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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社会目前存在的封建主义残余、小生产习惯势力和群众中朴素的阶级感情,都影响着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认同和接受。必须有针对性地加强马克思主义自由民主平等理论、经济理论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宣传普及教育,以消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障碍。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普及
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0)07-0021-04
今年是我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同志诞辰100周年。当我们缅怀他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所作的卓越贡献时,不知是否有人想到,新中国诞生之后,作为哲学大家的艾思奇,却曾因为一个平常的哲学命题而遭受批判。他在中央党校讲授哲学的必然性和偶然性这对范畴时,曾举了这样的例子:中国革命一定要有一个人来领导,这是必然的;而产生了毛泽东这样伟大的领袖,则有偶然性。这说错了吗?没有。任何事物的发生,都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恩格斯早就指出:“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1]733可在当时,却引起了党校学员的不满和抗议,连杨献珍这样的哲学大家,也认为艾犯了严重的“原则性的差错”,而主持开展了对艾的批判①。
透过这桩历史公案,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被大众所接受、所掌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联想到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上就有人加上“砍旗”的大帽子。再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变了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结构,允许私有制、按要素分配(包括剥削)的存在,允许并鼓励一部分人依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当然也有一部分人依靠其他手段先富起来),从而拉大了地区、行业、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尽管总体上社会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综合国力增强了,但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非议,却至今也未停息。
如果这种非议来自于外部或敌对阵营,我们丝毫也不觉得奇怪,也可以完全不予理会。可是,它却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营垒,而且首先来自于我们的党员干部队伍。它影响着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影响着人们思想、行动的一致。这说明,加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宣传普及,确实是当务之急。我们必须找出影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症结之所在,通过对人民大众,首先是对其先进分子——广大党员干部,有针对性地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宣传普及教育,才能消除这些症结,达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的。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障碍
分析起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障碍,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1.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
我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国家,正如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初时所说: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新中国成立后,对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重要性估计不足,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这一任务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2]332-335。遗憾的是,30多年过去了,我们并没有很好地完成这一任务。邓小平当年所列举批评的、受封建专制主义影响而产生的、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官僚主义、家长制、特权现象、个人崇拜等问题,不但依然存在,有的甚至更加严重。如党内家长式的人物,还跟当年所说的那样:他们的权力实际上仍不受限制,别人对他们仍然是唯命是从,上下级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好比旧社会的君臣父子关系;各地都存在的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由此而产生的个人崇拜,发展成为今天较为普遍的官位崇拜、权力崇拜。当了官、有了权就有了一切;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当官弄权的现象,作为“潜规则”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共产党内;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发生的官僚主义、特权现象以及腐败案件层出不穷、前“腐”后继,等等。这些东西的存在,严重影响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和公信力。以至于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以十分震撼的话语指出:“这些问题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执政使命实现,必须引起全党警醒,抓紧加以解决。”
2.小生产习惯势力的影响
旧中国是一个小生产如汪洋大海的国家,小生产者即小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的目光短浅、保守涣散和因循守旧。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曾深刻剖析过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动摇不定,华而不实,而且很容易转为俯首听命、消沉颓丧、耽于幻想,甚至转为‘疯狂地’醉心于这种或那种资产阶级的‘时髦’思潮”,明确指出了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3]143-154。新中国成立60多年了,我们党的主要成分,虽然不再是小生产者,但是小生产习惯势力的影响,并没有彻底清除。它同样阻碍着人们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同,影响着人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性。
例如,我们过去曾在所有制结构上犯过左的错误,不切实际地、过快过早地消灭了私有制,导致生产关系超越了生产力水平,阻滞了我国经济发展。我们党纠正了这一错误之后,有些同志不能正确理解。除了前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误解之外,有些人则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认为做得还不够,应当彻底地实行私有化。在发展市场经济的问题上也是如此,有人主张干脆去掉“社会主义”的前缀;针对社会上收入差距的拉大,我们党在以往分配政策的基础上,提出要更加注重公平,有人马上发表文章认为,效率优先的口号提错了、过时了,等等。这样一些简单片面、好走极端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无不带有小资产阶级动摇不定、华而不实的特性。
3.群众中朴素阶级感情的影响
人民群众朴素的阶级感情,本来无可厚非,它是我们党号召力、凝聚力的深厚基础。可是,如果以它代替理性的革命觉悟,代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也会出大问题。艾思奇同志讲领袖人物产生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为什么会引起轩然大波?正是群众中朴素的阶级感情在起作用。你举拿破仑、华盛顿的例子不要紧,可是一举毛泽东的例子,便触犯了人民群众对伟大领袖的深厚感情。在一般人看来,毛泽东成为人民领袖只有必然性而没有偶然性,讲偶然性就是对领袖人物的大不敬,就是“原则性的差错”。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终于冲破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可是,我们并没有彻底铲除个人崇拜的根源。今天,我们对各个单位的领导,也是只能讲好不能讲坏;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只能适用于对已故的或过去的领导,而不适用于对现任的领导。我们一些封建专制残余较为严重的同志,有时也在利用着人民群众朴素的阶级感情,大树特树自己的个人权威。
再如,群众中普遍存在着对剥削阶级和剥削行为的仇恨心理,这在革命时期是阶级觉悟的基础。但是,凭着这种朴素的阶级感情,却无法理解剥削者及其剥削行为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所以,当年刘少奇“剥削有功”的天津讲话,有人要拿它做文章。毛泽东当时是保护刘少奇的,认为讲得并不错,只是有些话不一定那样讲。因为在缺乏理论素养的群众面前,那样讲不大容易被接受。这正是“文革”期间,又能掀起大批刘少奇“剥削有功”论热潮的社会根源之所在。今天,我们引进外资引进了剥削,发展私营经济发展了剥削,也就难怪一些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理解了。
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途径
针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障碍,必须积极探索有效途径。
1.要加强马克思主义自由民主平等理论的宣传普及
自由、民主、平等本身就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马克思主义者更是把它作为人类的最高理想,纳入自己的奋斗目标。在马克思、恩格斯所期望建立的社会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294,“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这个社会的“基本原则”[5]683。我们今天致力于建设和谐社会,当然应该为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创造条件,所以,必须强调全社会的民主平等,首先又是党内的民主平等。邓小平当年就这样教育过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下级服从上级,但这并不因此否定党内同志之间的平等关系。不论是担负领导工作的党员,还是普通党员,都应以平等态度互相对待,都平等地享有一切应当享有的权利,履行一切应当履行的义务;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谁也不能占便宜,谁也不能犯法[2]331-332。党的十七大继承了他的这一思想,要求在全社会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最近,胡锦涛同志在中纪委十七届五次全会上再次强调:要在领导干部特别是高中级干部中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的意识。
由此可见,我们应当高举起社会主义自由民主平等的大旗,不应该把这面旗帜拱手让给资产阶级。只有在全党、全社会确立起自由、民主、平等的公民意识,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才能消除,党的理论才能为全体党员、人民大众所信服、所接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走向大众化。
2.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宣传普及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最基本的原理,就是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集中表现。公有制和私有制,都是适应着不同水平的生产力发展要求而产生的。私有制又区分为劳动者的私有制和非劳动者的私有制。劳动者的私有制是小生产的基础,“而小生产又是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者本人的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5]872。所以,对私有制不能全盘否定。我们虽然曾用消灭私有制概括过自己的全部理论,但马、恩说得清清楚楚:我们要消灭的是那种以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没有财产为必要条件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同时,他们强调:“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4]288在我国生产力还不发达的条件下,我们为什么连劳动者的私有制也要尽早消灭呢?很显然,我们过去简单片面地理解了消灭私有制的口号。
即使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马、恩也承认它的历史价值和历史存在权。当它以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为其历史任务时,它就有其存在的理由。它是在“不自觉地为一个更高级的生产形式创造条件”[6]289,在“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5]683。如果把它纳入劳动者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控制之下,我们为什么不能利用它的这种积极作用呢?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就明确指出:“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3]510毛泽东在三大改造胜利之后,也曾经认为我们“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7]170,可惜的是,他后来没有能够坚持当初的正确主张。
如果我们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宣传普及工作,让更多的人懂得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相互促进的基本原理,人们就不会再停留于对消灭私有制、消灭资本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之中,把自己的思想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自觉地认同我们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而不再认为我们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
3.要加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宣传普及
艾思奇当年就是通过他的《大众哲学》,向我国劳苦大众,特别是知识青年,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使他们掌握了锐利的思想武器,认清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出路。很多有志之士,就是在读了《大众哲学》之后奔赴延安,走上革命道路的。对于今天的人民大众,尤其是被称为先进分子的党员干部来说,要能深刻理解、自觉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尤为重要。
应当说,我们一些同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理解,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疑虑,正是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出了问题。例如,有人把我们党提出的和谐社会的公平正义原则,与我们现行政策中的按要素分配对立起来,因为按要素分配中包含着剥削。在他们看来,剥削不符合公平正义原则。实际上这些同志忘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为上层建筑的公平正义理念,是建立在历史的、特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在特定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上,必然产生特定的分配方式。马克思认为这是生产当事人之间进行的交易,这种交易只要是从生产关系中作为自然结果产生出来的,并且“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奴隶制是非正义的;在商品质量上弄虚作假也是非正义的”[6]379。他却没有把资本家拿利息、瓜分剩余价值列入非正义之列。这是他的疏忽吗?不是。因为他始终认为:“资本家只要付给工人以劳动力的实际价值,就完全有权利,也就是符合于这种生产方式的权利,获得剩余价值。”[8]428在《资本论》中,他说这种交易对于资本家,是一种特别的幸运,而对于工人,也决不是不公平[5]226。
用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考察现实,我们就应该得出这样的认识: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要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存在是合理的,多种分配方式的存在也就是合理的。在雇佣关系基础上产生的剥削,就有其特殊的、一定范围内的公平正义性。在劳资两利的前提条件下,只有不按劳动力实际价值付给工资,甚至克扣拖欠、雇佣童工,不依法签署劳动合同,不尊重工人合法权益,不给工人提供医疗、工伤、失业、养老等社会保险,不改善工作条件,不提供安全保障,不让组织工会,不实行工资的集体谈判等等,才有失公平正义,为我们的社会所不容。
总之,我们必须从各方面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宣传普及工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消除人们思想上的一些障碍,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体人民特别是党员干部,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执行者。□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6]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7]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责任编辑:彭安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普及
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0)07-0021-04
今年是我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同志诞辰100周年。当我们缅怀他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所作的卓越贡献时,不知是否有人想到,新中国诞生之后,作为哲学大家的艾思奇,却曾因为一个平常的哲学命题而遭受批判。他在中央党校讲授哲学的必然性和偶然性这对范畴时,曾举了这样的例子:中国革命一定要有一个人来领导,这是必然的;而产生了毛泽东这样伟大的领袖,则有偶然性。这说错了吗?没有。任何事物的发生,都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恩格斯早就指出:“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1]733可在当时,却引起了党校学员的不满和抗议,连杨献珍这样的哲学大家,也认为艾犯了严重的“原则性的差错”,而主持开展了对艾的批判①。
透过这桩历史公案,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被大众所接受、所掌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联想到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上就有人加上“砍旗”的大帽子。再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变了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结构,允许私有制、按要素分配(包括剥削)的存在,允许并鼓励一部分人依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当然也有一部分人依靠其他手段先富起来),从而拉大了地区、行业、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尽管总体上社会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综合国力增强了,但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非议,却至今也未停息。
如果这种非议来自于外部或敌对阵营,我们丝毫也不觉得奇怪,也可以完全不予理会。可是,它却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营垒,而且首先来自于我们的党员干部队伍。它影响着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影响着人们思想、行动的一致。这说明,加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宣传普及,确实是当务之急。我们必须找出影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症结之所在,通过对人民大众,首先是对其先进分子——广大党员干部,有针对性地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宣传普及教育,才能消除这些症结,达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的。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障碍
分析起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障碍,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1.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
我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国家,正如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初时所说: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新中国成立后,对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重要性估计不足,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这一任务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2]332-335。遗憾的是,30多年过去了,我们并没有很好地完成这一任务。邓小平当年所列举批评的、受封建专制主义影响而产生的、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官僚主义、家长制、特权现象、个人崇拜等问题,不但依然存在,有的甚至更加严重。如党内家长式的人物,还跟当年所说的那样:他们的权力实际上仍不受限制,别人对他们仍然是唯命是从,上下级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好比旧社会的君臣父子关系;各地都存在的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由此而产生的个人崇拜,发展成为今天较为普遍的官位崇拜、权力崇拜。当了官、有了权就有了一切;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当官弄权的现象,作为“潜规则”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共产党内;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发生的官僚主义、特权现象以及腐败案件层出不穷、前“腐”后继,等等。这些东西的存在,严重影响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和公信力。以至于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以十分震撼的话语指出:“这些问题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执政使命实现,必须引起全党警醒,抓紧加以解决。”
2.小生产习惯势力的影响
旧中国是一个小生产如汪洋大海的国家,小生产者即小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的目光短浅、保守涣散和因循守旧。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曾深刻剖析过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动摇不定,华而不实,而且很容易转为俯首听命、消沉颓丧、耽于幻想,甚至转为‘疯狂地’醉心于这种或那种资产阶级的‘时髦’思潮”,明确指出了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3]143-154。新中国成立60多年了,我们党的主要成分,虽然不再是小生产者,但是小生产习惯势力的影响,并没有彻底清除。它同样阻碍着人们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同,影响着人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性。
例如,我们过去曾在所有制结构上犯过左的错误,不切实际地、过快过早地消灭了私有制,导致生产关系超越了生产力水平,阻滞了我国经济发展。我们党纠正了这一错误之后,有些同志不能正确理解。除了前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误解之外,有些人则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认为做得还不够,应当彻底地实行私有化。在发展市场经济的问题上也是如此,有人主张干脆去掉“社会主义”的前缀;针对社会上收入差距的拉大,我们党在以往分配政策的基础上,提出要更加注重公平,有人马上发表文章认为,效率优先的口号提错了、过时了,等等。这样一些简单片面、好走极端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无不带有小资产阶级动摇不定、华而不实的特性。
3.群众中朴素阶级感情的影响
人民群众朴素的阶级感情,本来无可厚非,它是我们党号召力、凝聚力的深厚基础。可是,如果以它代替理性的革命觉悟,代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也会出大问题。艾思奇同志讲领袖人物产生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为什么会引起轩然大波?正是群众中朴素的阶级感情在起作用。你举拿破仑、华盛顿的例子不要紧,可是一举毛泽东的例子,便触犯了人民群众对伟大领袖的深厚感情。在一般人看来,毛泽东成为人民领袖只有必然性而没有偶然性,讲偶然性就是对领袖人物的大不敬,就是“原则性的差错”。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终于冲破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可是,我们并没有彻底铲除个人崇拜的根源。今天,我们对各个单位的领导,也是只能讲好不能讲坏;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只能适用于对已故的或过去的领导,而不适用于对现任的领导。我们一些封建专制残余较为严重的同志,有时也在利用着人民群众朴素的阶级感情,大树特树自己的个人权威。
再如,群众中普遍存在着对剥削阶级和剥削行为的仇恨心理,这在革命时期是阶级觉悟的基础。但是,凭着这种朴素的阶级感情,却无法理解剥削者及其剥削行为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所以,当年刘少奇“剥削有功”的天津讲话,有人要拿它做文章。毛泽东当时是保护刘少奇的,认为讲得并不错,只是有些话不一定那样讲。因为在缺乏理论素养的群众面前,那样讲不大容易被接受。这正是“文革”期间,又能掀起大批刘少奇“剥削有功”论热潮的社会根源之所在。今天,我们引进外资引进了剥削,发展私营经济发展了剥削,也就难怪一些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理解了。
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途径
针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障碍,必须积极探索有效途径。
1.要加强马克思主义自由民主平等理论的宣传普及
自由、民主、平等本身就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马克思主义者更是把它作为人类的最高理想,纳入自己的奋斗目标。在马克思、恩格斯所期望建立的社会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294,“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这个社会的“基本原则”[5]683。我们今天致力于建设和谐社会,当然应该为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创造条件,所以,必须强调全社会的民主平等,首先又是党内的民主平等。邓小平当年就这样教育过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下级服从上级,但这并不因此否定党内同志之间的平等关系。不论是担负领导工作的党员,还是普通党员,都应以平等态度互相对待,都平等地享有一切应当享有的权利,履行一切应当履行的义务;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谁也不能占便宜,谁也不能犯法[2]331-332。党的十七大继承了他的这一思想,要求在全社会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最近,胡锦涛同志在中纪委十七届五次全会上再次强调:要在领导干部特别是高中级干部中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的意识。
由此可见,我们应当高举起社会主义自由民主平等的大旗,不应该把这面旗帜拱手让给资产阶级。只有在全党、全社会确立起自由、民主、平等的公民意识,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才能消除,党的理论才能为全体党员、人民大众所信服、所接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走向大众化。
2.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宣传普及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最基本的原理,就是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集中表现。公有制和私有制,都是适应着不同水平的生产力发展要求而产生的。私有制又区分为劳动者的私有制和非劳动者的私有制。劳动者的私有制是小生产的基础,“而小生产又是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者本人的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5]872。所以,对私有制不能全盘否定。我们虽然曾用消灭私有制概括过自己的全部理论,但马、恩说得清清楚楚:我们要消灭的是那种以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没有财产为必要条件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同时,他们强调:“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4]288在我国生产力还不发达的条件下,我们为什么连劳动者的私有制也要尽早消灭呢?很显然,我们过去简单片面地理解了消灭私有制的口号。
即使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马、恩也承认它的历史价值和历史存在权。当它以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为其历史任务时,它就有其存在的理由。它是在“不自觉地为一个更高级的生产形式创造条件”[6]289,在“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5]683。如果把它纳入劳动者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控制之下,我们为什么不能利用它的这种积极作用呢?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就明确指出:“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3]510毛泽东在三大改造胜利之后,也曾经认为我们“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7]170,可惜的是,他后来没有能够坚持当初的正确主张。
如果我们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宣传普及工作,让更多的人懂得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相互促进的基本原理,人们就不会再停留于对消灭私有制、消灭资本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之中,把自己的思想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自觉地认同我们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而不再认为我们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
3.要加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宣传普及
艾思奇当年就是通过他的《大众哲学》,向我国劳苦大众,特别是知识青年,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使他们掌握了锐利的思想武器,认清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出路。很多有志之士,就是在读了《大众哲学》之后奔赴延安,走上革命道路的。对于今天的人民大众,尤其是被称为先进分子的党员干部来说,要能深刻理解、自觉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尤为重要。
应当说,我们一些同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理解,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疑虑,正是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出了问题。例如,有人把我们党提出的和谐社会的公平正义原则,与我们现行政策中的按要素分配对立起来,因为按要素分配中包含着剥削。在他们看来,剥削不符合公平正义原则。实际上这些同志忘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为上层建筑的公平正义理念,是建立在历史的、特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在特定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上,必然产生特定的分配方式。马克思认为这是生产当事人之间进行的交易,这种交易只要是从生产关系中作为自然结果产生出来的,并且“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奴隶制是非正义的;在商品质量上弄虚作假也是非正义的”[6]379。他却没有把资本家拿利息、瓜分剩余价值列入非正义之列。这是他的疏忽吗?不是。因为他始终认为:“资本家只要付给工人以劳动力的实际价值,就完全有权利,也就是符合于这种生产方式的权利,获得剩余价值。”[8]428在《资本论》中,他说这种交易对于资本家,是一种特别的幸运,而对于工人,也决不是不公平[5]226。
用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考察现实,我们就应该得出这样的认识: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要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存在是合理的,多种分配方式的存在也就是合理的。在雇佣关系基础上产生的剥削,就有其特殊的、一定范围内的公平正义性。在劳资两利的前提条件下,只有不按劳动力实际价值付给工资,甚至克扣拖欠、雇佣童工,不依法签署劳动合同,不尊重工人合法权益,不给工人提供医疗、工伤、失业、养老等社会保险,不改善工作条件,不提供安全保障,不让组织工会,不实行工资的集体谈判等等,才有失公平正义,为我们的社会所不容。
总之,我们必须从各方面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宣传普及工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消除人们思想上的一些障碍,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体人民特别是党员干部,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执行者。□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6]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7]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责任编辑:彭安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