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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风捉影
“9•11”恐怖袭击后短短几天内，一些装着炭疽粉末的信件纷纷寄达NBC新闻、《纽约邮报》、《太阳报》等媒体办事处的邮箱里。这些信件至少造成五人死亡，全美上下一片恐慌。美国人差点把警察局的电话打爆，他们都觉得自己收到的信件非常可疑。
美国安全部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不得不动用各种手段寻找“高人”破案。其中一个“高人”叫唐•福斯特，是瓦萨学院的英文教授，自诩“文学侦探”，能通过用词习惯找到某本书的作者。福斯特曾在亚特兰大奥运村爆炸案中给FBI（美国联邦调查局）出谋划策，在业界小有名气。
福斯特认为凶手是名美国人。能够接触到炭疽杆菌的只有少数几名美国科学家，曾在美国陆军传染病学研究所工作的史蒂文•哈特菲尔就这样进入他的视野。
福斯特秘密搜集哈特菲尔的个人材料，发现哈特菲尔研究过如何利用简单设备制造黑死病瘟疫。就连哈特菲尔未发表的小说，也被福斯特从旮旯里找了出来。小说描述的正是华盛顿遭遇生化袭击的故事。更让这个侦探震惊的是，上世纪70年代末，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爆发炭疽疫情时，哈特菲尔就在当地的医学院读书。这一切让福斯特觉得，哈特菲尔怎么看怎么像凶手。
与此同时，反生物武器主义者芭芭拉•罗森伯格也认为发动炭疽袭击的凶手是名美国人。罗森伯格曾担任克林顿总统的生物武器顾问，她的文章《炭疽凶手素描》一度风靡网络。她在这篇文章中提到的有关犯罪分子的细节，和哈特菲尔非常相似。
2002年4月，福斯特和罗森伯格见面，他们对有关炭疽恐怖分子的看法不谋而合。在两人的轮番劝说下，FBI把臆想和巧合当做证据，开始对哈特菲尔纠缠不休。
合伙绑架
哈特菲尔从小痴迷科学和军事类图书。1971年，他报考教会开办的西南学院，研究生物学。第二年，他休学去了非洲，在刚果一家医院找到一份工作，并利用空闲时间学习血液化学、寄生虫学、血液学等课程。1997年9月，哈特菲尔进入美国陆军传染病学研究所担任医生兼血液专家，研究各种古怪的血液疾病。
“9•11”恐怖袭击当天，哈特菲尔刚做完鼻部手术，在家中休息。看到新闻播报这场灾难时，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竟会牵涉其中。
一般情况下，有感染病毒风险的人都要服用抗生素西普洛来保护自己。这种药在炭疽恐怖袭击期间成了热卖品。不巧的是，哈特菲尔由于工作需要，当时也在服用西普洛。更重要的是，哈特菲尔对炭疽很熟悉，帮助某军工企业编写过一份如何处理炭疽邮件的防范手册。
炭疽袭击十个月后，FBI探员找哈特菲尔谈话。他以为所有曾在陆军传染病学研究所工作的科学家都会接受调查，没想到这仅仅是开始。
2002年6月，FBI要求检查哈特菲尔的公寓。哈特菲尔觉得没什么好隐瞒的，就答应了。
6月25日，哈特菲尔下班回家，发现家门口挤满记者，电视台的直升机在空中盘旋。一名探员告诉他，有人走漏了消息。为躲避媒体追击，哈特菲尔躲进酒店，哭笑不得地观看了调查人员检查他的公寓的电视现场直播。
不久，FBI进行了第二次搜查。这次，他们带来了警犬。哈特菲尔友好地拍拍其中一条狗，那条狗似乎对他表示出兴趣，没想到，牵狗的探员突然宣布：“它认出你是投放炭疽邮件的人！”
哈特菲尔随即被公司解雇，从此没人敢雇用这个连面试都有FBI全程监控的人。
2002年8月，FBI开始逐个审问哈特菲尔的朋友，监听他的电话，在他的住处安装摄像头，布下天罗地网日夜监视他，以期发现任何可以逮捕他的证据。朋友们害怕受到牵连，都不再跟他往来。
哈特菲尔走到哪里，FBI的探员跟到哪里。更可怕的是，FBI还故意放风给媒体，记者们也加入跟踪队伍。电视上的主持人频频指着哈特菲尔的照片说：“这是不是投放炭疽的禽兽，谋杀无辜的凶手？”
渐渐地，街上的人开始认出哈特菲尔，对他指指点点。哈特菲尔不得不放弃一切公共场所的活动，整天待在家里看电视。不幸的是，就连电视里也在连篇累牍地谈论他的“罪行”。
美国最强大的两个集团，政府和媒体，合伙绑架了一个无辜的人。
坚持到底
FBI布下天罗地网，却没有发现任何直接证据，甚至无法证明哈特菲尔接触过炭疽杆菌。备受折磨的哈特菲尔想自杀，但自杀无异于认罪。
一个周五，哈特菲尔在回家的路上被警察拦住，理由是他转换车道时没有亮灯。刚走了两条街，他又被警察拦住，理由是他转弯时没有亮灯。警察问他是否喝了酒，他说只喝了一杯鸡尾酒。结果，他在监狱里度过那个周末，还被勒令参加戒酒学习班。
一次，联邦调查人员为跟踪他闯了红灯。哈特菲尔跳下车，拍摄他们闯红灯的照片。汽车呼啸而过时，将他撞倒。哈特菲尔拒绝坐救护车去医院，失业的他早就没了医疗保险。警察赶到后，以“干扰交通安全”为名给他开了一张罚单，逃逸的调查人员却未受到任何处罚。
为了不让自己崩溃，哈特菲尔找出书本，开始专心研究病毒。“我的注意力又回到自己熟悉的领域，这也算是一种心理疗法吧。”哈特菲尔说，“我相信，总有真相大白的一天。我要做的就是忍受FBI的迫害，然后等待。”
2007年，FBI开始相信哈特菲尔是无辜的，调查焦点随即转移到另一个可以接触炭疽杆菌的人——微生物学家布鲁斯•爱德华•埃文斯。他受到和哈特菲尔同样的“礼遇”：24小时不间断的监视，对私人信息的刨根问底。2008年7月，埃文斯因抑郁和焦虑而自杀。
埃文斯自杀两周后，美国司法部宣布哈特菲尔无罪。此时，他已经被FBI“调查”了六年。随后，美国司法部和哈特菲尔秘密谈判，给予了他582万美元的赔偿。
2010年2月，美国司法部正式终止对2001年炭疽袭击案的调查。FBI网站上有大量关于炭疽案的内容，步调一致地吹捧FBI如何神勇地发现真凶。可笑的是，在长达96页的案件总结报告中，没有一處提到史蒂文•哈特菲尔。
（摘自《海外文摘》2010年第8期图/贾雄虎）
“9•11”恐怖袭击后短短几天内，一些装着炭疽粉末的信件纷纷寄达NBC新闻、《纽约邮报》、《太阳报》等媒体办事处的邮箱里。这些信件至少造成五人死亡，全美上下一片恐慌。美国人差点把警察局的电话打爆，他们都觉得自己收到的信件非常可疑。
美国安全部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不得不动用各种手段寻找“高人”破案。其中一个“高人”叫唐•福斯特，是瓦萨学院的英文教授，自诩“文学侦探”，能通过用词习惯找到某本书的作者。福斯特曾在亚特兰大奥运村爆炸案中给FBI（美国联邦调查局）出谋划策，在业界小有名气。
福斯特认为凶手是名美国人。能够接触到炭疽杆菌的只有少数几名美国科学家，曾在美国陆军传染病学研究所工作的史蒂文•哈特菲尔就这样进入他的视野。
福斯特秘密搜集哈特菲尔的个人材料，发现哈特菲尔研究过如何利用简单设备制造黑死病瘟疫。就连哈特菲尔未发表的小说，也被福斯特从旮旯里找了出来。小说描述的正是华盛顿遭遇生化袭击的故事。更让这个侦探震惊的是，上世纪70年代末，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爆发炭疽疫情时，哈特菲尔就在当地的医学院读书。这一切让福斯特觉得，哈特菲尔怎么看怎么像凶手。
与此同时，反生物武器主义者芭芭拉•罗森伯格也认为发动炭疽袭击的凶手是名美国人。罗森伯格曾担任克林顿总统的生物武器顾问，她的文章《炭疽凶手素描》一度风靡网络。她在这篇文章中提到的有关犯罪分子的细节，和哈特菲尔非常相似。
2002年4月，福斯特和罗森伯格见面，他们对有关炭疽恐怖分子的看法不谋而合。在两人的轮番劝说下，FBI把臆想和巧合当做证据，开始对哈特菲尔纠缠不休。
合伙绑架
哈特菲尔从小痴迷科学和军事类图书。1971年，他报考教会开办的西南学院，研究生物学。第二年，他休学去了非洲，在刚果一家医院找到一份工作，并利用空闲时间学习血液化学、寄生虫学、血液学等课程。1997年9月，哈特菲尔进入美国陆军传染病学研究所担任医生兼血液专家，研究各种古怪的血液疾病。
“9•11”恐怖袭击当天，哈特菲尔刚做完鼻部手术，在家中休息。看到新闻播报这场灾难时，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竟会牵涉其中。
一般情况下，有感染病毒风险的人都要服用抗生素西普洛来保护自己。这种药在炭疽恐怖袭击期间成了热卖品。不巧的是，哈特菲尔由于工作需要，当时也在服用西普洛。更重要的是，哈特菲尔对炭疽很熟悉，帮助某军工企业编写过一份如何处理炭疽邮件的防范手册。
炭疽袭击十个月后，FBI探员找哈特菲尔谈话。他以为所有曾在陆军传染病学研究所工作的科学家都会接受调查，没想到这仅仅是开始。
2002年6月，FBI要求检查哈特菲尔的公寓。哈特菲尔觉得没什么好隐瞒的，就答应了。
6月25日，哈特菲尔下班回家，发现家门口挤满记者，电视台的直升机在空中盘旋。一名探员告诉他，有人走漏了消息。为躲避媒体追击，哈特菲尔躲进酒店，哭笑不得地观看了调查人员检查他的公寓的电视现场直播。
不久，FBI进行了第二次搜查。这次，他们带来了警犬。哈特菲尔友好地拍拍其中一条狗，那条狗似乎对他表示出兴趣，没想到，牵狗的探员突然宣布：“它认出你是投放炭疽邮件的人！”
哈特菲尔随即被公司解雇，从此没人敢雇用这个连面试都有FBI全程监控的人。
2002年8月，FBI开始逐个审问哈特菲尔的朋友，监听他的电话，在他的住处安装摄像头，布下天罗地网日夜监视他，以期发现任何可以逮捕他的证据。朋友们害怕受到牵连，都不再跟他往来。
哈特菲尔走到哪里，FBI的探员跟到哪里。更可怕的是，FBI还故意放风给媒体，记者们也加入跟踪队伍。电视上的主持人频频指着哈特菲尔的照片说：“这是不是投放炭疽的禽兽，谋杀无辜的凶手？”
渐渐地，街上的人开始认出哈特菲尔，对他指指点点。哈特菲尔不得不放弃一切公共场所的活动，整天待在家里看电视。不幸的是，就连电视里也在连篇累牍地谈论他的“罪行”。
美国最强大的两个集团，政府和媒体，合伙绑架了一个无辜的人。
坚持到底
FBI布下天罗地网，却没有发现任何直接证据，甚至无法证明哈特菲尔接触过炭疽杆菌。备受折磨的哈特菲尔想自杀，但自杀无异于认罪。
一个周五，哈特菲尔在回家的路上被警察拦住，理由是他转换车道时没有亮灯。刚走了两条街，他又被警察拦住，理由是他转弯时没有亮灯。警察问他是否喝了酒，他说只喝了一杯鸡尾酒。结果，他在监狱里度过那个周末，还被勒令参加戒酒学习班。
一次，联邦调查人员为跟踪他闯了红灯。哈特菲尔跳下车，拍摄他们闯红灯的照片。汽车呼啸而过时，将他撞倒。哈特菲尔拒绝坐救护车去医院，失业的他早就没了医疗保险。警察赶到后，以“干扰交通安全”为名给他开了一张罚单，逃逸的调查人员却未受到任何处罚。
为了不让自己崩溃，哈特菲尔找出书本，开始专心研究病毒。“我的注意力又回到自己熟悉的领域，这也算是一种心理疗法吧。”哈特菲尔说，“我相信，总有真相大白的一天。我要做的就是忍受FBI的迫害，然后等待。”
2007年，FBI开始相信哈特菲尔是无辜的，调查焦点随即转移到另一个可以接触炭疽杆菌的人——微生物学家布鲁斯•爱德华•埃文斯。他受到和哈特菲尔同样的“礼遇”：24小时不间断的监视，对私人信息的刨根问底。2008年7月，埃文斯因抑郁和焦虑而自杀。
埃文斯自杀两周后，美国司法部宣布哈特菲尔无罪。此时，他已经被FBI“调查”了六年。随后，美国司法部和哈特菲尔秘密谈判，给予了他582万美元的赔偿。
2010年2月，美国司法部正式终止对2001年炭疽袭击案的调查。FBI网站上有大量关于炭疽案的内容，步调一致地吹捧FBI如何神勇地发现真凶。可笑的是，在长达96页的案件总结报告中，没有一處提到史蒂文•哈特菲尔。
（摘自《海外文摘》2010年第8期图/贾雄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