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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学者丁学良关于“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个”的言论，如果换一个角度去理解，它引发的实际上是公众对知识分子财富路径的关注。
人们对少数通过为某些利益群体代言而换取金钱、并丧失独立学术品格的经济学家鄙视的同时，也在探讨知识分子该如何通向财富之路。
最近的另一些现象也引起了关注。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的公务员考试，使一些人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今后的出路，仍然是争取“仕途”。
但是，持此议论的人可能忽略了一个事实：在“十一五”规划为整个国家的财富增长方式作出新的描述的同时，在财富的增长越来越依托于知识的增值之时，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君子固穷”、“学而优则仕”、过分追求仕途的观念也正在经历重大的变迁。
零点调查与前景策略董事长袁岳被认为是新式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员。新华社今年11月报道了他获得2005全球华人企业领袖远见中国奖的情况。另据《人民日报》报道，今年5月，北京市政府从回国创业的留学人员中遴选出袁岳等17名优秀代表，授予北京市留学人员创业奖荣誉称号。
袁岳认为，“我们所处的转型社会，新的财富积累方式使我们的生活价值观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一方面，在我们国家，对人的评价体系中，财富聚焦能力的排名比其他不少国家更靠前。在我国，七岁孩子的理想职业，‘总经理’常常排在前列；另一方面，人们全力追求QuickMoney，想赚‘快钱’，社会机会很多，追求变化的动力也大。这种转变带来的有利方面是：社会转型的突破口需要通过某种冲击来实现；不利方面是：很多人把价值观定为追求财富，许多人也把社会负面因素归结为对财富的追逐。”他对《嘹望东方周刊》说。
而新型知识分子要探寻的财富路》径，却是一条良性互动于社会的和谐之道。
知识分子边缘于财富意味着民族的危机
中国的知识分子，传统上被称为“仕”，而与“商”在地位和名誉上有着巨大的反差。他们大多认同肩负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而把经商赚钱视为不顾的“蝇利”。
但正是财富问题，在市场经济时代突然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巨大心结。留美博士喂猪、北大才子卖肉、工学博士辞职当歌手、36岁博导过劳死这样的新闻，向人们展示了部分知识分子的生存危机。
围绕怎样看待财富，知识分子群体内部也发生了失衡。20世纪90年代末，有关方面曾为主流文学家与主流经济学家安排了一次对话，当那些担任着独立董事、为大公司做着咨询甚至自己也开办着公司的经济学家提出“经济超越道德”的命题时，多少有些愤怒的文学家与他们发生了交锋，闹得几乎不欢而散。而与此同时，文学家们表现出的对当前中国重大经济问题和事件略显极端的隔膜，也让经济学家瞠目结舌。
而另一种危机存在于精神。如果在金钱的困窘与诱惑面前，出现心智的贫穷、理想的缺失、独立品格的放弃，就意味着知识分子精神生命的结束。有学者就担忧“中国知识分子正在边缘化”。这也是“经济学家为谁代言”、“中国只有五个合格经济学家”等质疑产生的道德背景。
倘若知识分子的危机不是少数人的危机，那就会酿成全民族的危机。有学者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寒窗苦读20年，却不能为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不能实现人生理想，不能获得一个优裕的生活，那对后继者会是怎样不安的暗示?如果一部分知识分子不得不为了利益，而剑走偏锋，甚至出卖良心，那也该是怎样的一种信用丧失?如果知识分子内部出现断裂，那又会是多么可怕的情形呢?
新知识阶层的崛起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新知识分子的创生。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通常所说的知识分子多集中在人文科学，生产文化产品，而现在工程、经济、专业技术人员也加入进来，可将他们统称为当代知识阶层。”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春玲对《嘹望东方周刊》说。
西方最早的知识分子，就像知识社会学创始人曼海姆所说，是“自由漂浮者”——一个没有根基的社会阶层，因为不明确隶属于某一个集团，因而有着自由思想的特点。“在沉沉黑夜中担当守更人的角色”，这是对“人文知识分子”的经典阐释。
早期的知识分子，以清贫、风骨、独行乃至愤世嫉俗著称。而今，这样的知识分子群体，在许多人看来已不复存在。众多知识分子加入并形成了以知识谋生的职业群体。知识阶层与财富越来越密切已成大势所趋，他们对财富的渴望并不输于常人，他们与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更加兼容和谐。
现代的社会化、智能化生产需要大量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办公室人员，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地成为被雇佣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业化国家中原来构成中间阶层人数最多的社会集团——农村中的中小有产阶级，在现代化潮流冲击下明显减少。随着社会化劳动分层的加深，管理、情报、信息活动作用的增长，国家行政和企业管理机构膨胀，一个由中级职员、中级官员、专门科技人员等职业知识分子组成的新中产阶级——白领阶层，成为现代社会中举足轻重的中间阶层，成为实现社会控制和生产管理的不可替代的中介力量。
社会学家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处在一个知识也是资本、科技就是生产力的时代，知识分子掌握着可以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知识、技术。他们通过专利、版权、专业许可等方式，更多的是通过工资制度，将知识资本和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新型知识分子十分注重和商业保持良好关系，乃至以特有的方式深深介入其中。如李敖，他写书挣钱，他拍卖收藏晶挣钱，他打官司挣钱，他频频在媒体露面挣钱，深谙理财之道。
“李敖是一个怪物作家。他是知识分子与文化商人的混合物。他十分注重商业活动的效益原则和交换竞争原则。在某种程度上，他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知识分子。”作家唐琳在《李敖与殷海光》一文中认为。
李敖也从不讳言自己爱钱，“金钱可以保护我的自由，可以使我有抗衡的力量，可以使我能不为五斗米而折腰。”
35岁的北京大学法学博士胡戎恩，一个身份是上海政法学院的立法学教师，另一个身份是上海欧晟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还有一个身份是上海温州商会副会长。胡戎恩对《嘹望东方周刊》说，他致富后的理想是：贤者云集，互相辩难，切磋学问。
“那种穷的知识分子我坚决不做。我现在做的是壮大自己的实业，等实业强大到一定程度，用足够的钱成立一个基金，集合全中国最优秀的人才一起做学问。”胡戎恩说。
当中国努力实现现代化、快速融人世界经济体系和国际社会的时候，知识分子地位的现实变化与特征，已成为一个既有普遍性、又有中国特色 的问题。
有学问的人渐成创富主体
综观新中国创富主体的变迁，可以发现，第一代是个体户。第二代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承包到户者、农副产品加工企业主、乡镇企业主。第三代是城市改革过程中，通过承包制、采购链和服务体系转型富起来的个人。第二、代多是在当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下时势造就的财富英雄。他们当中当然也有利用垄断经营、价格双轨制等而暴富的人。第四代是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在干部分流、教师下海浪潮中形成的企业家，主要涉足房地产、国际贸易、开发区投资产业。第五代是2002年党的十六大后，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国企改革、城市化加速、民营经济加快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程度迅速提升的大浪潮中成长起来的企业家。 历史正在促生第六代财富创造者。在他们中间，经过市场经济洗礼的新知识分子，正在逐渐成为创富主体。这批出生于上世纪60—70年代的正值壮年的新知识分子，由于其成年的时代是改革开放的黄金时期，他们面对财富更具能动性，他们正在通过创业获得财富支配权，通过办实业或治理公司实践自己“平天下”的人生理想，通过大众媒体获得话语权。
他们中的不少人拥有博士或硕士学位，在本领域已小有名气；他们中的不少人曾在国家机关工作过，然后跳脱出来，创办企业或做职业经理人。
据国家人事部门统计，目前在全国3800万专业知识分子中，约有1000万在非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他们正在成为在众多方面具有示范意义的社会群体，也是中国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一个重要社会载体。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提供的一份2002年所做的有关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的调查显示，上海正在形成一个具有高文化层次、工作稳定、收入丰厚、生活质量较好的社会群体。这个阶层的现状，接近现代社会职业知识分子的特点。
调查还表明，这个群体的分布状况如下：学历，大专以上占86.18％；调查对象涉及20种不同业务，可归纳为中介机构中的专业人士、非公企业中的技术与管理人员和自雇知识分子三大类。他们谋职的方式86.70％通过市场，26.01％自主开业。
这是一个传统体制外自主择业、具有高文化程度、总体上收入较高的群体。他们对目前工作状况满意的原因主要有“能发挥才能”、“感兴趣”、“有发展前景”以及有挑战性、报酬好等。他们中，近九成的人房屋拥有产权；闲暇时间较少，有限的闲暇多用于社交，高雅、舒适、文化享受是其实现闲暇生活的主要方式。他们具有较强的进取精神和精神需求，而单纯的财富和权势等功利性因素还不是体现个人价值的首选，事业的成功与受人尊重最为重要，并愿意为国家做贡献。大多数人认为应依靠技术、知识、吃苦精神和胆量。
另据2005年11月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显示，新一代的富豪中更多的人拥有较高的学历。《福布斯》杂志分析，这些知识水平较高的富豪们，将更懂得利用国际合作伙伴的力量，并使用成熟市场上的财务工具，并且，新一代中国知识富豪对商业有更广泛的兴趣，他们积累财富的过程更有个性，也比前辈更懂得享受财富的快乐。
“进入90年代以后，文化水平对收益的影响明显上升，知识和财富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现在已经接近工业化国家的水平。”李春玲认为，“当下的中产阶层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明显增加。在富豪这一财富聚集的最顶端，知识阶层所占的比例虽然尚不明显，但知识阶层的总体收入已在全社会中处于中上等了。”
他们怎样获取收益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知识分子多直接下海经商，进入21世纪以来，这种情况在慢慢发生变化。现在，知识分子更多地选择了将自己的知识转化为知识产权，将科研项目转化为产品，出售给公司，而非亲自下海。”李春玲对《嘹望东方周刊》说。
亦学亦商，正成为高校的一道风景。边教书边做“老板”的方式一般有三种：一是亲自开办公司，做真正的老板；二是在企业做兼职，任顾问或独立董事，其中以管理学专业和经济学、法律等专业的教授居多；三是带领自己的研究生为其他企业做与其专业相关的项目。
“我们学校社会学系的一位老师开了个市场调查公司，收费一直比较高；管理学院的一些老师在企业做兼职；像我自己，也会接一些公司的项目来做。这些项目的经费，有几万、几十万，甚至近百万的，一年做两个十几万的项目是很方便的事情。”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一位教授告诉《嘹望东方周刊》。
现在，在不少高校，国家发的基本工资，在相当一批教师的收入中已不占大头，知名教授往往还有其他收入来源，“按照商业逻辑运行的企业也越来越渴望知识理论的指点，若想在外面获得报酬，总归是有路子的。”这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教授说。他认为这样可以把拥有的知识更好地回馈给社会。
管理学院、经济学院的知名教授经常被各类企业邀请去做讲座、开办各种各样的培训班。老师出了课堂便进了高级轿车的情状，高年级的学生似已习以为常。
教授在外面的讲课费，远远高于校内的收入。一节课同样是45分钟，在校内，讲课费不过一两百元；而在校外，则是1000元到1400元。讲课费的标准以北京为最高，上海、广州次之。
即使是哲学这样的冷门，人们也逐渐体味到思想和追问的魅力。2004年2月底，在南京大学举办的一场学术报告，门票售价600元。主讲者为著名哲学家、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的周国平。主办单位有关人士说，中外名家系列讲座确实是按商业化、市场化运作的。这样高的门票，虽带有商业气味，却标明了演讲者的地位，更透出知识的价格和获取知识的成本。
在完成在校学习过程后，那些没有选择留校任教的的知识拥有者，不少被各类企业雇佣，从而获得他们满意的收入，这样的人占知识阶层致富人群中的比例不小。
这些人，或成为职业经理人、或进入营销组织、或成为金融机构的经济分析师，为企业带来良好的收益，同时也依靠企业的发展提升自身的价值。
谢国忠，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1997年香港回归前两个月，他预测回归后的一段时间香港房地产会下跌五成。2003年9月，多数外资涌人中国等待人民币升值时，他坚持年内人民币不可能升值。2003年下半年到2004上丰年，他数次提醒上海房地产泡沫有破灭的可能。近十年来，他对股市、汇市经常作出与众不同但相对准确的预测。
“这样的预测，十次只要错两三次，谢国忠大概就不会稳坐摩根士丹利亚太首席经济学家的席位、拿着至少150万美元的年薪了。”一位财经界人土这样说。
在众多的企业家中，有一批人被称为“儒商”。“有些知识分子在原来的旧 体制下不能完全发挥才能，便直接跳出来，亲自操办企业。”李春玲说。
北京世纪群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图书总监莫之许就将自己归为此类。在成为出版商之前，他曾在媒体任职。而现在，过着商人生活，“做个知识分子已经是我的业余爱好”。
莫之许告诉《嘹望东方周刊》，他做出版过程中对图书的选择，确实体现了他的兴趣偏好，特别关注图书的原创性，而非单纯的按需编造。
比尔·盖茨靠卖自己的技术成为全球首富，虽然那是在遥远的美国，但这样的财富途径也在中国显现了。
王选，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北大方正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科技顾问。作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发明者，被称为“当代毕升”。他亦是北大方正的创始人之一，把自己的技术转化成产品，被称为中国第一代“知本家”。
袁隆平，中国工程院院士，是世界公认的“杂交水稻之父”。1998年，湖南四达资产评估事务所对袁隆平进行了品牌价值评估，结论是其品牌价值为1000亿元。袁隆平是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公司的董事和名誉董事长，据报道，因他的姓名被用于公司名称和股票简称，袁隆平便获得了“姓名使用权”费用580万元。
另有一些知识分子既不雇佣别人，也未被他人雇佣，而是以“卖文”为生，向读者推销自己的文笔和思想，例如作家、媒体的专栏作者等等。
已经被一些人淡忘了学者身份的余秋雨，上世纪80年代任教于上海戏剧学院时，用八年时间完成了四部有过重要影响的学术著作。但真正为他带来财富的，却是他自成一体的“文化散文”。
尽管其学术著作出版暂告段落，但《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等在社会上却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就余秋雨的文化创造力而言，确实为他带来了盛名，也为他带来了高额版税。
有学者分析认为，在新知识分子的产生过程中，最近有两个方面值得关注。一个是，中国加入世贸组后后，受经济全球化，特别是“中国热”的推力，更多的知识分子进入高水准的跨国公司工作；另一个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社会对文化消费的需求增大，相当多的知识分子进入文化产业，而新兴的以媒体、设计、艺术等为主干的创意产业，正吸引着大量的创造型知识分子。
有调查表明，目前，外商独资、外企办事处提供的白领年薪最具竞争力。而白领的薪金随学历增高而增长，其黄金分割线在MBA阶段，工商管理硕士们的薪金遥遥领先，甚至高于博士。 一般认为，时下，薪水最高的是那些工作10年左右，手里拿着MBA文凭，在IT业、银行、保险、证券、投资、专业服务领域(律师、会计师)工作的白领们。 2005年上海收入最高的五大行业是：金融业、咨询业、信息技术和互联网业、快速消费品业、能源化工业。排除某些行业一定的垄断因素，这也确是高学历人群向往和云集之处。
对社会的良性示范
在热闹一时的文人经商、教授下海等的浪潮中，也出现了鱼龙混杂的情况，一些知识分子丧失了固有的道德，其行为扰乱了经济和人文秩序，这需要人们警惕。
另外一方面，也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去与商业结盟。他们中的许多人，仍默默地坚守在象牙塔中，做那些在他们有生之年也不一定能看到现实回报的基础工作。这对于文明的传承和进步至关重要。在这方面，国家的扶持是必须和关键的。
也理应看到，新型知识分子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在新形势下，一旦找到一条良性的财富路径，必然会对社会产生巨大的良性示范意义。而大众也会以知识分子的收入来观察社会对知识的态度，并且也以市场需求来判断知识的价值。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是创造财富的力量。这对国家形成竞争力和创新力，是非常重要的。
“百无一用是书生”，一度，人们用这句话来形容市场经济下被边缘化了的部分知识分子。但是，如今，不再尽是这样了。
新知识分子创造财富，而财富的积累必然会反过来影响他们的价值观，促使他们建立经世济民或者探究终极的新学问。掌握了财富和社会资源的新知识分子，他们的世界观和行为正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社会。
“财富知识含量的增多会直接导致富人结构的变化，商界的新知识分子和传统的大老板不一样，他们对生活方式、对社会发展的看法都有独到之处。”李春玲认为，“他们追求品位，而少炫耀式的消费，精神上更倾向于理性、宽容。这样的新面貌会为中国正处在上升的人群带来示范作用。”
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的专家学者认为，根据世界知识分子变化一般现状和调查得出的有关结论，可以推测中国知识分子未来的可能走向：
其一，市场选择将成为知识分子职业获得的决定性方式。
目前，人才的市场竞争已经成为人们择业的决定性方式。与国家公务员不同，自由择业的知识分子群体分化成为具有不同职业地位、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社会群体。从上世纪90年代起的10年间，大约有22％即20万人从国有单位部门走出来。
其二，知识分子成为专业领域中的专家，知识成为获得物质利益的基本前提。
知识分子从事的是高度专业化、技术化的工作，并具有专门从业资格。他们获得了属于他们的专利和高出其他人的经济收入，其职业地位因此得到社会的肯定。
其三，职业知识分子是“中产阶层”的主要组成部分。
据调查，在自由择业知识分子中，约40％的人年收入在10万元左右或更高，加上拥有房产，把他们视作中国社会“中产阶层”是名副其实的。
自由择业知识分子对现状满意、对社会稳定有强烈要求、看问题和处理事务态度等，都表现出一种普通的“稳重”状态。因为他们是当前社会经济变革和社会转型的受益者，因而是保持目前社会稳定运转的“螺丝钉”。
目前，我国中等收入者在人口中所占比例在15％到20％之间。中国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与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的收入相差还比较大。但不容否认的是，这群人的比例在经济发达地区正迅速提升。
“随着改革开放稳定、深入地发展，人们有理由期望中国中产阶层快速崛起，这不仅在一个层面预示着一个富裕时代的开始，而且，一个稳健、理性、实际和有力量的中产阶层的出现，有利于推动中国经济在21世纪走向新的繁荣。”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陆晓文说。
人们对少数通过为某些利益群体代言而换取金钱、并丧失独立学术品格的经济学家鄙视的同时，也在探讨知识分子该如何通向财富之路。
最近的另一些现象也引起了关注。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的公务员考试，使一些人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今后的出路，仍然是争取“仕途”。
但是，持此议论的人可能忽略了一个事实：在“十一五”规划为整个国家的财富增长方式作出新的描述的同时，在财富的增长越来越依托于知识的增值之时，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君子固穷”、“学而优则仕”、过分追求仕途的观念也正在经历重大的变迁。
零点调查与前景策略董事长袁岳被认为是新式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员。新华社今年11月报道了他获得2005全球华人企业领袖远见中国奖的情况。另据《人民日报》报道，今年5月，北京市政府从回国创业的留学人员中遴选出袁岳等17名优秀代表，授予北京市留学人员创业奖荣誉称号。
袁岳认为，“我们所处的转型社会，新的财富积累方式使我们的生活价值观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一方面，在我们国家，对人的评价体系中，财富聚焦能力的排名比其他不少国家更靠前。在我国，七岁孩子的理想职业，‘总经理’常常排在前列；另一方面，人们全力追求QuickMoney，想赚‘快钱’，社会机会很多，追求变化的动力也大。这种转变带来的有利方面是：社会转型的突破口需要通过某种冲击来实现；不利方面是：很多人把价值观定为追求财富，许多人也把社会负面因素归结为对财富的追逐。”他对《嘹望东方周刊》说。
而新型知识分子要探寻的财富路》径，却是一条良性互动于社会的和谐之道。
知识分子边缘于财富意味着民族的危机
中国的知识分子，传统上被称为“仕”，而与“商”在地位和名誉上有着巨大的反差。他们大多认同肩负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而把经商赚钱视为不顾的“蝇利”。
但正是财富问题，在市场经济时代突然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巨大心结。留美博士喂猪、北大才子卖肉、工学博士辞职当歌手、36岁博导过劳死这样的新闻，向人们展示了部分知识分子的生存危机。
围绕怎样看待财富，知识分子群体内部也发生了失衡。20世纪90年代末，有关方面曾为主流文学家与主流经济学家安排了一次对话，当那些担任着独立董事、为大公司做着咨询甚至自己也开办着公司的经济学家提出“经济超越道德”的命题时，多少有些愤怒的文学家与他们发生了交锋，闹得几乎不欢而散。而与此同时，文学家们表现出的对当前中国重大经济问题和事件略显极端的隔膜，也让经济学家瞠目结舌。
而另一种危机存在于精神。如果在金钱的困窘与诱惑面前，出现心智的贫穷、理想的缺失、独立品格的放弃，就意味着知识分子精神生命的结束。有学者就担忧“中国知识分子正在边缘化”。这也是“经济学家为谁代言”、“中国只有五个合格经济学家”等质疑产生的道德背景。
倘若知识分子的危机不是少数人的危机，那就会酿成全民族的危机。有学者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寒窗苦读20年，却不能为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不能实现人生理想，不能获得一个优裕的生活，那对后继者会是怎样不安的暗示?如果一部分知识分子不得不为了利益，而剑走偏锋，甚至出卖良心，那也该是怎样的一种信用丧失?如果知识分子内部出现断裂，那又会是多么可怕的情形呢?
新知识阶层的崛起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新知识分子的创生。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通常所说的知识分子多集中在人文科学，生产文化产品，而现在工程、经济、专业技术人员也加入进来，可将他们统称为当代知识阶层。”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春玲对《嘹望东方周刊》说。
西方最早的知识分子，就像知识社会学创始人曼海姆所说，是“自由漂浮者”——一个没有根基的社会阶层，因为不明确隶属于某一个集团，因而有着自由思想的特点。“在沉沉黑夜中担当守更人的角色”，这是对“人文知识分子”的经典阐释。
早期的知识分子，以清贫、风骨、独行乃至愤世嫉俗著称。而今，这样的知识分子群体，在许多人看来已不复存在。众多知识分子加入并形成了以知识谋生的职业群体。知识阶层与财富越来越密切已成大势所趋，他们对财富的渴望并不输于常人，他们与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更加兼容和谐。
现代的社会化、智能化生产需要大量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办公室人员，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地成为被雇佣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业化国家中原来构成中间阶层人数最多的社会集团——农村中的中小有产阶级，在现代化潮流冲击下明显减少。随着社会化劳动分层的加深，管理、情报、信息活动作用的增长，国家行政和企业管理机构膨胀，一个由中级职员、中级官员、专门科技人员等职业知识分子组成的新中产阶级——白领阶层，成为现代社会中举足轻重的中间阶层，成为实现社会控制和生产管理的不可替代的中介力量。
社会学家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处在一个知识也是资本、科技就是生产力的时代，知识分子掌握着可以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知识、技术。他们通过专利、版权、专业许可等方式，更多的是通过工资制度，将知识资本和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新型知识分子十分注重和商业保持良好关系，乃至以特有的方式深深介入其中。如李敖，他写书挣钱，他拍卖收藏晶挣钱，他打官司挣钱，他频频在媒体露面挣钱，深谙理财之道。
“李敖是一个怪物作家。他是知识分子与文化商人的混合物。他十分注重商业活动的效益原则和交换竞争原则。在某种程度上，他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知识分子。”作家唐琳在《李敖与殷海光》一文中认为。
李敖也从不讳言自己爱钱，“金钱可以保护我的自由，可以使我有抗衡的力量，可以使我能不为五斗米而折腰。”
35岁的北京大学法学博士胡戎恩，一个身份是上海政法学院的立法学教师，另一个身份是上海欧晟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还有一个身份是上海温州商会副会长。胡戎恩对《嘹望东方周刊》说，他致富后的理想是：贤者云集，互相辩难，切磋学问。
“那种穷的知识分子我坚决不做。我现在做的是壮大自己的实业，等实业强大到一定程度，用足够的钱成立一个基金，集合全中国最优秀的人才一起做学问。”胡戎恩说。
当中国努力实现现代化、快速融人世界经济体系和国际社会的时候，知识分子地位的现实变化与特征，已成为一个既有普遍性、又有中国特色 的问题。
有学问的人渐成创富主体
综观新中国创富主体的变迁，可以发现，第一代是个体户。第二代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承包到户者、农副产品加工企业主、乡镇企业主。第三代是城市改革过程中，通过承包制、采购链和服务体系转型富起来的个人。第二、代多是在当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下时势造就的财富英雄。他们当中当然也有利用垄断经营、价格双轨制等而暴富的人。第四代是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在干部分流、教师下海浪潮中形成的企业家，主要涉足房地产、国际贸易、开发区投资产业。第五代是2002年党的十六大后，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国企改革、城市化加速、民营经济加快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程度迅速提升的大浪潮中成长起来的企业家。 历史正在促生第六代财富创造者。在他们中间，经过市场经济洗礼的新知识分子，正在逐渐成为创富主体。这批出生于上世纪60—70年代的正值壮年的新知识分子，由于其成年的时代是改革开放的黄金时期，他们面对财富更具能动性，他们正在通过创业获得财富支配权，通过办实业或治理公司实践自己“平天下”的人生理想，通过大众媒体获得话语权。
他们中的不少人拥有博士或硕士学位，在本领域已小有名气；他们中的不少人曾在国家机关工作过，然后跳脱出来，创办企业或做职业经理人。
据国家人事部门统计，目前在全国3800万专业知识分子中，约有1000万在非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他们正在成为在众多方面具有示范意义的社会群体，也是中国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一个重要社会载体。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提供的一份2002年所做的有关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的调查显示，上海正在形成一个具有高文化层次、工作稳定、收入丰厚、生活质量较好的社会群体。这个阶层的现状，接近现代社会职业知识分子的特点。
调查还表明，这个群体的分布状况如下：学历，大专以上占86.18％；调查对象涉及20种不同业务，可归纳为中介机构中的专业人士、非公企业中的技术与管理人员和自雇知识分子三大类。他们谋职的方式86.70％通过市场，26.01％自主开业。
这是一个传统体制外自主择业、具有高文化程度、总体上收入较高的群体。他们对目前工作状况满意的原因主要有“能发挥才能”、“感兴趣”、“有发展前景”以及有挑战性、报酬好等。他们中，近九成的人房屋拥有产权；闲暇时间较少，有限的闲暇多用于社交，高雅、舒适、文化享受是其实现闲暇生活的主要方式。他们具有较强的进取精神和精神需求，而单纯的财富和权势等功利性因素还不是体现个人价值的首选，事业的成功与受人尊重最为重要，并愿意为国家做贡献。大多数人认为应依靠技术、知识、吃苦精神和胆量。
另据2005年11月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显示，新一代的富豪中更多的人拥有较高的学历。《福布斯》杂志分析，这些知识水平较高的富豪们，将更懂得利用国际合作伙伴的力量，并使用成熟市场上的财务工具，并且，新一代中国知识富豪对商业有更广泛的兴趣，他们积累财富的过程更有个性，也比前辈更懂得享受财富的快乐。
“进入90年代以后，文化水平对收益的影响明显上升，知识和财富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现在已经接近工业化国家的水平。”李春玲认为，“当下的中产阶层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明显增加。在富豪这一财富聚集的最顶端，知识阶层所占的比例虽然尚不明显，但知识阶层的总体收入已在全社会中处于中上等了。”
他们怎样获取收益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知识分子多直接下海经商，进入21世纪以来，这种情况在慢慢发生变化。现在，知识分子更多地选择了将自己的知识转化为知识产权，将科研项目转化为产品，出售给公司，而非亲自下海。”李春玲对《嘹望东方周刊》说。
亦学亦商，正成为高校的一道风景。边教书边做“老板”的方式一般有三种：一是亲自开办公司，做真正的老板；二是在企业做兼职，任顾问或独立董事，其中以管理学专业和经济学、法律等专业的教授居多；三是带领自己的研究生为其他企业做与其专业相关的项目。
“我们学校社会学系的一位老师开了个市场调查公司，收费一直比较高；管理学院的一些老师在企业做兼职；像我自己，也会接一些公司的项目来做。这些项目的经费，有几万、几十万，甚至近百万的，一年做两个十几万的项目是很方便的事情。”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一位教授告诉《嘹望东方周刊》。
现在，在不少高校，国家发的基本工资，在相当一批教师的收入中已不占大头，知名教授往往还有其他收入来源，“按照商业逻辑运行的企业也越来越渴望知识理论的指点，若想在外面获得报酬，总归是有路子的。”这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教授说。他认为这样可以把拥有的知识更好地回馈给社会。
管理学院、经济学院的知名教授经常被各类企业邀请去做讲座、开办各种各样的培训班。老师出了课堂便进了高级轿车的情状，高年级的学生似已习以为常。
教授在外面的讲课费，远远高于校内的收入。一节课同样是45分钟，在校内，讲课费不过一两百元；而在校外，则是1000元到1400元。讲课费的标准以北京为最高，上海、广州次之。
即使是哲学这样的冷门，人们也逐渐体味到思想和追问的魅力。2004年2月底，在南京大学举办的一场学术报告，门票售价600元。主讲者为著名哲学家、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的周国平。主办单位有关人士说，中外名家系列讲座确实是按商业化、市场化运作的。这样高的门票，虽带有商业气味，却标明了演讲者的地位，更透出知识的价格和获取知识的成本。
在完成在校学习过程后，那些没有选择留校任教的的知识拥有者，不少被各类企业雇佣，从而获得他们满意的收入，这样的人占知识阶层致富人群中的比例不小。
这些人，或成为职业经理人、或进入营销组织、或成为金融机构的经济分析师，为企业带来良好的收益，同时也依靠企业的发展提升自身的价值。
谢国忠，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1997年香港回归前两个月，他预测回归后的一段时间香港房地产会下跌五成。2003年9月，多数外资涌人中国等待人民币升值时，他坚持年内人民币不可能升值。2003年下半年到2004上丰年，他数次提醒上海房地产泡沫有破灭的可能。近十年来，他对股市、汇市经常作出与众不同但相对准确的预测。
“这样的预测，十次只要错两三次，谢国忠大概就不会稳坐摩根士丹利亚太首席经济学家的席位、拿着至少150万美元的年薪了。”一位财经界人土这样说。
在众多的企业家中，有一批人被称为“儒商”。“有些知识分子在原来的旧 体制下不能完全发挥才能，便直接跳出来，亲自操办企业。”李春玲说。
北京世纪群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图书总监莫之许就将自己归为此类。在成为出版商之前，他曾在媒体任职。而现在，过着商人生活，“做个知识分子已经是我的业余爱好”。
莫之许告诉《嘹望东方周刊》，他做出版过程中对图书的选择，确实体现了他的兴趣偏好，特别关注图书的原创性，而非单纯的按需编造。
比尔·盖茨靠卖自己的技术成为全球首富，虽然那是在遥远的美国，但这样的财富途径也在中国显现了。
王选，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北大方正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科技顾问。作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发明者，被称为“当代毕升”。他亦是北大方正的创始人之一，把自己的技术转化成产品，被称为中国第一代“知本家”。
袁隆平，中国工程院院士，是世界公认的“杂交水稻之父”。1998年，湖南四达资产评估事务所对袁隆平进行了品牌价值评估，结论是其品牌价值为1000亿元。袁隆平是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公司的董事和名誉董事长，据报道，因他的姓名被用于公司名称和股票简称，袁隆平便获得了“姓名使用权”费用580万元。
另有一些知识分子既不雇佣别人，也未被他人雇佣，而是以“卖文”为生，向读者推销自己的文笔和思想，例如作家、媒体的专栏作者等等。
已经被一些人淡忘了学者身份的余秋雨，上世纪80年代任教于上海戏剧学院时，用八年时间完成了四部有过重要影响的学术著作。但真正为他带来财富的，却是他自成一体的“文化散文”。
尽管其学术著作出版暂告段落，但《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等在社会上却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就余秋雨的文化创造力而言，确实为他带来了盛名，也为他带来了高额版税。
有学者分析认为，在新知识分子的产生过程中，最近有两个方面值得关注。一个是，中国加入世贸组后后，受经济全球化，特别是“中国热”的推力，更多的知识分子进入高水准的跨国公司工作；另一个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社会对文化消费的需求增大，相当多的知识分子进入文化产业，而新兴的以媒体、设计、艺术等为主干的创意产业，正吸引着大量的创造型知识分子。
有调查表明，目前，外商独资、外企办事处提供的白领年薪最具竞争力。而白领的薪金随学历增高而增长，其黄金分割线在MBA阶段，工商管理硕士们的薪金遥遥领先，甚至高于博士。 一般认为，时下，薪水最高的是那些工作10年左右，手里拿着MBA文凭，在IT业、银行、保险、证券、投资、专业服务领域(律师、会计师)工作的白领们。 2005年上海收入最高的五大行业是：金融业、咨询业、信息技术和互联网业、快速消费品业、能源化工业。排除某些行业一定的垄断因素，这也确是高学历人群向往和云集之处。
对社会的良性示范
在热闹一时的文人经商、教授下海等的浪潮中，也出现了鱼龙混杂的情况，一些知识分子丧失了固有的道德，其行为扰乱了经济和人文秩序，这需要人们警惕。
另外一方面，也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去与商业结盟。他们中的许多人，仍默默地坚守在象牙塔中，做那些在他们有生之年也不一定能看到现实回报的基础工作。这对于文明的传承和进步至关重要。在这方面，国家的扶持是必须和关键的。
也理应看到，新型知识分子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在新形势下，一旦找到一条良性的财富路径，必然会对社会产生巨大的良性示范意义。而大众也会以知识分子的收入来观察社会对知识的态度，并且也以市场需求来判断知识的价值。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是创造财富的力量。这对国家形成竞争力和创新力，是非常重要的。
“百无一用是书生”，一度，人们用这句话来形容市场经济下被边缘化了的部分知识分子。但是，如今，不再尽是这样了。
新知识分子创造财富，而财富的积累必然会反过来影响他们的价值观，促使他们建立经世济民或者探究终极的新学问。掌握了财富和社会资源的新知识分子，他们的世界观和行为正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社会。
“财富知识含量的增多会直接导致富人结构的变化，商界的新知识分子和传统的大老板不一样，他们对生活方式、对社会发展的看法都有独到之处。”李春玲认为，“他们追求品位，而少炫耀式的消费，精神上更倾向于理性、宽容。这样的新面貌会为中国正处在上升的人群带来示范作用。”
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的专家学者认为，根据世界知识分子变化一般现状和调查得出的有关结论，可以推测中国知识分子未来的可能走向：
其一，市场选择将成为知识分子职业获得的决定性方式。
目前，人才的市场竞争已经成为人们择业的决定性方式。与国家公务员不同，自由择业的知识分子群体分化成为具有不同职业地位、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社会群体。从上世纪90年代起的10年间，大约有22％即20万人从国有单位部门走出来。
其二，知识分子成为专业领域中的专家，知识成为获得物质利益的基本前提。
知识分子从事的是高度专业化、技术化的工作，并具有专门从业资格。他们获得了属于他们的专利和高出其他人的经济收入，其职业地位因此得到社会的肯定。
其三，职业知识分子是“中产阶层”的主要组成部分。
据调查，在自由择业知识分子中，约40％的人年收入在10万元左右或更高，加上拥有房产，把他们视作中国社会“中产阶层”是名副其实的。
自由择业知识分子对现状满意、对社会稳定有强烈要求、看问题和处理事务态度等，都表现出一种普通的“稳重”状态。因为他们是当前社会经济变革和社会转型的受益者，因而是保持目前社会稳定运转的“螺丝钉”。
目前，我国中等收入者在人口中所占比例在15％到20％之间。中国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与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的收入相差还比较大。但不容否认的是，这群人的比例在经济发达地区正迅速提升。
“随着改革开放稳定、深入地发展，人们有理由期望中国中产阶层快速崛起，这不仅在一个层面预示着一个富裕时代的开始，而且，一个稳健、理性、实际和有力量的中产阶层的出现，有利于推动中国经济在21世纪走向新的繁荣。”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陆晓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