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回到十年前，面对印度政坛“联盟政治”和政党碎片化的大环境，印度政治观察者们恐怕难以想象印度人民党（下称“印人党”）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印度政坛的主导力量。在莫迪领导下，印人党在2014和2019年两次大选中连续取得印度人民院（下院）过半席位，这使莫迪成为印度历史上首个完成五年任期后获得连任的非国大党籍总理。与此同时，莫迪自2014年就任总理以来展现出的强势执政风格和鲜明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对印度独立以来推崇的多元与世俗主义价值观构成巨大冲击，印度的政治生态随之发生剧烈变化。从“联盟政治”变为“印人党独大”
　　2014年莫迪上台执政之前，印度的政党政治正处于“联盟政治”时代：任何印度政党都无力独自获得人民院半数以上席位，只能以执政联盟的形式取得执政地位，即所谓“联盟政治”。2014年的“莫迪旋风”终结了人民院自1989年以来单一多数大党缺失的历史。越来越多的印度政治观察者开始将2014年视作印度政党制度演变的分水岭。实际上，自2014年大选以来，印人党已逐渐在全印对包括国大党在内的其他政党形成不对称优势，印度国内政治出现了“印人党独大”的格局。
　　单就选举结果而言，印人党已成为印度唯一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全国性政党。通过比较2014和2019年两次人民院选举不难发现，2019年印人党不仅重现了2014年横扫北印度“印地语带”的情形，其势力范围更是从印度北部和西部沿海地区的传统票仓向东部和南部延伸。此外，2019年人民院选举中，印人党获胜候选人的平均得票率大幅提升，印人党总得票率由2014年的31.3%提升到37.4%，凸显印人党支持者群体的扩大。与此同时，作为唯一有可能在全国政治中挑战印人党政治对手的国大党未见任何复苏迹象。更致命的是，家族政治的传统弊端——领导层的更新换代问题始终困扰着国大党。近年来，国大党各层级因不满尼赫鲁甘地家族专权而宣布退党的事件层出不穷，凸显其党内组织涣散、人员流失的窘境。
　　席位差距的背后体现了印人党在经济实力、动员能力上的绝对优势。据印度非营利机构“民主改革协会”报告，2017～2018财年印度前七大政党总收入约为139.79亿卢比，其中印人党一党收入便高达102.73亿卢比。在组织动员能力方面，印人党得益于其母体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SS）遍布全国的基层组织，在微观层面将政治动员“落实到人”，确保将宣传材料挨家挨户地送到每一个选民手中。除非现有选举制度发生改变，否则拥有雄厚资金和庞大人力支持的印人党在政治动员能力方面的绝对优势将持续存在。
　　随着印人党“一党独大”地位的确立，印度政坛“联盟政治”的色彩也在逐渐褪色。虽然莫迪政府仍以全国民主联盟（NDA）的形式运作，但执政联盟的作用与2014年之前相比已大相径庭。一方面，执政联盟内中小政党的地位大幅下降，主导政党无需对盟党做出过多妥协。执政联盟内多个影响力较大的盟党则因自身利益诉求难获满足而相继退出联合政府。莫迪在2014年和2019年两次大选后仅任命了3名非印人党籍的内阁部长，远低于之前同为全国民主联盟政府的瓦杰帕伊内阁。另一方面，印人党和国大党之外的“第三势力”政党在全国政治中的议价空间大幅收缩。在“联盟政治”时代，游走于国大党与印人党之间的“第三势力”往往成为联合政府存续的关键。然而随着201 4年印人党赢得人民院过半席位，“第三势力”对全国政治的影响力不复当年，各党派在全国和地方邦两级政治中均面临印人党的强力挑战。
　　尽管自2018年以来，印度接连遭受经济不景气、失业率居高不下、农业危机加剧等多重危机打击。但2019年的大选结果表明，印人党在全印政治中的上升势头并未因经济发展低于预期而终止。在反对党力量四分五裂的情况下，印人党仍将在可预见的未来主导印度政治的发展方向。
　　从世俗的“多元主义”转向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多数主义”
　　在2014年人民院选举中，莫迪以经济“改革者”的形象唤醒了广大选民对印度经济走出低迷的信心。2019年，在经济萎靡不振的背景下，莫迪又将印度教民族主义与国家安全捆绑，将自己打造成为印度安全的“守护者”。出众的议题塑造能力和毫不掩饰的印度教民族主义主张，不仅成功削弱了选民对经济议题的关注，更彻底改变了印度自独立以来秉承的多元世俗“政治正确”。
　　在“联盟政治”时期，瓦杰帕伊领导的印人党曾奉行“去意识形态”策略，即出于避免执政联盟内意识形态分歧的目的，将“重建”罗摩出生地神庙（位于北方邦的阿约提亚被认为是印度教重要神祗罗摩的出生地，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认为，16世纪的穆斯林君主巴布尔拆毁了原来位于该地的罗摩出生地神庙，建起了巴布里清真寺。长期以来，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要求拆毁清真寺，并“重建”罗摩出生地神庙。1992年，印度教激进分子拆毁了位于当地的巴布里清真寺。）等印度教民族主义核心诉求排除在竞选纲领之外。莫迪治下的印人党在意识形态上更加“直抒胸臆”。在當今的印人党看来，凝聚共识的关键在于以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动员占人口多数的印度教徒。尽管印人党暂时无法在字面上删去印度《宪法》中的“世俗主义”原则，但在实际施政中却以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多数主义”取代世俗的多元主义传统。印人党对印度国家的“印度教特性”（Hindutva）改造已从瓦杰帕伊时代修改教科书等思想文化领域向更具约束力的行政与司法层面扩展。在首个总理任期内，多个印人党治下邦出台“禁牛肉”“禁酒”等印度教色彩浓厚的经济政策。2019年连任后，莫迪政府更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陆续完成修宪废除印控克什米尔“特殊地位”、推动“重建”罗摩出生地神庙、通过《公民身份法》修正案（该法案允许2014年12月31日前因“宗教迫害”进入印度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阿富汗三国印度教、锡克教、佛教、耆那教、拜火教、基督教移民申请印度公民身份，唯独把穆斯林排除在外。这被反对者视作在法律上公开歧视穆斯林。）等多项重大举措落地，以法律形式确立印度教民族主义政治价值观的统治地位。 　　与以往不同的是，莫迪将右翼意识形态与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等重大议题绑定，以印度教民族主义话语体系整合国家发展战略，大幅提升了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接受度。在安全领域，莫迪政府为“报复”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发生的恐怖袭击，对巴基斯坦多次发动“跨境打击”，将舆论界的民族主义狂热转化为民众对克什米尔高压政策的理解支持。此外，莫迪政府将所推动的《公民身份法》修正案与长期困扰印东北部地区的非法移民问题挂钩，将该法案歧视特定宗教的意识形态“私货”隐藏在“国家安全”诉求之下。在关乎民生的经济领域，莫迪政府将右翼意识形态编织在“印度制造”“自力更生”等倡议之中，用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话语体系阐释经济治理思路，将民众对“新印度”的期待潜移默化地引导到对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持上。在将右翼价值观与国家发展方向绑定的同时，印人党将印度教民族主义等同于“爱国主义”，将保留印控克什米尔“特殊地位”、反对《公民身份法》修正案等观点渲染为“反国家”，力图将右翼意识形态塑造成为新的“政治正确”。
　　印人党通过印度教民族主义“多数主义”路径获取了超额政治红利，也动摇了其他政党的政治立场。作为印人党主要对手的国大党尽管仍在原则上坚持世俗主义，但在政治实践中开始向印度教民族主义路线靠拢。国大党领导人拉胡尔·甘地多次在选举期间借助亲印度教行为和言论讨好印度教选民，被媒体贴上“软印度教特性”（soft Hindutva）標签。2018年国大党从印人党手中夺取多个邦的地方政府后甚至继承了印人党的“护牛”等带有印度教民族主义特色的政策。2019年以来废除印控克什米尔“特殊地位”“重建”罗摩出生地神庙、《公民身份法》修正案等一系列敏感议题在印度国会上下两院的顺利通过，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印度政坛世俗主义式微，印度教民族主义正在成为“政治正确”的新气候。
　　相对“多数主义”割裂社会
　　曾几何时，印度政治学界信心满满，认为印度的西方式民主制度能有效遏制激进化与极端化，成为印度温和多元主义价值观的重要保障。日趋激进的印人党在最近三十多年时间内的迅速崛起，无情地驳斥了上述论断。在经济增速放缓、新冠疫情蔓延的2020年，莫迪仍然保持着较高的支持率，显示印人党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生命力依旧旺盛。
　　不过，政治优势与意识形态的高度认同感能否转化为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仍然有待观察。虽然2016年的“废钞令”（莫迪政府于2016年11月8日宣布，为打击黑钱、假钞、腐败和恐怖主义资金，市面上流通的500卢比和1000卢比面值纸币将停止流通。）和2020年为遏制新冠疫情而实行的“封国”政策，都改变了人们对印度行政部门作风懒散、效率低下的刻板印象，凸显了莫迪治下印政府执行力的大幅提升。但经济下行与疫情叠加触发的经济危机已迫在眉睫，巨额的财政赤字压力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将对印人党的执政能力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经济萎缩引发的社会动荡又将反过来激化种姓矛盾等社会问题，分化印人党的支持者阵营。
　　与此同时，印度教民族主义政策边际成本也已经大幅攀升，负面效应日趋显著。《公民身份法》修正案的推出就引爆了社群矛盾，并在全国范围内引发大规模示威游行。当前，印度的社群矛盾虽然受到了新冠疫情的抑制，但并没有消失，少数群体因印度教民族主义而产生的疏离感将长期存在。需要注意的是，莫迪政府的“多数主义”，仍然是相对多数，是在印度特定选举制度之下的多数，印人党在2019年人民院选举中的总得票率不过37.4%。印度仍拥有一个相当多元化的社会。因而，多元主义的褪色不仅对印度多元共生的文化传统与国家软实力构建形成负面冲击，更对印度发展所需的内部稳定造成了破坏。印人党在收获“多数主义”红利的同时，将不得不面对一个日趋割裂甚至不断滑向高度对立的印度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