年的荣辱兴衰昭告世人。每一棵人文古树，都是站立在历史路上的活座标，它们是地球上仅有的能与人类对话的生命。
读者们阅读的关注点可能多会在《树梢上的中国》中的散文作品。而当我们认真、深入地读过梁衡那篇《重建人与森林的文化关系》的学术论文，就能更加领悟到他创建人文森林学和记录人文古树的深层思考与高远目标。他提出：“人是有精神活动的动物，精神文化活动也会直接影响自然。所以，生態应该包括人与自然构成的文化生存状态，只有从文化的高度来观察、解释生态，从人与树与自然的文化关系上来理解生态，才是一个完整的生态观”。梁衡做为有影响力的文化学者，他的人文生态的新理念，把保护自然的观念提到一个新的制高点。对人文古树的寻找和对话，是为了加强人与树木的关联，增进人对树木的关注和关爱。只有人们给予树更好的生存空间、更繁茂兴盛的未来，人和树才能更好地相互依存，这将是树之幸，更是人类的福祉。
四十多年前，梁衡从事业起步时，一年四季几乎都是奔波在路上。当记者下基层马不停蹄跑新闻；步入创作后，写山水，写人和事，哪一桩素材不是路中的相遇？一部部人物传记的写作准备，更是多年数次去实地走访考证……而今，他选择踏上一条更为崎岖艰辛的寻找人文古树的路……“在路上”，成了梁衡工作、生活中的习惯和常态。是和他苦乐相随、一生相伴的使命与宿命。而他潮涌般的文字，就从这行走的笔端汩汩流泻而出……
2018年的深秋，梁衡到云南宾川县寻找人文古树。不期然走到了300多年前徐霞客写最后一篇游记的地方。和这样一位仰慕已久的游学名人不期而遇，梁衡的激动和感慨不言而喻。他曾详细研究过徐霞客的生平资料和作品、日记，早有一种知音般的敬仰与神往。于是他一口气写下了散文《徐霞客的丛林》。跟着梁衡的笔触，你就能如临其境地领略到，徐霞客当年为了考察和记载南北许多地域的山峦湖海、地形地貌，是如何在风光旖旎又险象环生的大地上以超人的意志，抛家舍身的付出，不倦地行走、跋涉、攀援……作者的笔端涌动着对徐霞客的品格、才华由衷的赞赏和向往……他说徐霞客“游学山水，把文章写在大地上和山水间”，还说“他不是一个自然的个体人，而已是一个社会的人。他的行走也成了文化上的穿针引线”……
读着梁衡写徐霞客的这些深情而感人的记述，我们分明感到，作者其实也是在写自己。他们是在不同时代负载着相同使命的使者。为了记录自然之美，为了护佑人们共同生存的家园，他们用一生的行走去书写和创作，他们以同样的赤诚，把美丽和博爱写在大地上。
在《徐霞客的丛林》一文中，梁衡诗意浪漫地写下了这样一个结尾：在就要永远告别丛林，也即将告别这个世界之时，他把自己写秃的毛笔挥手掷入山涧，他想听一听生命的回声……那支笔，化作一株空谷幽兰，依在悬崖上，千百年来一直淡淡地绽放着异香。人们把它叫作《徐霞客游记》。
文毕，梁衡还饱含深情为徐霞客赋诗一首，末句云：“风尘一生落定时，文章万卷留后人”。
对于一个行走和奋笔一生的作家，以此告慰人生，告慰天下，足矣。
我们把这诗句，做为本文的结束语，同样寄予梁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