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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弟子”
荆有麟（1903—1951），山西猗氏人，早年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读书，结识了鲁迅，后由鲁迅介绍至《京报》充任校对，又与胡也频等编辑《民众文艺周刊》。他曾是鲁迅身边的至好，和鲁迅有着密切的关系。从1924年至1926年期间，他几乎天天出入鲁迅在北京的住宅。也是由于鲁迅的介绍和引荐，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团体——“狂飙社”的第一代“文学晋军”——高长虹、高歌、常燕生等，也相继走入鲁迅的世界。当时的文学新锐胡也频、向培良、鲁彦等也得以与鲁迅交往，此后鲁迅筹办《莽原》《语丝》，就有这些稚嫩但又有敢于“撕去旧社会的假面”的锐气的文学青年从旁协助。而当“三一八”鲁迅逃难时，又是荆有麟驻守“莽原社”，并承担了护卫鲁迅及其家眷的使命，鲁迅对他的写作也曾寄予特别的关怀，在鲁迅遗存下来的文稿中，至今还可看到这位文学青年的习作，鲁迅的一些文章中也引用过他的文字。那时，他们在思想上往往是有共鸣的。
1926年8月鲁迅南下后，鲁迅和荆有麟因天各一方，减少了联络，特别是国民党取代了北洋军阀后，荆有麟由于失去鲁迅在旁的教诲，开始热衷于仕途，从北方跑到南方寻觅职位，从此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军队之中，鲁迅抵达上海时曾与之有过联系，也对其有过讽劝。
应该说，荆有麟原本是一个积极上进、在新文化运动形成的文坛上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和编辑家，但他大概总是耐不住寂寞而心存魏阙。对此鲁迅也有所洞察，他曾说荆有麟“将要做官了”等等。据有的材料说：早在1923年，荆有麟在鲁迅授课的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读书时，曾与李大钊等创办《哈哈报》，后来该报被北洋军阀吴佩孚收买。再后，当历史到了一个新的转折关头，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以惨痛的失败告终、国民党建立南京政府并开始严厉镇压异己势力时，荆有麟在四处觅职不得，又请鲁迅转请蔡元培觅职也不得的情况下，先是在南京《市民日报》办报（期间曾配合鲁迅抨击“现代评论派”，而当时南京方面也曾游说鲁迅赴南京编刊，遭到鲁迅的拒绝），后成为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人部干事和国民党第22独立师秘书长。但这一切似乎都很短暂，在此期间他也为中共方面提供过情报（见其同乡张稼夫生前的回忆）。此后，他不断请求鲁迅代为求职，鲁迅亦曾请友人易培基等代为转托。不过，鲁迅却回绝了他要求鲁迅向陈仪（绍兴人，国府要员）转托的要求，因为对于已经多年不见的荆有麟，鲁迅有些恍惚或者是陌生了：“因为他虽和我认识有年，而我终于不明白他的底细，倘予以保任，偾事亦不可知耳。”（1929年致许寿裳信）
果然，鲁迅的感觉一点也不错，没有多久，荆有麟就成为国民党中央党部上海宣传委员会秘书兼训练总干事，从此开始了文化特务生涯。鲁迅所谓的那些“偾事”，终于到来了。不过，荆有麟对鲁迅却始终是以爱护为原则的，当“东方旅社事件”发生，“左联五烈士”因此而牺牲，鲁迅在空前的白色恐怖中遇到又一次风险时，荆有麟曾通电各方予以援助，鲁迅也曾去信表示感谢。
现在的《鲁迅日记》，其中记载荆有麟的名字多达340余次，至于荆有麟给鲁迅的信，则多达77封，鲁迅则有复函35封（其中保留下来的只有1封）。这就是1931年2月5日鲁迅的回信，当时谣传鲁迅被捕，荆有麟听说后为之“通电各处乞援”，鲁迅看到他写给弟弟周建人的信，得知此事，表示“甚为感荷”。也是在那时，曾经也是“鲁迅弟子”而当时已是国民党军官的李秉中也在关注着鲁迅的状况，显然，荆有麟和李秉中对鲁迅有着深切的关怀，他们的举动未必是某种“阴谋”。
后来，鲁迅去世后，鲁迅著作的出版也得到过荆有麟和李秉中的协助。当时许广平请荆有麟通过鲁迅同乡沈士远、陈布雷等向主管出版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等接洽，解除了对鲁迅著作的封锁禁令。最后在抗战初期，上海“孤岛”的“复社”出版了《鲁迅全集》二十卷。
文化特务
荆有麟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后，化名“林安”。此前，他在上海从事文化活动，曾在一些报刊上发表过文章。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到了重庆，在《新蜀报》经常发表一些文章（多系小品文），题材是他曾熟悉的鲁迅等。当时他写的《鲁迅回忆》因材料新鲜，为人瞩目，人们也将之视为鲁迅研究专家和文坛后起之秀。
荆有麟曾是鲁迅的学生，此时又写了许多对鲁迅等的回忆，而其政治态度也似乎不错，于是，当他接受了由国民党考选委员会派赴国民党军委的“防奸防谍训练班”的受训后，遂以“进步文化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宣传厅），而其主要使命就是监视厅长郭沫若。当时在大后方的重庆集中了相当数量的文化人和作家，当然，其中有许多人的思想状况是比较复杂的，荆有麟就是其中颇为暧昧的一员。
所谓“第三厅”，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一度出现振奋和改革迹象的产物。当时原国民党军委会下属的特务机构“行营政训处”和“军委第六部”被取消，相应恢复了北伐时期负有盛名的政治部（陈诚任部长，后为张治中），蒋介石邀请周恩来出任副部长，又请曾在北伐时担任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任其下属的第三厅厅长。于是，这个“第三廳”就成为当时国共合作的一个宣传机构，也是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机构（内设有中共秘密小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其下属则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抗”）等，是后方左翼作家和进步人士经常聚会的场所。荆有麟利用他“文化人”的身份奉命潜伏其中，秘密开展特务活动。
1940年，蒋介石免去郭沫若厅长一职（由何浩若接任）后，荆有麟又在新成立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工会”）里充当郭沫若的秘书。他以此掩护身份，混入“文抗”，成为驻京成员之一。这样利用工作上的便利条件，秘密调查左翼文化人的动态，收集情报，开始向“中统”重庆实验区提供情报。由于他工作“成绩”显著，后被吸纳为“中统”的特情人员（通讯员），每个星期天上交一次情报，并从1941年起接受津贴，再后来更以专员名义领取每月200元的薪水。荆有麟的“胃口”后来越来越大，他不仅向“中统”提供情报，还开始向“军统”提供情报。 对于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在重庆进步文化团体内安置为坐探的荆有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许多人并不知情，原因是他伪装和隐藏得深。原来，当时的“文工会”是中共人员退出“第三厅”后与国民党当局“博弈”的一个结果，是仍在国民党军委政治部内挂名的一个学术研究性团体，当然也是中共利用合法斗争的形式继续开展工作的一个统战机构。它由郭沫若任“主委”，“副主委”是阳翰笙和国民党派来的谢仁钊，团结了许多文化界人士。当时荆有麟负责监视“文工会”中知名的文化人和进步人士，甚至还包括中共驻渝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等，以及因事过渝的林彪、林伯渠等。
后来阳翰笙回忆：1941年秋，阳翰笙创作了话剧剧本《草莽英雄》，有一次在“文工会”朗诵并征求意见时，突然荆有麟脸色一变，冷言嘲讽道：“阳先生，你专写暴动题材，真不愧是暴动专家呵！”会后，他就向当局告密，于是国民党重庆党部在审查剧本时就没收了原稿，当然更谈不上演出和出版了。不久，国民党当局还将160多个剧本列入《取缔剧本一览表》，禁止演出和出版。
阳翰笙的这段回忆，据说出自中共秘密党员、公开身份是国民党立法委员的王昆仑的调查。当时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中也有对中共友好的人士如吴茂荪等，他们经常向“文工会”暗地里打招呼。阳翰笙的剧本因荆有麟的告密而被坐实“企图鼓动四川民众武装暴动”的罪名，直到四年后《双十协定》签字，才获得解禁。
陈白尘也回忆说：当时，成都有一家《华西晚报》，陈白尘负责副刊的编辑，如“文艺周刊”“艺坛”等。在编辑过程中，“也刊载过几个特殊‘作家’的文章，比如荆有麟，这个被国民党派到郭沫若同志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里当坐探的特务分子，以他和鲁迅先生通过信为幌子，一直冒充进步，到处投稿，自然也给‘艺坛’寄文章来。其文章特点是很‘左’，也骂国民党。为此，我曾向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冯乃超、阳翰笙同志请示过应如何对付，回答是照登不误，只要他骂国民党骂得有理。但也防上当，警惕他搞‘红旗’政策。因为文艺界早已识破其真面目，不会相信；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只要他骂国民党，哪管他真伪”。（《记<华西晚报>的副刊》，陈白尘《我与民盟》，群言出版社1991年版）
不过，当特务也真是不容易。当时中共南方局针对国民党特务频繁的活动，先后制定出《关于秘密工作的决定》等党内文件，严防泄密发生，此后在“皖南事变”发生后，又成立了“秘密工作委员会”，制定了保密工作条例，大大限制了国民党特务活动的能量。据说，荆有麟因情报来源趋于枯竭而引起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不满。当时“文工会”地处重庆乡间的赖家桥，城里只有一个办事处，郭沫若等入城办公，荆有麟只好独守空斋，情报无从着手；此后郭沫若长住城内，荆有麟每月入城住一周，白天在办事处消磨时间和窥探情报，晚上赴特务机关撰写报告，余暇也经常创作一些文学作品。那时，荆有麟最有名的著作，是他写的对鲁迅的回忆——《魯迅回忆断片》。
荆有麟当时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他还在成都、昆明、西安等地的刊物上发表过许多文章，他还曾撰写过一本《国共之间》的小册子，内容是宣传一致抗日的主题，但在出版时遇到困难，于是他欲请中共方面给予资助。1942年10月，“文协”召开各界联欢会，周恩来也欣然与会，荆有麟借机将此书写作和出版的情况请教于周恩来，周当即肯定其写作动机，并表示有兴趣阅读，嘱其可将书交给徐冰，但后来荆有麟创作的小说《间谍夫人》受到《新华日报》的批评，荆有麟就不再将《国共之间》交由中共方面出版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香港沦陷，许多文化人陆续转移和到达国民党“桂系”势力控制的桂林，一时桂林遂有“文化城”和“抗战中心”之称。在这里，国民党顽固势力鞭长莫及，于是重庆当局派遣文化官员携巨款前来，敦促文化人开赴重庆，欲将之集中在陪都，加以控制。了解到国民党当局的阴谋后，郭沫若、夏衍等拟采取抵御的办法，荆有麟获知此事后，报告给其特务上司，蒋介石遂在一次会议上对郭沫若破口大骂。从此，国民党内与郭沫若有旧的友人就不敢公开与之交往了。此后，荆有麟又向上司报告了由延安返回重庆的周恩来在“文工会”与重庆各界人士交谈有关废除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取消特务活动、保障人民权利、停止内战、继续推进国共合作等的情况，不久，后方各民主党派和团体纷纷响应中共的主张，郭沫若和“文工会”发起《文化界对时局进言》运动，有300多名文化人签名参加。蒋介石闻讯后，一怒之下，遂将“文工会”撤销，使得中共失去了一个开展统战工作的阵地，也使得后方进步文艺界人士失去了一个可以依靠的活动组织。
不过，让荆有麟没有料到的是，随着“文工会”被撤销，他的情报活动也无从开展了，于是也就影响到了他的生计。后来“中统”居然停止了对他的津贴（只以干事名义给以补助），“军统”也只答应给他一个上尉的名义，并加以若干生活补助（但要求他继续跟随郭沫若，实施监控）。荆有麟早已“一失足成千古恨”，只好继续为国民党做情报工作，当然，回到郭沫若身边是不可能了，他只得就其所长，根据一些报纸和通讯稿件进行分析，编成情报供给国民党重庆特别检查处。有时实在是无法觅得情报，只好编一些假情报，凭其想象加以附会和蛊惑，如说苏联大使因中国抗战不力而拟返国、苏联大使馆宴请林彪抵渝时有某某参加等。由于荆有麟毕竟是吃文字饭的，又是作家，编造这些情报对他而言可以说是拿手戏，其真伪也就居然未被识出。
进入抗战后期，随着国共关系的恶化，国民党特务组织加强了对进步文化人的监视，当时据称还有一名叫“梅林”的左倾文化人也被“中统”收买（见原“中统”情报科调查员、总干事胡性阶《中统特务机构在重庆的活动》），成为左翼文化人中的内奸，他由“中统”情报科长黄九成亲自领导，专门搜集关于郭沫若、柳亚子、茅盾、夏衍、田汉、阳翰笙、欧阳予倩、萨空了、臧克家等的情报。这个“梅林”，大概是胡性阶的误忆，笔者以为胡性阶是将荆有麟的化名“林安”误忆成了“梅林”，因为种种线索都应该指证这个人就是荆有麟，而许多材料还证明当时作为国民党暗探的荆有麟负责的监视对象就是上述这些人。 荆有麟负责监视的还包括“中苏文化协会”的王昆仑、侯外庐、曹靖华、李德全等，以及苏联大使彼德洛夫、苏联驻渝对外文化协会代表米舍尔克拉夫斯基、大使馆秘书弗德麟柯。这些人多系“汉学家”，后者还是屈原研究家，荆有麟竟捏造其怂恿中国文艺界人士反对本国政府，蒋介石于是密令戴笠、徐恩曾派人加强监视其活动，一旦发现其有“不轨”行动，即可予以逮捕，并可根据所搜集到的情报向苏联政府提出抗议。荆有麟的“情报”，竟给蒋介石添上如此麻烦。
真相毕露
荆有麟当时受命极力想混入“中苏文化协会”，这一团体成立于1935年，成员中本来就有许多人是国民党的党政官员，如孙科、邵力子（分任正副会长）等，甚至有陈立夫等“CC”系分子；当然，更多的则是文化界人士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包括一些中共的秘密党员。于是，在这一团体中，也就必然会发生许多针锋相对的斗争。荆有麟利用他曾与鲁迅相识、又是“鲁迅研究专家”的身份，在“中苏文协”的刊物《中苏文化》发表过纪念文章，遂被国民党特务当局视为是打入“文协”的最佳人选。
国民党还都后，1947年秋，“文协”内部发生人事危机，主任秘书刘仲容（总干事，曾留学苏联，当时以国民党“桂系”为背景开展活动，曾组织和参加被称为是“小民革”的“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不在南京，职位形同虚设，国民党“CC”系便策划通过邵力子，将荆有麟派任主任秘书。当时协会进步力量已经了解荆的底细，于是设法抵制，此事遂罢。
还都后的荆有麟，任国民党保密局南京站文化组长、“中统”首都实验区专员，仍然执行着向特务组织供应情报的秘密工作。他居然仍然制造假情报来应付，如捏造苏联大使罗申返国的假消息（实际只是称病不出）。但荆有麟因此失宠于特务机关，“中统”对之予以处分，而此后的荆有麟不知回头是岸，又开始了其最后的秘密潜伏的特务活动——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风雨飘摇的国民党当局开始布置溃逃，当时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派遣大批特务实施潜伏的计划，其中就选中荆有麟留守南京。而所以如此，是因为蒋介石曾在荆有麟提供的一份情报上批示：荆有麟是“最优秀的同志”。于是，特务机关就將此重要使命交付给了荆有麟。
最后被抓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后，随即开展“肃特反特”斗争，很快侦破了一批国民党潜伏特务和地下电台，并抓捕到国民党保密局特工站长荆有麟和国防部二厅的地下电台总台长温浪，共查获23部电台。
其实，荆有麟职任站长的是原国民党保密局南京站文化组改称的“保密局潜京一分站”，这个站点配有美式S.M.C电台和报务员、译电员若干人，它以“艳云评剧团”和“新华话剧团”为掩护，在文化界活动。当时的南京虽然沧桑鼎革，但国民党潜伏特务却大肆活动，他们搜集情报、造谣煽动，危害很大，于是中共南京市委和市政府、市军管会把治安工作重点放在“肃特”上。不久，许多线索集中到了市公安局侦讯处，其中一份关于荆有麟的材料引起了侦讯处处长林浩然的重视，因为早在1948年，通过打入保密局南京站的中共情报人员就获悉了此人的特务身份及背景。
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以及军管会主任刘伯承批示道：“一定要捉住这条大鱼。”经过侦查，公安人员摸清了这个文化特务的活动规律。据有人反映：在南京解放时，荆有麟还担任了“南京治安维持会”的秘书，这个“治安维持会”是4月22日国民党军队从南京撤退和解放军还未来得及进城时由南京的一些社会贤达人士组织的，而荆有麟还有意想趁北平即将召开全国“文代会”的机会，率团去北平演出，以便混入北平文化界。
据说，荆有麟的任务是毛人凤亲自布置。当时荆有麟的家眷在湖南衡阳，荆有麟曾向毛人凤提出：若衡阳不守，希望将家眷迁至广州或台湾，毛佯允其所请以安其心（后其家眷留在湖南），于是南京解放后，荆有麟开始实施潜伏计划，不断向台湾方面报告消息，毛人凤对此表示满意并加以奖励。
1949年6月，南京举行文艺调演，有关方面选派优秀节目准备参加全国“文代会”的表演，荆有麟也组织两个剧团赶排传统戏《乾坤福寿镜》等参演。6月20日，当时荆有麟与姘妇岳华坐在夫子庙大鸿楼剧场观看彩排，南京公安机关当场抓获了荆有麟，由此破获了国民党保密局“潜京一分站”。据说这是南京国民党当局溃退台湾后留下来的20多个潜伏组织和电台情报站之一，荆有麟也是国民党留下的3000多名特工中的一员。
1951年4月，荆有麟被处决，时年48岁。
（作者系文史学者）
荆有麟（1903—1951），山西猗氏人，早年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读书，结识了鲁迅，后由鲁迅介绍至《京报》充任校对，又与胡也频等编辑《民众文艺周刊》。他曾是鲁迅身边的至好，和鲁迅有着密切的关系。从1924年至1926年期间，他几乎天天出入鲁迅在北京的住宅。也是由于鲁迅的介绍和引荐，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团体——“狂飙社”的第一代“文学晋军”——高长虹、高歌、常燕生等，也相继走入鲁迅的世界。当时的文学新锐胡也频、向培良、鲁彦等也得以与鲁迅交往，此后鲁迅筹办《莽原》《语丝》，就有这些稚嫩但又有敢于“撕去旧社会的假面”的锐气的文学青年从旁协助。而当“三一八”鲁迅逃难时，又是荆有麟驻守“莽原社”，并承担了护卫鲁迅及其家眷的使命，鲁迅对他的写作也曾寄予特别的关怀，在鲁迅遗存下来的文稿中，至今还可看到这位文学青年的习作，鲁迅的一些文章中也引用过他的文字。那时，他们在思想上往往是有共鸣的。
1926年8月鲁迅南下后，鲁迅和荆有麟因天各一方，减少了联络，特别是国民党取代了北洋军阀后，荆有麟由于失去鲁迅在旁的教诲，开始热衷于仕途，从北方跑到南方寻觅职位，从此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军队之中，鲁迅抵达上海时曾与之有过联系，也对其有过讽劝。
应该说，荆有麟原本是一个积极上进、在新文化运动形成的文坛上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和编辑家，但他大概总是耐不住寂寞而心存魏阙。对此鲁迅也有所洞察，他曾说荆有麟“将要做官了”等等。据有的材料说：早在1923年，荆有麟在鲁迅授课的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读书时，曾与李大钊等创办《哈哈报》，后来该报被北洋军阀吴佩孚收买。再后，当历史到了一个新的转折关头，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以惨痛的失败告终、国民党建立南京政府并开始严厉镇压异己势力时，荆有麟在四处觅职不得，又请鲁迅转请蔡元培觅职也不得的情况下，先是在南京《市民日报》办报（期间曾配合鲁迅抨击“现代评论派”，而当时南京方面也曾游说鲁迅赴南京编刊，遭到鲁迅的拒绝），后成为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人部干事和国民党第22独立师秘书长。但这一切似乎都很短暂，在此期间他也为中共方面提供过情报（见其同乡张稼夫生前的回忆）。此后，他不断请求鲁迅代为求职，鲁迅亦曾请友人易培基等代为转托。不过，鲁迅却回绝了他要求鲁迅向陈仪（绍兴人，国府要员）转托的要求，因为对于已经多年不见的荆有麟，鲁迅有些恍惚或者是陌生了：“因为他虽和我认识有年，而我终于不明白他的底细，倘予以保任，偾事亦不可知耳。”（1929年致许寿裳信）
果然，鲁迅的感觉一点也不错，没有多久，荆有麟就成为国民党中央党部上海宣传委员会秘书兼训练总干事，从此开始了文化特务生涯。鲁迅所谓的那些“偾事”，终于到来了。不过，荆有麟对鲁迅却始终是以爱护为原则的，当“东方旅社事件”发生，“左联五烈士”因此而牺牲，鲁迅在空前的白色恐怖中遇到又一次风险时，荆有麟曾通电各方予以援助，鲁迅也曾去信表示感谢。
现在的《鲁迅日记》，其中记载荆有麟的名字多达340余次，至于荆有麟给鲁迅的信，则多达77封，鲁迅则有复函35封（其中保留下来的只有1封）。这就是1931年2月5日鲁迅的回信，当时谣传鲁迅被捕，荆有麟听说后为之“通电各处乞援”，鲁迅看到他写给弟弟周建人的信，得知此事，表示“甚为感荷”。也是在那时，曾经也是“鲁迅弟子”而当时已是国民党军官的李秉中也在关注着鲁迅的状况，显然，荆有麟和李秉中对鲁迅有着深切的关怀，他们的举动未必是某种“阴谋”。
后来，鲁迅去世后，鲁迅著作的出版也得到过荆有麟和李秉中的协助。当时许广平请荆有麟通过鲁迅同乡沈士远、陈布雷等向主管出版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等接洽，解除了对鲁迅著作的封锁禁令。最后在抗战初期，上海“孤岛”的“复社”出版了《鲁迅全集》二十卷。
文化特务
荆有麟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后，化名“林安”。此前，他在上海从事文化活动，曾在一些报刊上发表过文章。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到了重庆，在《新蜀报》经常发表一些文章（多系小品文），题材是他曾熟悉的鲁迅等。当时他写的《鲁迅回忆》因材料新鲜，为人瞩目，人们也将之视为鲁迅研究专家和文坛后起之秀。
荆有麟曾是鲁迅的学生，此时又写了许多对鲁迅等的回忆，而其政治态度也似乎不错，于是，当他接受了由国民党考选委员会派赴国民党军委的“防奸防谍训练班”的受训后，遂以“进步文化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宣传厅），而其主要使命就是监视厅长郭沫若。当时在大后方的重庆集中了相当数量的文化人和作家，当然，其中有许多人的思想状况是比较复杂的，荆有麟就是其中颇为暧昧的一员。
所谓“第三厅”，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一度出现振奋和改革迹象的产物。当时原国民党军委会下属的特务机构“行营政训处”和“军委第六部”被取消，相应恢复了北伐时期负有盛名的政治部（陈诚任部长，后为张治中），蒋介石邀请周恩来出任副部长，又请曾在北伐时担任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任其下属的第三厅厅长。于是，这个“第三廳”就成为当时国共合作的一个宣传机构，也是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机构（内设有中共秘密小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其下属则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抗”）等，是后方左翼作家和进步人士经常聚会的场所。荆有麟利用他“文化人”的身份奉命潜伏其中，秘密开展特务活动。
1940年，蒋介石免去郭沫若厅长一职（由何浩若接任）后，荆有麟又在新成立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工会”）里充当郭沫若的秘书。他以此掩护身份，混入“文抗”，成为驻京成员之一。这样利用工作上的便利条件，秘密调查左翼文化人的动态，收集情报，开始向“中统”重庆实验区提供情报。由于他工作“成绩”显著，后被吸纳为“中统”的特情人员（通讯员），每个星期天上交一次情报，并从1941年起接受津贴，再后来更以专员名义领取每月200元的薪水。荆有麟的“胃口”后来越来越大，他不仅向“中统”提供情报，还开始向“军统”提供情报。 对于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在重庆进步文化团体内安置为坐探的荆有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许多人并不知情，原因是他伪装和隐藏得深。原来，当时的“文工会”是中共人员退出“第三厅”后与国民党当局“博弈”的一个结果，是仍在国民党军委政治部内挂名的一个学术研究性团体，当然也是中共利用合法斗争的形式继续开展工作的一个统战机构。它由郭沫若任“主委”，“副主委”是阳翰笙和国民党派来的谢仁钊，团结了许多文化界人士。当时荆有麟负责监视“文工会”中知名的文化人和进步人士，甚至还包括中共驻渝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等，以及因事过渝的林彪、林伯渠等。
后来阳翰笙回忆：1941年秋，阳翰笙创作了话剧剧本《草莽英雄》，有一次在“文工会”朗诵并征求意见时，突然荆有麟脸色一变，冷言嘲讽道：“阳先生，你专写暴动题材，真不愧是暴动专家呵！”会后，他就向当局告密，于是国民党重庆党部在审查剧本时就没收了原稿，当然更谈不上演出和出版了。不久，国民党当局还将160多个剧本列入《取缔剧本一览表》，禁止演出和出版。
阳翰笙的这段回忆，据说出自中共秘密党员、公开身份是国民党立法委员的王昆仑的调查。当时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中也有对中共友好的人士如吴茂荪等，他们经常向“文工会”暗地里打招呼。阳翰笙的剧本因荆有麟的告密而被坐实“企图鼓动四川民众武装暴动”的罪名，直到四年后《双十协定》签字，才获得解禁。
陈白尘也回忆说：当时，成都有一家《华西晚报》，陈白尘负责副刊的编辑，如“文艺周刊”“艺坛”等。在编辑过程中，“也刊载过几个特殊‘作家’的文章，比如荆有麟，这个被国民党派到郭沫若同志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里当坐探的特务分子，以他和鲁迅先生通过信为幌子，一直冒充进步，到处投稿，自然也给‘艺坛’寄文章来。其文章特点是很‘左’，也骂国民党。为此，我曾向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冯乃超、阳翰笙同志请示过应如何对付，回答是照登不误，只要他骂国民党骂得有理。但也防上当，警惕他搞‘红旗’政策。因为文艺界早已识破其真面目，不会相信；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只要他骂国民党，哪管他真伪”。（《记<华西晚报>的副刊》，陈白尘《我与民盟》，群言出版社1991年版）
不过，当特务也真是不容易。当时中共南方局针对国民党特务频繁的活动，先后制定出《关于秘密工作的决定》等党内文件，严防泄密发生，此后在“皖南事变”发生后，又成立了“秘密工作委员会”，制定了保密工作条例，大大限制了国民党特务活动的能量。据说，荆有麟因情报来源趋于枯竭而引起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不满。当时“文工会”地处重庆乡间的赖家桥，城里只有一个办事处，郭沫若等入城办公，荆有麟只好独守空斋，情报无从着手；此后郭沫若长住城内，荆有麟每月入城住一周，白天在办事处消磨时间和窥探情报，晚上赴特务机关撰写报告，余暇也经常创作一些文学作品。那时，荆有麟最有名的著作，是他写的对鲁迅的回忆——《魯迅回忆断片》。
荆有麟当时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他还在成都、昆明、西安等地的刊物上发表过许多文章，他还曾撰写过一本《国共之间》的小册子，内容是宣传一致抗日的主题，但在出版时遇到困难，于是他欲请中共方面给予资助。1942年10月，“文协”召开各界联欢会，周恩来也欣然与会，荆有麟借机将此书写作和出版的情况请教于周恩来，周当即肯定其写作动机，并表示有兴趣阅读，嘱其可将书交给徐冰，但后来荆有麟创作的小说《间谍夫人》受到《新华日报》的批评，荆有麟就不再将《国共之间》交由中共方面出版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香港沦陷，许多文化人陆续转移和到达国民党“桂系”势力控制的桂林，一时桂林遂有“文化城”和“抗战中心”之称。在这里，国民党顽固势力鞭长莫及，于是重庆当局派遣文化官员携巨款前来，敦促文化人开赴重庆，欲将之集中在陪都，加以控制。了解到国民党当局的阴谋后，郭沫若、夏衍等拟采取抵御的办法，荆有麟获知此事后，报告给其特务上司，蒋介石遂在一次会议上对郭沫若破口大骂。从此，国民党内与郭沫若有旧的友人就不敢公开与之交往了。此后，荆有麟又向上司报告了由延安返回重庆的周恩来在“文工会”与重庆各界人士交谈有关废除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取消特务活动、保障人民权利、停止内战、继续推进国共合作等的情况，不久，后方各民主党派和团体纷纷响应中共的主张，郭沫若和“文工会”发起《文化界对时局进言》运动，有300多名文化人签名参加。蒋介石闻讯后，一怒之下，遂将“文工会”撤销，使得中共失去了一个开展统战工作的阵地，也使得后方进步文艺界人士失去了一个可以依靠的活动组织。
不过，让荆有麟没有料到的是，随着“文工会”被撤销，他的情报活动也无从开展了，于是也就影响到了他的生计。后来“中统”居然停止了对他的津贴（只以干事名义给以补助），“军统”也只答应给他一个上尉的名义，并加以若干生活补助（但要求他继续跟随郭沫若，实施监控）。荆有麟早已“一失足成千古恨”，只好继续为国民党做情报工作，当然，回到郭沫若身边是不可能了，他只得就其所长，根据一些报纸和通讯稿件进行分析，编成情报供给国民党重庆特别检查处。有时实在是无法觅得情报，只好编一些假情报，凭其想象加以附会和蛊惑，如说苏联大使因中国抗战不力而拟返国、苏联大使馆宴请林彪抵渝时有某某参加等。由于荆有麟毕竟是吃文字饭的，又是作家，编造这些情报对他而言可以说是拿手戏，其真伪也就居然未被识出。
进入抗战后期，随着国共关系的恶化，国民党特务组织加强了对进步文化人的监视，当时据称还有一名叫“梅林”的左倾文化人也被“中统”收买（见原“中统”情报科调查员、总干事胡性阶《中统特务机构在重庆的活动》），成为左翼文化人中的内奸，他由“中统”情报科长黄九成亲自领导，专门搜集关于郭沫若、柳亚子、茅盾、夏衍、田汉、阳翰笙、欧阳予倩、萨空了、臧克家等的情报。这个“梅林”，大概是胡性阶的误忆，笔者以为胡性阶是将荆有麟的化名“林安”误忆成了“梅林”，因为种种线索都应该指证这个人就是荆有麟，而许多材料还证明当时作为国民党暗探的荆有麟负责的监视对象就是上述这些人。 荆有麟负责监视的还包括“中苏文化协会”的王昆仑、侯外庐、曹靖华、李德全等，以及苏联大使彼德洛夫、苏联驻渝对外文化协会代表米舍尔克拉夫斯基、大使馆秘书弗德麟柯。这些人多系“汉学家”，后者还是屈原研究家，荆有麟竟捏造其怂恿中国文艺界人士反对本国政府，蒋介石于是密令戴笠、徐恩曾派人加强监视其活动，一旦发现其有“不轨”行动，即可予以逮捕，并可根据所搜集到的情报向苏联政府提出抗议。荆有麟的“情报”，竟给蒋介石添上如此麻烦。
真相毕露
荆有麟当时受命极力想混入“中苏文化协会”，这一团体成立于1935年，成员中本来就有许多人是国民党的党政官员，如孙科、邵力子（分任正副会长）等，甚至有陈立夫等“CC”系分子；当然，更多的则是文化界人士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包括一些中共的秘密党员。于是，在这一团体中，也就必然会发生许多针锋相对的斗争。荆有麟利用他曾与鲁迅相识、又是“鲁迅研究专家”的身份，在“中苏文协”的刊物《中苏文化》发表过纪念文章，遂被国民党特务当局视为是打入“文协”的最佳人选。
国民党还都后，1947年秋，“文协”内部发生人事危机，主任秘书刘仲容（总干事，曾留学苏联，当时以国民党“桂系”为背景开展活动，曾组织和参加被称为是“小民革”的“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不在南京，职位形同虚设，国民党“CC”系便策划通过邵力子，将荆有麟派任主任秘书。当时协会进步力量已经了解荆的底细，于是设法抵制，此事遂罢。
还都后的荆有麟，任国民党保密局南京站文化组长、“中统”首都实验区专员，仍然执行着向特务组织供应情报的秘密工作。他居然仍然制造假情报来应付，如捏造苏联大使罗申返国的假消息（实际只是称病不出）。但荆有麟因此失宠于特务机关，“中统”对之予以处分，而此后的荆有麟不知回头是岸，又开始了其最后的秘密潜伏的特务活动——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风雨飘摇的国民党当局开始布置溃逃，当时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派遣大批特务实施潜伏的计划，其中就选中荆有麟留守南京。而所以如此，是因为蒋介石曾在荆有麟提供的一份情报上批示：荆有麟是“最优秀的同志”。于是，特务机关就將此重要使命交付给了荆有麟。
最后被抓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后，随即开展“肃特反特”斗争，很快侦破了一批国民党潜伏特务和地下电台，并抓捕到国民党保密局特工站长荆有麟和国防部二厅的地下电台总台长温浪，共查获23部电台。
其实，荆有麟职任站长的是原国民党保密局南京站文化组改称的“保密局潜京一分站”，这个站点配有美式S.M.C电台和报务员、译电员若干人，它以“艳云评剧团”和“新华话剧团”为掩护，在文化界活动。当时的南京虽然沧桑鼎革，但国民党潜伏特务却大肆活动，他们搜集情报、造谣煽动，危害很大，于是中共南京市委和市政府、市军管会把治安工作重点放在“肃特”上。不久，许多线索集中到了市公安局侦讯处，其中一份关于荆有麟的材料引起了侦讯处处长林浩然的重视，因为早在1948年，通过打入保密局南京站的中共情报人员就获悉了此人的特务身份及背景。
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以及军管会主任刘伯承批示道：“一定要捉住这条大鱼。”经过侦查，公安人员摸清了这个文化特务的活动规律。据有人反映：在南京解放时，荆有麟还担任了“南京治安维持会”的秘书，这个“治安维持会”是4月22日国民党军队从南京撤退和解放军还未来得及进城时由南京的一些社会贤达人士组织的，而荆有麟还有意想趁北平即将召开全国“文代会”的机会，率团去北平演出，以便混入北平文化界。
据说，荆有麟的任务是毛人凤亲自布置。当时荆有麟的家眷在湖南衡阳，荆有麟曾向毛人凤提出：若衡阳不守，希望将家眷迁至广州或台湾，毛佯允其所请以安其心（后其家眷留在湖南），于是南京解放后，荆有麟开始实施潜伏计划，不断向台湾方面报告消息，毛人凤对此表示满意并加以奖励。
1949年6月，南京举行文艺调演，有关方面选派优秀节目准备参加全国“文代会”的表演，荆有麟也组织两个剧团赶排传统戏《乾坤福寿镜》等参演。6月20日，当时荆有麟与姘妇岳华坐在夫子庙大鸿楼剧场观看彩排，南京公安机关当场抓获了荆有麟，由此破获了国民党保密局“潜京一分站”。据说这是南京国民党当局溃退台湾后留下来的20多个潜伏组织和电台情报站之一，荆有麟也是国民党留下的3000多名特工中的一员。
1951年4月，荆有麟被处决，时年48岁。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