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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是十分丰富的，它是以勤劳勇敢、艰苦奋斗、与天争胜、热爱家国、热爱和平和勇于反抗黑暗势力而著称于世的。有的学者以所谓和合精神来概括我国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这实际上是反映了以儒家为中心的思想，是有失偏颇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我们更要善于从优秀文化传统中吸取精神力量，防止因片面概括而产生的流弊。
[关键词] 文化传统；民族精神；继承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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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他说：“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道德的力量也是无穷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58.这对于我们今天正确对待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历史悠久，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在毛泽东看来，一部中国历史，“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所以，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622623.他把这称之为“中华民族开化史”，这个开化史，是包括发达的农业、手工业以及在这个基础上所达到的高度的文明成就。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孕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滋润着世世代代中华儿女的心田。近些年来，有的学者以所谓和合精神来概括我国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这实际上是反映了以儒家为中心的思想，是有失偏颇的。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是十分丰富的，它是以勤劳勇敢、艰苦奋斗、与天争胜、热爱家国、热爱和平和和勇于反抗黑暗勢力而著称于世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我们更要善于从优秀文化传统中吸取精神力量，防止因片面概括而产生的流弊。
一
在远古时代，人类尚未有文字，因而多以神话传说的形式，曲折地反映对历史的记忆。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些神话传说也会折射出一个民族的特质、品格和愿望，有值得后人学习和弘扬的积极因素。
在中国，上古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可谓是家喻户晓。现代科学证明，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在冰川晚期，随着气候转暖曾经出现过全球性的洪水泛滥。在世界许多民族远古流传的神话、传说中，都有对这次大洪水的记忆。在欧洲各民族流传的神话、传说中，无论是《圣经·创世记》关于“诺亚方舟”的记载，还是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的儿子杜卡里翁依照父亲的指示制造方舟逃生，都把这次大洪水说成是上天对人类的惩罚，都是为逃避灾难求得生存。而中国反映这次洪水灾难的大禹治水，则表现了与天抗争、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正是这种精神，铸造了中华民族之魂。
在中国古籍中，也有关于这次大洪水的记载。如《尚书·尧典》：“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意思是说，洪水为害，它已经浩浩荡荡地包围着山并且淹没了部分的丘陵。《孟子·滕文公下》：“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这也大多是从自然灾难上描述的，并不涉及上天惩罚之说。关于大禹其人和治水事迹，《史记》等许多古籍中多有追记。在中国上古传说中，有合称“五帝”的黄帝、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据考证，“帝”字的古义是审查、审定，帝是部落联盟事务的管理者，即部落联盟的领导人、联盟长。禹是他们的后继者，也是上古历史传说中最后一位联盟长。大禹在治水中所表现的顽强神勇、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则大多是通过神话的方式流传下来的。
大禹面对滔天洪水，民不聊生，痛下救民于水火的决心。他继承父亲鲧治水的精神，又接受他失败的教训，一方面填堵筑堤，一方面疏通导引。正是神话描述中的“导川夷岩，黄龙曳尾于前，玄龟负青泥于后。”大禹在治水中表现了他的严明军令，据传在驱逐兴风作浪、狂暴无比的恶神共工时，他大会诸神于会稽山，有一位身高三丈多的防风氏无故迟到，大禹即将他斩首示众，以示君命不可违。为了砍下这个高汉子的头，还专门筑了一道堤，让防风氏站在堤下，行刑者在堤上才能把他的头砍下。对于这次与共工的恶战，《荀子·成相篇》记载了这个传说：“禹有功，抑下鸿，辟除民害逐共工”。在这些神话传说中，留下了大禹疏通导引治水的丰功伟绩。比如，说大禹治理淮河，三上桐柏山，终于把淮河水导入大海。又如，大禹治理长江，先要凿开三峡，他用斧头劈，不能奏效，又命神牛用头角撬，牛角撬弯了也无能为力；后来他用巨大的凿子开山，轰鸣之声震天响，继之又命火神把山石烧得粉碎，终于成为今天的三峡水道。再如，大禹从青海积石山开始疏导黄河，据说当时龙门山和吕梁山相连，堵住了黄河的去路，他用神力把龙门劈为两半，使河水从峭壁间通过，这就是今天的龙门。所以，《庄子·天下篇》说：大禹“堙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洲”，治理了“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
传说中的大禹多是表现他过人的神力，但其中也无不透露出他的无私忘我、艰苦卓绝的伟大品格。《庄子·天下篇》说：“禹亲自操槁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擳疾风，置万国”。他得了“偏枯”的毛病，走起路来十分艰难。他为治水常常是“昼不暇食，夜不暇寝”。传说中，他“劳身焦思，七年闻乐不听，过门不入，冠卦不顾，履遗不蹑。” 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有“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的记述，成为千古美谈。
大禹治水的成功，使他自然成为帝舜的传人，被推举为联盟长。他在位时，致力于修治农田水利，恢复农耕，并加强武力以抵御外部的侵入，继续为华夏建功立业。
伟哉大禹，千古传颂。早在春秋时期成书的《左传》就发出“美哉大禹，明德远矣”的赞誉。《汉书》说：“禹治水，百姓罢劳；成功既立，万世赖之”。唐代明君李世民到三门峡考察水利时，感慨系之，在石壁上刻下一首对大禹的颂辞：“仰登砥柱，北望龙门，芒芒禹迹，浩浩长春”。诗人李白游览黄河时也写下脍炙人口的《公无渡河》一诗，赞叹道：“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波滔天，尧咨嗟。大禹理百川，儿啼不窥家。杀湍堙洪水，九洲始桑麻”。 大禹治水的传说世世代代流传下来，铸造了中华民族的“民族魂”，它为多少英雄儿女所继承、所弘扬，创造出独领风骚的中华文明。今天，我们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伟业中，是多么地需要这种“民族的脊梁”。
二
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凝聚力，我们的国家在历史上虽经历动荡但始终保持统一的发展趋势，中华文明在世界古代文明中是唯一能够延续至今并保持自己活力的一个体系，这其中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有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生活的，乃至地理环境等多种因素促成的；但不可否认，这是同我们民族具有一种深刻的忧患意识相联系的。这种忧患意识，在我们民族富有特色的文化精神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像在《周易》这部元典中，《易传》就把《易经》概括为：“其辞危”。就是说有危机感，有忧患意识。这时的忧患意识还主要表现为忧君、忧位，因为“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所以在《易经·否卦·爻辞》中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的说法。苞桑，喻指根深柢固。孔颖达注：“凡物系于桑之苞本，则牢固也。”看到了如果基础不牢固就会导致国家危亡。到了孔子那里，忧患意识则主要表现为忧“道”，忧虑尧、舜、禹、汤、周的道统中断，所以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说法。儒家学说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孟子，则明确提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这就是说，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忧患意识，没有敌国观念，这个国家就会被灭亡。正是出于这种忧患意识，他提出了“君轻民贵”的主张。他劝齐宣王要“乐民之乐也，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要“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当然，古代的这种民本思想，还不能超出以君主为本位的历史局限，但它毕竟把忧患意识引向了忧国忧民，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深化了。当然，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忧患内涵，但其共同的一点，就是表现为：心系国家安危，情牵黎民百姓。这种忧患意识使中华民族有荣辱与共、患难与共的情怀，有无以为国、何以家为的先国后家的高尚风格，有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行为准则。这种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精神，铸造了多少风流人物的崇高抱负和追求。这种忧患意识，有助于我们民族形成无法分割、分离的整体认同感，孕育了深刻的爱国思想，成为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各族人民友好相处的强大的精神纽带。这种体现家国相融、命运相依的整体观念和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是值得后世发扬光大的。
在中国历史上，屈原是第一个诗人。他他生活在楚怀王时期。这时的楚国如《战国策》所述：“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屈原作为一位善于治乱的政治家，一度得到楚怀王的信任，官至三闾大夫和左徒（相当于副宰相）。他锐意革新，对内主张举贤授能，改革吏治，限制旧贵族的利益，为国家的强盛立法；对外主张联齐抗秦，收复失地，并曾两次出使齐国。在屈原的改革治理下，楚国的内政和外交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国家的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旧贵族势力不满屈原的强国措施，横加指责诬陷，离间他和楚怀王的关系。昏庸的楚怀王从此疏远屈原，使他无法施展爱国的抱负。屈原不畏强贵，力谏怀王不要听信奸佞之言，结果却遭到被放逐的更严历的惩罚。
屈原一生坎坷，先后被楚懷王和楚襄王父子两次放逐。他面对流放之地“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的恶劣环境，不改他对于祖国命运不能须臾忘怀之深情。他虽然一直在极度痛苦的孤独生活中煎熬，仍明确表示：“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这就是说，不管自己如何贫困潦倒，都不会向龌龊的世俗低头，要把自己热爱祖国、坚守理想之心志坚持到底。据传，他在流放地多少年来反复行走，但都不肯越出国境一步，以表示对自己祖国的挚爱和忠贞之情。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是很精辟的确论。这时屈原不但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而且对下层社会和人民有了更多的了解，对国家的现实和未来也有了更加深刻的思考，于是，他通过大量的诗作抒发自己内心的感受，表达他对祖国和人民命运的无限关切，也表达自己高尚的情操和政治理想。他流传后世的诗作有25篇左右，主要的代表作有《离骚》、《天问》、《九歌》、《九章》等。这些作品，思想内容深刻，艺术想象力丰富，文采缤纷而富有个性，是不朽的浪漫主义诗篇。
《离骚》是一篇政治抒情长诗，长达373句，2490字，是我国古典诗歌中最长的一首抒情诗。离骚，遭遇忧患的意思。在这篇长诗中，诗人以丰富的想象和巧妙的借喻，抒写了炽热的爱国情怀和孤独无慰的悲痛心境。他为了实现心目中的理想，发出了这样的呐喊：“余固知骞骞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这就是说，虽然明知忠谏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但为了国家的前途而不能不说；我不怕自己面临的厄运，怕的是国家社稷的危亡。他怒斥奸佞群小：“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是他们把国家引上了绝路，“唯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他不顾自身遭受的危难，仍以天下苍生为念，“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诗中洋溢着对祖国至死不渝的感情，表现了诗人无比高洁的情操，“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历尽磨难而不改爱国报国之初衷，这是何等可贵的情怀！
当屈原得知秦军已大举攻入楚国，他不忍目睹国家灭亡、生灵涂炭，遂跳入波滔汹涌的汨罗江中，以死明志。相传，当屈原投江时，附近船民都纷纷驾舟营救，未能成功，船民们悲痛地唱着“何由渡湖”的歌离去。他们从此约定，每年五月初五都要举行竞渡的仪式；同时百姓还向江中投放竹叶包的糯米粽子，让鱼虾不要吞食屈原的遗体。千百年来祖国各地的人们都以赛龙舟和包粽子这种独特的方式，来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
屈原的事迹告诉我们，爱国是在历史积淀中生长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最深厚的感情，是对生我、育我的土地山川、故园草木和自己人民的真挚的眷念，是对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传统的认同与自豪；爱国，也渗透着理性的光芒，体现着对国家、民族的命运与前途的高度责任感和报国奉献精神。爱国主义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是中国各民族之间最强大的凝聚力，使各族人民亲密无间地团聚在祖国的大家庭中。像以布衣忧国而著称的杜甫，写出了“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这样感人肺腑的诗句；白居易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表达了对下层人民的无限同情。我们民族体现这种做人做事原则的思想财富是十分丰富的。像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贾谊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的“苟利天下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秋瑾的“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恃铁血主义报祖国”等等。读了这样的诗篇和用心用血写成的名言警句，一定会陶冶人的性情，从心底产生对美好理想的追求，会使我们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升华。这种凝聚着爱国思想的格言会转化为巨大的报国动力。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多少热血男儿，疆场赴命，卫国保家，马革裹尸，壮怀激烈。开国领袖毛泽东送爱子上前线，最后毛岸英英勇牺牲在异国他乡；陈毅元帅在示儿诗中表达的“祖国如有难，汝应作前锋”；开国大将陈赓在抗击日军的戎马倥偬中还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下了“忠于民族、孝于国家”的誓言，这些都体现了这种优秀的爱国主义传统。这是中华民族能够历经磨难而不衰，在凤凰涅磐中再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值得后世永远继承和发扬光大的。 爱国主义精神世代延续，它象长江大河源远流长，宽阔浩荡，永不止息，激励他们阔步向前。在这伟大的爱国精神面前，那一小撮卖国求荣、认贼作父的民族败类，显得是那样的渺小、卑劣。正因为这样的，爱国还是卖国成为评价、褒贬历史人物的一条重要标准，也是衡量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准则。千百年来岳飞成为备受人们崇敬的英雄人物，就强烈地体现了这种鲜明的是非评价的标准。
岳飞是南宋抗金名将。他一生以“迎二圣归京阙，取故地上版图”为志向，如其《满江红》一词所表达的：“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公元1140年（宋高宗绍兴十年），岳飞在河南郾城一带大破金朝完颜宗弼（兀术）军，随后又在朱仙镇大获全胜。朱仙镇大捷，直接威胁到40余里外的开封城。这时金朝人心军心动摇，完颜宗弼也打算从开封撤退。正当岳飞准备直捣黄龙府、收拾旧山河的大好之机，南宋朝廷竟以十二道金牌逼迫岳飞撤军。中原百姓成群结队阻拦、痛哭，岳飞顿足长叹：“十年之功，毁于一旦！”岳飞班师后不久，即被秦桧以“谋反”罪逮捕入狱。审讯时，岳飞撕裂衣服，袒露后背，现出岳母针刺的“精忠报国”四个字，主审的秦桧门徒、御史中丞何铸也受到良心谴责，终不肯为岳飞定罪。秦桧不得不改换万俟卨主审，最后竟安上“莫须有”的罪名致使岳飞被害而致死。临刑前，岳飞无限悲愤地在狱案上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八个大字。
制造这起弥天冤案，除了秦桧之外，还有一个关键性人物，这就是南宋高宗赵构。北宋灭亡后，赵构以康王身份承继皇位，偏安东南一隅，全然不以国家社稷为念，生怕收复北地使被金兵掳去的徽、钦二帝回朝，自己的皇位就保不住了。他不惜甘心媚外，充当金朝的儿皇帝。而岳飞的“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的凌云壮志，就成了高宗的心腹大患。于是他与秦桧沆瀣一气，谋害岳飞，留下了千古骂名。及至孝宗即位才为岳飞平反昭雪，英烈遗骸改葬在杭州岳王庙内的岳坟中。
今天我们流连于杭州西子湖畔的岳王庙中，会强烈感受到充盈这天地间的浩然正气，令人神清气定。岳坟四周古柏森森，庄严肃穆。在正面石柱上刻有“忠奸自古同冰炭，毁誉于今辨伪真”的对联。后人为了表达对陷害岳飞的奸臣贼子的愤恨，铸造了秦桧、秦妻王氏、张俊、万俟卨四个罪人的铁像，跪在墓阙之下。墓阙上有副楹联：“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人民群众以自己的方式来表现辨忠奸、明是非的民族品格。难怪古代有一位姓秦的游人见此情状，吟出了：“人从宋后少名桧，我在墓前愧姓秦”。
中國有很多地方都有岳王庙，大致上都表现这种“颂扬忠烈，鞭挞国贼”的格
局。建于明代的朱仙镇岳庙，庙门也有一副石刻楹联：“若斯里朱仙不死，知当日金牌北召，三字含冤，定击碎你这极恶滔天黑心宰相；郎比邻关圣犹生，见此间铁骑南旋，万民哭留，必保全我那精忠报国赤胆将军”。朱仙镇至今仍然保留有“烧秦桧”的习俗，每年阴历正月中，用砖头堆成秦桧状，架火焚烧，以示惩罚。
史评自有人心在。扶正压邪，涤浊扬清，扬我民族之浩然正气，这是任何一个正直的有识之士应有的史识良知。今天如果再有人要翻岳飞这个民族英雄的历史铁案，忠佞颠倒，指鹿为马，一定会被视为荒唐与可笑。然而，不幸的是，此等荒唐事在当今的史学界却并不鲜见，一些人热衷于美化秦桧一类人物，要秦桧站立起来，甚至连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也成了问题。如果按照这样一种所谓新的历史观，黑白可以颠倒，是非可以不分，忠佞可以不辨，那么，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爱国主义的旗帜，彪炳千秋的民族英雄，又有哪一样不可以摧之毁之呢？如果历史可以这样来写，我们的民族还能立得起来吗？人民是不可侮的，历史最终还是要按人民的意志来写的。我们要学会敬畏历史。敬畏历史，就是敬畏人民。
三
中华民族不但是勤劳、智慧的民族，而且也是热爱和平、酷爱自由的民族。它具有宽广的胸怀，海纳百川的品格。中国自古就有同世界人民友好交往的传统，善于吸纳世界文明的养分。值得称道的是，早在汉代就有张骞率使团两次通使西域，经今中亚、西亚一些国家，抵地中海东岸以至北非的“丝绸之路”，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与此同时，也形成了以番禺（今广州）为中心通往海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海上丝绸之路”。唐朝与域外文化交往空前活跃，如日本的遣唐使不绝于途；玄奘西行求法，历时十数年，行程五万里，历经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尼泊尔、印度等国家和地区，归来写成的《大唐西域记》成为研究他所到国家的重要史料。
以世界航海史为例，中国明代的郑和七下西洋，就是一次空前的和平友好之旅。
郑和祖上原居住西域，后移居云南，回族，信奉伊斯兰教。他幼年就从父辈那里获得不少海外知识，萌发了出海远航的志趣。明军征讨云南，郑和被俘，后成为朱棣燕王府的小太监。他跟随燕王出征多次立功，晋升为“三宝太监”。当明成祖决定组织船队下西洋，便授予郑和统帅的职务。西洋，是当时对加里曼丹岛以西海域的统称。
郑和受命后，1405年7月从福建五虎门第一次出海，到1433年为止，曾先后七次率领船队出使远航。前后参加远航的有208艘船，最大的船可容纳1000多人，船上载有各类人员27500多人；七次出航前后达到10万多人。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支航海船队。船上装满了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铁器、金银和铜钱，用来换取外国的象牙、香料、染料、药材，所以这支船队又称“宝船”。这支雄壮威武的船队，航行在惊涛骇浪之中，历尽艰险，前后到达了广大的东南亚、南亚、东非沿岸约30个国家和地区。保存至今的《郑和航海图》（现存世界第一本航海图，共20页），就收录了530多个地名，可见航行区域之广、规模之大了。随同郑和航海的一些官员，写下了不同航次沿途见闻的《星槎胜览》（费信）、《瀛涯胜览》（马欢）、《西洋番国志》（巩珍）等，以及郑和第七次出航前，在福建长乐县南山寺立的“天妃灵应碑”，记载了前六次出航的时间和经历，这些都为“七下西洋”的航海壮举留下了翔实可靠的史料。 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反映了当时很高的航海水平。以远航的船只设计来说，其大型船只长达150多米，宽60多米，船体深12米，载重量达到1000吨左右，甲板面积有9000平方米，相当于一个半足球场，有九根桅杆上挂12张帆，这在今天也是大型木制船只，有比较成熟可靠的导航能力。这时郑和不但能够更好地运用指南针技术，而且能够熟练地通过观察潮汐、海流和季风等技术，并掌握物标导航、天文定向等复杂的航海技术。像利用“牵星术”定位，即在夜间行驶时通过观察星斗的位置，参照水罗盘的指向，来保持航向，这是保证航海安全的一个重要方法。在统率领航的组织技术上，在没有现代通信技术的情况下，能够协调这支庞大的船队，保持它们之间的距离、航向，做到相互配合，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表现了相当高超的指挥才能。
在人类航海史上，被认为著名的，如1492年哥伦布率西班牙三只帆船横渡大西洋，发现了美洲新大陆；1497年达·伽马率葡萄牙的船队绕过好望角，穿越印度洋，到达印度西海岸；1522年麦哲伦率西班牙船队，完成人类第一次环球航行。实际上，郑和七下西洋也是人类航海史上的一次壮举，他第一次航行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87年，比达·伽马发现新航路早93年，比麦哲伦到达菲律宾也早116年。特别是上述大航行都有殖民扩张的目的，留下了杀戮土著人民、毁人家园、夺人土地的罪恶记录。郑和七下西洋，是友好的商贸往来，是和平之旅；没有掠夺财富，没有杀戮殖民，是海洋文明之旅。时至今日，在东南亚一些国家还流传着“三宝太监下西洋”的一些佳话、遗迹。如印度尼西亚有三宝井、三宝巷、三宝墩、三宝洞；马来西亚有三宝山、三宝塔、三宝宫；爪洼岛上有三宝祠堂。在斯里兰卡科伦坡博物馆，保存了一块石碑，碑文有中文、泰米尔文、波斯文三种文字，记载了郑和1409年的第二次下西洋到达斯里兰卡（当时称锡兰山）时，向寺院布施物品的盛况。人们怀念这位伟大的航海家，和平的使者。
600多年前，郑和下西洋的路线，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历史经验的启示。它不但生动反映了中华民族酷爱和平、珍惜友谊的开阔心胸，而且也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畏艰险、勇于开拓的进取精神。
但是，中华民族又具有维护国家尊严、从不屈服外国侵略势力的光荣传统。正如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所说：“中华民族决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为了民族自尊与人类正义，为了中国人一定要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决不让日本法西斯不付重大代价而达到其无法无天的目的。我们的方法就是战争与牺牲，拿战争对抗战争，拿革命的正义战对抗野蛮的侵略战。这种精神，我们民族的数千年历史已经证明，现在再来一次伟大的证明。”
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3.历史一再证明，“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61.无论是明代民族英雄戚继光、俞大猷率领沿海军民的抗倭（日本入侵者）斗争，还是清初民族英雄郑成功从荷兰殖民主义者手中收复宝岛台湾，都表现了我们民族同仇敌忾、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概。
作为邻国，日本对中国的觊觎、骚扰和入侵，由来已久。在明代，自从朱元璋洪武二年倭寇就开始入侵，成为威胁中国安全、掠夺中国人民财富的重要外患，它几乎与明代的历史相始终。
公元4世纪中叶，日本开始成为统一的国家，称为大和国。12世纪末，日本进入由武士阶层掌管实权的“幕府时代”。日本同明朝原有入贡关系，实际上是两国政府之间的交换关系。日本固有的狭隘的岛国心理、武士道精神和商业资本的发展，使之对外扩张的欲望愈来愈膨胀。利用明朝政权建立不久、尚未巩固之机，倭寇开始在山东一带入侵。据《明史》记载，洪武四年，日本一面“遣其僧祖来奉表称臣，贡马及方物”；一面倭寇掠温州，继之掠海盐、澉浦，以至福建海上诸郡等地。到了嘉靖年间（公元1553年至1564年），倭寇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极为猖獗的入侵活动。诸如，（嘉靖）“三十二年三月，汪直勾诸倭大举入寇，连舰数百，蔽海而至。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三十三年正月，自太仓掠苏州，攻松江，复趋江北，薄通、泰。四月陷嘉善，破崇明，复薄苏州，入崇德县。六月，由吴江掠嘉兴，还屯柘林。纵横来往，若入无人之境。”三十四年九月，“时贼势蔓延，江、浙无不蹂躏。新倭来益众，益肆毒，每自焚其舟，登岸劫掠。自杭州北新关西剽淳安，突徽州歙县，至绩溪、旌德，过泾县，趋南陵，遂达芜湖。烧南岸，奔太平府，犯江宁镇，径侵南京。”这样的记载，《明史》中屡见不鲜。倭寇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和后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侵华战争并无二致。这时倭寇采取的攻势，是由北而南，由沿海而内地，地域遍及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乃至长江腹部的安徽，无不遭到蹂躏；其中尤以浙江、福建受害最深。
但是，中國是一个富有爱国主义传统的国家。在明代，从倭寇入侵开始，中国人民的抗倭斗争就没有停止过，出现了一批如俞大猷、戚继光、刘显等抗倭名将。像戚继光于嘉靖年间在浙江抗倭，他鉴于明军素质不良，军纪松懈，难以担负起抗倭重任，遂在义乌招募农民和矿工4000余名，经过严格训练成为著名的“戚家军”，在沿海地区大胜倭寇。后两度入闽，主持军务，连破倭寇在福建沿海的一些巢穴，倭寇主力被消灭殆尽，解除了福建的倭患。戚继光虽屡建奇功，终遭排斥革职。但人民没有忘记这位民族英雄，在今天福州城内的于山上仍保留有庄严肃穆、典雅明净的戚公祠，供人瞻仰；当年戚继光征讨倭寇行军食用的干粮，也被命名为“光饼”、“征东饼”，成为流传至今的福建名小吃。人民群众就是以这种方式弘扬爱国精神的。
历史的教训警示后人，是值得我们永远记取的。从明代的倭患可以折射出日本由来已久的对中国的侵略野心，记载了它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罄竹难书的罪行。中国人民是十分宽厚的，不记旧仇、不算旧账。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以人道主义精神对待和改造日本战犯，放弃日本的战争赔款，善待和抚养日本遗孤，但这一切都感动不了安倍一类的军国主义幽灵，死不认账。对待历史的错误态度及其所作所为，极有可能使这个战争策源地死灰复燃，这是值得世人警惕的。
（编辑：燕霞）
[关键词] 文化传统；民族精神；继承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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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他说：“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道德的力量也是无穷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58.这对于我们今天正确对待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历史悠久，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在毛泽东看来，一部中国历史，“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所以，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622623.他把这称之为“中华民族开化史”，这个开化史，是包括发达的农业、手工业以及在这个基础上所达到的高度的文明成就。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孕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滋润着世世代代中华儿女的心田。近些年来，有的学者以所谓和合精神来概括我国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这实际上是反映了以儒家为中心的思想，是有失偏颇的。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是十分丰富的，它是以勤劳勇敢、艰苦奋斗、与天争胜、热爱家国、热爱和平和和勇于反抗黑暗勢力而著称于世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我们更要善于从优秀文化传统中吸取精神力量，防止因片面概括而产生的流弊。
一
在远古时代，人类尚未有文字，因而多以神话传说的形式，曲折地反映对历史的记忆。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些神话传说也会折射出一个民族的特质、品格和愿望，有值得后人学习和弘扬的积极因素。
在中国，上古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可谓是家喻户晓。现代科学证明，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在冰川晚期，随着气候转暖曾经出现过全球性的洪水泛滥。在世界许多民族远古流传的神话、传说中，都有对这次大洪水的记忆。在欧洲各民族流传的神话、传说中，无论是《圣经·创世记》关于“诺亚方舟”的记载，还是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的儿子杜卡里翁依照父亲的指示制造方舟逃生，都把这次大洪水说成是上天对人类的惩罚，都是为逃避灾难求得生存。而中国反映这次洪水灾难的大禹治水，则表现了与天抗争、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正是这种精神，铸造了中华民族之魂。
在中国古籍中，也有关于这次大洪水的记载。如《尚书·尧典》：“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意思是说，洪水为害，它已经浩浩荡荡地包围着山并且淹没了部分的丘陵。《孟子·滕文公下》：“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这也大多是从自然灾难上描述的，并不涉及上天惩罚之说。关于大禹其人和治水事迹，《史记》等许多古籍中多有追记。在中国上古传说中，有合称“五帝”的黄帝、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据考证，“帝”字的古义是审查、审定，帝是部落联盟事务的管理者，即部落联盟的领导人、联盟长。禹是他们的后继者，也是上古历史传说中最后一位联盟长。大禹在治水中所表现的顽强神勇、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则大多是通过神话的方式流传下来的。
大禹面对滔天洪水，民不聊生，痛下救民于水火的决心。他继承父亲鲧治水的精神，又接受他失败的教训，一方面填堵筑堤，一方面疏通导引。正是神话描述中的“导川夷岩，黄龙曳尾于前，玄龟负青泥于后。”大禹在治水中表现了他的严明军令，据传在驱逐兴风作浪、狂暴无比的恶神共工时，他大会诸神于会稽山，有一位身高三丈多的防风氏无故迟到，大禹即将他斩首示众，以示君命不可违。为了砍下这个高汉子的头，还专门筑了一道堤，让防风氏站在堤下，行刑者在堤上才能把他的头砍下。对于这次与共工的恶战，《荀子·成相篇》记载了这个传说：“禹有功，抑下鸿，辟除民害逐共工”。在这些神话传说中，留下了大禹疏通导引治水的丰功伟绩。比如，说大禹治理淮河，三上桐柏山，终于把淮河水导入大海。又如，大禹治理长江，先要凿开三峡，他用斧头劈，不能奏效，又命神牛用头角撬，牛角撬弯了也无能为力；后来他用巨大的凿子开山，轰鸣之声震天响，继之又命火神把山石烧得粉碎，终于成为今天的三峡水道。再如，大禹从青海积石山开始疏导黄河，据说当时龙门山和吕梁山相连，堵住了黄河的去路，他用神力把龙门劈为两半，使河水从峭壁间通过，这就是今天的龙门。所以，《庄子·天下篇》说：大禹“堙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洲”，治理了“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
传说中的大禹多是表现他过人的神力，但其中也无不透露出他的无私忘我、艰苦卓绝的伟大品格。《庄子·天下篇》说：“禹亲自操槁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擳疾风，置万国”。他得了“偏枯”的毛病，走起路来十分艰难。他为治水常常是“昼不暇食，夜不暇寝”。传说中，他“劳身焦思，七年闻乐不听，过门不入，冠卦不顾，履遗不蹑。” 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有“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的记述，成为千古美谈。
大禹治水的成功，使他自然成为帝舜的传人，被推举为联盟长。他在位时，致力于修治农田水利，恢复农耕，并加强武力以抵御外部的侵入，继续为华夏建功立业。
伟哉大禹，千古传颂。早在春秋时期成书的《左传》就发出“美哉大禹，明德远矣”的赞誉。《汉书》说：“禹治水，百姓罢劳；成功既立，万世赖之”。唐代明君李世民到三门峡考察水利时，感慨系之，在石壁上刻下一首对大禹的颂辞：“仰登砥柱，北望龙门，芒芒禹迹，浩浩长春”。诗人李白游览黄河时也写下脍炙人口的《公无渡河》一诗，赞叹道：“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波滔天，尧咨嗟。大禹理百川，儿啼不窥家。杀湍堙洪水，九洲始桑麻”。 大禹治水的传说世世代代流传下来，铸造了中华民族的“民族魂”，它为多少英雄儿女所继承、所弘扬，创造出独领风骚的中华文明。今天，我们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伟业中，是多么地需要这种“民族的脊梁”。
二
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凝聚力，我们的国家在历史上虽经历动荡但始终保持统一的发展趋势，中华文明在世界古代文明中是唯一能够延续至今并保持自己活力的一个体系，这其中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有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生活的，乃至地理环境等多种因素促成的；但不可否认，这是同我们民族具有一种深刻的忧患意识相联系的。这种忧患意识，在我们民族富有特色的文化精神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像在《周易》这部元典中，《易传》就把《易经》概括为：“其辞危”。就是说有危机感，有忧患意识。这时的忧患意识还主要表现为忧君、忧位，因为“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所以在《易经·否卦·爻辞》中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的说法。苞桑，喻指根深柢固。孔颖达注：“凡物系于桑之苞本，则牢固也。”看到了如果基础不牢固就会导致国家危亡。到了孔子那里，忧患意识则主要表现为忧“道”，忧虑尧、舜、禹、汤、周的道统中断，所以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说法。儒家学说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孟子，则明确提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这就是说，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忧患意识，没有敌国观念，这个国家就会被灭亡。正是出于这种忧患意识，他提出了“君轻民贵”的主张。他劝齐宣王要“乐民之乐也，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要“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当然，古代的这种民本思想，还不能超出以君主为本位的历史局限，但它毕竟把忧患意识引向了忧国忧民，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深化了。当然，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忧患内涵，但其共同的一点，就是表现为：心系国家安危，情牵黎民百姓。这种忧患意识使中华民族有荣辱与共、患难与共的情怀，有无以为国、何以家为的先国后家的高尚风格，有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行为准则。这种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精神，铸造了多少风流人物的崇高抱负和追求。这种忧患意识，有助于我们民族形成无法分割、分离的整体认同感，孕育了深刻的爱国思想，成为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各族人民友好相处的强大的精神纽带。这种体现家国相融、命运相依的整体观念和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是值得后世发扬光大的。
在中国历史上，屈原是第一个诗人。他他生活在楚怀王时期。这时的楚国如《战国策》所述：“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屈原作为一位善于治乱的政治家，一度得到楚怀王的信任，官至三闾大夫和左徒（相当于副宰相）。他锐意革新，对内主张举贤授能，改革吏治，限制旧贵族的利益，为国家的强盛立法；对外主张联齐抗秦，收复失地，并曾两次出使齐国。在屈原的改革治理下，楚国的内政和外交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国家的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旧贵族势力不满屈原的强国措施，横加指责诬陷，离间他和楚怀王的关系。昏庸的楚怀王从此疏远屈原，使他无法施展爱国的抱负。屈原不畏强贵，力谏怀王不要听信奸佞之言，结果却遭到被放逐的更严历的惩罚。
屈原一生坎坷，先后被楚懷王和楚襄王父子两次放逐。他面对流放之地“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的恶劣环境，不改他对于祖国命运不能须臾忘怀之深情。他虽然一直在极度痛苦的孤独生活中煎熬，仍明确表示：“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这就是说，不管自己如何贫困潦倒，都不会向龌龊的世俗低头，要把自己热爱祖国、坚守理想之心志坚持到底。据传，他在流放地多少年来反复行走，但都不肯越出国境一步，以表示对自己祖国的挚爱和忠贞之情。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是很精辟的确论。这时屈原不但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而且对下层社会和人民有了更多的了解，对国家的现实和未来也有了更加深刻的思考，于是，他通过大量的诗作抒发自己内心的感受，表达他对祖国和人民命运的无限关切，也表达自己高尚的情操和政治理想。他流传后世的诗作有25篇左右，主要的代表作有《离骚》、《天问》、《九歌》、《九章》等。这些作品，思想内容深刻，艺术想象力丰富，文采缤纷而富有个性，是不朽的浪漫主义诗篇。
《离骚》是一篇政治抒情长诗，长达373句，2490字，是我国古典诗歌中最长的一首抒情诗。离骚，遭遇忧患的意思。在这篇长诗中，诗人以丰富的想象和巧妙的借喻，抒写了炽热的爱国情怀和孤独无慰的悲痛心境。他为了实现心目中的理想，发出了这样的呐喊：“余固知骞骞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这就是说，虽然明知忠谏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但为了国家的前途而不能不说；我不怕自己面临的厄运，怕的是国家社稷的危亡。他怒斥奸佞群小：“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是他们把国家引上了绝路，“唯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他不顾自身遭受的危难，仍以天下苍生为念，“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诗中洋溢着对祖国至死不渝的感情，表现了诗人无比高洁的情操，“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历尽磨难而不改爱国报国之初衷，这是何等可贵的情怀！
当屈原得知秦军已大举攻入楚国，他不忍目睹国家灭亡、生灵涂炭，遂跳入波滔汹涌的汨罗江中，以死明志。相传，当屈原投江时，附近船民都纷纷驾舟营救，未能成功，船民们悲痛地唱着“何由渡湖”的歌离去。他们从此约定，每年五月初五都要举行竞渡的仪式；同时百姓还向江中投放竹叶包的糯米粽子，让鱼虾不要吞食屈原的遗体。千百年来祖国各地的人们都以赛龙舟和包粽子这种独特的方式，来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
屈原的事迹告诉我们，爱国是在历史积淀中生长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最深厚的感情，是对生我、育我的土地山川、故园草木和自己人民的真挚的眷念，是对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传统的认同与自豪；爱国，也渗透着理性的光芒，体现着对国家、民族的命运与前途的高度责任感和报国奉献精神。爱国主义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是中国各民族之间最强大的凝聚力，使各族人民亲密无间地团聚在祖国的大家庭中。像以布衣忧国而著称的杜甫，写出了“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这样感人肺腑的诗句；白居易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表达了对下层人民的无限同情。我们民族体现这种做人做事原则的思想财富是十分丰富的。像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贾谊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的“苟利天下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秋瑾的“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恃铁血主义报祖国”等等。读了这样的诗篇和用心用血写成的名言警句，一定会陶冶人的性情，从心底产生对美好理想的追求，会使我们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升华。这种凝聚着爱国思想的格言会转化为巨大的报国动力。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多少热血男儿，疆场赴命，卫国保家，马革裹尸，壮怀激烈。开国领袖毛泽东送爱子上前线，最后毛岸英英勇牺牲在异国他乡；陈毅元帅在示儿诗中表达的“祖国如有难，汝应作前锋”；开国大将陈赓在抗击日军的戎马倥偬中还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下了“忠于民族、孝于国家”的誓言，这些都体现了这种优秀的爱国主义传统。这是中华民族能够历经磨难而不衰，在凤凰涅磐中再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值得后世永远继承和发扬光大的。 爱国主义精神世代延续，它象长江大河源远流长，宽阔浩荡，永不止息，激励他们阔步向前。在这伟大的爱国精神面前，那一小撮卖国求荣、认贼作父的民族败类，显得是那样的渺小、卑劣。正因为这样的，爱国还是卖国成为评价、褒贬历史人物的一条重要标准，也是衡量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准则。千百年来岳飞成为备受人们崇敬的英雄人物，就强烈地体现了这种鲜明的是非评价的标准。
岳飞是南宋抗金名将。他一生以“迎二圣归京阙，取故地上版图”为志向，如其《满江红》一词所表达的：“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公元1140年（宋高宗绍兴十年），岳飞在河南郾城一带大破金朝完颜宗弼（兀术）军，随后又在朱仙镇大获全胜。朱仙镇大捷，直接威胁到40余里外的开封城。这时金朝人心军心动摇，完颜宗弼也打算从开封撤退。正当岳飞准备直捣黄龙府、收拾旧山河的大好之机，南宋朝廷竟以十二道金牌逼迫岳飞撤军。中原百姓成群结队阻拦、痛哭，岳飞顿足长叹：“十年之功，毁于一旦！”岳飞班师后不久，即被秦桧以“谋反”罪逮捕入狱。审讯时，岳飞撕裂衣服，袒露后背，现出岳母针刺的“精忠报国”四个字，主审的秦桧门徒、御史中丞何铸也受到良心谴责，终不肯为岳飞定罪。秦桧不得不改换万俟卨主审，最后竟安上“莫须有”的罪名致使岳飞被害而致死。临刑前，岳飞无限悲愤地在狱案上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八个大字。
制造这起弥天冤案，除了秦桧之外，还有一个关键性人物，这就是南宋高宗赵构。北宋灭亡后，赵构以康王身份承继皇位，偏安东南一隅，全然不以国家社稷为念，生怕收复北地使被金兵掳去的徽、钦二帝回朝，自己的皇位就保不住了。他不惜甘心媚外，充当金朝的儿皇帝。而岳飞的“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的凌云壮志，就成了高宗的心腹大患。于是他与秦桧沆瀣一气，谋害岳飞，留下了千古骂名。及至孝宗即位才为岳飞平反昭雪，英烈遗骸改葬在杭州岳王庙内的岳坟中。
今天我们流连于杭州西子湖畔的岳王庙中，会强烈感受到充盈这天地间的浩然正气，令人神清气定。岳坟四周古柏森森，庄严肃穆。在正面石柱上刻有“忠奸自古同冰炭，毁誉于今辨伪真”的对联。后人为了表达对陷害岳飞的奸臣贼子的愤恨，铸造了秦桧、秦妻王氏、张俊、万俟卨四个罪人的铁像，跪在墓阙之下。墓阙上有副楹联：“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人民群众以自己的方式来表现辨忠奸、明是非的民族品格。难怪古代有一位姓秦的游人见此情状，吟出了：“人从宋后少名桧，我在墓前愧姓秦”。
中國有很多地方都有岳王庙，大致上都表现这种“颂扬忠烈，鞭挞国贼”的格
局。建于明代的朱仙镇岳庙，庙门也有一副石刻楹联：“若斯里朱仙不死，知当日金牌北召，三字含冤，定击碎你这极恶滔天黑心宰相；郎比邻关圣犹生，见此间铁骑南旋，万民哭留，必保全我那精忠报国赤胆将军”。朱仙镇至今仍然保留有“烧秦桧”的习俗，每年阴历正月中，用砖头堆成秦桧状，架火焚烧，以示惩罚。
史评自有人心在。扶正压邪，涤浊扬清，扬我民族之浩然正气，这是任何一个正直的有识之士应有的史识良知。今天如果再有人要翻岳飞这个民族英雄的历史铁案，忠佞颠倒，指鹿为马，一定会被视为荒唐与可笑。然而，不幸的是，此等荒唐事在当今的史学界却并不鲜见，一些人热衷于美化秦桧一类人物，要秦桧站立起来，甚至连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也成了问题。如果按照这样一种所谓新的历史观，黑白可以颠倒，是非可以不分，忠佞可以不辨，那么，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爱国主义的旗帜，彪炳千秋的民族英雄，又有哪一样不可以摧之毁之呢？如果历史可以这样来写，我们的民族还能立得起来吗？人民是不可侮的，历史最终还是要按人民的意志来写的。我们要学会敬畏历史。敬畏历史，就是敬畏人民。
三
中华民族不但是勤劳、智慧的民族，而且也是热爱和平、酷爱自由的民族。它具有宽广的胸怀，海纳百川的品格。中国自古就有同世界人民友好交往的传统，善于吸纳世界文明的养分。值得称道的是，早在汉代就有张骞率使团两次通使西域，经今中亚、西亚一些国家，抵地中海东岸以至北非的“丝绸之路”，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与此同时，也形成了以番禺（今广州）为中心通往海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海上丝绸之路”。唐朝与域外文化交往空前活跃，如日本的遣唐使不绝于途；玄奘西行求法，历时十数年，行程五万里，历经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尼泊尔、印度等国家和地区，归来写成的《大唐西域记》成为研究他所到国家的重要史料。
以世界航海史为例，中国明代的郑和七下西洋，就是一次空前的和平友好之旅。
郑和祖上原居住西域，后移居云南，回族，信奉伊斯兰教。他幼年就从父辈那里获得不少海外知识，萌发了出海远航的志趣。明军征讨云南，郑和被俘，后成为朱棣燕王府的小太监。他跟随燕王出征多次立功，晋升为“三宝太监”。当明成祖决定组织船队下西洋，便授予郑和统帅的职务。西洋，是当时对加里曼丹岛以西海域的统称。
郑和受命后，1405年7月从福建五虎门第一次出海，到1433年为止，曾先后七次率领船队出使远航。前后参加远航的有208艘船，最大的船可容纳1000多人，船上载有各类人员27500多人；七次出航前后达到10万多人。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支航海船队。船上装满了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铁器、金银和铜钱，用来换取外国的象牙、香料、染料、药材，所以这支船队又称“宝船”。这支雄壮威武的船队，航行在惊涛骇浪之中，历尽艰险，前后到达了广大的东南亚、南亚、东非沿岸约30个国家和地区。保存至今的《郑和航海图》（现存世界第一本航海图，共20页），就收录了530多个地名，可见航行区域之广、规模之大了。随同郑和航海的一些官员，写下了不同航次沿途见闻的《星槎胜览》（费信）、《瀛涯胜览》（马欢）、《西洋番国志》（巩珍）等，以及郑和第七次出航前，在福建长乐县南山寺立的“天妃灵应碑”，记载了前六次出航的时间和经历，这些都为“七下西洋”的航海壮举留下了翔实可靠的史料。 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反映了当时很高的航海水平。以远航的船只设计来说，其大型船只长达150多米，宽60多米，船体深12米，载重量达到1000吨左右，甲板面积有9000平方米，相当于一个半足球场，有九根桅杆上挂12张帆，这在今天也是大型木制船只，有比较成熟可靠的导航能力。这时郑和不但能够更好地运用指南针技术，而且能够熟练地通过观察潮汐、海流和季风等技术，并掌握物标导航、天文定向等复杂的航海技术。像利用“牵星术”定位，即在夜间行驶时通过观察星斗的位置，参照水罗盘的指向，来保持航向，这是保证航海安全的一个重要方法。在统率领航的组织技术上，在没有现代通信技术的情况下，能够协调这支庞大的船队，保持它们之间的距离、航向，做到相互配合，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表现了相当高超的指挥才能。
在人类航海史上，被认为著名的，如1492年哥伦布率西班牙三只帆船横渡大西洋，发现了美洲新大陆；1497年达·伽马率葡萄牙的船队绕过好望角，穿越印度洋，到达印度西海岸；1522年麦哲伦率西班牙船队，完成人类第一次环球航行。实际上，郑和七下西洋也是人类航海史上的一次壮举，他第一次航行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87年，比达·伽马发现新航路早93年，比麦哲伦到达菲律宾也早116年。特别是上述大航行都有殖民扩张的目的，留下了杀戮土著人民、毁人家园、夺人土地的罪恶记录。郑和七下西洋，是友好的商贸往来，是和平之旅；没有掠夺财富，没有杀戮殖民，是海洋文明之旅。时至今日，在东南亚一些国家还流传着“三宝太监下西洋”的一些佳话、遗迹。如印度尼西亚有三宝井、三宝巷、三宝墩、三宝洞；马来西亚有三宝山、三宝塔、三宝宫；爪洼岛上有三宝祠堂。在斯里兰卡科伦坡博物馆，保存了一块石碑，碑文有中文、泰米尔文、波斯文三种文字，记载了郑和1409年的第二次下西洋到达斯里兰卡（当时称锡兰山）时，向寺院布施物品的盛况。人们怀念这位伟大的航海家，和平的使者。
600多年前，郑和下西洋的路线，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历史经验的启示。它不但生动反映了中华民族酷爱和平、珍惜友谊的开阔心胸，而且也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畏艰险、勇于开拓的进取精神。
但是，中华民族又具有维护国家尊严、从不屈服外国侵略势力的光荣传统。正如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所说：“中华民族决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为了民族自尊与人类正义，为了中国人一定要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决不让日本法西斯不付重大代价而达到其无法无天的目的。我们的方法就是战争与牺牲，拿战争对抗战争，拿革命的正义战对抗野蛮的侵略战。这种精神，我们民族的数千年历史已经证明，现在再来一次伟大的证明。”
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3.历史一再证明，“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61.无论是明代民族英雄戚继光、俞大猷率领沿海军民的抗倭（日本入侵者）斗争，还是清初民族英雄郑成功从荷兰殖民主义者手中收复宝岛台湾，都表现了我们民族同仇敌忾、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概。
作为邻国，日本对中国的觊觎、骚扰和入侵，由来已久。在明代，自从朱元璋洪武二年倭寇就开始入侵，成为威胁中国安全、掠夺中国人民财富的重要外患，它几乎与明代的历史相始终。
公元4世纪中叶，日本开始成为统一的国家，称为大和国。12世纪末，日本进入由武士阶层掌管实权的“幕府时代”。日本同明朝原有入贡关系，实际上是两国政府之间的交换关系。日本固有的狭隘的岛国心理、武士道精神和商业资本的发展，使之对外扩张的欲望愈来愈膨胀。利用明朝政权建立不久、尚未巩固之机，倭寇开始在山东一带入侵。据《明史》记载，洪武四年，日本一面“遣其僧祖来奉表称臣，贡马及方物”；一面倭寇掠温州，继之掠海盐、澉浦，以至福建海上诸郡等地。到了嘉靖年间（公元1553年至1564年），倭寇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极为猖獗的入侵活动。诸如，（嘉靖）“三十二年三月，汪直勾诸倭大举入寇，连舰数百，蔽海而至。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三十三年正月，自太仓掠苏州，攻松江，复趋江北，薄通、泰。四月陷嘉善，破崇明，复薄苏州，入崇德县。六月，由吴江掠嘉兴，还屯柘林。纵横来往，若入无人之境。”三十四年九月，“时贼势蔓延，江、浙无不蹂躏。新倭来益众，益肆毒，每自焚其舟，登岸劫掠。自杭州北新关西剽淳安，突徽州歙县，至绩溪、旌德，过泾县，趋南陵，遂达芜湖。烧南岸，奔太平府，犯江宁镇，径侵南京。”这样的记载，《明史》中屡见不鲜。倭寇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和后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侵华战争并无二致。这时倭寇采取的攻势，是由北而南，由沿海而内地，地域遍及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乃至长江腹部的安徽，无不遭到蹂躏；其中尤以浙江、福建受害最深。
但是，中國是一个富有爱国主义传统的国家。在明代，从倭寇入侵开始，中国人民的抗倭斗争就没有停止过，出现了一批如俞大猷、戚继光、刘显等抗倭名将。像戚继光于嘉靖年间在浙江抗倭，他鉴于明军素质不良，军纪松懈，难以担负起抗倭重任，遂在义乌招募农民和矿工4000余名，经过严格训练成为著名的“戚家军”，在沿海地区大胜倭寇。后两度入闽，主持军务，连破倭寇在福建沿海的一些巢穴，倭寇主力被消灭殆尽，解除了福建的倭患。戚继光虽屡建奇功，终遭排斥革职。但人民没有忘记这位民族英雄，在今天福州城内的于山上仍保留有庄严肃穆、典雅明净的戚公祠，供人瞻仰；当年戚继光征讨倭寇行军食用的干粮，也被命名为“光饼”、“征东饼”，成为流传至今的福建名小吃。人民群众就是以这种方式弘扬爱国精神的。
历史的教训警示后人，是值得我们永远记取的。从明代的倭患可以折射出日本由来已久的对中国的侵略野心，记载了它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罄竹难书的罪行。中国人民是十分宽厚的，不记旧仇、不算旧账。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以人道主义精神对待和改造日本战犯，放弃日本的战争赔款，善待和抚养日本遗孤，但这一切都感动不了安倍一类的军国主义幽灵，死不认账。对待历史的错误态度及其所作所为，极有可能使这个战争策源地死灰复燃，这是值得世人警惕的。
（编辑：燕霞）