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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可西里——长江源头，是我国青海省境内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新疆、西藏、青海三省交界处青海省境内西南端的位置，具体的位置就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的西部，保护区的总面积为4.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半个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大小。这里是亘古及今原始生态环境仅存的硕果之一，与其南面毗邻的羌塘、昆仑山、阿尔金山等自然保护区共同形成了世界最大、海拔最高、野生动物资源等最为丰富的自然保护区。
一、《平衡》与《可可西里》的缘起与概览
（一）《平衡》与《可可西里》的缘起拍摄
南倚昆仑山，在青海省的西南端，在海拔高达4700米以上的高原上，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西部的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内，然而自1984年以来，可可西里地区突然涌入的大量非法采金者与非法盗猎者，对于自然资源、自然环境、保护动物等造成极大破坏。1984年以后，国际奢侈品市场对于藏羚羊羊绒制品，以及奢侈品与艺术品需求的激增，加上中印边境与克什米尔地区藏羚羊地下非法交易的猖獗等，都为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里的珍稀动物带来了滅顶之灾。就在可可西里危急存亡之际，治多县涌现出了两个前仆后继挽狂澜于既倒的英雄人物。
（二）《平衡》与《可可西里》的生态纪录与故事叙事的核心
提及《平衡》与《可可西里》，首先就必须回溯至1994年1月，许多观众并不知道，两部影片所取材的内容、灵感以及故事中主人公的原型均参照了第一任治多县西部工委书记杰桑·索南达杰的英雄事迹，同时，还有另外一部以索南达杰命名的故事片，以准纪录的风格记述了杰桑·索南达杰的壮烈牺牲。生态纪录片与故事片的原型杰桑·索南达杰在没有编制、没有工资、缺乏武器的艰难情况下，共进入可可西里执行保护大自然任务12次，最后一次进入可可西里时，与两个大型盗猎团伙遭遇，在押解20名盗猎分子返回格尔木的途中，不幸在深夜被这18名盗猎分子残忍杀害，令人震惊的是，仅这一次，盗猎者就盗猎了1300多只藏羚羊。
杰桑·索南达杰壮烈牺牲之后，他的妹夫奇卡·扎巴多杰勇挑重担，继续全力以赴且更加频繁地进入可可西里，成为可可西里名副其实的野生动物保护神。随着扎巴多杰团队人员的不断扩大，经费、武器、装备、食品、基地等许多困难亦接踵而来，在极度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与极度恶劣的自然环境考验下，扎巴多杰积极地多方寻求外界的帮助。在索南达杰英雄事迹与扎巴多杰的持续努力之下，终于为可可西里赢来了转机，然而，新成立的可可西里管理局，却将扎巴多杰甩在编制之外，反而成了索南达杰与扎巴多杰两代人浴血奋战的成果收割者与既得利益者，更加不幸的是，在扎巴多杰进京反映此事之后，返回治多县的第二天即被一颗子弹夺去了生命。
（三）《平衡》与《可可西里》的故事概览
《平衡》是2000年推出的一部针对可可西里保护现状予以倾情关注的纪录片，这部纪录片曾获得过第19届中国金鹰奖最佳长篇纪录片的第一名，但是，由于某种原因，《平衡》这部纪录片却很少有人看到过，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部生态纪录片，对于可可西里所在的玉树藏族自治州以及治多县相关领导的某些不当做法的真实披露。这部纪录片以时任青海治多县委副书记的奇卡·扎巴多杰为主角，由扎巴多杰的回忆展开纪录式叙事。首先回顾了扎巴多杰的前任为保护野生动物所作的以生命为代价的巨大牺牲，然后，真实地纪录了扎巴多杰目前所进行的保护野生动物的工作，以及在包括杨欣与梁启超之孙梁从诫为首的社会力量帮助下，索南达杰可可西里保护站的建设。
《可可西里》是2004年的一部现象级故事片。《可可西里》以其在国际国内的备受好评与交口称赞，与其旋风般地在2004-2006三年间国际国内各大电影节的获奖，而使得这部影片，迅速地成为了一部2004年度的现象级大片，不仅使得《可可西里》以屡获殊荣成为足以影史留名的奇迹，而且亦使得陆川就此一炮而火，一举成名。这部以剧情与犯罪为基本类型的故事片，以杰桑·索南达杰和奇卡·扎巴多杰的英雄事迹为故事原型，以零叙事的准纪录片风格，以主观不在线的演绎技法，超越真实态地纪录式拟真式并还原了，两代可可西里守护神为保护野生动物所作出的以生命为代价的艰苦卓绝的努力以及以生命为代价的感人事迹，同时，影片亦表达了一种以生命所诠释的形而上的崇高道德与信仰。
二、《平衡》与《可可西里》的互鉴
（一）基于生态纪录性的借鉴
众所周知，生态纪录片是一种专门针对自然生态现象、生态状况、生态问题等，以自然素材为主题而展开的纪录、探索、研究，并由此而形成的一种形诸于影像纪录的表现形式。因此，视角客观、表达真实、素材自然显然是最为基本的要求，《平衡》一片中的鲜明纪录性显然完全符合这一要求，拥有了鲜明的生态纪录性特质。首先，《平衡》中的最初切入点与着眼点，显然是纯生态视角下的可可西里野生动物保护；其次，片中的创制动机最初，亦是针对可可西里野生动物保护神——“野牦牛队”，只不过是在跟拍的一系列过程之中，才不断地挖掘出了新的“平衡”主题，也就是说，“平衡”主题本非创制初衷。而这种创制初衷的改变可以说是成也生态纪录，败也生态纪录，恰恰是对可可西里的爱才改变了初衷。
与《平衡》不同，《可可西里》以其大制作与大手笔，展现了创制者陆川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恢弘气度，而恰恰是这种史诗般展现的恢弘气度，反而使得影片越来越多地呈现出了，因对可可西里的爱而形成的客观性表达，这种客观性表达既为《可可西里》带来了雄浑的意象，又带来了纪录片式的映像参照。《可可西里》与《平衡》这两部影片，在其所呈现内容基本一致的大前提下，出现了阐述方式与表达技巧上的，相对于传统阐述与表达的较大变化，这种基于生态纪录性的表达，是要让整个社会明白，人与自然绝非对立关系，而是一种和谐统一的关系，人类对自然绝对不能任由贪欲支配而无度索取，因为人类对于自然更有着深深的原始依赖，一旦自然全部被破坏，那就不仅仅只是生态的一种悲哀，而将是全人类的最后的悲哀！ （二）基于故事性的借鉴
作为一部纪录片，《平衡》中的叙事性反而要比《可可西里》更加完整，因为《平衡》完整地再现了可可西里野生动物保护神——“野牦牛队”的由生存困境与生活窘境所交织着的双重斗争情境，一方面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神的“野牦牛队”，要在缺乏最基本的必要武装的情况下，与武装到牙齿的盗猎者展开殊死的战斗，另一方面还要在缺乏最基本的必要保障的前提下与极端恶劣的大自然展开生死须臾的搏斗。同时，更加令人心痛的是，“野牦牛队”还要与凭空出现的比盗猎者与大自然更加凶残的尸位素餐的攫取既得利益者与成果收割者展开较量，甚至作为《平衡》的主角的扎巴多杰，这位名副其实的野生动物保护神，还要为此付出生命的惨重代价。随着《平衡》光影的收束，相信任何观众的内心都不会平静，更不会平衡。
《可可西里》的创制，避开了《平衡》中关于扎巴多杰的更加精彩、更为关键、更加曲折、更加离奇的故事性，因为，在《平衡》中，最令人震惊的是，在1998年11月8日，奇卡·扎巴多杰成功从北京筹款归来仅两天，即被一颗罪恶的子弹贯穿头部而死。扎巴多杰这个无数次面临生死考验从不畏惧的死都不怕的康巴汉子，在面对采访镜头时，即數度坦言，只要能够达到保护野生动物的目的，我大不了辞职，我死都不怕，可我就是怕不平衡！事实上，从扎巴多杰之死看到，恰恰是比盗猎者与大自然更加凶残的尸位素餐者，给了扎巴多杰致命一击，强加给了扎巴多杰一种赤裸裸的不平衡！奇卡·扎巴多杰之死，以血淋淋的黑暗现实，演绎出了一出远比杰桑·索南达杰之死更加曲折，更加令人惊心动魄的故事中的故事。
（三）在生态纪录与故事性上的互鉴
在通常的影视艺术表达过程中，往往故事片更倾向于以主观观照塑造主人翁形象，而纪录片则往往更加倾向于以客观视觉以客观观照表现群体群像。而在我们本次研究对象《平衡》与《可可西里》两部影片之中，其表达方式却恰恰相反，即针对一同素材，作为故事片的《可可西里》反而更加倾向于以客观视角采取客观观照的技法着重于表现“野牦牛队”全体队员的群像，而作为生态纪录片的《平衡》，则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反而是采取了主观视角，以主观观照的较多介入，着力于表现核心人物扎巴多杰这一主要角色的形象塑造。当然，无论这两部影片在生态纪录与故事性之间的互鉴如何，其都达到了艺术化表达的目的，总之，我们在故事片中看到了纪录性的真实，而在生态纪录片中看到了主人翁的一腔热血、激情、执着。[1]
实际上，就其本质而言，《平衡》作为一部典型的生态纪录片，是有着其强烈的主观诉求的，这种强烈的主观诉求，就是“祈求”能够透过这样一部主观强烈植入的纪录片，以及通过这部纪录片中真实纪录的两代人的生命代价，而获得对于可可西里的真正意义上的行之有效的保护，而不是在国家人民投入巨额资金，以及两代人付出生命的代价之后，反而由个别的既得利益者与名利攫取者，以一种将可可西里据为己有式的伪保护行中饱私囊之实。恰恰是野牦牛队频现的不幸遭遇，才使得《平衡》这部生态纪录影像，因为基于伟大人性的主观不自觉的出现，才使得这部生态纪录片在具有了纪实片的基础之上，更将那种故事片中的真实纪实叙事引入其中，使得片中的朴素自然素材仍然无法掩盖其中的震撼的故事性。[2]
三、《平衡》与《可可西里》的互融
（一）基于生态纪录的互融
《平衡》的创制基础与《可可西里》虽然切入点、出发点、诉求点完全一致，但是二者在表达上却有着较大的不同。《平衡》显然是以生态纪录式的自然为表达基础的，全片的影像均为真实、自然、可靠的朴素素材。而《平衡》中的弥足珍贵的不可回溯的以生命表达的素材，由于生态纪录片中的最重要的主角扎巴多杰，被一颗子弹贯穿头颅，而戛然而止、全片定格。这部生态纪录片亦由此而成为《可可西里》叙事真实性的唯一蓝本，同时，更成为《可可西里》撷取纪录视角的最为重要的依据。而《平衡》与《可可西里》二者的互融点，则在于表象化的针对可可西里野生动物的有效保护，以及抽象化的由针对可可西里野生动物保护，而形而上的整个区域的生态保护。
《可可西里》以零度叙事的不在场创制原则，将创制者的在场式主观意识、主观情绪、主观心理等，用主观不在场客观在场的大他者旁观的客观事实，对于视觉语言加以全方位的抑制，从而使得整部影片中的故事性被极简、朴素、平淡技法处理得如同纪录片一般。众所周知，纪录片的本质就在于主体意识的最大化不在场式淡化，从这种视角观察，《可可西里》的确更像是一部生态纪录片，这部将生态纪录与哲理反思融于意象之中的故事片，开创了一个既以意象淡化叙事，又以意象隐性表达叙事的故事片先例，这部影片中的透露出了远比普通故事片更多的人物特质，这些人物特质是迥异且真实的，从这种意义来看，《可可西里》这部故事有着超乎故事片造作人设的真实性，这种不留痕迹的人物特质，为这部影片带来了极为震撼的真实感、临场感、纪录感。[3]
（二）基于故事性的互融
生态纪录片，对创造性处理亦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从《平衡》中的创造性处理的介入即能够看到主观叙事式的情感参与的较为明显的痕迹。同时，《平衡》所纪录的围绕着可可西里谁在真正保护、谁在表面管理、谁在实际收割既得利益等诸多问题，在叙事式交待清楚针对可可西里保护的来龙去脉的基础之上，更以一种纪录片所罕见的主观，将某些扎巴多杰在纪录片中，称之为“王八蛋”的既得成果收割者与既得利益攫取者进行了大胆的披露。客观而言，在基于故事性的互融方面，《可可西里》与《平衡》形成了一种绝妙的艺术性倒挂，即本来的生态纪录片，反而有着极其强烈的主观叙事倾向，而本来的故事片，却因为借鉴了生态纪录片，而拥有了极其强烈的淡化主观的零叙事主导着的生态纪录性。就这两种现象而言，应该说这两部影片都创造了现象级的成功范例。[4]
《可可西里》予人以真实，而《平衡》则予人以震撼，《平衡》以生态纪录片的视角与故事片叙事的意蕴，向观众呈现了一种略显主观倾向的，针对某些人、事、物的解释性表达，而《可可西里》则以其故事片叙事中的冷峻的主观不在线的零叙事性，而向观众呈现了一种略显客观倾向的，针对自然、场景、人物，甚至是冲突过程中的纪录性表达，正如在扎巴多杰所言，保护大自然、保护野生动物、保护全人类共同的生存环境，我们每个人都既有责任亦有义务，没有你我的分别，并且，这种责任与义务不应有什么地域与国界的分别，不应有什么党派的分别，更遑论职务、职权、职位分别。[5]从这种意义而言，可以说，杰桑·索南达杰以生命开启了可可西里保护的新纪元，同时，以杰桑·索南达杰为代表的英雄们亦为整个生态环境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在生态纪录与故事性的互融
作为一种生态纪录片向故事片成功互融的典范，《平衡》进行了极具先验性的尝试，以淡淡的影像所不断渗入的主观性，反而为影片建构起了既基于影像表象平衡，又基于影片意蕴极度不平衡的更加艺术化的深刻内涵表达。相信看过这部影片的观众都不可能平衡，甚至亦不可能仅止于不平衡，甚至可能会是满腔的悲愤、悲痛、悲哀，既为英雄被既得利益阶层玩弄而感到无比的悲愤，又为挟正直、正义、正能量于一身的英雄的无奈处境感到无比的悲痛。同时，更为整个社会、民族、国家的未来感到无比的悲哀，因为英雄的惨遭伤害，绝不仅仅只是英雄一人、一家、一事之殇，而是一种国家之殇，而这种国家之殇，竟有着一种触及灵魂的可怕深度。[6]
《平衡》与《可可西里》这两部影片，在针对可可西里保护渴望这一大方向上，达成了互融的一致性，同时，这两部影片更在表达以索南达杰与扎巴多杰两代人牺牲的意象上，亦形成了一种意象化的互融，只不过是《可可西里》将两个英雄揉为一体，而《平衡》则以一先一后的他者叙事与亲历叙事，进行着基于生态纪录式的纪实叙述，《可可西里》即便是在主人公被盗猎者打死的一瞬，都没有倾注更多的主观叙事，反而将主观叙事以一种场景、情景甚至是风景予以更加强烈的表达，而《平衡》则在一先一后两位英雄的逝去上，进行了生态纪录与故事性互融的深度刻划，令观众不断地产生视觉震撼与心灵震撼。《平衡》与《可可西里》两部影片在彼此互鉴过程之中，既向观众展现了生态纪录的无限深度互融，又向观众展现了故事性的无穷延展性的互融。[7]
结语
《平衡》与《可可西里》以其相似的生态纪录性与故事性，表达了一种共同的樸素的保护野生动物与保护生态自然的诉求。《平衡》与《可可西里》两部影片在彼此生态纪录性与故事性互鉴的过程之中，既向观众展现了生态纪录的无限深度互融，又向观众展现了故事性的无穷延展性的互融。同时，这两部影片更以其沉重性，而要让整个社会明白，人与自然实际上绝非一种对立关系，反而是一种和谐统一的共生关系。
参考文献：
[1]曹毅梅.《平衡》与《可可西里》[J].电影评介，2008（22）：29.
[2]任乐天.电影兴蕴的表达：纪录片《平衡》和故事片《可可西里》比较[J].戏剧之家，2015（9）：136-137.
[3]刘盈.从《可可西里》《平衡》看电视纪录片的故事性元素[J].新闻世界，2014（5）：246-247.
[4]韩洁.生命的荒原——关于电影《可可西里》的影视人类学分析[J].青藏高原论坛，2013，1（4）：50-53.
[5]杨姝婷.生存挣扎与内心信仰——解读《可可西里》[J].江苏通信，2011，27（6）：70-71.
[6]王庆福.两种不同形态的艺术表达方式——纪录片《平衡》和故事片《可可西里》比较[J].中国电视，2006（3）：8-11.
[7]余辉.可可西里的脊梁——评电视纪录片《平衡》[J].当代电视，2002（5）：64-65.
一、《平衡》与《可可西里》的缘起与概览
（一）《平衡》与《可可西里》的缘起拍摄
南倚昆仑山，在青海省的西南端，在海拔高达4700米以上的高原上，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西部的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内，然而自1984年以来，可可西里地区突然涌入的大量非法采金者与非法盗猎者，对于自然资源、自然环境、保护动物等造成极大破坏。1984年以后，国际奢侈品市场对于藏羚羊羊绒制品，以及奢侈品与艺术品需求的激增，加上中印边境与克什米尔地区藏羚羊地下非法交易的猖獗等，都为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里的珍稀动物带来了滅顶之灾。就在可可西里危急存亡之际，治多县涌现出了两个前仆后继挽狂澜于既倒的英雄人物。
（二）《平衡》与《可可西里》的生态纪录与故事叙事的核心
提及《平衡》与《可可西里》，首先就必须回溯至1994年1月，许多观众并不知道，两部影片所取材的内容、灵感以及故事中主人公的原型均参照了第一任治多县西部工委书记杰桑·索南达杰的英雄事迹，同时，还有另外一部以索南达杰命名的故事片，以准纪录的风格记述了杰桑·索南达杰的壮烈牺牲。生态纪录片与故事片的原型杰桑·索南达杰在没有编制、没有工资、缺乏武器的艰难情况下，共进入可可西里执行保护大自然任务12次，最后一次进入可可西里时，与两个大型盗猎团伙遭遇，在押解20名盗猎分子返回格尔木的途中，不幸在深夜被这18名盗猎分子残忍杀害，令人震惊的是，仅这一次，盗猎者就盗猎了1300多只藏羚羊。
杰桑·索南达杰壮烈牺牲之后，他的妹夫奇卡·扎巴多杰勇挑重担，继续全力以赴且更加频繁地进入可可西里，成为可可西里名副其实的野生动物保护神。随着扎巴多杰团队人员的不断扩大，经费、武器、装备、食品、基地等许多困难亦接踵而来，在极度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与极度恶劣的自然环境考验下，扎巴多杰积极地多方寻求外界的帮助。在索南达杰英雄事迹与扎巴多杰的持续努力之下，终于为可可西里赢来了转机，然而，新成立的可可西里管理局，却将扎巴多杰甩在编制之外，反而成了索南达杰与扎巴多杰两代人浴血奋战的成果收割者与既得利益者，更加不幸的是，在扎巴多杰进京反映此事之后，返回治多县的第二天即被一颗子弹夺去了生命。
（三）《平衡》与《可可西里》的故事概览
《平衡》是2000年推出的一部针对可可西里保护现状予以倾情关注的纪录片，这部纪录片曾获得过第19届中国金鹰奖最佳长篇纪录片的第一名，但是，由于某种原因，《平衡》这部纪录片却很少有人看到过，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部生态纪录片，对于可可西里所在的玉树藏族自治州以及治多县相关领导的某些不当做法的真实披露。这部纪录片以时任青海治多县委副书记的奇卡·扎巴多杰为主角，由扎巴多杰的回忆展开纪录式叙事。首先回顾了扎巴多杰的前任为保护野生动物所作的以生命为代价的巨大牺牲，然后，真实地纪录了扎巴多杰目前所进行的保护野生动物的工作，以及在包括杨欣与梁启超之孙梁从诫为首的社会力量帮助下，索南达杰可可西里保护站的建设。
《可可西里》是2004年的一部现象级故事片。《可可西里》以其在国际国内的备受好评与交口称赞，与其旋风般地在2004-2006三年间国际国内各大电影节的获奖，而使得这部影片，迅速地成为了一部2004年度的现象级大片，不仅使得《可可西里》以屡获殊荣成为足以影史留名的奇迹，而且亦使得陆川就此一炮而火，一举成名。这部以剧情与犯罪为基本类型的故事片，以杰桑·索南达杰和奇卡·扎巴多杰的英雄事迹为故事原型，以零叙事的准纪录片风格，以主观不在线的演绎技法，超越真实态地纪录式拟真式并还原了，两代可可西里守护神为保护野生动物所作出的以生命为代价的艰苦卓绝的努力以及以生命为代价的感人事迹，同时，影片亦表达了一种以生命所诠释的形而上的崇高道德与信仰。
二、《平衡》与《可可西里》的互鉴
（一）基于生态纪录性的借鉴
众所周知，生态纪录片是一种专门针对自然生态现象、生态状况、生态问题等，以自然素材为主题而展开的纪录、探索、研究，并由此而形成的一种形诸于影像纪录的表现形式。因此，视角客观、表达真实、素材自然显然是最为基本的要求，《平衡》一片中的鲜明纪录性显然完全符合这一要求，拥有了鲜明的生态纪录性特质。首先，《平衡》中的最初切入点与着眼点，显然是纯生态视角下的可可西里野生动物保护；其次，片中的创制动机最初，亦是针对可可西里野生动物保护神——“野牦牛队”，只不过是在跟拍的一系列过程之中，才不断地挖掘出了新的“平衡”主题，也就是说，“平衡”主题本非创制初衷。而这种创制初衷的改变可以说是成也生态纪录，败也生态纪录，恰恰是对可可西里的爱才改变了初衷。
与《平衡》不同，《可可西里》以其大制作与大手笔，展现了创制者陆川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恢弘气度，而恰恰是这种史诗般展现的恢弘气度，反而使得影片越来越多地呈现出了，因对可可西里的爱而形成的客观性表达，这种客观性表达既为《可可西里》带来了雄浑的意象，又带来了纪录片式的映像参照。《可可西里》与《平衡》这两部影片，在其所呈现内容基本一致的大前提下，出现了阐述方式与表达技巧上的，相对于传统阐述与表达的较大变化，这种基于生态纪录性的表达，是要让整个社会明白，人与自然绝非对立关系，而是一种和谐统一的关系，人类对自然绝对不能任由贪欲支配而无度索取，因为人类对于自然更有着深深的原始依赖，一旦自然全部被破坏，那就不仅仅只是生态的一种悲哀，而将是全人类的最后的悲哀！ （二）基于故事性的借鉴
作为一部纪录片，《平衡》中的叙事性反而要比《可可西里》更加完整，因为《平衡》完整地再现了可可西里野生动物保护神——“野牦牛队”的由生存困境与生活窘境所交织着的双重斗争情境，一方面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神的“野牦牛队”，要在缺乏最基本的必要武装的情况下，与武装到牙齿的盗猎者展开殊死的战斗，另一方面还要在缺乏最基本的必要保障的前提下与极端恶劣的大自然展开生死须臾的搏斗。同时，更加令人心痛的是，“野牦牛队”还要与凭空出现的比盗猎者与大自然更加凶残的尸位素餐的攫取既得利益者与成果收割者展开较量，甚至作为《平衡》的主角的扎巴多杰，这位名副其实的野生动物保护神，还要为此付出生命的惨重代价。随着《平衡》光影的收束，相信任何观众的内心都不会平静，更不会平衡。
《可可西里》的创制，避开了《平衡》中关于扎巴多杰的更加精彩、更为关键、更加曲折、更加离奇的故事性，因为，在《平衡》中，最令人震惊的是，在1998年11月8日，奇卡·扎巴多杰成功从北京筹款归来仅两天，即被一颗罪恶的子弹贯穿头部而死。扎巴多杰这个无数次面临生死考验从不畏惧的死都不怕的康巴汉子，在面对采访镜头时，即數度坦言，只要能够达到保护野生动物的目的，我大不了辞职，我死都不怕，可我就是怕不平衡！事实上，从扎巴多杰之死看到，恰恰是比盗猎者与大自然更加凶残的尸位素餐者，给了扎巴多杰致命一击，强加给了扎巴多杰一种赤裸裸的不平衡！奇卡·扎巴多杰之死，以血淋淋的黑暗现实，演绎出了一出远比杰桑·索南达杰之死更加曲折，更加令人惊心动魄的故事中的故事。
（三）在生态纪录与故事性上的互鉴
在通常的影视艺术表达过程中，往往故事片更倾向于以主观观照塑造主人翁形象，而纪录片则往往更加倾向于以客观视觉以客观观照表现群体群像。而在我们本次研究对象《平衡》与《可可西里》两部影片之中，其表达方式却恰恰相反，即针对一同素材，作为故事片的《可可西里》反而更加倾向于以客观视角采取客观观照的技法着重于表现“野牦牛队”全体队员的群像，而作为生态纪录片的《平衡》，则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反而是采取了主观视角，以主观观照的较多介入，着力于表现核心人物扎巴多杰这一主要角色的形象塑造。当然，无论这两部影片在生态纪录与故事性之间的互鉴如何，其都达到了艺术化表达的目的，总之，我们在故事片中看到了纪录性的真实，而在生态纪录片中看到了主人翁的一腔热血、激情、执着。[1]
实际上，就其本质而言，《平衡》作为一部典型的生态纪录片，是有着其强烈的主观诉求的，这种强烈的主观诉求，就是“祈求”能够透过这样一部主观强烈植入的纪录片，以及通过这部纪录片中真实纪录的两代人的生命代价，而获得对于可可西里的真正意义上的行之有效的保护，而不是在国家人民投入巨额资金，以及两代人付出生命的代价之后，反而由个别的既得利益者与名利攫取者，以一种将可可西里据为己有式的伪保护行中饱私囊之实。恰恰是野牦牛队频现的不幸遭遇，才使得《平衡》这部生态纪录影像，因为基于伟大人性的主观不自觉的出现，才使得这部生态纪录片在具有了纪实片的基础之上，更将那种故事片中的真实纪实叙事引入其中，使得片中的朴素自然素材仍然无法掩盖其中的震撼的故事性。[2]
三、《平衡》与《可可西里》的互融
（一）基于生态纪录的互融
《平衡》的创制基础与《可可西里》虽然切入点、出发点、诉求点完全一致，但是二者在表达上却有着较大的不同。《平衡》显然是以生态纪录式的自然为表达基础的，全片的影像均为真实、自然、可靠的朴素素材。而《平衡》中的弥足珍贵的不可回溯的以生命表达的素材，由于生态纪录片中的最重要的主角扎巴多杰，被一颗子弹贯穿头颅，而戛然而止、全片定格。这部生态纪录片亦由此而成为《可可西里》叙事真实性的唯一蓝本，同时，更成为《可可西里》撷取纪录视角的最为重要的依据。而《平衡》与《可可西里》二者的互融点，则在于表象化的针对可可西里野生动物的有效保护，以及抽象化的由针对可可西里野生动物保护，而形而上的整个区域的生态保护。
《可可西里》以零度叙事的不在场创制原则，将创制者的在场式主观意识、主观情绪、主观心理等，用主观不在场客观在场的大他者旁观的客观事实，对于视觉语言加以全方位的抑制，从而使得整部影片中的故事性被极简、朴素、平淡技法处理得如同纪录片一般。众所周知，纪录片的本质就在于主体意识的最大化不在场式淡化，从这种视角观察，《可可西里》的确更像是一部生态纪录片，这部将生态纪录与哲理反思融于意象之中的故事片，开创了一个既以意象淡化叙事，又以意象隐性表达叙事的故事片先例，这部影片中的透露出了远比普通故事片更多的人物特质，这些人物特质是迥异且真实的，从这种意义来看，《可可西里》这部故事有着超乎故事片造作人设的真实性，这种不留痕迹的人物特质，为这部影片带来了极为震撼的真实感、临场感、纪录感。[3]
（二）基于故事性的互融
生态纪录片，对创造性处理亦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从《平衡》中的创造性处理的介入即能够看到主观叙事式的情感参与的较为明显的痕迹。同时，《平衡》所纪录的围绕着可可西里谁在真正保护、谁在表面管理、谁在实际收割既得利益等诸多问题，在叙事式交待清楚针对可可西里保护的来龙去脉的基础之上，更以一种纪录片所罕见的主观，将某些扎巴多杰在纪录片中，称之为“王八蛋”的既得成果收割者与既得利益攫取者进行了大胆的披露。客观而言，在基于故事性的互融方面，《可可西里》与《平衡》形成了一种绝妙的艺术性倒挂，即本来的生态纪录片，反而有着极其强烈的主观叙事倾向，而本来的故事片，却因为借鉴了生态纪录片，而拥有了极其强烈的淡化主观的零叙事主导着的生态纪录性。就这两种现象而言，应该说这两部影片都创造了现象级的成功范例。[4]
《可可西里》予人以真实，而《平衡》则予人以震撼，《平衡》以生态纪录片的视角与故事片叙事的意蕴，向观众呈现了一种略显主观倾向的，针对某些人、事、物的解释性表达，而《可可西里》则以其故事片叙事中的冷峻的主观不在线的零叙事性，而向观众呈现了一种略显客观倾向的，针对自然、场景、人物，甚至是冲突过程中的纪录性表达，正如在扎巴多杰所言，保护大自然、保护野生动物、保护全人类共同的生存环境，我们每个人都既有责任亦有义务，没有你我的分别，并且，这种责任与义务不应有什么地域与国界的分别，不应有什么党派的分别，更遑论职务、职权、职位分别。[5]从这种意义而言，可以说，杰桑·索南达杰以生命开启了可可西里保护的新纪元，同时，以杰桑·索南达杰为代表的英雄们亦为整个生态环境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在生态纪录与故事性的互融
作为一种生态纪录片向故事片成功互融的典范，《平衡》进行了极具先验性的尝试，以淡淡的影像所不断渗入的主观性，反而为影片建构起了既基于影像表象平衡，又基于影片意蕴极度不平衡的更加艺术化的深刻内涵表达。相信看过这部影片的观众都不可能平衡，甚至亦不可能仅止于不平衡，甚至可能会是满腔的悲愤、悲痛、悲哀，既为英雄被既得利益阶层玩弄而感到无比的悲愤，又为挟正直、正义、正能量于一身的英雄的无奈处境感到无比的悲痛。同时，更为整个社会、民族、国家的未来感到无比的悲哀，因为英雄的惨遭伤害，绝不仅仅只是英雄一人、一家、一事之殇，而是一种国家之殇，而这种国家之殇，竟有着一种触及灵魂的可怕深度。[6]
《平衡》与《可可西里》这两部影片，在针对可可西里保护渴望这一大方向上，达成了互融的一致性，同时，这两部影片更在表达以索南达杰与扎巴多杰两代人牺牲的意象上，亦形成了一种意象化的互融，只不过是《可可西里》将两个英雄揉为一体，而《平衡》则以一先一后的他者叙事与亲历叙事，进行着基于生态纪录式的纪实叙述，《可可西里》即便是在主人公被盗猎者打死的一瞬，都没有倾注更多的主观叙事，反而将主观叙事以一种场景、情景甚至是风景予以更加强烈的表达，而《平衡》则在一先一后两位英雄的逝去上，进行了生态纪录与故事性互融的深度刻划，令观众不断地产生视觉震撼与心灵震撼。《平衡》与《可可西里》两部影片在彼此互鉴过程之中，既向观众展现了生态纪录的无限深度互融，又向观众展现了故事性的无穷延展性的互融。[7]
结语
《平衡》与《可可西里》以其相似的生态纪录性与故事性，表达了一种共同的樸素的保护野生动物与保护生态自然的诉求。《平衡》与《可可西里》两部影片在彼此生态纪录性与故事性互鉴的过程之中，既向观众展现了生态纪录的无限深度互融，又向观众展现了故事性的无穷延展性的互融。同时，这两部影片更以其沉重性，而要让整个社会明白，人与自然实际上绝非一种对立关系，反而是一种和谐统一的共生关系。
参考文献：
[1]曹毅梅.《平衡》与《可可西里》[J].电影评介，2008（22）：29.
[2]任乐天.电影兴蕴的表达：纪录片《平衡》和故事片《可可西里》比较[J].戏剧之家，2015（9）：136-137.
[3]刘盈.从《可可西里》《平衡》看电视纪录片的故事性元素[J].新闻世界，2014（5）：246-247.
[4]韩洁.生命的荒原——关于电影《可可西里》的影视人类学分析[J].青藏高原论坛，2013，1（4）：50-53.
[5]杨姝婷.生存挣扎与内心信仰——解读《可可西里》[J].江苏通信，2011，27（6）：70-71.
[6]王庆福.两种不同形态的艺术表达方式——纪录片《平衡》和故事片《可可西里》比较[J].中国电视，2006（3）：8-11.
[7]余辉.可可西里的脊梁——评电视纪录片《平衡》[J].当代电视，2002（5）：64-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