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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伽蓝记》在四库全书中归入地理类著述，仅从书名看，很长时间没有激起我阅读的兴趣。某个契机之下翻阅，很是惊叹，该书不仅内容丰富广博，而且文笔极佳，摇曳多姿。人们常常会说起魏晋风度和一干魏晋人物，如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贤，或是《世说新语》中那些飘逸放浪的高人逸士。但罕有提及《洛阳伽蓝记》的作者杨衒之和他的前辈郦道元。当然这两位已在魏晋之后，他们是北魏时期的官员和文人。他们在《水经注》和《洛阳伽蓝记》两部著作中，将魏晋名士的精神空间投射于江河山川和城池楼宇的闳衍描述。这两部书都堪称奇书，因为其著述方式前所未有，即所有的叙述都是在自然地理或建筑空间中展开。《水经注》是中国历史地理的早期文献，它不仅记载了一千多条大小河流，更涉及周边地理环境和行政区划，乃至矿产资源、植物种类、建筑风貌和乡土人情，均有所描述，被许多学者称为百科全书式的著作。相比之下，《洛阳伽蓝记》只是一城一地的风景，却呈现出更为细腻和复杂的空间描述。
《洛阳伽蓝记》的特殊意义首先在于：它描述了佛教文化在我国第一次大规模传播的状况，记载了北方少数民族鲜卑的拓跋氏政权在中原的崛起，以及内部倾轧和衰败的过程，同时也生动地再现了洛阳古都的风土民情。书中的每一条记载尽管都是以某一所庙宇开头，但是在描绘了寺院风貌，交代了其落成背景后，作者将自己的见闻、掌故与史料等统统都融汇在一起，徐徐道来富有韵味。书中有前朝旧事，大内秘闻，僧人修行以及风土人情和域外奇观种种，比史书更加生动地勾勒了北魏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民情和宗教生活。
杨衒之起念写此书，不是在洛都风光无限的鼎盛时期，而是朝廷迁都邺城十多年之后重返洛阳之际，见眼前一片狼藉，感叹当年胜景不再，故作者有言：“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本文所引《洛阳伽蓝记》文字，均出自中华书局2012年，尚荣译注）
《洛阳伽蓝记》共五卷，以地界划分，依次是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各为一卷，共记载洛阳城内外一百多所庙宇。不过这仅仅是全部数量的十分之一，在北魏最兴盛时期，“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比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的江南，竟然多出一倍以上。
或可说当初洛阳城中最为壮丽奢华的景观就是众多的寺庙，否则杨衒之不可能在该书序言中有如此夸张的表述：“招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 甚至有些王公贵族“舍宅为寺”，在自家宅基地上起伽蓝，筑浮图。可谓浮屠联翩，烘云托月。这等状况，连云游四海，刚到中土的达摩老祖也赞叹不已。
达摩登临的是永宁寺，该寺堪称当时的摩天大楼，“举高九十丈，有金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难怪达摩为之惊诧，合掌连日，口唱南无。
这永宁寺是煕平年间皇太后所立，可谓“殚土木之功，穷造型之巧”，是洛阳伽蓝的整体缩影，因此作者将其放在该书开篇，作了绘声绘色的精细描述，更因为北魏后期激烈的权力斗争几乎是围绕永宁寺展开，庄严慈悲的十方福地成为血腥之地，所以值得书写铭记：先是第一领民酋长尔朱荣驻兵于此寺，他拥立庄帝而后又死于庄帝之手;继而，尔朱兆等起兵讨伐，囚庄帝于寺内，最后将他吊死在晋阳的另一所寺庙内。
其时佛教传入中土已有数百年之久，只是到了北魏时期，才有了大规模传播（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可为佐证），这或许与以下情形相关。首先，十六国之乱刚刚平息，有百多年的太平日子，人们饱受离乱之苦后，寻找信仰和寄托，似乎发现这一套好生恶杀、讲究来世、去往西方极乐世界的话语很是切合当下世事，所以流播迅猛;且佛教的理论虽然复杂，但是因果报应的道理浅显易懂，践行起来也还方便。再是北魏政权是佛教传播与推广的主导力量，在中国，什么事情由皇家倡导，必定一哄而上，往往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三是国人大兴土木的劲头受战乱抑制后，又获释放，其热情依傍于宗教信仰，似有了恒久意义上的根据。在西晋永嘉年間，洛阳周边总共才四十二所佛寺，到北魏后期，这个数字膨胀了三十多倍，成洋洋大观之势。但是一方面是佛事奢靡，另一方面佛教的教义和戒律被抛诸脑后。转眼之间，权力更替，杀戮四起，一切都成为镜花水月。
《洛阳伽蓝记》的独特价值不仅是第一部描述寺庙建筑的著作，也是第一部集中记述中国建筑的著作。尽管之前在班固、张衡、左思等人笔下，也有对都市建筑的恢宏描绘，但那些只是总体的概括性描述。如左思的《三都赋》，连篇累牍，洋洋洒洒，辞藻精美。读者就是不清楚作者笔下到底写的是哪处景观、哪一座楼台或哪一处池榭，虽然有东西南北上下左右的方位标示，但读者还是混沌一片，而千年以下的我们更是一头雾水。这也难怪，因为那时交通不便，左思根本就没到实地考察，而是在自己书斋翻阅资料（所谓“稽之地图，验之方志”）外加向壁虚构。所谓“洛阳纸贵”，人们争相传抄，也就是在传播那种天花乱坠的感觉和排山倒海的修辞。
《洛阳伽蓝记》就不一样了，每一处寺院或详或略，都有记载和描述。因为作者是一座一座伽蓝分别记叙的，非常有画面感和空间感。如写景林寺，除交代地点在开阳门内御道东外，即进入内景：“讲殿叠起，房庑连属。丹槛炫日，绣桷迎风，实为胜地。寺西有园，多饶奇果中有禅房一所，内置祇洹精舍，形制虽小，巧构难比。加以禅阁虚静，隐室凝邃，嘉树夹牗，芳杜匝阶，虽云朝市，想同岩谷，净行之僧，绳坐其内，餐风服道，结跏数息。”整段描述由外而内，清晰简明，凸显出有层次的空间感。
写正始寺：“檐宇清净，美于景林。众僧房前，高林对牗，青松绿柽，连枝交映。多有枳树，而不中食。有石碑一枚，背上有侍中崔光施钱四十万，陈留侯李崇施钱二十万，自余百官各有差，少者不减五千已下。后人刊之。”这里还把布施者情形和细节也记录在案了。
杨衒之落笔法云寺更是色彩斑斓，历历在目：“佛殿僧房，皆为胡饰。丹素炫彩，金玉垂辉。摹写真容，似丈六之见鹿苑;神光壮丽，若金刚之在双林。伽蓝之内，花果蔚茂，芳草蔓合，嘉木被庭。” 这些佛寺并非建于深山老林，而是立于闹市之中，所以作者用更多的笔墨描绘周边的风物和历史人文遗迹。如上文提及的景林寺，因位于洛阳城内，所以作者把方圆若干距离内的景物均一一罗列，感觉是想借此将帝都风光都囊括其中。如提及该寺附近三里地处，即有一处“翟泉”，这是《春秋》中记载的王子虎、晋狐偃结盟的地界。泉西有华林园和天渊池，池中有魏文帝曹丕建的九华台，北魏的高祖和世宗也分别在那里建了清凉殿和蓬莱山;海西有藏冰室，六月出冰，供百官使用，一旁还有景阳山，山上有姮娥峰，峰上有露寒馆，与飞阁相通;南则有百果园，载有仙人枣，“核细如针，霜降乃熟，食之鲜美”，有仙人桃，也叫王母桃;另有一片沙果林，林子南边有曹丕立的“苗茨之碑”和北魏高祖的苗茨堂。林西边有流觞池，还有扶桑海，上有飞鸟下有鱼鳖，等等。
这里作者的空间和历史意识交织一起。其实中国的文化人从来不缺乏历史意识，代际更替是他们拿手的写作素材，只是以往这种历史的纵坐标很少和空间的横坐标交织对接。这也是《洛阳伽蓝记》的价值所在。
说到空间横坐标，不能不提书中篇幅超长的闻义里一节，这城北的闻义里并不着眼于描绘具体的某座伽蓝，也不是仅仅叙述方圆几里地的一处里巷，而是记载了我国最早的西天取经过程，汇录了种种奇闻逸事。即居住闻义里的敦煌人宋云和沙门惠生一路西行，取经求法，途径赤岭、流沙、吐谷浑、鄯善城、左末城、于阗、朱驹波、汉盘陀国、钵和国、乾陀罗等几十处地界。对那里的山川草木、奇风异俗均有着力描述，作者是力图在一个更开放的大千世界来展示洛阳伽蓝兴起的阔大背景，难怪后人要把此书归在地理类著述。当然有关西域的这些内容，并非杨衒之亲历，所以作者坦陈，是综合了《惠生行纪》《道容传》《宋云家记》等文献编撰而成。然而这比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要早了百来年，也许玄奘西行路上，行囊里是揣着《洛阳伽蓝记》的。其实在《洛阳伽蓝记》面世之前，《汉书》早有《西域传》在，只是其中提及的许多地名和《洛阳伽蓝记》的记载不同，也许是时隔百年后的地名变迁，更可能是西天取经的路线和汉武帝开疆拓土的路线不在同一个纬度。
《洛阳伽蓝记》的看点非常之多，除了关注我国最早的佛寺建筑的风貌、规模和式样，书中还有狐怪的故事，也有关于朝中人物品类的叙述，风趣戏谑之事迭出，想必杨衒之撰写此书时，多多少少受到干宝《搜神记》和刘义庆《世说新语》的影响。不过笔者最感兴趣的是杨衒之关于达摩登临永宁寺的那段描述，不知作者到底是亲见达摩，还是同时代人的从旁转述。有关菩提达摩的记载，在各类典籍中不少，譬如一苇渡江，死而复生，和梁武帝关于什么是功德的问答，等等。就是没有亲历者的见闻，殊为遗憾。这达摩到底长什么模样？《洛阳伽蓝记》或许是我国最早提及达摩的文献，但是从那段文字的上下文看，很难确定杨衒之是否就在达摩观光永宁寺的现场。作者写道：“时有西域沙门菩提达摩者，波斯国胡人也，起自荒裔。来游中土。见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寶铎含风，响出天外;歌咏赞叹，实是神功。”但是我以为这只是事后的追述，因为杨衒之写此段话时已经是公元五四八年左右，是在达摩去世之后十余年。不过，在另一部佛教典籍《五灯会元》中倒有一段记载，讲述了杨衒之面谒达摩，问佛法的情形。杨衒之称：“弟子归心三宝亦有年矣，而智慧昏蒙，尚迷真理。适听师言，罔知攸措，愿师慈悲，开示宗旨。”达摩念其诚意恳切，回应了偈语：“亦不睹恶而生嫌，亦不观善而勤措。亦不舍智而近愚，亦不抛迷而就悟。达大道兮过量，通佛心兮出度。不与凡圣同躔，超然名之曰祖。”杨衒之听闻后“悲喜交并”（《五灯会元》，中华书局1984年，第45页）。禅宗的精华似全在其偈语中，似是而非，又有多种读解。至于取哪一种理解，自然全凭个人的慧根。
由于他们是同时代人，都到过洛阳，杨衒之面见达摩亦有可能。不过《五灯会元》是南宋普济僧人所著，相去北魏年代久远。而杨衒之自己和达摩的交谈并不见于《洛阳伽蓝记》，让人觉着困惑。另外上述《洛阳伽蓝记》中的那段记叙，又不像是《五灯会元》中弟子对自己所崇敬的老师的口吻，也颇令人起疑。
达摩创立禅宗影响深远，但是达摩在《魏书·释老志》中却无记载，可见那时禅宗刚刚兴起，尚无很大的势头。另外也表明达摩老祖的种种非凡的神迹是在禅宗漫长的流播过程中逐渐演义出来的，所以连带我对禅宗二祖慧可的断臂求佛法也起了怀疑。说到《魏书·释老志》似可多说几句。《魏书》乃北齐人魏收主修，他在综合前人成果基础上，带领人编撰了洋洋一百多万字。然而，魏收没有齐之太史、晋之董狐那般公正廉明，能秉笔直书，常借修史来“酬恩报怨”，所以被后人称之为“秽史”。如《魏书》竟然将郦道元收入酷吏列传中，但是又没有举出什么具体的靠谱的例子，只说他“素有严猛之称”或“威猛为治”，似很难有说服力。当然文中亦称“道元好学，历览奇书，撰注《水经》四十卷”，云云。不过《魏书·释老志》倒是我国史书中最早记录宗教传播的文献，有其独特的价值。即以《魏书·释老志》的说法，佛教最早传入中国是在汉代，先是张骞出使西域，“始闻有浮屠之教”，不过那时国人对佛教很有隔膜，“未之信了也”。待到东汉，明帝派遣官员去天竺取经，得佛经及释迦立像，以白马负经而至，由此在洛阳建造了中国第一所佛寺白马寺。这也得到了《洛阳伽蓝记》的佐证。杨衒之在其著作中称：“白马寺，汉明帝所立也，佛教入中国之始。”不过对于这座中国第一佛寺，作者着墨不多，或许是这座四百多年前造的庙宇在建筑特点上实在太普通了一些，所以作者另辟话题，写了该寺佛塔前枝叶繁茂的石榴和蒲萄等果木，据说“白马甜榴，一实直牛”，即一颗大石榴值一头牛的价格。
《释老志》特别讲述了佛教在北魏的兴起过程。即北魏开国的两位君主，“亦好黄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图像，仍令沙门敷导民俗”，虽然有点兼收并蓄的意思，其实为佛教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其中一位叫法果的僧人，起了大作用，他的“诫行精至”打动了太祖道武帝，以至于他死后，道武帝“三临其丧”，颇为轰动。 佛教的流播，一有魏晋玄学的思想资源为基础;二是得益于佛经的翻译。道安、鸠摩罗什和僧肇等大翻译家都是在这个时期焕发出灿烂的光辉。不过外来宗教进入中土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到北魏太武帝时，出现了中国的第一次灭佛运动。到了北魏高宗时期才又逐渐恢复。
中国的史书和各种典籍汗牛充栋，但是记载的大都是关涉政治权力斗争，所以编撰《资治通鉴》之类的著述资料最为丰厚，而有关建筑方面的史料则相对匮乏。至于像《洛阳伽蓝记》这类跟建筑相关而又有趣的书更是难觅。史书的各种志籍包括天文、地理、河渠、历法、刑法、食货、职官、艺文、礼乐、舆服、仪卫，等等，名目也不算少，却没有建筑住宅方面的内容，大概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都难入史家之眼，所以历来有大量的文人小品和笔记小说来填补这些空白。《洛阳伽蓝记》的难能可贵之处是它最早展示了类似的空间文化。即该著述不仅写出了一百多所各各不同的佛寺建筑风貌，而且还把在这些建筑空间中并非同质的丰富的文化内容融汇在一起。
尽管寺庙的规模有大有小，但是围绕着中心的大雄宝殿，前后左右的建筑规制是大同小异。外来膜拜的信众和寺内念经作法事的僧人，虽然身份各异，但是都处于同一个宗教场景中。然而，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并非要再现当年香火旺盛的景象，而是在大批寺院凋零后，要对那逝去的繁华进行追述，因此在书中，并没有关于任何佛典仪式和法事的内容描述，反倒是将自己的各种亲历见闻和坊间传说，统统纳入到其著述中，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贩夫走卒等都能进入到此视域之内。即尽管每一节的小标题均是落在某一伽蓝上，其内容却光怪陆离、五花八门。因为杨衒之的兴趣并非全在佛教上，毋宁说他更倾向于在宗教的特定场所中，综合地展现日常的生活内容。因此作者于起始对庙宇的地理位置有所交代后，笔触立即甩开，扫描周边的人文环境，并记录历史沿革，然后是各阶层人物登场，共享此自然空间和物理空间。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读者也可将这一座座伽蓝看作背景，而作者似乎是在此背景上，将庞杂而丰富的异质的画面拼贴在一起。
与宗教场所结合最紧密的首先是政治权力空间，作者一上来写永宁寺，就将北魏后期残酷的权力斗争作了总体勾勒，仅上层政权易手之际，“召百官赴驾，至者尽诛之，王公卿士及朝臣死者二千余人”。血腥至极。当然，宗教场所并非一直为政治权力所把持，更多的时候也为世俗空间所侵蚀，由此杨衒之更多的是将周边的里巷街坊也纳入笔端。如“寿丘里”一则，就是其中佳篇。寿丘里因为是“皇宗所居也”，所以奢华无度，一派“崇门丰室，洞户连房，飞馆生风，重楼起雾”的气象。这里既有豪门元琛与高阳王元雍斗富的争锋较量，也有婢女朝云吹篪吸引羌人来归的故事，还有百官负绢出乖露丑的笑料等，醉生梦死，声色犬马，成各种奇闻逸事大观。虽然过度奢靡的生活往往转瞬即逝，但是紧接着新的轮回马上到来，世事无常又世事如常。
不过在整部《洛阳伽蓝记》中，最有烟火气的，还数法云寺。因为作者直接就将附近的洛阳集市也一并囊括进来：
市东有商通，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
市南有调音、乐律二里。里内之人，丝竹讴歌，天下妙妓出焉……
市西有延酤、治觞二里，里内之人多酿酒为业……
市北有慈孝、奉终二里，里内之人以卖棺椁为业，赁輀车为事……
这东南西北四处写下来共有千把字，简直是一幅洛阳世俗生活的全景图：从卖肉的到酿酒的，从经营棺材的到娱乐行业，五行八作、林林总总，无所不有。
这里见出作者在空间布局上的匠心，即通过对不同伽蓝的生动描写，分别把朝廷中枢的争权夺利、权贵豪门的奢华生活、市井细民的日常生态等不同的社会生活一一展示出来。这是政治权力运作、精神信仰滋生和日常生活交杂的混合空间，这些彼此区隔的社会生活，原本是在不同的、平行的空间领域中有所延伸和拓展，现在通过伽蓝这个交汇点，被作者融合在一起了，斑驳灿烂，炫人眼目，显示出其特有的文化魅力。笔者以为曾经的五胡十六国的犬牙交错的局面，南朝和北朝之间的人员或投靠，或叛逃，或流动的种种交往，开拓了杨衒之的视野，丰富了其空间观念，使之能体悟和洞察包孕万象的空间文化。
总之，在杨衒之笔下，宗教不仅和政治权力斗争捆绑在一起，和世俗的事务也紧密交织在一起，信仰和欲望在同一空间以不同的文化逻辑推进，兼容并包。在北魏，宗教是世俗生活的組成部分。宗教膜拜的空间和世俗生活的空间有时是平行的，有时是交叉的，甚至是互相替换的，如王公府邸转眼成了宗教场所。而宗教场所有时亦呼朋引类，有时则用来囚禁王宫贵胄等要犯。这一切又取决于历史的风向。
至于洛阳，经兵荒马乱之后，伽蓝倾圮，大多了无踪影，但是毕竟“帝王东西宅，为天下之中，土圭日影，得阴阳之和”（李格非《洛阳名园记序》，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由唐而宋，洛都依然繁华。五百年之后在同一片土地上，又生长出一批馆榭池台，宋人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记载了其中的十九处园池胜景，虽然篇幅和内容上均小多了，无法和《洛阳伽蓝记》相媲，但是也让读者多少能窥见当年的风貌，教人感叹不已。
一
《洛阳伽蓝记》的特殊意义首先在于：它描述了佛教文化在我国第一次大规模传播的状况，记载了北方少数民族鲜卑的拓跋氏政权在中原的崛起，以及内部倾轧和衰败的过程，同时也生动地再现了洛阳古都的风土民情。书中的每一条记载尽管都是以某一所庙宇开头，但是在描绘了寺院风貌，交代了其落成背景后，作者将自己的见闻、掌故与史料等统统都融汇在一起，徐徐道来富有韵味。书中有前朝旧事，大内秘闻，僧人修行以及风土人情和域外奇观种种，比史书更加生动地勾勒了北魏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民情和宗教生活。
杨衒之起念写此书，不是在洛都风光无限的鼎盛时期，而是朝廷迁都邺城十多年之后重返洛阳之际，见眼前一片狼藉，感叹当年胜景不再，故作者有言：“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本文所引《洛阳伽蓝记》文字，均出自中华书局2012年，尚荣译注）
《洛阳伽蓝记》共五卷，以地界划分，依次是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各为一卷，共记载洛阳城内外一百多所庙宇。不过这仅仅是全部数量的十分之一，在北魏最兴盛时期，“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比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的江南，竟然多出一倍以上。
或可说当初洛阳城中最为壮丽奢华的景观就是众多的寺庙，否则杨衒之不可能在该书序言中有如此夸张的表述：“招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 甚至有些王公贵族“舍宅为寺”，在自家宅基地上起伽蓝，筑浮图。可谓浮屠联翩，烘云托月。这等状况，连云游四海，刚到中土的达摩老祖也赞叹不已。
达摩登临的是永宁寺，该寺堪称当时的摩天大楼，“举高九十丈，有金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难怪达摩为之惊诧，合掌连日，口唱南无。
这永宁寺是煕平年间皇太后所立，可谓“殚土木之功，穷造型之巧”，是洛阳伽蓝的整体缩影，因此作者将其放在该书开篇，作了绘声绘色的精细描述，更因为北魏后期激烈的权力斗争几乎是围绕永宁寺展开，庄严慈悲的十方福地成为血腥之地，所以值得书写铭记：先是第一领民酋长尔朱荣驻兵于此寺，他拥立庄帝而后又死于庄帝之手;继而，尔朱兆等起兵讨伐，囚庄帝于寺内，最后将他吊死在晋阳的另一所寺庙内。
其时佛教传入中土已有数百年之久，只是到了北魏时期，才有了大规模传播（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可为佐证），这或许与以下情形相关。首先，十六国之乱刚刚平息，有百多年的太平日子，人们饱受离乱之苦后，寻找信仰和寄托，似乎发现这一套好生恶杀、讲究来世、去往西方极乐世界的话语很是切合当下世事，所以流播迅猛;且佛教的理论虽然复杂，但是因果报应的道理浅显易懂，践行起来也还方便。再是北魏政权是佛教传播与推广的主导力量，在中国，什么事情由皇家倡导，必定一哄而上，往往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三是国人大兴土木的劲头受战乱抑制后，又获释放，其热情依傍于宗教信仰，似有了恒久意义上的根据。在西晋永嘉年間，洛阳周边总共才四十二所佛寺，到北魏后期，这个数字膨胀了三十多倍，成洋洋大观之势。但是一方面是佛事奢靡，另一方面佛教的教义和戒律被抛诸脑后。转眼之间，权力更替，杀戮四起，一切都成为镜花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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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伽蓝记》的独特价值不仅是第一部描述寺庙建筑的著作，也是第一部集中记述中国建筑的著作。尽管之前在班固、张衡、左思等人笔下，也有对都市建筑的恢宏描绘，但那些只是总体的概括性描述。如左思的《三都赋》，连篇累牍，洋洋洒洒，辞藻精美。读者就是不清楚作者笔下到底写的是哪处景观、哪一座楼台或哪一处池榭，虽然有东西南北上下左右的方位标示，但读者还是混沌一片，而千年以下的我们更是一头雾水。这也难怪，因为那时交通不便，左思根本就没到实地考察，而是在自己书斋翻阅资料（所谓“稽之地图，验之方志”）外加向壁虚构。所谓“洛阳纸贵”，人们争相传抄，也就是在传播那种天花乱坠的感觉和排山倒海的修辞。
《洛阳伽蓝记》就不一样了，每一处寺院或详或略，都有记载和描述。因为作者是一座一座伽蓝分别记叙的，非常有画面感和空间感。如写景林寺，除交代地点在开阳门内御道东外，即进入内景：“讲殿叠起，房庑连属。丹槛炫日，绣桷迎风，实为胜地。寺西有园，多饶奇果中有禅房一所，内置祇洹精舍，形制虽小，巧构难比。加以禅阁虚静，隐室凝邃，嘉树夹牗，芳杜匝阶，虽云朝市，想同岩谷，净行之僧，绳坐其内，餐风服道，结跏数息。”整段描述由外而内，清晰简明，凸显出有层次的空间感。
写正始寺：“檐宇清净，美于景林。众僧房前，高林对牗，青松绿柽，连枝交映。多有枳树，而不中食。有石碑一枚，背上有侍中崔光施钱四十万，陈留侯李崇施钱二十万，自余百官各有差，少者不减五千已下。后人刊之。”这里还把布施者情形和细节也记录在案了。
杨衒之落笔法云寺更是色彩斑斓，历历在目：“佛殿僧房，皆为胡饰。丹素炫彩，金玉垂辉。摹写真容，似丈六之见鹿苑;神光壮丽，若金刚之在双林。伽蓝之内，花果蔚茂，芳草蔓合，嘉木被庭。” 这些佛寺并非建于深山老林，而是立于闹市之中，所以作者用更多的笔墨描绘周边的风物和历史人文遗迹。如上文提及的景林寺，因位于洛阳城内，所以作者把方圆若干距离内的景物均一一罗列，感觉是想借此将帝都风光都囊括其中。如提及该寺附近三里地处，即有一处“翟泉”，这是《春秋》中记载的王子虎、晋狐偃结盟的地界。泉西有华林园和天渊池，池中有魏文帝曹丕建的九华台，北魏的高祖和世宗也分别在那里建了清凉殿和蓬莱山;海西有藏冰室，六月出冰，供百官使用，一旁还有景阳山，山上有姮娥峰，峰上有露寒馆，与飞阁相通;南则有百果园，载有仙人枣，“核细如针，霜降乃熟，食之鲜美”，有仙人桃，也叫王母桃;另有一片沙果林，林子南边有曹丕立的“苗茨之碑”和北魏高祖的苗茨堂。林西边有流觞池，还有扶桑海，上有飞鸟下有鱼鳖，等等。
这里作者的空间和历史意识交织一起。其实中国的文化人从来不缺乏历史意识，代际更替是他们拿手的写作素材，只是以往这种历史的纵坐标很少和空间的横坐标交织对接。这也是《洛阳伽蓝记》的价值所在。
说到空间横坐标，不能不提书中篇幅超长的闻义里一节，这城北的闻义里并不着眼于描绘具体的某座伽蓝，也不是仅仅叙述方圆几里地的一处里巷，而是记载了我国最早的西天取经过程，汇录了种种奇闻逸事。即居住闻义里的敦煌人宋云和沙门惠生一路西行，取经求法，途径赤岭、流沙、吐谷浑、鄯善城、左末城、于阗、朱驹波、汉盘陀国、钵和国、乾陀罗等几十处地界。对那里的山川草木、奇风异俗均有着力描述，作者是力图在一个更开放的大千世界来展示洛阳伽蓝兴起的阔大背景，难怪后人要把此书归在地理类著述。当然有关西域的这些内容，并非杨衒之亲历，所以作者坦陈，是综合了《惠生行纪》《道容传》《宋云家记》等文献编撰而成。然而这比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要早了百来年，也许玄奘西行路上，行囊里是揣着《洛阳伽蓝记》的。其实在《洛阳伽蓝记》面世之前，《汉书》早有《西域传》在，只是其中提及的许多地名和《洛阳伽蓝记》的记载不同，也许是时隔百年后的地名变迁，更可能是西天取经的路线和汉武帝开疆拓土的路线不在同一个纬度。
三
《洛阳伽蓝记》的看点非常之多，除了关注我国最早的佛寺建筑的风貌、规模和式样，书中还有狐怪的故事，也有关于朝中人物品类的叙述，风趣戏谑之事迭出，想必杨衒之撰写此书时，多多少少受到干宝《搜神记》和刘义庆《世说新语》的影响。不过笔者最感兴趣的是杨衒之关于达摩登临永宁寺的那段描述，不知作者到底是亲见达摩，还是同时代人的从旁转述。有关菩提达摩的记载，在各类典籍中不少，譬如一苇渡江，死而复生，和梁武帝关于什么是功德的问答，等等。就是没有亲历者的见闻，殊为遗憾。这达摩到底长什么模样？《洛阳伽蓝记》或许是我国最早提及达摩的文献，但是从那段文字的上下文看，很难确定杨衒之是否就在达摩观光永宁寺的现场。作者写道：“时有西域沙门菩提达摩者，波斯国胡人也，起自荒裔。来游中土。见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寶铎含风，响出天外;歌咏赞叹，实是神功。”但是我以为这只是事后的追述，因为杨衒之写此段话时已经是公元五四八年左右，是在达摩去世之后十余年。不过，在另一部佛教典籍《五灯会元》中倒有一段记载，讲述了杨衒之面谒达摩，问佛法的情形。杨衒之称：“弟子归心三宝亦有年矣，而智慧昏蒙，尚迷真理。适听师言，罔知攸措，愿师慈悲，开示宗旨。”达摩念其诚意恳切，回应了偈语：“亦不睹恶而生嫌，亦不观善而勤措。亦不舍智而近愚，亦不抛迷而就悟。达大道兮过量，通佛心兮出度。不与凡圣同躔，超然名之曰祖。”杨衒之听闻后“悲喜交并”（《五灯会元》，中华书局1984年，第45页）。禅宗的精华似全在其偈语中，似是而非，又有多种读解。至于取哪一种理解，自然全凭个人的慧根。
由于他们是同时代人，都到过洛阳，杨衒之面见达摩亦有可能。不过《五灯会元》是南宋普济僧人所著，相去北魏年代久远。而杨衒之自己和达摩的交谈并不见于《洛阳伽蓝记》，让人觉着困惑。另外上述《洛阳伽蓝记》中的那段记叙，又不像是《五灯会元》中弟子对自己所崇敬的老师的口吻，也颇令人起疑。
达摩创立禅宗影响深远，但是达摩在《魏书·释老志》中却无记载，可见那时禅宗刚刚兴起，尚无很大的势头。另外也表明达摩老祖的种种非凡的神迹是在禅宗漫长的流播过程中逐渐演义出来的，所以连带我对禅宗二祖慧可的断臂求佛法也起了怀疑。说到《魏书·释老志》似可多说几句。《魏书》乃北齐人魏收主修，他在综合前人成果基础上，带领人编撰了洋洋一百多万字。然而，魏收没有齐之太史、晋之董狐那般公正廉明，能秉笔直书，常借修史来“酬恩报怨”，所以被后人称之为“秽史”。如《魏书》竟然将郦道元收入酷吏列传中，但是又没有举出什么具体的靠谱的例子，只说他“素有严猛之称”或“威猛为治”，似很难有说服力。当然文中亦称“道元好学，历览奇书，撰注《水经》四十卷”，云云。不过《魏书·释老志》倒是我国史书中最早记录宗教传播的文献，有其独特的价值。即以《魏书·释老志》的说法，佛教最早传入中国是在汉代，先是张骞出使西域，“始闻有浮屠之教”，不过那时国人对佛教很有隔膜，“未之信了也”。待到东汉，明帝派遣官员去天竺取经，得佛经及释迦立像，以白马负经而至，由此在洛阳建造了中国第一所佛寺白马寺。这也得到了《洛阳伽蓝记》的佐证。杨衒之在其著作中称：“白马寺，汉明帝所立也，佛教入中国之始。”不过对于这座中国第一佛寺，作者着墨不多，或许是这座四百多年前造的庙宇在建筑特点上实在太普通了一些，所以作者另辟话题，写了该寺佛塔前枝叶繁茂的石榴和蒲萄等果木，据说“白马甜榴，一实直牛”，即一颗大石榴值一头牛的价格。
《释老志》特别讲述了佛教在北魏的兴起过程。即北魏开国的两位君主，“亦好黄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图像，仍令沙门敷导民俗”，虽然有点兼收并蓄的意思，其实为佛教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其中一位叫法果的僧人，起了大作用，他的“诫行精至”打动了太祖道武帝，以至于他死后，道武帝“三临其丧”，颇为轰动。 佛教的流播，一有魏晋玄学的思想资源为基础;二是得益于佛经的翻译。道安、鸠摩罗什和僧肇等大翻译家都是在这个时期焕发出灿烂的光辉。不过外来宗教进入中土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到北魏太武帝时，出现了中国的第一次灭佛运动。到了北魏高宗时期才又逐渐恢复。
四
中国的史书和各种典籍汗牛充栋，但是记载的大都是关涉政治权力斗争，所以编撰《资治通鉴》之类的著述资料最为丰厚，而有关建筑方面的史料则相对匮乏。至于像《洛阳伽蓝记》这类跟建筑相关而又有趣的书更是难觅。史书的各种志籍包括天文、地理、河渠、历法、刑法、食货、职官、艺文、礼乐、舆服、仪卫，等等，名目也不算少，却没有建筑住宅方面的内容，大概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都难入史家之眼，所以历来有大量的文人小品和笔记小说来填补这些空白。《洛阳伽蓝记》的难能可贵之处是它最早展示了类似的空间文化。即该著述不仅写出了一百多所各各不同的佛寺建筑风貌，而且还把在这些建筑空间中并非同质的丰富的文化内容融汇在一起。
尽管寺庙的规模有大有小，但是围绕着中心的大雄宝殿，前后左右的建筑规制是大同小异。外来膜拜的信众和寺内念经作法事的僧人，虽然身份各异，但是都处于同一个宗教场景中。然而，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并非要再现当年香火旺盛的景象，而是在大批寺院凋零后，要对那逝去的繁华进行追述，因此在书中，并没有关于任何佛典仪式和法事的内容描述，反倒是将自己的各种亲历见闻和坊间传说，统统纳入到其著述中，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贩夫走卒等都能进入到此视域之内。即尽管每一节的小标题均是落在某一伽蓝上，其内容却光怪陆离、五花八门。因为杨衒之的兴趣并非全在佛教上，毋宁说他更倾向于在宗教的特定场所中，综合地展现日常的生活内容。因此作者于起始对庙宇的地理位置有所交代后，笔触立即甩开，扫描周边的人文环境，并记录历史沿革，然后是各阶层人物登场，共享此自然空间和物理空间。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读者也可将这一座座伽蓝看作背景，而作者似乎是在此背景上，将庞杂而丰富的异质的画面拼贴在一起。
与宗教场所结合最紧密的首先是政治权力空间，作者一上来写永宁寺，就将北魏后期残酷的权力斗争作了总体勾勒，仅上层政权易手之际，“召百官赴驾，至者尽诛之，王公卿士及朝臣死者二千余人”。血腥至极。当然，宗教场所并非一直为政治权力所把持，更多的时候也为世俗空间所侵蚀，由此杨衒之更多的是将周边的里巷街坊也纳入笔端。如“寿丘里”一则，就是其中佳篇。寿丘里因为是“皇宗所居也”，所以奢华无度，一派“崇门丰室，洞户连房，飞馆生风，重楼起雾”的气象。这里既有豪门元琛与高阳王元雍斗富的争锋较量，也有婢女朝云吹篪吸引羌人来归的故事，还有百官负绢出乖露丑的笑料等，醉生梦死，声色犬马，成各种奇闻逸事大观。虽然过度奢靡的生活往往转瞬即逝，但是紧接着新的轮回马上到来，世事无常又世事如常。
不过在整部《洛阳伽蓝记》中，最有烟火气的，还数法云寺。因为作者直接就将附近的洛阳集市也一并囊括进来：
市东有商通，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
市南有调音、乐律二里。里内之人，丝竹讴歌，天下妙妓出焉……
市西有延酤、治觞二里，里内之人多酿酒为业……
市北有慈孝、奉终二里，里内之人以卖棺椁为业，赁輀车为事……
这东南西北四处写下来共有千把字，简直是一幅洛阳世俗生活的全景图：从卖肉的到酿酒的，从经营棺材的到娱乐行业，五行八作、林林总总，无所不有。
这里见出作者在空间布局上的匠心，即通过对不同伽蓝的生动描写，分别把朝廷中枢的争权夺利、权贵豪门的奢华生活、市井细民的日常生态等不同的社会生活一一展示出来。这是政治权力运作、精神信仰滋生和日常生活交杂的混合空间，这些彼此区隔的社会生活，原本是在不同的、平行的空间领域中有所延伸和拓展，现在通过伽蓝这个交汇点，被作者融合在一起了，斑驳灿烂，炫人眼目，显示出其特有的文化魅力。笔者以为曾经的五胡十六国的犬牙交错的局面，南朝和北朝之间的人员或投靠，或叛逃，或流动的种种交往，开拓了杨衒之的视野，丰富了其空间观念，使之能体悟和洞察包孕万象的空间文化。
总之，在杨衒之笔下，宗教不仅和政治权力斗争捆绑在一起，和世俗的事务也紧密交织在一起，信仰和欲望在同一空间以不同的文化逻辑推进，兼容并包。在北魏，宗教是世俗生活的組成部分。宗教膜拜的空间和世俗生活的空间有时是平行的，有时是交叉的，甚至是互相替换的，如王公府邸转眼成了宗教场所。而宗教场所有时亦呼朋引类，有时则用来囚禁王宫贵胄等要犯。这一切又取决于历史的风向。
至于洛阳，经兵荒马乱之后，伽蓝倾圮，大多了无踪影，但是毕竟“帝王东西宅，为天下之中，土圭日影，得阴阳之和”（李格非《洛阳名园记序》，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由唐而宋，洛都依然繁华。五百年之后在同一片土地上，又生长出一批馆榭池台，宋人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记载了其中的十九处园池胜景，虽然篇幅和内容上均小多了，无法和《洛阳伽蓝记》相媲，但是也让读者多少能窥见当年的风貌，教人感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