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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下称中电投）总经理陆启洲，是电力央企高管中少见的个性化人物。五大发电集团的一把手普遍低调，鲜有公开言论出现，普通民众甚至对他们的名字都知之甚少。
但陆启洲有着与外界主动沟通的强烈欲望，也长于此道。在彭泽内陆核电和缅甸密松水电两大项目处于争议漩涡时，他屡屡公开发声，向外界阐明中电投的立场。
今年下半年，年满63岁的陆启洲将到点退休。5月中旬，他选择接受《财经》记者专访，对执掌中电投的七年历程做了详细梳理，对备受关注的水电、核电项目投资以及中电投可能面临的重组等“敏感”问题一一作答，对任内的投资失误也未做回避。
《财经》：你在执掌中电投的七年里，和其他发电集团相比，最突出的特点是清洁能源占比非常高，为什么中电投会选择这样的发展路径？
陆启洲：到今年5月18日，我在中电投工作整整七年了，马上就要退休。七年间，清洁能源战略确实是中电投一个特色，不过这条发展路径在我来中电投之前就已确定，这和公司的历史有很大关系。国家制定电力体制改革方案时，划给中电投的资产规模较小，这就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和其他发电集团拼规模，必须走差异化道路，才能发挥比较优势。
中电投实行清洁能源发展战略，是从进入核电领域开始的。因为核电投资强度大、周期长，这样就自然而然带领整个集团向清洁能源转型，再加上中电投水电比重比较高，清洁能源发展的倾向非常明显。
近年来民众的环保意识增强，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日趋严格，中电投清洁能源战略也越来越坚定，现在核电、水电和其他可再生能源都是我们重点投资的方向。中电投现在70%的投资投向了清洁能源。我刚来中电投时，清洁能源比重是24%，到2013年底已达34.19%。我们的规划是到2015年达到40%、2020年达到50%。
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达到50%就可以了。中国以煤为核心的能源消耗模式，在可以看到的时间内不会有大的变化，不可能全部放弃。在中电投的清洁能源战略中，应该还有煤电的清洁化。
《财经》：2011年中电投大举进军光伏产业，现在光伏发电规模已是全球第一，当时做出这样的战略选择，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陆启洲：2010年时，我们对光伏行业做过一些分析，结论认为光伏是一个成本递减的产业，同时“可再生能源的资源”也不可再生。2011年光伏发电站项目特许权招标，13个项目中电投拿下7个，就是因为我们看到那几个项目的光照资源条件都非常好。
发展光伏发电，中电投有先天优势。我们在光资源充沛的青海地区有1000万千瓦水电装机，光伏电站可先接入水电站再输入电网，不需要额外的电网投资。黄河上游的水电调峰能力非常强，实际上就把水电站变为抽水蓄能电站，帮助光伏电站调峰。
这个思路下，水光互补以1∶1进行配置完全没有问题。我们不会满足250万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总结一下，中电投发展光伏的思路有二：一是占领资源，二是发挥水光互补优势。
《财经》：你入主中电投时，恰逢煤电矛盾日趋激烈，发电集团纷纷进军煤炭，但现在煤炭日子却比较难过。受制于体制不顺，发电集团所作出的决策，貌似更多的是在不停适应市场变化，而非出于自身既定的战略选择。
陆启洲：“电为核心，煤为基础，产业一体化协同发展”是中电投这些年另一个重要的发展思路。
2002年电力体制改革启动后，煤炭市场化程度远高于电力，煤电矛盾日益激烈，迫使发电集团开始进入上游煤炭行业，尽可能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当时煤炭正处于“黄金十年”，进入上游的成本非常高。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五大发电集团都有了一定的煤炭产能，中电投也不例外，煤炭产能到2013年是7400万吨，这个数字是比较高的。
由于电力并未完全市场化，煤电成了零和游戏。现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能源消耗的增速也在下降，目前中电投的煤炭板块虽然不亏损，但是盈利水平下降较大。
发电企业的商业环境有些特殊。电力市场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与此同时，发电集团之间的竞争又很激烈，属于竞争性行业。作为企业，肯定要追求利润，国资委也有考核要求。在不能左右市场的情况下，只能左右自己的行为，拿自己的行为来适应这个市场，无论进军上游（煤炭产业）还是下游（高耗能产业），都是为了适应市场。
中电投这些年当然也避免不了这个情况。另一方面，我们也基于自身的物质基础，选择了清洁能源发展战略。
《财经》：出于环保考虑，国家对火电建设严格限制。很多电力行业人士认为国家对火电的一些控制措施过于严厉，短期内大规模上脱硫脱硝设备，面临很大经济压力，包括控煤政策也应重新考虑，你是否也持相同观点？又如何看待火电的前景？
陆启洲：这方面我们做过测算，电力行业的烟尘排放量占全国15%左右，二氧化硫占比为40%左右，氮氧化物占比也是40%左右，确实是一个最主要的排放源。
但是火电在能源消耗中所占比重更大。相比较其他行业，电力的单位排放强度比较低。而且近九年，火电的绝对排放量一直在下降，这说明最近几年空气质量的突变，火电并非最主要因素。但无论如何，火电是主要的污染排放源之一。
说国家对火电控制措施过于严厉，我不这样认为。先抓容易抓的、最好抓的，这是正确的做法。什么最好抓？显然是火电，效果立竿见影。火电确实是主要污染源之一，而且产业集中度高，你把大的污染源抓住，问题解决了，再腾出手来去抓小鱼小虾，这个逻辑没有问题。
脱硫脱硝投入肯定很大，但这个不能光算经济账，一算经济账就不用干了。央企不能只算经济账，还要算社会账、国家账。从速度和力度上讲，中电投对自己的要求比国家要求的标准还要高，一定要尽可能赶在前面完成。 火电机组既然长期存在，就要在高效发展上做文章。主要的方向有二：一是提高机组的热效率；第二是低排放，环保标准一定要严格，用全世界最严格的环保标准要求火电，这是正确的思路。
《财经》：五大发电集团中只有中电投拥有核电业主资质。如何运用好这一优势？中国大多数核电市场为中核集团和中广核集团占据，中电投如何后来居上？
陆启洲：从大趋势来讲，中国肯定要发展核电。现在中电投的思路，一个是适应国家的核电发展思路，优先布局沿海厂址，另外把内陆厂址保护好，等待时机成熟。
从中电投自身来说，这段时间正好可以解决以前存在的问题——人力资源跟不上发展速度。这段时间我们可以储备核电人才。在中电投清洁能源里，核电资产仅次于水电，将来会超过水电。我们的目标是到2020年，核电机组在运1400万千瓦，在建1000万千瓦，中电投一定会在确保核电安全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好手中的核电牌照，推进差异化发展。
《财经》：业界盛传国家核电技术公司将和中电投合并，真有其事？
陆启洲：双方确有这个意向，我们现在正在研究。个人认为，如果两者合并，不是规模扩张，而是价值互补。从一个公司来讲，决定一个公司长远竞争能力的是两个，一个是核心板块、核心主业的连续盈利能力，第二个是核心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这两个因素决定企业长远发展。两个企业重组，恰恰是在这两个方面都得到了强化。
不过，两家公司合并也有一些必须面临的问题。一是必须重新研究制定新公司的发展战略，这是很大的变化；二是企业的组织结构要变化；三是最现实的问题——人事问题如何解决？
《财经》：中国内陆核电争议，始于中电投控股的江西彭泽项目，你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陆启洲：日本福岛核事故之前，彭泽核电不成问题。福岛核事故后，整个国家对核电进行反思，这个反思是对的。但反思之后，我们国家要不要搞核电？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明确。第二个问题是内陆核电和沿海核电到底有多大差异？第三个问题是核电究竟该怎么搞？
第一个问题，核电安全首先依赖于技术进步，而非管理。当然管理也离不开，但技术是第一位的，本质安全要靠技术进步。要从技术上解决核电的本质安全问题，不是万无一失，而是不能出问题，必须零概率。
福岛那种事故是不能出的，影响太大了。能不能做到？从技术上来讲可以做到，排除类似福岛这种事故可以做到。从经济上讲能不能承受？也是可以承受的，核电成本比煤电低。我们国家需要核电，而且安全问题能解决，那肯定还是需要搞核电的。
第二个问题。全球核电业界认为核电没有沿海和内陆之分，这是我们大陆国家自己搞出来的概念：沿海地区的核电叫沿海核电，内陆地区的核电叫内陆核电。国外没这个说法，整个核电界也没这个说法，内陆核电和沿海核电在安全上要求是一样的。难道沿海地区核电安全标准就要低一些吗？显然不行，沿海地区更是人口密集区。
第三个问题。核电应该放在负荷中心，最需要的地方放核电，它可以解决远距离输电和输煤问题。远距离输送能源，从整体上讲降低了能源使用效率，与其如此，不如搞一个核电站。我们现在建设蒙西到江西的运煤铁路，要花费2000多亿元，要占用多少土地啊？
这三个问题解决了，还必须考虑公众接受度问题，PX就是出了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很需要，但放哪儿都不敢干。对于彭泽核电，我们有耐心，现在就是等，“十三五”时期看看有没有机会。
《财经》：缅甸密松水电项目让人非常痛心，你怎么看央企“走出去”的战略？
陆启洲：电力行业“走出去”的目标，大多是第三世界国家。这些国家风险高，但投资回报也高。比如非洲和东南亚，都是发展比较快的地区，也是特别缺电的地区。
在风险识别上，最难识别的是政治风险，密松就是属于这个问题。其他的风险，我们基本都可以想办法控制，作为企业唯一不可控的就是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应该由国家建立相关风险规避机制，而不是完全由企业来承担。国家应该逐步建立风险兜底机制，不管是以储备还是以保险的形式，我们交保险费给国家。
密松所在的伊洛瓦底江不是一个电站，是七个电站，总装机将超过2000万千瓦。但从法律上讲，该江的开发权还在中电投手上，我们也在等待合适的时机。缅甸政府也会仔细权衡，这么好的资源难道不利用吗？
目前的局面是缅甸政府违约，不是中电投违约，实际上当地多数老百姓并不反对这个项目。
《财经》：入主中电投前，你是国家电网公司的副总经理，从电网公司到发电公司，你对这种转变有何感触？
陆启洲：在国家电网工作时，我分管生产运营，本身是技术干部出身，也不是一把手，这块工作对我比较容易。
但刚到中电投，就遇到了全球金融危机和火电大面积亏损，感觉到企业始终要为生存而战，发展的压力非常大；而且我是一把手，压力集中，比原来要辛苦。
同时责任也大。但搞企业不可能绝对正确、永远正确，搞企业在不确定的环境下运作，你的决策也好，战略也好，具体的项目也好，不可能不出现失误。审计部门最近来中电投，我和他们说，在市场竞争中，不是你犯错误就是我犯错误，总有人犯错误，所以才有竞争。
《财经》：谈到问题，你认为在中电投任上最大的失误是什么？
陆启洲：这个没什么好回避的。比较大的失误有两个，一个是密松水电，在进入之前，我们对九个风险都进行了评估，但面对政治风险却无能为力。第二个，中电投铝板块膨胀得比较快，本身这个行业是个过剩行业，而且行业门槛比较低，在民营企业已经大量进入的情况下，若不具备绝对竞争优势，国企应该退避三舍。
国企不能做门槛比较低的项目，如果要做，必须要有绝对竞争优势。
《财经》：中电投是五大发电集团中率先对外表示要发展混合所有制的，该怎么做？
陆启洲：不能说“率先”。这个表态，是因为在今年的政协会议上，有记者问到我这个问题，我就回答了。在进程上，我们和其他发电集团一样，都在推进混合所有制的工作。中电投希望民营企业能够参与到我们的具体项目中来，所有的项目都欢迎。
中电投集团总资产超过6000亿元，在这个层面上让民营资本进入参股，目前来说不太现实。更多的合作，可能会在具体项目上产生。我们是竞争性行业，我想民营企业参股的比例不能低于三分之一，因为这样才能拥有否决权，有否决权才能把民营企业比较好的机制引进来。
引进民资并不仅仅是希望减轻资金压力，也希望能够把民企比较好的管理方式和用人模式引进来，这样才能起到混合所有制的作用。如果还是央企说了算，混合所有制没有意义。
但陆启洲有着与外界主动沟通的强烈欲望，也长于此道。在彭泽内陆核电和缅甸密松水电两大项目处于争议漩涡时，他屡屡公开发声，向外界阐明中电投的立场。
今年下半年，年满63岁的陆启洲将到点退休。5月中旬，他选择接受《财经》记者专访，对执掌中电投的七年历程做了详细梳理，对备受关注的水电、核电项目投资以及中电投可能面临的重组等“敏感”问题一一作答，对任内的投资失误也未做回避。
《财经》：你在执掌中电投的七年里，和其他发电集团相比，最突出的特点是清洁能源占比非常高，为什么中电投会选择这样的发展路径？
陆启洲：到今年5月18日，我在中电投工作整整七年了，马上就要退休。七年间，清洁能源战略确实是中电投一个特色，不过这条发展路径在我来中电投之前就已确定，这和公司的历史有很大关系。国家制定电力体制改革方案时，划给中电投的资产规模较小，这就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和其他发电集团拼规模，必须走差异化道路，才能发挥比较优势。
中电投实行清洁能源发展战略，是从进入核电领域开始的。因为核电投资强度大、周期长，这样就自然而然带领整个集团向清洁能源转型，再加上中电投水电比重比较高，清洁能源发展的倾向非常明显。
近年来民众的环保意识增强，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日趋严格，中电投清洁能源战略也越来越坚定，现在核电、水电和其他可再生能源都是我们重点投资的方向。中电投现在70%的投资投向了清洁能源。我刚来中电投时，清洁能源比重是24%，到2013年底已达34.19%。我们的规划是到2015年达到40%、2020年达到50%。
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达到50%就可以了。中国以煤为核心的能源消耗模式，在可以看到的时间内不会有大的变化，不可能全部放弃。在中电投的清洁能源战略中，应该还有煤电的清洁化。
《财经》：2011年中电投大举进军光伏产业，现在光伏发电规模已是全球第一，当时做出这样的战略选择，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陆启洲：2010年时，我们对光伏行业做过一些分析，结论认为光伏是一个成本递减的产业，同时“可再生能源的资源”也不可再生。2011年光伏发电站项目特许权招标，13个项目中电投拿下7个，就是因为我们看到那几个项目的光照资源条件都非常好。
发展光伏发电，中电投有先天优势。我们在光资源充沛的青海地区有1000万千瓦水电装机，光伏电站可先接入水电站再输入电网，不需要额外的电网投资。黄河上游的水电调峰能力非常强，实际上就把水电站变为抽水蓄能电站，帮助光伏电站调峰。
这个思路下，水光互补以1∶1进行配置完全没有问题。我们不会满足250万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总结一下，中电投发展光伏的思路有二：一是占领资源，二是发挥水光互补优势。
《财经》：你入主中电投时，恰逢煤电矛盾日趋激烈，发电集团纷纷进军煤炭，但现在煤炭日子却比较难过。受制于体制不顺，发电集团所作出的决策，貌似更多的是在不停适应市场变化，而非出于自身既定的战略选择。
陆启洲：“电为核心，煤为基础，产业一体化协同发展”是中电投这些年另一个重要的发展思路。
2002年电力体制改革启动后，煤炭市场化程度远高于电力，煤电矛盾日益激烈，迫使发电集团开始进入上游煤炭行业，尽可能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当时煤炭正处于“黄金十年”，进入上游的成本非常高。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五大发电集团都有了一定的煤炭产能，中电投也不例外，煤炭产能到2013年是7400万吨，这个数字是比较高的。
由于电力并未完全市场化，煤电成了零和游戏。现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能源消耗的增速也在下降，目前中电投的煤炭板块虽然不亏损，但是盈利水平下降较大。
发电企业的商业环境有些特殊。电力市场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与此同时，发电集团之间的竞争又很激烈，属于竞争性行业。作为企业，肯定要追求利润，国资委也有考核要求。在不能左右市场的情况下，只能左右自己的行为，拿自己的行为来适应这个市场，无论进军上游（煤炭产业）还是下游（高耗能产业），都是为了适应市场。
中电投这些年当然也避免不了这个情况。另一方面，我们也基于自身的物质基础，选择了清洁能源发展战略。
《财经》：出于环保考虑，国家对火电建设严格限制。很多电力行业人士认为国家对火电的一些控制措施过于严厉，短期内大规模上脱硫脱硝设备，面临很大经济压力，包括控煤政策也应重新考虑，你是否也持相同观点？又如何看待火电的前景？
陆启洲：这方面我们做过测算，电力行业的烟尘排放量占全国15%左右，二氧化硫占比为40%左右，氮氧化物占比也是40%左右，确实是一个最主要的排放源。
但是火电在能源消耗中所占比重更大。相比较其他行业，电力的单位排放强度比较低。而且近九年，火电的绝对排放量一直在下降，这说明最近几年空气质量的突变，火电并非最主要因素。但无论如何，火电是主要的污染排放源之一。
说国家对火电控制措施过于严厉，我不这样认为。先抓容易抓的、最好抓的，这是正确的做法。什么最好抓？显然是火电，效果立竿见影。火电确实是主要污染源之一，而且产业集中度高，你把大的污染源抓住，问题解决了，再腾出手来去抓小鱼小虾，这个逻辑没有问题。
脱硫脱硝投入肯定很大，但这个不能光算经济账，一算经济账就不用干了。央企不能只算经济账，还要算社会账、国家账。从速度和力度上讲，中电投对自己的要求比国家要求的标准还要高，一定要尽可能赶在前面完成。 火电机组既然长期存在，就要在高效发展上做文章。主要的方向有二：一是提高机组的热效率；第二是低排放，环保标准一定要严格，用全世界最严格的环保标准要求火电，这是正确的思路。
《财经》：五大发电集团中只有中电投拥有核电业主资质。如何运用好这一优势？中国大多数核电市场为中核集团和中广核集团占据，中电投如何后来居上？
陆启洲：从大趋势来讲，中国肯定要发展核电。现在中电投的思路，一个是适应国家的核电发展思路，优先布局沿海厂址，另外把内陆厂址保护好，等待时机成熟。
从中电投自身来说，这段时间正好可以解决以前存在的问题——人力资源跟不上发展速度。这段时间我们可以储备核电人才。在中电投清洁能源里，核电资产仅次于水电，将来会超过水电。我们的目标是到2020年，核电机组在运1400万千瓦，在建1000万千瓦，中电投一定会在确保核电安全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好手中的核电牌照，推进差异化发展。
《财经》：业界盛传国家核电技术公司将和中电投合并，真有其事？
陆启洲：双方确有这个意向，我们现在正在研究。个人认为，如果两者合并，不是规模扩张，而是价值互补。从一个公司来讲，决定一个公司长远竞争能力的是两个，一个是核心板块、核心主业的连续盈利能力，第二个是核心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这两个因素决定企业长远发展。两个企业重组，恰恰是在这两个方面都得到了强化。
不过，两家公司合并也有一些必须面临的问题。一是必须重新研究制定新公司的发展战略，这是很大的变化；二是企业的组织结构要变化；三是最现实的问题——人事问题如何解决？
《财经》：中国内陆核电争议，始于中电投控股的江西彭泽项目，你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陆启洲：日本福岛核事故之前，彭泽核电不成问题。福岛核事故后，整个国家对核电进行反思，这个反思是对的。但反思之后，我们国家要不要搞核电？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明确。第二个问题是内陆核电和沿海核电到底有多大差异？第三个问题是核电究竟该怎么搞？
第一个问题，核电安全首先依赖于技术进步，而非管理。当然管理也离不开，但技术是第一位的，本质安全要靠技术进步。要从技术上解决核电的本质安全问题，不是万无一失，而是不能出问题，必须零概率。
福岛那种事故是不能出的，影响太大了。能不能做到？从技术上来讲可以做到，排除类似福岛这种事故可以做到。从经济上讲能不能承受？也是可以承受的，核电成本比煤电低。我们国家需要核电，而且安全问题能解决，那肯定还是需要搞核电的。
第二个问题。全球核电业界认为核电没有沿海和内陆之分，这是我们大陆国家自己搞出来的概念：沿海地区的核电叫沿海核电，内陆地区的核电叫内陆核电。国外没这个说法，整个核电界也没这个说法，内陆核电和沿海核电在安全上要求是一样的。难道沿海地区核电安全标准就要低一些吗？显然不行，沿海地区更是人口密集区。
第三个问题。核电应该放在负荷中心，最需要的地方放核电，它可以解决远距离输电和输煤问题。远距离输送能源，从整体上讲降低了能源使用效率，与其如此，不如搞一个核电站。我们现在建设蒙西到江西的运煤铁路，要花费2000多亿元，要占用多少土地啊？
这三个问题解决了，还必须考虑公众接受度问题，PX就是出了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很需要，但放哪儿都不敢干。对于彭泽核电，我们有耐心，现在就是等，“十三五”时期看看有没有机会。
《财经》：缅甸密松水电项目让人非常痛心，你怎么看央企“走出去”的战略？
陆启洲：电力行业“走出去”的目标，大多是第三世界国家。这些国家风险高，但投资回报也高。比如非洲和东南亚，都是发展比较快的地区，也是特别缺电的地区。
在风险识别上，最难识别的是政治风险，密松就是属于这个问题。其他的风险，我们基本都可以想办法控制，作为企业唯一不可控的就是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应该由国家建立相关风险规避机制，而不是完全由企业来承担。国家应该逐步建立风险兜底机制，不管是以储备还是以保险的形式，我们交保险费给国家。
密松所在的伊洛瓦底江不是一个电站，是七个电站，总装机将超过2000万千瓦。但从法律上讲，该江的开发权还在中电投手上，我们也在等待合适的时机。缅甸政府也会仔细权衡，这么好的资源难道不利用吗？
目前的局面是缅甸政府违约，不是中电投违约，实际上当地多数老百姓并不反对这个项目。
《财经》：入主中电投前，你是国家电网公司的副总经理，从电网公司到发电公司，你对这种转变有何感触？
陆启洲：在国家电网工作时，我分管生产运营，本身是技术干部出身，也不是一把手，这块工作对我比较容易。
但刚到中电投，就遇到了全球金融危机和火电大面积亏损，感觉到企业始终要为生存而战，发展的压力非常大；而且我是一把手，压力集中，比原来要辛苦。
同时责任也大。但搞企业不可能绝对正确、永远正确，搞企业在不确定的环境下运作，你的决策也好，战略也好，具体的项目也好，不可能不出现失误。审计部门最近来中电投，我和他们说，在市场竞争中，不是你犯错误就是我犯错误，总有人犯错误，所以才有竞争。
《财经》：谈到问题，你认为在中电投任上最大的失误是什么？
陆启洲：这个没什么好回避的。比较大的失误有两个，一个是密松水电，在进入之前，我们对九个风险都进行了评估，但面对政治风险却无能为力。第二个，中电投铝板块膨胀得比较快，本身这个行业是个过剩行业，而且行业门槛比较低，在民营企业已经大量进入的情况下，若不具备绝对竞争优势，国企应该退避三舍。
国企不能做门槛比较低的项目，如果要做，必须要有绝对竞争优势。
《财经》：中电投是五大发电集团中率先对外表示要发展混合所有制的，该怎么做？
陆启洲：不能说“率先”。这个表态，是因为在今年的政协会议上，有记者问到我这个问题，我就回答了。在进程上，我们和其他发电集团一样，都在推进混合所有制的工作。中电投希望民营企业能够参与到我们的具体项目中来，所有的项目都欢迎。
中电投集团总资产超过6000亿元，在这个层面上让民营资本进入参股，目前来说不太现实。更多的合作，可能会在具体项目上产生。我们是竞争性行业，我想民营企业参股的比例不能低于三分之一，因为这样才能拥有否决权，有否决权才能把民营企业比较好的机制引进来。
引进民资并不仅仅是希望减轻资金压力，也希望能够把民企比较好的管理方式和用人模式引进来，这样才能起到混合所有制的作用。如果还是央企说了算，混合所有制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