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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是万隆会议召开60周年。1955年4月18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对新中国外交有着特殊的意义。当时，为了争取国际和平环境，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会议，提出并坚持求同存异的方针，为会议的成功举行作出了重要贡献。
工商改造大潮涌大富领军上海滩
“我们不但要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还要善于创造一个新世界。”当中国共产党脱下征衣，以胜利者和领导者的姿态“进京赶考”时，一个重大的考题迎面而来———如何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础上确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制度。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的陈毅，从百战沙场走向十里洋场，成为大上海的一市之长。继1950年开国大土改后，1953年，中央全面开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对此，陈毅向毛泽东保证：“上海坚决执行中央部署，龙抬头，华夏飞腾！”
毛泽东十分高兴：“等你完成了上海明年的经济目标，我在北京等你到菊香书屋喝酒。”
陈毅知道，新的战役并不轻松。从千年固有的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过渡，没有多少持有资本资产的人愿意乘看不到、摸不着的社会主义的船过渡，过渡到何等境地不得而知。
工作从何处着手呢？是立即全面铺开，对上海滩数万工商户展开宣传教育，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行国有化、公私合营，还是从试点做起，逐步达到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太多的问号在陈毅的脑海里打转转。
作为将军，曾统领千军万马的陈毅清楚：再大的战役，展开总攻时也要攻破一个点，撕开一个口子，然后大军横扫过去。私有制不是持枪的千军万马，是万千工商户凭它生存赚钱、积累个人财富的命根子。动他们的命根子，又要他们顺应时代潮流，是强扭瓜，还是水到渠成呢？显然是要后者。那么，“水”就要到，“渠”怎样成呢？
陈毅想起毛泽东临别上海时的嘱咐：“上海有最发达的经济，必然有最聪明的企业家。而真正聪明的企业家是识时务之俊杰，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民族精英，是会和人民合作的。”
的确，上海有着太多聪明的、成功的企业家。他们没有登上逃亡台湾的轮船，就说明他们把根扎在大陆，相信中国共产党。做他们的朋友，是自己和工商界相处的基本点。在自己主政上海的日子里，接触过不少工商界大鳄小贩，可以说有的就到了朋友的份儿，比如荣毅仁。
荣毅仁是荣氏家族在上海的骄傲，其无锡茂新面粉公司经理、上海合丰企业公司董事、上海三新银行董事经理、上海市面粉工业同业公会主委等头衔让他在上海滩独树一帜。1950年又任上海申新纺织印染公司总管理处总经理、华东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他荣老板已不仅仅是陈毅个人的朋友，也是共产党的朋友，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者之一了。
当然，荣毅仁的另一个身份依然没有变：资本家。但他是上海乃至全国最出色的资本家，一个把民族利益看得很重的資本家。在民族危难的时候，他总是挺身而出，出钱出力。
抗美援朝，他带头捐款捐物，甚至捐飞机……荣毅仁总是与时代同步。现在，国家要对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荣老板是什么态度？
秘书进来报告：财经委员会的委员们都到了。
“好。”
陈毅抓起帽子边走边戴，直奔政府小会议室。
委员们围坐在椭圆形的会议桌前，互相议论着什么。见市长进来，便停止了议论，把目光投向陈毅。陈毅没有马上坐下，微笑着向大家致歉：“同志们都是大忙人，夜间请你们来，占用你们的休息时间。为了表示歉意，我陈毅掏腰包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夜宵———每人一碗阳春面，就算不欠大家的情啦！”话声一落，会议室里就响起一阵笑声，气氛活跃起来。
“同志们，在座的你们是上海经济发展的功臣，是我这个市长的顺风耳和千里眼，让我看到前途一片光明。没有你们的工作，我这市长手里恐怕就是一本糊涂账。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大家被陈毅的坦诚感动，鼓掌致谢。
“不过，阳春面免费但可不是白请哟！”陈毅话锋一转，“还要请大家帮我陈毅一个忙。”
荣毅仁就坐在副市长、财经委员会主任曾山身旁。他听出陈毅的弦外之音，立即表态：“陈市长！你不用担心，我愿意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把印染公司、面粉公司交由国家经营，其余商号可以公私合营。”
3天后，上海的《文汇报》等各大报纸登出上海荣氏家族企业华丽转身的报道：
享誉海内外的荣氏家族将旗下的两大支柱产业茂新面粉公司、申新纺织印染，归由国家经营，其他产业亦公私合营。此举对上海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为社会主义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消息传开，市民反响热烈，工商业主震撼：上海首富都“公营”和公私合营了，我们还等什么？于是，上海市首先在全国掀起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热潮！
至1956年1月4日止，上海全部完成了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荣家发展了半个世纪的产业，变为国家所有。当年，申新集团成立，荣毅仁成为总经理。而荣毅仁也因此举获得了共产党的尊重。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毅称荣毅仁率先接受改造，并以上海市前市长身份，为他助选上海副市长。荣毅仁在最辉煌时，成为中国国家副主席。
得天下并非安定守江山再论廉诚
古都新颜。北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墙内外同欢乐，不分贵贱一样人。文明古国几千年，什么时候有过今天这样的做官为民、人人平等的日子？
然而，党内高级干部中却出现了骄傲情绪。1953年发生的高岗事件，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在党内高层发生的一次严重权力斗争。高岗把攻击矛头直指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排名第二的刘少奇和排名第三的周恩来。这次事件影响深远。陈云作为第一个揭发高岗“非组织”活动的领导人，在高岗事件中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1953年10月的一天，饭后，陈云来反映情况，令毛泽东颇为意外。刚刚坐定，陈云便说明来意：“最近，高岗同志的表现有些不正常啊！” 毛泽东停住吸烟，意外地望着陈云：“你说什么？高岗？”
陈云不慌不忙，向毛泽东揭露：“高岗被任命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后，集国家副主席、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于一身，权力够大的了，可他并不满足这些。中央办公厅的同志就看到高岗和饶漱石（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在北京饭店包间密会喝酒。从后来听到的高、饶的言论分析，他们有私下的交易。”
毛泽东的脸色变得难看，把手中的半截烟往烟缸里一摁：“是什么交易？”
“他就曾经找到我的门上，和我大谈国家体制调整，还问我的看法……说话极其不负责任。他说……”
“说什么？”
“少奇管议会，总理搞部長会议，还说是您的话。他的意思是说您有意退居二线，政治局他来搞。还煞有介事地说是设总书记呢，还是增设副主席？”
“就这些？”毛泽东已怒不可遏。
“还有，他很赞赏林彪，说林彪懂军事，有政治头脑，可以让林彪搞部长会议。接着，便数落了少奇同志一大堆坏话，坚决反对少奇同志当总书记或副主席。还说了恩来同志的坏话。”
毛泽东是信任陈云的。长征途中，遵义会议之后，为了打通党和共产国际的联络，是毛泽东提议派陈云往上海寻找党的组织，转达遵义会议精神的。随着革命事业的进展，陈云肩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
“你讲的是他的原话？”毛泽东严肃地问。
陈云态度坚决：“我以党性担保。”
以党性担保，可不是一个高级干部随便说出来的话。毛泽东预料到党将面临一次严峻考验。
陈云补充道：“我个人意见：虽然我当时就表示了反对意见，感到不足以遏制他，担心他向更多人去散布这些不当言论，造成极坏的影响。主席，高岗四处封官许愿，在党的高层领导中散布不良言论，是脱离中央另搞一套的分裂行为，到了解决的时候了。”
送走陈云，毛泽东的心情可谓纠结、沉重。毛泽东对高岗是十分器重的，而陈云反映的高岗的问题属实，无论如何都不能姑息。对于高岗的处理又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问题，牵涉到党和国家的架构乃至国家安全问题。
当晚，周恩来到菊香书屋来请示毛泽东访苏代表团组成的事宜，因为此行要和苏方谈判长春铁路主权回归中国、旅顺港苏联驻军撤离问题，事关重大，必由主席定夺。而代表团团长是由一位中央领导出任，还是由熟悉东北也熟悉苏联情况的高岗担任？
听了周恩来的汇报，毛泽东摆摆手：“团长的事暂且放放，先谈谈高岗的问题。”
周恩来道：“听到高岗同志对我工作的一些批评，只是还没得机会和他谈谈。主席，我工作中有缺点……”
毛泽东说：“陈云向我反映了高岗的一些问题，问题不小啊！他不是仅仅对你的问题。恩来，我在西柏坡就讲过，我们胜利了，不要学李自成他们！问题还是来了。”
“主席，是不是和高岗同志谈谈？”
“谈是要谈的。不过，最终要在政治局的会上谈。这是对全党进行一次教育：我们是共产党，不是义和团小刀会，是有组织有纪律的执政党。任何一个高级干部的错误言行都会危害党的事业，是决不允许的。”
1953年12月的一天，毛泽东对罗瑞卿点破说：搞阴谋的，组织地下司令部的，就是高岗，他要在我退居二线时当党的副主席。他对陈云说，党的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你认为他拥护林彪吗？他不只要打倒刘少奇，还要打倒我，也会打倒林彪。可见这个事情对毛泽东的刺激之深。毛泽东据此认定高岗背着他搞阴谋活动，对他失去信任。
1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在陈云、邓小平、周恩来等先后揭露高岗、饶漱石的篡党夺取更高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之后，其他与会者或多或少都有批评揭发。此时，高岗不禁脊梁上冷汗直冒。
高饶事件的发生，令毛泽东不得不认真考虑党和国家的建设问题，毛泽东提出如何增强党的团结的建议，政治局同意并起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同时决定毛泽东休息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当天，毛泽东便启程南下杭州去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草案。
1954年8月17日，高岗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当毛泽东得知高岗自杀的消息后，十分震惊，也十分痛惜。从陕北到东北，其功也甚；从东北到北京，其祸亦恶。斯人已去，无可补救，只有其家属不可累及。想到这里，毛泽东嘱咐身边的叶子龙转告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安抚并安排好高岗的家属，使其工作、生活无忧。
舌战群儒总理冠压亚非会惊涛骇浪主席闲游北戴河
建国之后百废待兴，台湾因朝鲜战争而搁置，未能一鼓作气解放；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新中国在一次次惊涛骇浪中，迎来了1955年的春天。
这个春天显得喜气洋洋。几大运动之后，人们的情绪和生活节奏有所缓和，较为平静地享受生活与安定。
人类的生活状态只有两种：战争与和平，而和平才是人们体验幸福的过程。不过，这个过程对于政治家来说并不轻松。放下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的重担，陈毅又肩负起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副部长的重任，足见陈毅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分量。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团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亚非会议。在此之前，亚非会议向北京发出友好邀请———请中国派代表团出席。
陈毅立即跑到中南海西花厅向总理周恩来汇报。周恩来闻听大喜道：“我们一起到主席那里去，听听主席的意见。”周恩来说。
“哈哈哈，主席一定高兴得不得了！”陈毅从衣架上摘下自己的礼帽戴上，架起墨镜，抄起文明棍儿，一副与众不同的派头，一种儒雅但不失强势的外交风范。
和往常一样，陈毅进门就向毛泽东敬礼：“主席，陈毅又来报到！”毛泽东笑着说：“嗯，好派头呢！我还了你陈老总的愿，你这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可要不辱使命喽！”
“我这外交部副部长，一听主席指挥；二协助好总理做好工作；三要碰碰那些不可一世的帝国主义分子，灭灭他的气焰。” 当毛泽东听说第一次亚非会议邀请中国派代表团出席时，兴奋地说：“马上回应，一定要去参加，去和亚洲非洲的朋友们建立友谊，团结起来维护世界和平。”
“那就请陈毅同志准备代表团名单给国务院，再请主席酌定。”周恩来话声刚落，毛泽东便道：“这个团长就由恩来你亲自担任，陈老总任副团长。阵容要强，人才配备要齐全。”
陈毅若有所思，说：“这要100多人呢！”
“我们没有通往印尼的航线，也没有自已的飞机……但可以租用他国飞机，在香港起飞，或在印度起飞。总之，一定要去。”
周恩来道：“我们马上联系飞机。”
“恩来一定要去。”毛泽东再次强调，然后分析说，“去年你訪问印度、缅甸，倡导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与和平共处，这五项基本原则深得人心，影响很大。你去，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从‘内参’登的消息看，由印尼政府提议，得到印度、锡兰、缅甸和巴基斯坦四国支持，决定召开亚非国家会议讨论世界局势，就大家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协调立场———注意‘协调立场’这4个字，不外乎制定一个对付殖民主义者的纲领性的东西。”
“我们就当仁不让，团结亚非兄弟，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陈毅说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要体现我们的国家形象，让亚非兄弟知道新中国五亿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人民。”毛泽东叮嘱。又提醒总理和外长：“注意准备工作中该保密的环节；另一方面，要大力宣传我们即将开始的和平之旅。”
4月7日，刚刚动完手术、健康还未完全恢复的周恩来率领中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飞离北京、前往昆明，正式踏上万隆之行。同时针对周恩来的暗杀行动也悄悄展开了。
4月11日中午12时15分，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和随同采访的中外记者共11人，乘坐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包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途经雅加达转赴万隆。当飞机飞越北婆罗洲沙捞越附近海面上空时爆炸起火，机身坠入海中。
事后经调查，这是台湾特务机关针对万隆会议，以周恩来为目标制造的一起政治谋杀事件。所幸周恩来由于应邀去仰光与缅甸、印度和埃及总理会晤，而未搭乘这一航班。国民党特务谋害周恩来的阴谋没能得逞。
4月13日当晚，陈毅接到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得知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都十分关心周恩来和代表团的安全。然而，亚非会议不能延期，促进亚非团结反帝的决心不容动摇，周恩来与陈毅商议再三决定仍按原计划前往。
4月16日下午6时，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乘坐的专机，在新加坡上空遭遇雷雨险情后，终于徐徐降落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玛腰兰机场。当周恩来出现在机舱门口的时候，欢迎的人群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跟随周恩来的是副总理、外交部副部长陈毅，代表团其他成员：叶季牡、章汉夫、黄镇及顾问廖承志、杨奇清、乔冠华、陈家康、黄华、达浦生，秘书长王倬如。
4月18日上午，亚非两洲的第一次历史性聚会，在万隆独立厅隆重开幕。第一阶段全体会议，从18日下午至19日全天进行大会发言，发言的共有22个国家的代表。大多数代表的发言在基本点上都是一致的。他们谴责殖民主义、种族主义，认为这些祸害是世界不稳定的根源；希望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加强和扩大亚非国家间的合作和团结；要求维护世界和平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渴望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消除饥馑和贫困。会议充满着友好与和睦。
但是，也有少数代表的发言重复了尽人皆知的西方反共观点，并把矛头指向中国。有的诬蔑共产主义是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有的提出“亚非国家当前面临的问题不是反对殖民主义，而是反对共产主义”，并要与美国联合反对共产主义；有的指责中国进行“颠覆活动”，要中国代表团表明“对和平共处的诚意”。这些发言使会场的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引起了代表们的忧虑和不安。
这时，与会国代表的目光都注视在周恩来的身上。周恩来在审时度势之后，当机立断决定把原来准备的一个系统阐明亚非形势和任务以及我国和平外交政策的主要发言用书面形式散发，并利用中午休会的短暂时间亲自起草了一个补充发言稿。
周恩来的发言被安排在19日下午全体会议接近结束之前。当时会场上座无虚席，包括苏联大使、美国大使、荷兰高级专员等许多国家外交官都来列席旁听。数以百计的记者也拥进会议厅，有的人甚至站在椅子上，等待着中国代表团的发言。4点45分，在镁光灯的频频闪亮与镜头的“咔嚓”声中，身穿灰色中山装的周恩来从容地走上讲台，他首先向与会各国表明：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完全可以成为我们中间建立友好合作和亲善睦邻关系的基础。”他最后热忱地呼吁：“16万万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
周恩来的话音一落，会场里立刻就爆发出长时间掌声与欢呼声，整个会议大厦为之沸腾了。大会主席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最先迎过来与周恩来握手，说：“你的演讲太精彩了，太动人了。”
然而，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就在当天的会议进行到尾声的时候，锡兰总理节外生枝又挑事端！持有极端反共立场的科特拉瓦拉公然叫嚣“台湾应该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并扬言“将台湾置于联合国或者亚洲国家的托管之下！”
见有的同志怒气难平，周恩来摆摆手说：“那个科特拉瓦拉既不懂联合国宪章，也不懂蒋介石的心思，更置亚非会议的精神而不顾，虽然可气，但翻不起什么浪来的。”
令大家想不到的是，在第二天的发言时，科特拉瓦拉竟一改此前的态度，表示“昨天的发言无意把会议引向分裂”，“各位可以不再考虑它。”还是乔冠华观察细微，说：“你们没有注意到昨天会后，周总理和科特拉瓦拉从会议室里并肩走出来的样子？” “你说是周总理和科特拉瓦拉谈的结果？”
乔冠华哈哈大笑。
但矛盾和冲突并没有到此结束。当会议进行到讨论结盟问题时，亲西方的国家代表们和中立国的领袖们又吵得不可开交！印度是中立国中的大国，总理尼赫鲁又是有名的社会活动家，于是，亲西方的国家发言人就把尼赫鲁当成活靶子进行攻击，以致尼赫鲁异常愤怒，连脸色都变了！在这个争吵的过程中周恩来没有发言和插话，见局面难以控制，便站出来以冷静的态度和过人的智慧避开争论的话题，重申亚非会议的主题“求同存异，和平共处”，都吵得的确累了，又明白吵不出结果来的双方只好“就坡下驴”，偃旗息鼓，草草收兵。
会议终于达成共识，史称“万隆会议十原则”：
一、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二、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三、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
四、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
五、尊重每一个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
六、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
七、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八、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以及有关方面自己选择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
九、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
十、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
万隆会议的召开，标志亚非国家作为新兴的重要力量登上了国际舞台。在会后数10年的时间里，亚非国家纷纷取得长足的进步和瞩目的成就，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当收到在万隆的陈毅代表周恩来用电文发来的长篇报告时，毛泽东兴奋不已，马上让秘书胡乔木通知新华社、《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负责同志：做好宣传，同时把新中国的形象展现给世界人民。此时，毛泽东的心情好到极致，革命家的豪情和诗人的浪漫交融，理想之花正在绽开。
秦皇岛外15公里处的北戴河的海滩上，早已游人如织，舟飞船竞，彰显太平景象。毛泽东在北戴河一边疗养，一边办公。看过早上递来的《大参考》和《人民日报》，浏览了外交部关于第一次亚非会议的简报，毛泽东心情舒畅而兴奋。性情中人的政治家毛泽东为共和国的胜利起步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愿景感到欣慰，也为新中国得到国际社会更多的国家的承认和尊重欢欣鼓舞。
放下散发淡淡墨香的简报，点起支“特供”的大中华香烟，毛泽东漫步窗前，就看到渤海湾那边树摇风起、云翻浪急———大雨将至！
毛泽东望着大海，眼睛一亮，卫士长李银桥早摸透了毛泽东的脾性，口气中流露担忧：“主席，您……”
毛泽东的目光不离远处的大海大浪，像是自言自语，又像告诉卫士长：“嗯，好！游泳去！”
李银桥一听心里就毛了，马上阻止：“不行！大风大浪的又下雨，绝对不行！”
毛泽东驳斥李银桥：“么子？不行还加绝对！大风大浪就那么可怕？我就不信！”
毛泽东在北戴河度假游泳不止一次了，在海水中可谓“胜似闲庭信步”。但今天要冒着风雨大浪下海，李银桥不敢眼睁睁地看着国家主席冒这个险。
“主席，您不能去……我做不了这个主！”李银桥只好亮出最后一招：纪律规定，像这般存在不安全因素的行为，如果不能制止毛泽东，要报告办公厅首长叶子龙或随行的8341部队首长汪东兴，由他们来处理。
毛泽东一听就火了，大声呵斥李银桥：“你跟我快10年了，还不知道我少年时就赛过混江龙……”
“你现在是老年！”李银桥“话赶话”的话“冒犯”了毛泽东，不服老的毛泽东一听就急了，质问李银桥；“你说我老？好，我们到海里比试，看毛泽东老是不老！”
“比就比……等大雨过后再比！”李银桥被“贯口”，差点儿当了“俘虏”。
毛泽东忍不住笑了，缓和一下情绪，说：“我是不怕风雨的，我们可以在浅水先试试么！”
这一试，就试到深水区，游向大海。被毛泽东称作罗长子的公安部长罗瑞卿也赶来陪游———他可是为了保驾专门“半路出家”学会游泳的！毛泽东一见罗瑞卿，就不无调侃地对游在身边的李银桥和卫士们说：“连‘旱鸭子’都不惧大风大浪了，我这‘混江龙’还有什么可怕的？”
海面上暴雨如注，那些活躍在海面上的生灵们除了海燕都躲藏无踪。暴风雨中，只有海燕惊叫着在海面上飞翔掠过，诧异海浪中的英雄们怎会如此勇敢地挑战大自然的狂虐！也正是这大风大浪中的一搏，满足了英雄捧浪之举，从而诞生了诗人那千古不朽的名篇《浪淘沙·北戴河》：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换了人间”！毛泽东的哲学思想里的核心之一就是破旧立新———或许他正酝酿和憧憬着新中国的明天！
诗人毛泽东本身就是中华文明史中的绝唱！他的最大的功绩就是换了人间———中国有史以来体现民主制度的新中国。无论你崇拜他、赞扬他、非议他甚至痛恨他，他的历史地位都无人能撼。没有哪朝圣君堪比毛泽东，文采不输天下秀才，治军不让内外将帅；历史上没有哪代明君的治国之本是立足于为人民服务，并驾驭国家机器于股掌之间。
他简朴的生活态度和革命家风令世人唏嘘而钦佩。
当他带着牵挂、带着遗憾、带着未酬壮志谢世之后，无论华夏大地还是大洋彼岸，不管你褒奖也好诽谤也罢，他就是一座矗立在人类历史上的丰碑……威哉！伟人曾有诗曰：
任凭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摘自《大英雄本色》采风楼主著，中国出版集团、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工商改造大潮涌大富领军上海滩
“我们不但要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还要善于创造一个新世界。”当中国共产党脱下征衣，以胜利者和领导者的姿态“进京赶考”时，一个重大的考题迎面而来———如何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础上确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制度。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的陈毅，从百战沙场走向十里洋场，成为大上海的一市之长。继1950年开国大土改后，1953年，中央全面开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对此，陈毅向毛泽东保证：“上海坚决执行中央部署，龙抬头，华夏飞腾！”
毛泽东十分高兴：“等你完成了上海明年的经济目标，我在北京等你到菊香书屋喝酒。”
陈毅知道，新的战役并不轻松。从千年固有的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过渡，没有多少持有资本资产的人愿意乘看不到、摸不着的社会主义的船过渡，过渡到何等境地不得而知。
工作从何处着手呢？是立即全面铺开，对上海滩数万工商户展开宣传教育，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行国有化、公私合营，还是从试点做起，逐步达到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太多的问号在陈毅的脑海里打转转。
作为将军，曾统领千军万马的陈毅清楚：再大的战役，展开总攻时也要攻破一个点，撕开一个口子，然后大军横扫过去。私有制不是持枪的千军万马，是万千工商户凭它生存赚钱、积累个人财富的命根子。动他们的命根子，又要他们顺应时代潮流，是强扭瓜，还是水到渠成呢？显然是要后者。那么，“水”就要到，“渠”怎样成呢？
陈毅想起毛泽东临别上海时的嘱咐：“上海有最发达的经济，必然有最聪明的企业家。而真正聪明的企业家是识时务之俊杰，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民族精英，是会和人民合作的。”
的确，上海有着太多聪明的、成功的企业家。他们没有登上逃亡台湾的轮船，就说明他们把根扎在大陆，相信中国共产党。做他们的朋友，是自己和工商界相处的基本点。在自己主政上海的日子里，接触过不少工商界大鳄小贩，可以说有的就到了朋友的份儿，比如荣毅仁。
荣毅仁是荣氏家族在上海的骄傲，其无锡茂新面粉公司经理、上海合丰企业公司董事、上海三新银行董事经理、上海市面粉工业同业公会主委等头衔让他在上海滩独树一帜。1950年又任上海申新纺织印染公司总管理处总经理、华东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他荣老板已不仅仅是陈毅个人的朋友，也是共产党的朋友，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者之一了。
当然，荣毅仁的另一个身份依然没有变：资本家。但他是上海乃至全国最出色的资本家，一个把民族利益看得很重的資本家。在民族危难的时候，他总是挺身而出，出钱出力。
抗美援朝，他带头捐款捐物，甚至捐飞机……荣毅仁总是与时代同步。现在，国家要对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荣老板是什么态度？
秘书进来报告：财经委员会的委员们都到了。
“好。”
陈毅抓起帽子边走边戴，直奔政府小会议室。
委员们围坐在椭圆形的会议桌前，互相议论着什么。见市长进来，便停止了议论，把目光投向陈毅。陈毅没有马上坐下，微笑着向大家致歉：“同志们都是大忙人，夜间请你们来，占用你们的休息时间。为了表示歉意，我陈毅掏腰包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夜宵———每人一碗阳春面，就算不欠大家的情啦！”话声一落，会议室里就响起一阵笑声，气氛活跃起来。
“同志们，在座的你们是上海经济发展的功臣，是我这个市长的顺风耳和千里眼，让我看到前途一片光明。没有你们的工作，我这市长手里恐怕就是一本糊涂账。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大家被陈毅的坦诚感动，鼓掌致谢。
“不过，阳春面免费但可不是白请哟！”陈毅话锋一转，“还要请大家帮我陈毅一个忙。”
荣毅仁就坐在副市长、财经委员会主任曾山身旁。他听出陈毅的弦外之音，立即表态：“陈市长！你不用担心，我愿意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把印染公司、面粉公司交由国家经营，其余商号可以公私合营。”
3天后，上海的《文汇报》等各大报纸登出上海荣氏家族企业华丽转身的报道：
享誉海内外的荣氏家族将旗下的两大支柱产业茂新面粉公司、申新纺织印染，归由国家经营，其他产业亦公私合营。此举对上海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为社会主义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消息传开，市民反响热烈，工商业主震撼：上海首富都“公营”和公私合营了，我们还等什么？于是，上海市首先在全国掀起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热潮！
至1956年1月4日止，上海全部完成了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荣家发展了半个世纪的产业，变为国家所有。当年，申新集团成立，荣毅仁成为总经理。而荣毅仁也因此举获得了共产党的尊重。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毅称荣毅仁率先接受改造，并以上海市前市长身份，为他助选上海副市长。荣毅仁在最辉煌时，成为中国国家副主席。
得天下并非安定守江山再论廉诚
古都新颜。北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墙内外同欢乐，不分贵贱一样人。文明古国几千年，什么时候有过今天这样的做官为民、人人平等的日子？
然而，党内高级干部中却出现了骄傲情绪。1953年发生的高岗事件，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在党内高层发生的一次严重权力斗争。高岗把攻击矛头直指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排名第二的刘少奇和排名第三的周恩来。这次事件影响深远。陈云作为第一个揭发高岗“非组织”活动的领导人，在高岗事件中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1953年10月的一天，饭后，陈云来反映情况，令毛泽东颇为意外。刚刚坐定，陈云便说明来意：“最近，高岗同志的表现有些不正常啊！” 毛泽东停住吸烟，意外地望着陈云：“你说什么？高岗？”
陈云不慌不忙，向毛泽东揭露：“高岗被任命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后，集国家副主席、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于一身，权力够大的了，可他并不满足这些。中央办公厅的同志就看到高岗和饶漱石（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在北京饭店包间密会喝酒。从后来听到的高、饶的言论分析，他们有私下的交易。”
毛泽东的脸色变得难看，把手中的半截烟往烟缸里一摁：“是什么交易？”
“他就曾经找到我的门上，和我大谈国家体制调整，还问我的看法……说话极其不负责任。他说……”
“说什么？”
“少奇管议会，总理搞部長会议，还说是您的话。他的意思是说您有意退居二线，政治局他来搞。还煞有介事地说是设总书记呢，还是增设副主席？”
“就这些？”毛泽东已怒不可遏。
“还有，他很赞赏林彪，说林彪懂军事，有政治头脑，可以让林彪搞部长会议。接着，便数落了少奇同志一大堆坏话，坚决反对少奇同志当总书记或副主席。还说了恩来同志的坏话。”
毛泽东是信任陈云的。长征途中，遵义会议之后，为了打通党和共产国际的联络，是毛泽东提议派陈云往上海寻找党的组织，转达遵义会议精神的。随着革命事业的进展，陈云肩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
“你讲的是他的原话？”毛泽东严肃地问。
陈云态度坚决：“我以党性担保。”
以党性担保，可不是一个高级干部随便说出来的话。毛泽东预料到党将面临一次严峻考验。
陈云补充道：“我个人意见：虽然我当时就表示了反对意见，感到不足以遏制他，担心他向更多人去散布这些不当言论，造成极坏的影响。主席，高岗四处封官许愿，在党的高层领导中散布不良言论，是脱离中央另搞一套的分裂行为，到了解决的时候了。”
送走陈云，毛泽东的心情可谓纠结、沉重。毛泽东对高岗是十分器重的，而陈云反映的高岗的问题属实，无论如何都不能姑息。对于高岗的处理又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问题，牵涉到党和国家的架构乃至国家安全问题。
当晚，周恩来到菊香书屋来请示毛泽东访苏代表团组成的事宜，因为此行要和苏方谈判长春铁路主权回归中国、旅顺港苏联驻军撤离问题，事关重大，必由主席定夺。而代表团团长是由一位中央领导出任，还是由熟悉东北也熟悉苏联情况的高岗担任？
听了周恩来的汇报，毛泽东摆摆手：“团长的事暂且放放，先谈谈高岗的问题。”
周恩来道：“听到高岗同志对我工作的一些批评，只是还没得机会和他谈谈。主席，我工作中有缺点……”
毛泽东说：“陈云向我反映了高岗的一些问题，问题不小啊！他不是仅仅对你的问题。恩来，我在西柏坡就讲过，我们胜利了，不要学李自成他们！问题还是来了。”
“主席，是不是和高岗同志谈谈？”
“谈是要谈的。不过，最终要在政治局的会上谈。这是对全党进行一次教育：我们是共产党，不是义和团小刀会，是有组织有纪律的执政党。任何一个高级干部的错误言行都会危害党的事业，是决不允许的。”
1953年12月的一天，毛泽东对罗瑞卿点破说：搞阴谋的，组织地下司令部的，就是高岗，他要在我退居二线时当党的副主席。他对陈云说，党的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你认为他拥护林彪吗？他不只要打倒刘少奇，还要打倒我，也会打倒林彪。可见这个事情对毛泽东的刺激之深。毛泽东据此认定高岗背着他搞阴谋活动，对他失去信任。
1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在陈云、邓小平、周恩来等先后揭露高岗、饶漱石的篡党夺取更高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之后，其他与会者或多或少都有批评揭发。此时，高岗不禁脊梁上冷汗直冒。
高饶事件的发生，令毛泽东不得不认真考虑党和国家的建设问题，毛泽东提出如何增强党的团结的建议，政治局同意并起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同时决定毛泽东休息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当天，毛泽东便启程南下杭州去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草案。
1954年8月17日，高岗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当毛泽东得知高岗自杀的消息后，十分震惊，也十分痛惜。从陕北到东北，其功也甚；从东北到北京，其祸亦恶。斯人已去，无可补救，只有其家属不可累及。想到这里，毛泽东嘱咐身边的叶子龙转告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安抚并安排好高岗的家属，使其工作、生活无忧。
舌战群儒总理冠压亚非会惊涛骇浪主席闲游北戴河
建国之后百废待兴，台湾因朝鲜战争而搁置，未能一鼓作气解放；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新中国在一次次惊涛骇浪中，迎来了1955年的春天。
这个春天显得喜气洋洋。几大运动之后，人们的情绪和生活节奏有所缓和，较为平静地享受生活与安定。
人类的生活状态只有两种：战争与和平，而和平才是人们体验幸福的过程。不过，这个过程对于政治家来说并不轻松。放下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的重担，陈毅又肩负起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副部长的重任，足见陈毅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分量。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团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亚非会议。在此之前，亚非会议向北京发出友好邀请———请中国派代表团出席。
陈毅立即跑到中南海西花厅向总理周恩来汇报。周恩来闻听大喜道：“我们一起到主席那里去，听听主席的意见。”周恩来说。
“哈哈哈，主席一定高兴得不得了！”陈毅从衣架上摘下自己的礼帽戴上，架起墨镜，抄起文明棍儿，一副与众不同的派头，一种儒雅但不失强势的外交风范。
和往常一样，陈毅进门就向毛泽东敬礼：“主席，陈毅又来报到！”毛泽东笑着说：“嗯，好派头呢！我还了你陈老总的愿，你这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可要不辱使命喽！”
“我这外交部副部长，一听主席指挥；二协助好总理做好工作；三要碰碰那些不可一世的帝国主义分子，灭灭他的气焰。” 当毛泽东听说第一次亚非会议邀请中国派代表团出席时，兴奋地说：“马上回应，一定要去参加，去和亚洲非洲的朋友们建立友谊，团结起来维护世界和平。”
“那就请陈毅同志准备代表团名单给国务院，再请主席酌定。”周恩来话声刚落，毛泽东便道：“这个团长就由恩来你亲自担任，陈老总任副团长。阵容要强，人才配备要齐全。”
陈毅若有所思，说：“这要100多人呢！”
“我们没有通往印尼的航线，也没有自已的飞机……但可以租用他国飞机，在香港起飞，或在印度起飞。总之，一定要去。”
周恩来道：“我们马上联系飞机。”
“恩来一定要去。”毛泽东再次强调，然后分析说，“去年你訪问印度、缅甸，倡导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与和平共处，这五项基本原则深得人心，影响很大。你去，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从‘内参’登的消息看，由印尼政府提议，得到印度、锡兰、缅甸和巴基斯坦四国支持，决定召开亚非国家会议讨论世界局势，就大家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协调立场———注意‘协调立场’这4个字，不外乎制定一个对付殖民主义者的纲领性的东西。”
“我们就当仁不让，团结亚非兄弟，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陈毅说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要体现我们的国家形象，让亚非兄弟知道新中国五亿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人民。”毛泽东叮嘱。又提醒总理和外长：“注意准备工作中该保密的环节；另一方面，要大力宣传我们即将开始的和平之旅。”
4月7日，刚刚动完手术、健康还未完全恢复的周恩来率领中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飞离北京、前往昆明，正式踏上万隆之行。同时针对周恩来的暗杀行动也悄悄展开了。
4月11日中午12时15分，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和随同采访的中外记者共11人，乘坐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包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途经雅加达转赴万隆。当飞机飞越北婆罗洲沙捞越附近海面上空时爆炸起火，机身坠入海中。
事后经调查，这是台湾特务机关针对万隆会议，以周恩来为目标制造的一起政治谋杀事件。所幸周恩来由于应邀去仰光与缅甸、印度和埃及总理会晤，而未搭乘这一航班。国民党特务谋害周恩来的阴谋没能得逞。
4月13日当晚，陈毅接到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得知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都十分关心周恩来和代表团的安全。然而，亚非会议不能延期，促进亚非团结反帝的决心不容动摇，周恩来与陈毅商议再三决定仍按原计划前往。
4月16日下午6时，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乘坐的专机，在新加坡上空遭遇雷雨险情后，终于徐徐降落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玛腰兰机场。当周恩来出现在机舱门口的时候，欢迎的人群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跟随周恩来的是副总理、外交部副部长陈毅，代表团其他成员：叶季牡、章汉夫、黄镇及顾问廖承志、杨奇清、乔冠华、陈家康、黄华、达浦生，秘书长王倬如。
4月18日上午，亚非两洲的第一次历史性聚会，在万隆独立厅隆重开幕。第一阶段全体会议，从18日下午至19日全天进行大会发言，发言的共有22个国家的代表。大多数代表的发言在基本点上都是一致的。他们谴责殖民主义、种族主义，认为这些祸害是世界不稳定的根源；希望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加强和扩大亚非国家间的合作和团结；要求维护世界和平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渴望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消除饥馑和贫困。会议充满着友好与和睦。
但是，也有少数代表的发言重复了尽人皆知的西方反共观点，并把矛头指向中国。有的诬蔑共产主义是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有的提出“亚非国家当前面临的问题不是反对殖民主义，而是反对共产主义”，并要与美国联合反对共产主义；有的指责中国进行“颠覆活动”，要中国代表团表明“对和平共处的诚意”。这些发言使会场的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引起了代表们的忧虑和不安。
这时，与会国代表的目光都注视在周恩来的身上。周恩来在审时度势之后，当机立断决定把原来准备的一个系统阐明亚非形势和任务以及我国和平外交政策的主要发言用书面形式散发，并利用中午休会的短暂时间亲自起草了一个补充发言稿。
周恩来的发言被安排在19日下午全体会议接近结束之前。当时会场上座无虚席，包括苏联大使、美国大使、荷兰高级专员等许多国家外交官都来列席旁听。数以百计的记者也拥进会议厅，有的人甚至站在椅子上，等待着中国代表团的发言。4点45分，在镁光灯的频频闪亮与镜头的“咔嚓”声中，身穿灰色中山装的周恩来从容地走上讲台，他首先向与会各国表明：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完全可以成为我们中间建立友好合作和亲善睦邻关系的基础。”他最后热忱地呼吁：“16万万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
周恩来的话音一落，会场里立刻就爆发出长时间掌声与欢呼声，整个会议大厦为之沸腾了。大会主席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最先迎过来与周恩来握手，说：“你的演讲太精彩了，太动人了。”
然而，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就在当天的会议进行到尾声的时候，锡兰总理节外生枝又挑事端！持有极端反共立场的科特拉瓦拉公然叫嚣“台湾应该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并扬言“将台湾置于联合国或者亚洲国家的托管之下！”
见有的同志怒气难平，周恩来摆摆手说：“那个科特拉瓦拉既不懂联合国宪章，也不懂蒋介石的心思，更置亚非会议的精神而不顾，虽然可气，但翻不起什么浪来的。”
令大家想不到的是，在第二天的发言时，科特拉瓦拉竟一改此前的态度，表示“昨天的发言无意把会议引向分裂”，“各位可以不再考虑它。”还是乔冠华观察细微，说：“你们没有注意到昨天会后，周总理和科特拉瓦拉从会议室里并肩走出来的样子？” “你说是周总理和科特拉瓦拉谈的结果？”
乔冠华哈哈大笑。
但矛盾和冲突并没有到此结束。当会议进行到讨论结盟问题时，亲西方的国家代表们和中立国的领袖们又吵得不可开交！印度是中立国中的大国，总理尼赫鲁又是有名的社会活动家，于是，亲西方的国家发言人就把尼赫鲁当成活靶子进行攻击，以致尼赫鲁异常愤怒，连脸色都变了！在这个争吵的过程中周恩来没有发言和插话，见局面难以控制，便站出来以冷静的态度和过人的智慧避开争论的话题，重申亚非会议的主题“求同存异，和平共处”，都吵得的确累了，又明白吵不出结果来的双方只好“就坡下驴”，偃旗息鼓，草草收兵。
会议终于达成共识，史称“万隆会议十原则”：
一、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二、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三、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
四、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
五、尊重每一个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
六、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
七、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八、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以及有关方面自己选择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
九、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
十、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
万隆会议的召开，标志亚非国家作为新兴的重要力量登上了国际舞台。在会后数10年的时间里，亚非国家纷纷取得长足的进步和瞩目的成就，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当收到在万隆的陈毅代表周恩来用电文发来的长篇报告时，毛泽东兴奋不已，马上让秘书胡乔木通知新华社、《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负责同志：做好宣传，同时把新中国的形象展现给世界人民。此时，毛泽东的心情好到极致，革命家的豪情和诗人的浪漫交融，理想之花正在绽开。
秦皇岛外15公里处的北戴河的海滩上，早已游人如织，舟飞船竞，彰显太平景象。毛泽东在北戴河一边疗养，一边办公。看过早上递来的《大参考》和《人民日报》，浏览了外交部关于第一次亚非会议的简报，毛泽东心情舒畅而兴奋。性情中人的政治家毛泽东为共和国的胜利起步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愿景感到欣慰，也为新中国得到国际社会更多的国家的承认和尊重欢欣鼓舞。
放下散发淡淡墨香的简报，点起支“特供”的大中华香烟，毛泽东漫步窗前，就看到渤海湾那边树摇风起、云翻浪急———大雨将至！
毛泽东望着大海，眼睛一亮，卫士长李银桥早摸透了毛泽东的脾性，口气中流露担忧：“主席，您……”
毛泽东的目光不离远处的大海大浪，像是自言自语，又像告诉卫士长：“嗯，好！游泳去！”
李银桥一听心里就毛了，马上阻止：“不行！大风大浪的又下雨，绝对不行！”
毛泽东驳斥李银桥：“么子？不行还加绝对！大风大浪就那么可怕？我就不信！”
毛泽东在北戴河度假游泳不止一次了，在海水中可谓“胜似闲庭信步”。但今天要冒着风雨大浪下海，李银桥不敢眼睁睁地看着国家主席冒这个险。
“主席，您不能去……我做不了这个主！”李银桥只好亮出最后一招：纪律规定，像这般存在不安全因素的行为，如果不能制止毛泽东，要报告办公厅首长叶子龙或随行的8341部队首长汪东兴，由他们来处理。
毛泽东一听就火了，大声呵斥李银桥：“你跟我快10年了，还不知道我少年时就赛过混江龙……”
“你现在是老年！”李银桥“话赶话”的话“冒犯”了毛泽东，不服老的毛泽东一听就急了，质问李银桥；“你说我老？好，我们到海里比试，看毛泽东老是不老！”
“比就比……等大雨过后再比！”李银桥被“贯口”，差点儿当了“俘虏”。
毛泽东忍不住笑了，缓和一下情绪，说：“我是不怕风雨的，我们可以在浅水先试试么！”
这一试，就试到深水区，游向大海。被毛泽东称作罗长子的公安部长罗瑞卿也赶来陪游———他可是为了保驾专门“半路出家”学会游泳的！毛泽东一见罗瑞卿，就不无调侃地对游在身边的李银桥和卫士们说：“连‘旱鸭子’都不惧大风大浪了，我这‘混江龙’还有什么可怕的？”
海面上暴雨如注，那些活躍在海面上的生灵们除了海燕都躲藏无踪。暴风雨中，只有海燕惊叫着在海面上飞翔掠过，诧异海浪中的英雄们怎会如此勇敢地挑战大自然的狂虐！也正是这大风大浪中的一搏，满足了英雄捧浪之举，从而诞生了诗人那千古不朽的名篇《浪淘沙·北戴河》：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换了人间”！毛泽东的哲学思想里的核心之一就是破旧立新———或许他正酝酿和憧憬着新中国的明天！
诗人毛泽东本身就是中华文明史中的绝唱！他的最大的功绩就是换了人间———中国有史以来体现民主制度的新中国。无论你崇拜他、赞扬他、非议他甚至痛恨他，他的历史地位都无人能撼。没有哪朝圣君堪比毛泽东，文采不输天下秀才，治军不让内外将帅；历史上没有哪代明君的治国之本是立足于为人民服务，并驾驭国家机器于股掌之间。
他简朴的生活态度和革命家风令世人唏嘘而钦佩。
当他带着牵挂、带着遗憾、带着未酬壮志谢世之后，无论华夏大地还是大洋彼岸，不管你褒奖也好诽谤也罢，他就是一座矗立在人类历史上的丰碑……威哉！伟人曾有诗曰：
任凭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摘自《大英雄本色》采风楼主著，中国出版集团、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